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3年10月14日由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外國語學院和區域與國別研究院主辦，外國語學院國別和區域研究專業承辦，季風實驗室策劃的講座“農業與現代化：印度的案例與歷史的視角”。講座由華僑大學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的馮立冰研究員主講，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張忞煜主持，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謝侃侃助理教授與談。

馮立冰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世界史專業，主要從事南亞研究、印度歷史與中印關系研究。本場講座基于其博士論文及以此為基礎出版的專著《基金會、冷戰與現代化——福特基金會對印度農業發展援助之研究（1951—1971）》展開，面向有志于印度研究的同學，介紹開展研究的過程和經驗教訓。

《基金會、冷戰與現代化——福特基金會對印度農業發展援助之研究（1951—1971）》書影

農業發展與現代化

之所以選定印度農業與現代化這一主題開展研究，首先源于北京大學歷史系亞非拉教研室現代化研究的傳統影響。三個關鍵問題的答案組成了馮立冰選擇印度農業現代化作為研究案例的原因，這些問題分別是：“為什么要關注農業與現代化？”“為什么選擇印度作為研究案例？”以及“歷史研究提供了什么樣的視角？”。

北大歷史系教授、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羅榮渠先生（1927-1996）是中國現代化研究的開拓者。北大歷史系教授王紅生教授（1951-2022）致力于印度現代化研究，并培養了一批印度史研究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和實踐，在現代化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學界也高度重視現代化理論的經驗總結。現代化的實踐和理論探索，均無法離開對農業問題的關注，尤其對中印這樣的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而言，農業不僅關乎人民的生存，也是國家工業化的重要基礎和保障，也牽動國家乃至地區的安全。印度獨立后的農業發展與現代化進程頗具特色，在如何養活龐大的人口、如何為工業化提供廉價的生產資料和生活物資方面，印度進行了大量的探索，既包括農業科學領域的研究，也有大量的政策與制度層面的嘗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曾指出，在如今全球糧食相對過剩的情況下，世界上卻仍然存在糧食短缺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原因導致的。農業問題并非單靠農業科學能夠解決，從中長期的視角考察印度在推動農業發展方面的制度探索是頗有意義的，對于理解當今印度現代化進程中的很多現象具有啟示作用，對于我們觀察和總結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經驗而言，印度的案例也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

印度農業發展的案例

印度現代化的道路問題受到多種思想的影響，包括德國的歷史學派、蘇聯模式、美國的現代化理論以及甘地主義思想的影響，這使得印度一直存在工業立國與農業立國之爭，農業發展的政策也幾經調整。

開國總理尼赫魯推崇工業化，但國大黨的精神領袖圣雄甘地則從根本上批判工業化，堅持農業立國。盡管甘地在1948年遇刺身亡，但他根植于印度現實國情的理念依然深刻影響了一批國大黨人和印度國家的經濟政策。因此，印度形成了重視工業化，但兼顧農村農民利益的政策路線。在此之后印度許多農業方面的政策都可以溯源至此。印度獨立初期相對重視農業，但由于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農業沒有取得較大成果，第二個五年計劃便轉向重點發展工業。

尼赫魯（左）重視發展工業，甘地（右）從根本上批判工業化，堅持農業立國。

在農業未能充分發展的背景下，印度選擇集中國家資源發展工業，大量接受美國和蘇聯兩國的援助。在這個時期，美國農產品極大富余，除了滿足本國的需求之外，還有余力大量出口。在冷戰背景下，美國不愿看到印度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美國在480公法下對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糧食援助，并且在印度推廣“農村社區發展計劃”[1]，試圖通過溫和的、非革命形式的、綜合性的社會改良性計劃來提升糧食產量。這項計劃在印度北方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進而在全世界推廣開來，甚至有一些東南亞和非洲的國家組團奔赴印度學習。美國希望，這項計劃能讓亞非國家相信可以通過漸進式改革、文明的理念和基層民主的方式實現國家整體性的進步。

然而，印度的發展建立在美國的糧食援助之上，一旦援助減少，這種發展計劃也只是空中樓閣。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的糧食產量出現減少趨勢，因此減少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糧食援助。同時育種學領域出現了重要突破，高產種子研發成功，美國督促第三世界國家再次將重點放在農業發展上，通過播種高產種子、輔以化肥和殺蟲劑，來提升糧食產量，這也就是后來的“綠色革命”[2]。

