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18日，在家鄉河流的行船上，沈從文經歷著一生中心神澄明的經典時刻，他徹悟了“真的歷史是一條河”。長河，貫穿著他前半生的文學創作，和后半生的雜文物研究。

1992年，張新穎在《收獲》讀到被收錄于《湘行書簡》上的這段感悟，深受感動，于是一下子見到了沈從文的天地。從此，他“和這個作家建立起了一種關系”。二十多年來，他始終作為一名日常的沈從文讀者，在平常的日子和長期的生活中，深入文本、低回流連，寫下《沈從文的前半生》《沈從文的后半生》，并因此廣為讀者所知。

《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早先以同樣的書名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印過一個小冊子，最近，張新穎以新的文章擴充這本小冊子，并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

書中收錄寫于2011年和2012年的研究沈從文的三篇論文和一組詩。張新穎介紹：“三篇論文談三個問題：一是我對沈從文這個人和他的文學、思想、文化實踐的基本理解，我希望這個理解能夠在更廣闊的時空里和二十世紀的歷史對話，也和今天的現實對話；二是談沈從文的雜文物研究，不必諱言我是這個領域的門外漢，所以只能做門外談，偏重在溝通他的文學創作和文物研究，貫穿起他生命的內在連續性；三是通過具體的當代作品，討論沈從文傳統在當代文學中的回響，這個回響已經綿延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最新版本的《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里，收入沈虎雛（沈從文之子）與張新穎關于沈從文研究的書信往來。真實還原虎雛對父親沈從文文稿長達半生的輯佚搜遺工作。從1980年代開始，虎雛把一切關于父親文字的紙張收攏，從此開始了保護、收集、拼接、識別、整理的漫長歲月。他從那時起到去世，這項工作整整做了四十年。

“從我寫第一篇探討沈從文的論文到現在，已經過去16年了。這么長的時間，我沒有一門心思只做沈從文研究，卻始終是一個日常的沈從文的讀者，一個每年有一個學期在課堂上講沈從文的教師，一個在沈從文的世界里低回流連、感觸生發的人。倘若以為這個世界是個邊界清晰的、孤立自限的、個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錯了：深入其中，才會發現這個世界敞開著各個朝向的窗子，隱現著通達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有這樣的感受和體會陪伴度過平常的日子和長期的生活，那是比做一個專門家更好的事情。”張新穎談道。

張新穎關注，一個逐漸成形、不斷充實、層層擴展的生命，和他身處的時代、社會構成什么樣的關系？這種關注也體現于新收入書中的對沈從文作為“絕筆”的《一點記錄——給幾個熟人》的專文解讀。從“失常”到自殺這段不長的時間里，沈從文寫下三篇很長的文稿，分別是《一點記錄——給幾個熟人》《一個人的自白》和《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張新穎重點解讀《一點記錄——給幾個熟人》，與其他兩篇合觀。沈從文在生命轉折關口的思想狀況、精神活動，被清晰細致地呈現出來。

沈從文在滔滔洪流之外找到安身立命的事業，以專注與沉浸的方式，抵御著時代的荒謬與虛無。這本書不僅關乎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也關乎沈從文與當下、未來，更關乎他與我們每個微小的個體。

沈從文

【選讀】《死亡的誘惑，求生的掙扎——沈從文作為“絕筆”的〈一點記錄——給幾個熟人〉》

一

沈從文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起陷入“精神失常”的狀態，在求生的掙扎和求死的絕望之間，反復無已，內心活動異常劇烈和痛苦，終至三月二十八日自殺。幸運的是及時獲救，之后開始緩慢的恢復過程。

從“失常”到自殺這段不長的時間里，沈從文寫下了三篇很長的文稿，分別是《一點記錄——給幾個熟人》、《一個人的自白》和《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傳——一點幻想的發展》。后面兩篇是他構想的一部長篇自傳的兩章，但來不及全部完成，他留下標記說，在這兩章之間還有八章。這兩篇長稿編入二二年出版的《沈從文全集》第二十七卷。

