【編者按】

“刻舟求劍。只是船身的一道又一道愚人刻痕，我們想用它來找掉落時間大河里的某物。”

《求劍》是作家唐諾的全新散文集，23篇關于“年紀、閱讀、書寫”的思辯。逐漸步入暮年的唐諾把年紀這個視角加進每天的閱讀和書寫中，變為讀和寫的新視角。逐年增長的年紀，迫使書寫者時刻面對日益年輕的世界，最大好處是，書籍也跟著年輕起來，由此閱讀和書寫產生了一種從容跟得上的轉動，得以一步步揭露，深入作者希冀抵達之處。本文為該書第一篇，澎湃新聞經理想國授權發布。

有一天，我忽然清清楚楚意識到這個應該早就如此明顯的事實——我意識到，我面對著的是一個這么年輕的世界，并且仿佛回春，相對于我，這個世界只能一天比一天、每一樣事物不停止地更年輕起來。

我猜，這極可能就像吳清源發現圍棋新布局時的感覺，吳清源說他當時正泡在那種日式溫泉澡堂里，“宛如天公的啟示”，就是這一句話，一道光般讓他一下子纖毫畢露地、再無一絲懷疑陰影地看清楚早已如此明擺著的事實。從此，圍棋由原來的大正棋正式進入昭和棋，進入現代。

從此，我把這一全新的世界圖像，如同聽從瓦雷里的建言，“攜帶在身上”——這是我閱讀和書寫的新布局。

也就是說，從那一刻起，我把年紀這個（其實還不斷在前行、變化的）東西加進我每天的閱讀和書寫里，是我讀和寫的新視角，以及更實體更遍在的，是新元素，每一個思維每一段文字之中都有它；而且，正因為年紀是穩定前行的，它因此給了閱讀和書寫一種難以言喻的生動感、一種你從容跟得上的轉動，好像每一次都多揭露一點點，更探入一點點。

這應該是近年來在我身上所能發生最好的事，抵消身體衰老的種種難受還有余。

前些時，《紐約時報》登出來一篇帶著輕輕憂慮和告誡之感的頗有意思的文章，講我們當前的世界是個“太多年輕人”的世界，包括硬碰硬的人口統計數字，比方像印度這樣人們仍生個不停的大國（原是為著對抗大自然的古老生存傳種策略），這背反了我們活在臺灣地區，在所謂已開發地區“太多老人”、已成沉重威脅的事實。但全球性的視角及其統計顯示出另一側更大規模的真相，換句話說，人口還在增加，人類世界猶在加重試探我們這顆藍色小行星的承受能耐不休。

但我說的年輕世界不是指這個，我的年輕化世界只是來自我的年紀，這個只進不退的東西，它在某一天抵達了某個臨界點，浮上來了，以至于，比方說早晨坐咖啡館書寫時，我發現自己總是置身于一堆年輕人及其年輕的話題之中，從顧客到店員；閱讀時，也不常再遇見年紀大于我的人了，包括書中的主人物和其書寫者——年輕的容顏，年輕式的想事情方式，年輕的欲求、判斷、憂懼、決定和其茫然，他們最常態性出錯的是對老年和死亡的猜想和描述，有時候我幾乎忍不住插嘴（當然僅限于我一人讀書時，我愈來愈少和活人爭辯），不是的，你講的未來不會那樣子發生，冷冷等在你們面前的不是如此，你這么做不可能得到那種結果，等你年紀走到那一刻你想的不會是這些，等等，只因為，這是一再發生過的、驗證過的，不管你多不想要、多不想知道。

不只人，還有其他包括動物植物（臺北市貓狗常見，近些年友善起來大量增加如觀光客的是大大小小各種鳥，還有松鼠、蜥蜴、烏龜等等），以及無生命的物體物品。我攜帶著這一發現如帶著一張新地圖四下行走，很輕易就看（比對）得出它們的各自來歷（以及一部分的未來可能命運），知道眼前這些絕大多數都是很年輕的、晚到的，舉凡行道樹、交通工具和馬路、大樓、商家和商品，以及其間人們的行為方式、習慣、姿態和神情。其中，最年輕晚到的總是一些小店家（比方小咖啡館），我甚至說得出它們何時開的店，也說得出它們大約何時會消失，一個月后、半年后云云，這是比較令人悲傷的部分，這樣開店的通常是年輕人，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的錢，虛擲只換來沮喪的生命時間，純浪費的異想天開夢想，我往往打開始就知道這必死無疑，唯無從勸阻。