美國經濟學家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1914-2009）在田間與印度農民交流。

“綠色革命”的名稱與“紅色革命”（共產主義革命）和“白色革命”（伊朗巴列維發動的不流血革命）相對應，其核心思想是在避免流血沖突的前提下，通過科技手段提高農業產量，防止新興國家加入社會主義國家的陣營。因此，“綠色革命”帶有非常明顯的意識形態特征。印度的“綠色革命”的推廣離不開美國的大型慈善基金會的影響，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一方面大力資助高產良種的研發，另一方面在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資助科技農業、推廣高產種子。

未竟的“革命”

“綠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糧食產量，但也存在很多問題。首先，國家的資源大規模流向少數農耕條件較好的地區，導致了區域發展的不平等；其次， “綠色革命”讓大量中上層農民受益的同時，并沒能改變小農和貧農群體的經濟處境，這加劇了貧富差距；再次，隨著現代農業科技手段如化肥、拖拉機在印度推行，自然環境、地下水等受到破壞，生態環境受到威脅；最后，國家資源大規模流向農業，卻未能促進農業產量實現根本上的飛躍，大量資源向農業傾斜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業的發展，工農業未能實現良性互動，成為印度現代化動力不足的重要阻礙因素。這些問題又引發了其他一系列問題，比如良種一直被種子公司壟斷，農民只能在每次播種前向種子公司購買良種。沒有儲蓄的農民借款購種，小額信貸隨之興起。無法償還債務的農民別無他法，甚至選擇自殺的方式來免除債務。印度的化工產業相對較弱，國產化肥和殺蟲劑無法自給，只能大量進口外國化工產品。這使得源源不斷的外匯流出印度，加劇了外匯短缺。“綠色革命”的推行需要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需要國家維持高糧價并給予農民補貼。在美國減少援助后，印度政府花費超過國民經濟總值的40%以補貼農業生產，這極大地加重國家財政負擔。

“綠色革命”在印度沒有實現預期的目標，相反造成了一系列問題，包括工農業發展不協調、加大印度的外匯和財政壓力，小農被迫卷入國際市場等。它的消極影響在很多印度電影中也有所反映，比如上映于2010年的《自殺現場直播》（Peepli Live），講述了無法償還貸款的兄弟兩人，決定一人自殺來免除借貸的故事。

電影《自殺現場直播》揭露了農民問題并諷刺了選舉政治下的政客與媒體。

20世紀90年代，在外匯危機的影響下，印度開始了“四化改革”，即自由化、全球化、國際化和市場化改革。印度開始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試圖推動工業化的進程，農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視，在印度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農業成為“大放光芒”的印度經濟的陰暗面。直至今日，農業問題仍然是印度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挑戰。

評議與討論

在自由討論環節，馮立冰、謝侃侃、張忞煜三位老師以印度農業發展與農村問題為主題，圍繞印度未發生土地革命和暴力革命的核心原因、印度城鄉二元結構、破產農民的去向、印度產業困境等一系列問題展開討論。

比較視野下的“綠色革命”

“綠色革命”不是印度獨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推行過“綠色革命”。美國在世界范圍推廣“綠色革命”的目的是防止剛剛獨立的亞非國家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從這個角度來看，印度的“綠色革命”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因為印度確實沒有發生激進的農民革命。在印度尼西亞，社會主義運動一直十分活躍，西方在印尼推行“綠色革命”時引起了許多反抗，造成了近百萬人的犧牲和流血。所以“綠色革命”在印尼是以“紅色革命”為基礎進而推行的。從這個角度看，“綠色革命”表面上是以一種和平的、溫和的方式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發展，但實際上卻附加了“意識形態”的選擇和站隊。在英帝國殖民地，很多國家是先出現反共的政策，而后共產主義運動才緩緩興起。例如馬來亞從20世紀20年代殖民地政府就開始反共，但直到1930年代才有一些零星的共運。印尼在推翻殖民統治方面更加徹底，反觀印度的改變則相對溫和緩慢。