《沈從文全集》印行之后，遺稿的搜集、整理工作仍然在持續地進行，并且不斷有新的發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沈虎雛從一大堆漫無頭緒的舊紙殘稿中，找出來完整的《一點記錄——給幾個熟人》。為紀念沈從文從事文學創作九十周年，沈虎雛與《新文學史料》商定發表這篇遺稿，并囑我寫篇文章，做一些解析。

《一點記錄》和《一個人的自白》、《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都是在清華園金岳霖的屋子里寫的，前兩篇當時已經完稿，后一篇回家后續寫，也在三月初完成。沈從文一月二十八日到清華園，住了七八天，到三月六日寫完《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這么短的時間里，寫出超過三萬字的文稿，可見其精神活動的持續性和紛繁激烈的程度。所以要理解《一點記錄》，需要把它放在這一特殊時期的精神活動脈絡中看，需要和其他兩篇文稿聯系在一起看。

不可思議的是，在“失常”、紛亂、糾纏不已的精神狀態下，沈從文的文章卻清晰、冷靜、耐心、細致，雖有情緒的發泄，但更有理性的條分縷析，特別是兩篇自傳，自我分析的深度超出此前同類文字。這是一個“瘋人”性格分裂的“不瘋”的一面嗎？還是只有一個“瘋人”才具有的冷靜和理性？或者，他根本就沒有“失常”，根本就不是“瘋人”？

我看了三篇文章的手稿，心里異常震驚：文章用鋼筆寫在筆記本的紙上，蠅頭小字，筆畫細而穩，整整齊齊地一行連著一行，一頁接著一頁。我原以為會是亂糟糟的紙面，以相應于亂糟糟的精神狀況，沒有想到竟然是這樣的清晰、穩定、一絲不茍。

二

比較起來，《一點記錄》沒有兩章自傳那么條理分明，它的感受性更強，文字隨著情緒的變化和意識的流動而彎曲波折前行；但核心顯豁。它記錄下的，是寫作的即時即地，沈從文在一個絕大的問題下，對自我的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是時代的巨大轉折壓給他的，具體到他身上，就是一提筆便不得不面對的他前半生全力以赴的文學事業的徹底危機：“我寫什么？還能夠寫什么？筆已凍住，生命也凍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是不是還有希望由復雜到單純，陰晦到晴明？凡事必重新梳理，才能知道。”

把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置于篇首，以下敘說，無不與此牽扯呼應。

（“文革”中，“沈從文專案組”在大量文稿中也注意到了此篇，上引第一段文字下面，畫了紅線標記，可見他們也抓住了重點。）

《一點記錄》全文一萬余字，是在金岳霖處住了六天后寫的，主要寫的是第一天到清華園的情形。這情形從內容上可以分成兩部分，一是對現實生活情境的敘述，作者身在其中，見聞感受；但他與眼前的現實情境既連又隔，隔勝過連，心思常常抽離而去，由此及彼，一再回到對于自我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上面，這是另一部分內容，即個人的內心情形。這兩部分內容不是分開來寫的，而是交織著敘述。從敘述的展開過程來看，或許種種具體的現實生活情境，雖然著墨不多，卻一次又一次地成為他內心思考的觸機，引發他的自我思考過程層層推進。

沈從文精神狀況的變化引起老朋友的關注，梁思成、林徽因等邀請他到清華園休養。“我是年夜上午九點出的城，一朋友相送，一個親戚伴隨。”朋友是清華外語系教授羅念生，親戚是張中和，張兆和的堂弟，清華的學生。當時清華園已經解放，北平城處在包圍之中，所以一出城即見到戰事對峙中的一些情景。恰巧有一列地雷爆炸，沈從文的內心隨即回應起死亡誘惑的聲音：“我知道這是沒有死亡的爆炸。世界上也還有‘沒有爆炸的死亡’，就派歸了‘我’罷。”他回顧自己從少年時代起，每遇困難，即有相似召喚，但四十年來努力掙扎，不肯服輸應答：“現在卻似乎由于一種召喚聲音的回復，我想輕輕答應一聲。”