還有，我現在猶居住的老屋子，已老得廢墟化了，以至于周遭短短幾十米巷道，近些年幾乎沒安靜停工的沉睡日子，總是這家沒修補完又一家，魚鱗式疊瓦式地進行。但仔細算，這是一九七一年、第二個辛亥年蓋的，峻工交屋同時隧道才打通啟用，也許因此才命名為緬懷先人的辛亥隧道吧（那是一個會要你記住較多東西的年代），然而一九七一年，我已存在這個世界很久很久了，再稍后，朱天心在這里寫了她的第一本小說集《昨日當我年輕時》。

之前，也許是當它們是某種生命背景的緣故，自自然然結合著亙古的太陽、月亮和滿天星辰，以及山脈河流云朵，我總不加查究地把這一切都看成原有的、既在的而且一體成形的東西，我自己則是“闖入者”，且過客般會早一步只身離開如《魯拜集》詩行里說的那樣（且不管究竟會是何種方式），打擾的、異質的、移動不穩定的是我，會像卡爾維諾說的加進我再減去我。但現在，這恒定的、連綿的世界景觀分解開來了如莊子口中的那頭牛，各自單獨成物、成生命，是組合起來的，彼此之間有很大縫隙，也呈現出前后縱深；它們各有來歷，不站在同一時間平面上，也長短不一聽天由命（屠格涅夫《羅亭》里那一句：“我們全都聽天由命。 ”）各自走向消逝，這也是臨時的、偶然的，因此想必也很脆弱的搭建，或者說是我觀看者角度的不知不察錯覺而已，如同我們把彼此相隔不曉得多少光年遠的星球看成同一個星體組合，一種星象，一個神，合起來決定著我們人生福厄生死。如今，我已可以分別地、單獨地一個一個看它們想它們，如今的我比較準確。

一般，我們會把無生命的物件想成比我們自身持久，好像說沒有生也就不會有死，這泰半仍是錯覺，以及一小部分系源自一個古老的、物件往往一代代繼承使用的已消逝記憶。于此，弗吉尼亞·伍爾夫是極敏感的，她的太過敏感也令她容易感覺衰弱和提前蒼老并趨近死亡。伍爾夫參觀小說家夏洛蒂·勃朗特紀念館時有點激動，遂如此纖細地寫下來：“她的鞋子和薄紗裙子比她還長壽。 ”——即便仍身處那樣一個人們并不輕易用壞丟棄東西、二手市集仍是假日節慶之地的年代和國家里，伍爾夫仍正確地感覺驚奇，并深知這非比尋常（“這些東西不應該放在這種死氣沉沉的地方，但若不是保存在這里，多半便只有湮沒的下場。”），只因為這些個人用品、衣服，還有鞋子“照例先于用過它們的那個軀體消亡”。

伍爾夫人敏感到自己負荷不住，身體或心里某一根細線時時屆臨繃斷。她當時應該才三十幾歲，五十九歲自殺而死，當然算早逝，非常非常可惜。

樹亦如此。我說，樹必定就是城市里面永遠最好看的東西，沒有之一；我相信莊子若活在今日城市里也必定這么說，他是那個樹還毫不值錢、樹猶是人生存障礙、砍樹沒道德問題的遠昔時代最喜歡樹的人，他的此一睿智和心思悠閑是很驚人的，提前人類真的太多了。莊子談論樹的樂呵呵方式仿佛是正抬頭看著某一株遠比我們年紀都大的大樹，拍拍它，摸它。

當然，他所說的樹都是不可思議長存的，活在某個大時間里。

我強烈到自知是偏見的看法是，世間從來沒有任一幢建筑物美麗到、完整到可以單獨欣賞不出事的（除非只是封閉性的滿足于某種工匠技藝成果的欣賞和思索討論）。我這么說絲毫不帶著多余的寓意和那種故意拐彎抹角的“哲思”，也不是只指現代建筑而已，而是包括了所有已列為人類偉大遺產的古老教堂、皇宮、城堡、寺廟和神社。不植樹，不靠樹來正確地遮擋和填補，沒有一幢建筑不當場真相畢露地狼狽起來，線條總是太生硬、單調而且稀疏，仍只是“架子”，不會有足夠的生動感尤其稠密感。