當然，印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這是多重因素導致的，不僅是“綠色革命”，還有基于種姓制度之上的社會結構，與印度的政黨政治也有密切聯系。“綠色革命”是否“成功”也是相對意義上的概念。與非洲相比，印度的農業現代化水平是相對較高的，但是與中國和日本相比，印度的農業現代化就相對落后。印度“綠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糧食產量的提升，但印度的農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雖然印度現在是糧食出口國，但饑餓和半饑餓的問題仍然存在。國家農業現代化程度與土地制度也緊密相關，印度沒有經歷過徹底的土地改革，印度農民對土地改革也沒有必然的追求，甚至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存在一種保護關系。

印度農業機械化以后許多小農“破產”，成為城市移民。然而印度沒有完善的城鄉過渡機制，鄉村和城市之間沒有類似中國“城鎮”的存在作為過渡。這種機制上的弊端在農村表現為非農產業發展落后，城鄉二元結構固化。在城市則表現為收入不穩定的外來小農只能棲身基礎設施落后的貧民窟，成為城市治理的難題。在農村，農業機械化后土地集中在小部分農戶手中，這使規模化經營成為可能。在農忙時節，農場主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更大。因此，農村的破產農民除少數進入城市務工外，更多人不得不留在鄉村成為無地雇工，許多底層雇農同時也是處于種姓制度底層的達利特。但也正是這種疊加了階級和種姓雙重結構的人力資源榨取機制為印度部門提供了異常廉價的勞動力，幫助印度成為糧食出口大國。

印度的發展困境

印度三大產業發展并不協調，工農業始終沒有實現有序發展。即便政府近年來以各種方式力推工業發展，但目前工業占GDP比例依然沒有超過30%，相較之下占比超過50%的第三產業依然“一枝獨秀”。印度以發達的第三產業特別是IT業聞名，但是第三產業無法實現大規模雇傭，印度的人口紅利無法被充分釋放。不同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也無法實現反哺農業并帶動國家的發展。盡管被譽為“世界辦公室”，但印度的第三產業在世界產業鏈中仍然處于較低的位置。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印度青年勞動力豐富。一般認為，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可以促進大型工廠的建造以及大規模的就業，進而以輕工業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然而印度卻尚未能實現這樣的產業發展。

人類學家項飆的民族志研究《全球“獵身”》和印地語作家加西納特·辛格的長篇小說《被抵押的羅庫》的書寫方式和觀察對象并不相同，卻都以各自的方式揭示出了后冷戰時代以來印度鄉村不斷向西方IT產業輸送人力物力的“產業鏈條”。

事實上，無論是人類學家項飚的《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還是其他關注相似問題的文學作品、社會調查等也可以看到，印度人口產生的剩余價值沒有在本國得到充分利用，而以一種畸形而隱秘的價值鏈條傳到了發達國家。比如印度大量農民被盤剝的剩余價值成為富農家庭的積蓄，這些積蓄通過家庭中的女兒的嫁妝成為在美國工作的丈夫的房租中的一部分。通過這樣的價值鏈條，印度農業社區事實上已經被層層剝削，其向城市工業輸送人力物力的能力與處在產業化相似階段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相比，情況如何仍有待考察。

更重要的是，如果1991年自由化改革以來印度致力于推進的工業化所要求的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意味著必須打破支撐獨立以來印度經濟、政治、社會的農業部門和農村社區結構，印度社會各界是否已經準備好迎接隨之而來的沖擊亦有待觀察。2020-2021年，盡管政府再三向農民解釋政府推動的市場化改革有利于農民，但印度多地的農會組織依然協調組織了持續一年多的全國性抗議活動，迫使印度政府撤回農業法改革。

注釋：

[1] 農村社區發展計劃：在聯合國的文件中，社區發展是指“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政府權威的周圍，改善社區經濟、社會、文化條件，將社區納入到國家的生活中，讓社區為全國的發展做貢獻。在印度，農村社區發展計劃是通過社區發展將村民從愚昧無知中喚醒，幫助他們實現“自促發展”，最終實現經濟水平的提高、自由以及社會公正。本質上說，社區發展是全面提升欠發達地區的社會改造過程。

[2] 綠色革命：指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以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實現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產量的迅速提高，以及人與糧食作物之間的巨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