沈從文就是這樣帶著死亡誘惑的聲音，走進清華園。一到住處，他的注意力就被這些事物和情形牽住：一、主人窗臺上的瓦盆瓦罐，是養蟋蟀的，可這時節小生命都結束了，這仿佛也是一種啟示：“一切存在都將成為過去，歸于塵土。這真是種離奇的啟示。”二、還有一張徐志摩的照片，“這個人死去即已十八年”，“身與名俱滅”。這仿佛是再一次的暗示：在此前十天，一月十八日，沈從文在家里無意中翻出了《愛眉小札》，想到當年對自己有極大的幫助的詩人早已成塵成土，他竟然羨慕那樣得到休息，在書邊寫下：“歷史正在用火與血重寫，生者不遑為死者哀，轉為得休息羨。人生可憫。”沈從文：《題〈愛眉小札〉》，《沈從文全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4卷，475頁。三、從窗口望出去的田野，一片荒涼，“已不易想象另一時郁郁青青景象”。

但是，倘若只是渴求一死，倒也簡單；分明還有另一種力量，另一種渴望。遠處的蓬蓬鼓聲和汽笛聲，“都若象征一個新的時代新的春天的來臨”。這個將來的春天，自己也有份嗎？不能不掙扎就放棄吧？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個人得掙扎到陽光下，將生命重新交給土地和陽光。凡事從新學習，由一個起碼的人作起！即已無機會可望，個體在內外限制下終得毀滅，也應當用短短余生，鼓勵下一代好好生存，在新社會里做一個好公民！”

思索至此，似乎得到一個暫時性的結論，這個結論里面似乎有一絲光亮。但其實不是結論，它不是對死亡誘惑的否定，也代替不了以死求解脫的沖動。可是它把這種沖動推延了，推延出來的時間，即是掙扎的時間；或者，用一種更可以接受的說法，把死亡“自然化”，等待它的來臨：“我明白生命早在秋天中，成熟，透明，等待離枝。由離枝證明了廢名的‘道’。”成熟的果實“離枝”，雖然是死亡，但也是自然的蛻變更迭。

不過，這樣“心平氣和”地對待“離枝”，更為短暫，下一輪的思索糾結又要開始了。

接下來寫的是年夜飯，主客九人圍坐：女主人林徽因，性情明朗和體質脆弱結合成“人文主義一個最好標本”；男主人梁思成，受過傷的身體平時需穿一輕金屬背甲，瘦弱之軀卻將擔負為新時代設計建筑的重任；“生與道契”的邏輯哲學家金岳霖，想中國之大，總有地方養鵝；兩個青年助教，兩個小主人，一位老太太，還有一個“我”——此時四十七歲的“我”，恰如十七歲的那個“我”：沉默，羞怯，慌亂，頭木鈍鈍。

感情上極其親切的老友，在時代轉折之際的生命狀態并不十分相同。梁思成夫婦，這一對杰出的建筑學家，渴望著為新時代的人民進行合理、健康的設計；就在此前不久，有解放軍干部來到梁家，請教一旦被迫攻城，哪些文物必須保護，要梁思成把重要的文物古跡一一標在軍用地圖上，使得夫婦倆異常感動。在沈從文眼里，主人夫婦將在新時代里發揮重要作用，他們自己當時大概也是這樣覺得。作為對比，沈從文自己卻完全找不到新時代里的位置。與老友相聚，他的感受是：“一切存在都似乎極熟習又極生疏，完全是雙重的。說什么我都懂，在微笑中領會，可沒有一個人能從這種微笑中，領會一個人人格分裂以后的荒涼、麻木、機能失靈種種。”

飯后客廳中放貝多芬曲子，音樂流注，沈從文從中再次聽到了死亡引誘的聲音：“……你除了X還等待什么？”他的回答是順從了：“帶了我走吧……聽你如命運，服從你如神。”但順從中又禁不住抗拒：“我要動！……我不能靜止，還沒有死。”然而還是更傾向于順從：“我需要靜止，太累了。”