然而，大多數樹種的天年其實都短于我們當前的人壽不是嗎？我們只是不容易察覺它們靜默的死亡和更生，并往往弄混了它們的群體和個體而已。況且，存活在城市里的樹想自然死亡又何其困難如古書里常說的“幸而得死”，人們總生得出各種莫名其妙的“必要理由”來害死它們，也因此，臺北市很明智地規定活超過五十年的樹就稱之為大樹、老樹，列入保護。五十歲？這么年輕，可又已這么稀罕珍貴，臺北市五十歲以上的人不滿街都是嗎？

京都著名的櫻景點哲學之道其實花已遲暮，老照片里那樣如滿天飛雪的懾人景象已不會重現了——染井吉野櫻的天年是六十歲，而且染井吉野櫻已無法自然繁殖了，原是演化里那種走錯了路、已該滅絕的物種（動物的馬也是），它得靠人來接枝育種（該有人去問問莊子，這算因為有用或無用才得以存活下來？），日本有這樣如吉野櫻守護者的工匠職人，仍是一個養活得了人的職業說明它的需求量，這些年極可能還多出了外銷訂單，連同櫻花祭一起輸出海外，知道這個讓我心情變得很好。

如同書寫此刻我看著敦化南路已有森林架勢的大樟樹群。

所以，在臺北市四下行走、站立、或坐下來，如今我看著的便多是這些年紀輕輕的樹、一株一株比我兒子謝海盟年紀小的樹，“比樹老，比山小”，所以這兩句開車回家的老歌詞是對的。

我想起來，我小學課本里有篇奇異的課文叫《仲夏之夢》，和只活五十二歲的莎士比亞完全無關，由一個披頭散發的怪老人講故事或講時間里發生和流逝的事給“我”這個小孩聽。末段，宛如天起涼風，溫煦的老人突然變臉狂笑，并從身體射出“綠色的彈子”把“我”從夏日午睡打醒，原來老人就是“我”睡它樹蔭里的大榕樹。這文章收得有點笨拙，又鬼氣森森，當場嚇哭了班上好幾個女同學（已經都是快六十歲的祖母了，她們不會還記得吧？）。物換星移，如今輪我來講臺北市從前種種給這些樹聽了（像辛亥路二段到復興南路那排年輕漂亮的楓香樹，你們自己曉得嗎？這里曾是三路公車總站，這班公車既經北一女又到建中，是當年我的高中同學們的神級公車，少量的戀愛故事和極其大量的綺夢幻想就在此車上發生），并囑咐它們得努力好好活著，盡管這么說并沒什么實質意義，只是一份心情——當我們說聽天由命，這是很感傷的話；但對于所有城市的樹，則僅僅是個事實而已，比方一次大臺風，或一任新市長及其麾下的都發局局長。

理論上，我絕非一覺醒來到今天這年紀的，“日歷日歷，掛在墻壁，一天撕去一頁，叫我心里著急”，這應該早早地、由弱而強地逐步察知才對，不是突如其來的發現。但這樣也許更好也說不定，我的遲鈍把這一察覺過程完整存留下來一次爆開，變得像是有事發生，因此不是結論關門，而是如棋局重開，帶著相當的熱度；是一種清清楚楚的知覺，不只被動地看，還要你有意識地尋求——像是自己身上攜帶著某種特殊光源（比方《犯罪現場調查》里用來顯現命案現場不可見血跡、精液或漂白水的光敏靈），走到哪里亮到哪里，世界極生動地仿佛就在眼前一寸一寸剝開、呈現、柳暗花明。

我還真喜歡整個世界以這種方式年輕起來、復活起來。我說過，這很可能就是近幾年來我所能發生最好的事（其他時候，就像卡爾維諾講的，你充其量只能希冀別再有壞消息、世界不持續變得更糟），或者說，根本沒事發生卻能變得更好。每個東西都輕巧地動了一下，忽然生出了新的光彩，有著不盡相同于過往的意思及其生命軌跡，或者說，變完整了，復原了它們各自的更完整模樣和內容，遂一一從群聚的、類化的扁平世界分離出來，跳入你眼睛里。更好的是，無責任也不被催趕，可以仔仔細細地、完全由自己決定時間長度地看、想、描述和沉淀反省，沒人理你，一種自在（這是人老的好事之一，不急于也不被要求趕赴未來，所謂“晚上的自由”）。《圣經 ·創世紀》所謂“眼睛就明亮了”（很有趣，這也是人第一宗、且是最沉重的永世不赦之罪，傳及子子孫孫成為詛咒），人眼睛的蒼茫疲憊不僅僅是生理性的如不可逆的黃斑病變，更多人更多時候是因為很長一段時日感覺沒東西可看了，沒再出現足夠讓人激動想講給別人也知道的書，沒幾個太值得等待所以必須一直盯住他的人，眼睛一直停滯于一種淡漠的、沒焦點的不良狀態。

最大規模明亮起來、豐饒起來的會是哪里？我的真實經驗是（這也符合我的猜想），仍是書籍，也全部跟著年輕起來的書，施了魔法也似的。現在，我相信自己過去讀它們時一定忽略了很重要的什么，我自己少了某些成分，從而少掉了某個很必要的視角和警覺，讓閱讀結果很不完整，而且可疑起來了，因此，每本像回事的書盡可能都該重新讀過才行——這有點像回到四十幾年前某個星期天早晨，我才剛搬家到臺北并第一次站在重慶南路上，傳說中的彼時重慶南路，人整個是空的，卻也像是個容器。當時的重慶南路書店一家挨著一家，一直伸到極目天際之處，眼前整個世界仿佛是用書鋪起來的。

稍微不同的是，這回我比較“不怕”了，也不容易上當，我喜歡它們的成分終于緩緩稍高于敬畏它們的成分，我能更精細地分辨，更知道如何讀所謂的“字里行間”、那些比文字更稠密的東西。

所以，不只重讀，而是很接近于重來——從此（二〇一五年伊始），我以每兩天左右一本書的速度持續前行（倒不鼓勵人們這么看書，不需要，我這多少是包含著某種工作成分，自覺性的，像昔日福樓拜為寫一部小說密集讀一千五百本書），我和書的一度漸凍關系看來完全醒過來了。

我尤其想好好再讀其中一些書，像是，卡爾維諾才寫成就死去的《帕洛馬爾》，一個不只進行文學實驗還不斷擴大文學實驗范疇和可能性的卡爾維諾，比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更感覺死亡已臨身更私密遺言的卡爾維諾，在如此有限的時間知覺的篩選下，他被迫想什么，覺得還可以想什么并以為可走多遠云云；像是，《博爾赫斯全集》的第三卷，這收存著他七十歲以后的詩和散文、演講詞，是一般人無意以及有意忽略甚至認為非博爾赫斯的博爾赫斯，也是不撐作品形式架子遂更去除了“虛張聲勢和言不由衷”的赤誠博爾赫斯；像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如此優雅退場的《苦妓回憶錄》，尤其，書寫彼時他應該已進入所謂老年癡呆的阿爾茲海默病世界，不該離去的，不該消失的，但他仍有剩下，而且剩下的依然如此沉靜地熠熠發光，仍這么美好無匹、有價值，也許我哪天也會那樣，我希望屆時我仍會記得這部奇妙的小說并記得我此時此刻的想法、感覺。

又像是，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六十六歲的作品），我的閱讀記憶告訴我這書不算“成功”，且讓人爽然若失的感覺有點“簡單”，以康德的思維規格，相較于《純粹理性批判》一路而來那個深奧、結實、一步也不跳過不分神不省略到壓垮人的康德（我還記得卡爾·雅斯貝爾斯講過極精準的一番話，大意是，讀康德，總覺得康德把他才給你的東西又拿回去了），可見鑒賞、判斷這一領域多么難，難想、難整理、難敘述、難解說、難以確信以及證實，包括對自己說和對別人說，每一步都困難而且又冒出來新的、近乎無解的困難。而鑒賞和判斷恰恰是我近年來最在意的，也是我的工作最無法閃躲的兩個大麻煩東西，我因此感覺自己不斷在遠離當下世界，鑒賞和判斷不應該、但難道最終只能是自娛嗎？

康德后來，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也進到那個如加西亞·馬爾克斯年輕時所說“死亡的遺忘”的世界。