一個生命，怎么會走到這個地步？從鄉村“游蕩”到都市，或許是一種可怕的錯誤？沿著生命的來路回溯，可能找到本來的“我”？——“我要回去看看。”他的思緒回到了四十年前的老家，回憶起在母親膝邊哭泣的情景，發現了又一個“我”：“一個慈母和蕩子的人格綜合”。

由冥想再回到現實，座中“三個建筑師正談到春天的旅行，要看看應天寺大塔，并討論到中國塔的形式”。沈從文即時反應的是：“可決想不到面前也就有一個圮坍的塔，毀廢的土堆。”他把自己想象成這樣一座塔。

塔，沈從文對它太敏感，感情太深切厚重了。塔是小說《邊城》的一個核心意象，風雨之夜，塔倒了，老船夫死了，這是一層意思；再一層，塔可以看作沈從文整個文學事業的象征，此時這份半生心血建成的事業已遭全面否定；既以文學事業為生命，文學事業之塔的毀廢，也即是個人生命的毀廢；更而擴大來看，“塔字所含獨立或孤立意義，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象征意義，除少數專家已再無人能理會到”。

“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面前這個舊塔的坍圮，還包含了翠翠永世的悲哀。”《邊城》里的翠翠出現了，連同悲哀的杜鵑鳴聲。新的建筑將要在舊塔的廢墟邊進行，新的時代和自然界的春天就要來了，“我”憂愁和悲憫，真誠而善良，迎接行將到來的春天，可是這個春天“只有杜鵑存在，什么都完了”。

“什么都完了”的悲哀刺激情緒僨張，他在心里失去了克制，喊著翠翠，向翠翠傾訴，就像喊著自己，向自己傾訴：“翠翠，你要哭，你盡管哭！你沉默，就讓杜鵑為你永遠在春天啼喚。你的善良品性和痛苦命運，早在我預料中，一切全在預料中。這就是人生！”

在此之前和之后，《邊城》及翠翠，一再成為沈從文紛亂思緒中最痛切的回憶、想象，一九四八年他在初版本樣書上寫了三百字的《新題記》，滿懷人與事的悲傷，“惟書中人與個人生命成一希奇結合，儼若可以不死”沈從文：《新題記》，《沈從文全集》，第8卷，60頁。沈從文自殺獲救后緩慢恢復的日子里，精神時好時壞，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晚上，孤苦無告之際，他連聲呼喊翠翠：“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間中酣睡，還是在杜鵑聲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還想起我？”沈從文：《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沈從文全集》，第19卷，43頁。

翠翠是活在他文學中的女孩子，是家鄉的山水和人事孕育、滋養的生命，由翠翠而想到家鄉，回溯那個本來的“我”之所自：沙灘，河流，戲臺，魚，網，各種各樣的人。在這巴掌大的一片地方，接續著平凡、簡單而貧乏的一代代生命，“我”從那里來，歡喜回到那里去。可是，回去是不可能了，“試作溯流而上努力，即或知道源泉所在，依然不能回到那個源泉邊去。一切都遠了，除卻保留在記憶回想中，什么都不存在了”。

眼前的客廳里，“大家正談論到年青人的熱情粘附于新信仰上時種種發展”。在這個“一切由‘信’出發”的新時代，孕育形成一種“新宗教氣氛”，青年的生命在這種氣氛里發酵；更奇異的是，時代在女主人“這個生命枯枝上，茁生了一簇簇新芽和新蕊。希望或理想同樣在發酵”。男主人認真地談到將來的工廠住宅設計，憧憬壯觀景象的出現。面對這兩個老朋友，沈從文欣賞、羨慕，同時也估計、疑慮：“二十世紀上半段人文主義傳遞下來的一切優秀技術，及對傳統的理解，即將在新的時代作第一回新的貢獻。好偉大的一回工程！”說還有疑慮，是他禁不住想，這樣的奇跡、童話或神話，能不能真的實現？“能不能完成一小部分？”同為過來的人，“我”卻完全不能有所作為，不能不“感到一種深刻的痛苦”。