還有，我愈來愈感覺我“欠”屠格涅夫一些什么，欠一讀，以及欠一點公道。

但比較不是《父與子》和《羅亭》（其實這兩部小說最適合在臺灣當前的年齡狀態下重讀），我想的是比方《貴族之家》和《獵人筆記》，以及他所有的發言包括散文、評論、演講和書信。像《獵人筆記》這本并不容易記住內容、遂也更難轉述的散文，此刻我馬上能想到的是，那個極詭異看見自己在眼前走過去的村婦，奇怪居然也記得她叫烏略娜（傳說，在俄歷十月底的所謂“普赦日”，你晚上坐教堂前室，會看到這一年內即將死去的人走在路上），這是那五個牧馬夜宿草原上、不睡覺煮著馬鈴薯吃的小男孩講的，鬼氣森森，當時，打獵迷途的屠格涅夫加入了他們，他躺著，幕天席地，在入睡前聽到了這個故事，或者說他做了個這樣的夢；也還記得屠格涅夫遇見了一個完全沒身份的人，不是農奴也不是自由民，而是在人類世界里不存在或說沒進來，不是智者而是生物那樣活著，直通百萬千萬年的上古時代；屠格涅夫還講過一個一生沒有過、也從沒用過一塊錢的人，靠大山靠森林靠水塘過活，完完全全的自然經濟，而這已經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帝國了（我相信，也許今天中國偌大土地的某角落仍有這樣的人）。但我心頭雪亮，屠格涅夫最好的地方并不在諸如此類的“尖子”，他甚至沒要把它們抓出來發展成小說，這里也許有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徘徊在文學作品和生命現場界線之間的判斷、猶豫和選擇（該不該把某人、某事某物“讓位”給小說，進入到某個較醒目可卻也不免“失實”“孤立”或不免稀薄的世界呢？）。屠格涅夫有一種早于自己年紀一大步、如閩南語說“先老著等”、提前進入老年的觀看世界方式、和世界相處方式，一種全景；吸納，而非大驚小怪；承受，而不輕易假設以免不知不覺離開。這樣的態度、這樣子的思維方式，不見得利于單篇的文學書寫，甚至于感覺妨礙的時候居多，人會遲疑，會同時逐太多兔而不得一兔，也會太誠實以至于不愿動用必要的文學特權文學詭計，會放棄原本可以一寫的作品云云。

屠格涅夫確實沒有真正耀眼的、那種光芒萬丈會讓人入魔的單篇作品（《父與子》勉強算是），從這點來看他確實不如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確信他是俄羅斯帝國這一排偉大書寫者中“程度”最好的一人（不僅僅是比較明智而已），也是最公正最完整的一個，在當時那樣一個風起云涌吵成一團不容易理清、仿佛人人急于只取一瓢飲的時代，我最信賴他的判斷，他正是這一團亂麻時代里我說的那一條準確的線，我總是小心翼翼拉動他這條線來嘗試解開這個糾結的時代。

而此時此刻，我重讀的則是夏多布里昂那一本“宛如從墳墓里傳回來的聲音”的《墓中回憶錄》，我感覺這才是我第一次讀懂它，我來到了墳墓旁邊讀它。

凡此。這不急，也感覺不能太急，我如今往往把最想讀的那本書稍稍挪后，感覺在那之前有不少書最好能先看過，好像是某種熱身某種預備，好各自獲取較恰當通往它們的路徑，以及較正確的心情。

盡管眼睛已較容易疲勞模糊甚至不祥地淚流不止（會不會連這個也走向博爾赫斯呢？），但這確確實實是我一生閱讀速度最快最為平順的時日——我猜想，大概是我已不易迷路的緣故吧。再讀這些作者一個一個變年輕的書，我發現自己幾乎沒有了那種一路跟著我的陌生異地感、恐懼感，我在“字里行間”看到更多東西，仿佛聽得見他們沒能說出來的那些話，我變得較有把握“抓得住”他們思維進行的那根細線，察覺他們究竟如何也陷入困惑、矛盾、左沖右突、話說不清楚以至于線條搖晃、凌亂、分岔、殞沒，甚至斷絕不通；我比之前更了解他們當時正想著什么、何以這么想，以及原本想得到什么成為什么，有時僅僅就只是因為我已經比他們（書寫當時）年紀要大了而已，他們未發生的，在我身上已發生了，他們靠猜想的，于我就只是個記憶是吧。所以說，人年紀大了不是只失去東西、每天多死去一點點而已，同時候另外一面是，有些東西是不斷跑進來的、正向累積的，甚至居然還會是開心的。冷血的時間顯現出諸如此類的微微善意和機會，不放過自己的話，人絕對有機會可讓自己遠比年輕時、比中年時更好，甚至不愿意時光倒流，舍不得年輕回去。

回去讓自己變得比較笨？干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才讓自己來到這里。

《純粹理性批判》之后的康德，總是把文字一個一個削薄削小到一種單調沉悶的地步，讓文字牢牢固定而不是流轉炫目，讓它死而不是讓它活，這其實是打算把路走得很長很長的思維和書寫，有遠志的，不想陶醉徘徊的，當然顯得無情，可我們仍會讀到像是這樣的：“兩種事物，使人心充滿長新和日增的贊美，這兩種事物是，在我頭上群星的天空，以及在我心中道德的法則。”

《求劍：年紀·閱讀·書寫》，唐諾著，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