女主人體貼“生病”的客人，她勸解，這勸解也像是一種辯駁：“為什么你會要死？……誰不是在極端疲乏中掙扎？……看時代就會忘了個人。……你想的卻是‘你’，為什么不來用筆寫寫‘人’，寫寫一個新的人的生長，和人民時代的史詩？……你有權利可以在這個時候死去？”

他回答不了這些問題。

年夜過去幾天，沈從文坐在窗前寫這篇記錄，外面田野里有一列斷垣，原來可能是個營盤，現在只剩下一片荒蕪。他的思緒里又出現了死：過去某時，會不會有一個戰士在那個門樓前自決？緊接著想到“另外一種戰士”——也就是自己，會不會“來到這個廢門樓前收拾了自己，完成一種象征”？——“似乎有種召喚，自遠而近。我沒有戰栗，只凝視遠處。”

開篇即提出的根本問題無從解答，思索復思索的過程沒有結果，生命的疲累和空無或將戰勝求生的掙扎，“我的甲胄和武器，我的水壺和糧袋，一個戰士應有的全份攜帶，都已失去了意義。一切河流都干涸了，只剩余一片荒蕪”。

死亡可以解脫一切。倘若果真聽從了死亡的召喚，那么，這就是自我解脫前的“絕筆”。

沈從文故居

三

沈從文自殺之前的精神活動，除了三篇長文，還可以參照的材料有，他在清華園給張兆和的信，以及梁思成、林徽因給張兆和的信，見《沈從文全集》第十九卷，我在《沈從文的后半生》一書中做了集中引述，這里就不再重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沈從文的三篇長文，不僅僅對“還原”他在這一特殊時期的思想和生命情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對更充分地理解沈從文前半生的文學創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事業，都有深入的啟發。譬如，《一個人的自白》或許能夠觸動我們反省，對沈從文作品的理解是否太表面化，那些被簡單視為“美”“靜”“樸素”的文字，其實包藏著生活經驗中的屈辱和痛苦，也蘊含了生命意志的力量，來共同做成“微笑”的文學；由《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我們可以明白沈從文對歷史文物的愛好和理解，其實源遠流長，以至于早在后半生以此為業之前，就和個人生命的發展嚴密契合分不開。《一點記錄》或許可以看成是兩章自傳的前奏，他寫此文時的搜尋自我，延續下來，就有了緊接著的兩篇長文。

沈從文本人，對他這幾篇搜尋和梳理自我、當作“絕筆”留下來的文章，看得非常嚴肅、鄭重。鄭重到什么程度？《一個人的自白》第一段有句話：“將來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見出一個‘人’的本來。”沈從文：《一個人的自白》，《沈從文全集》，第27卷，3頁。我至今記得十一年前讀到這句話時的震驚，那是什么樣的時候啊，他還想到有“和他的全部作品同置”的將來。

過了許多年，我再一次感受到內心的震驚，是在沈虎雛家里看到文章的手稿。一九七五年，整日埋首于雜文物研究里的沈從文，從殘存未毀的手稿中發現《一個人的自白》第一頁，他鄭重托付給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說：“這個放在你處。將來收到我全集里。”王用卡片紙做了保護夾，外面寫“沈要”二字，里面用鉛筆記了一行：“七五年八月十五下午交余：‘這個放在你處……’”省略號隱去的，就是那句讓我震驚的話：“將來收到我全集里。”王在衣箱里做了個夾板層，把這頁手稿藏在里面。

在《一點記錄》里，沈從文回想以前的作品，從中看到了對個人現實命運的預言：《邊城》里的塔倒了，翠翠的哭聲和杜鵑的哀鳴在耳邊回旋。“我想起新婚二月會寫出那種作品，再沒有自己作的預言正確而真實！”但是，在當時的急迫和混亂中，他無暇也無心注意到自己作品預言的完整性，他被求死解脫吸引住了，一時沒有想起那個作品的最后有個轉折：那個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

我們站在后來者的位置上，我們看到沈從文從崩潰中艱難地恢復了過來，我們一點一點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種安身立命的事業，我們想起那仿佛不經意的一筆轉折，恍然，重重地驚嘆：那個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來了——這，才是最終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