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與虛構：論邊界》，[法]弗朗索瓦絲·拉沃卡著，曹丹紅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676頁，128.00元

《事實與虛構》（Fait et fiction）是法國文學研究者弗朗索瓦絲·拉沃卡（Fran?oise Lavocat）近年來的一部重量級專著，于2016年由瑟伊（Seuil）出版社出版，收入熱奈特主編的“詩學”文叢。它的出版備受法語學界關注，2017年，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在法蘭西公學院組織召開“文學這邊：十年新方向”研討會，以一年一書的形式介紹2007至2016十年間法國出版的較有代表性的文學理論著作，《事實與虛構》成為2016年的文論代表作。出版幾年來，該書的影響已溢出法語學界，被翻譯成英語、意大利語出版，現在中譯本也已翻譯出版?！妒聦嵟c虛構》有一個簡短的副標題——“論邊界”（Pour une frontière），“pour”一詞有贊成之意，表明了作者面對事實與虛構所持的立場，也明確道出了此書的寫作動機。下文將展現作者如何捍衛這一邊界，揭示這一捍衛行動的意義，同時思考《事實與虛構》對今日文學研究的借鑒價值。

弗朗索瓦絲·拉沃卡

邊界的模糊

之所以要捍衛事實與虛構的邊界，首先是因為作者認為當今社會，“虛構的邊界可能會消失或最終會模糊的觀點被廣泛接受”（引言）。拉沃卡將導致這一模糊的原因歸結為四個方面，在第一部分“一元論與二元論之爭”中分四章進行了論述。這四個方面包括storytelling（故事講述）概念獲得的成功、后現代主義（羅蘭·巴特、保羅·利科、海登·懷特、保羅·韋納[Paul Veyne]）影響、拉康與精神分析學影響、認知科學影響。

首先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storytelling在西方世界取得全面勝利。2007年一項調查顯示，在谷歌網站輸入“storytelling”后出現兩千零二十萬個結果。這個數據在2021年初翻了十倍（另一個與此相關的現象是“后真相時代”[post-truth era]一詞的出現，作為《牛津詞典》2016年度詞匯，它被定義為“訴諸情緒與個人信仰比客觀事實更能塑造民意的種種狀況”）。所謂storytelling，是指用一個精心編織的故事來替代現實，以達到“格式化思想”甚至精神控制的目的。作為“一種交際、控制與權力技術”（Christian Salmon, Storytelling. La Machine à fabriquer des histoires et à formater les esprits, La découverte, 2008, p.18），storytelling由敘事學引發的廣泛興趣造成，但其實踐與思考最終在很多層面取代了敘事學。這一取代的結果是，一方面，storytelling的擁護者更多來自英語世界，是塞爾語用學的繼承者，否認大多數敘事學者持有的虛構性內部評判標準，認為僅從形式看無法區別事實與虛構，進而模糊了這兩者的邊界（這方面的代表是德國學者漢伯格[K?te Hamburger]和奧地利裔美國學者科恩[Dorrit Cohn]）。另一方面，storytelling更多應用于政治經濟領域，因此研究者的研究對象也從文學領域轉移至非文學話語實踐。廣義的“story”被用來理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導致與故事相關的虛構觀念得到極大拓展，最終形成了一種“泛虛構主義”（panfictionnaliste），“溶解了虛構的邊界，也溶解了虛構觀念本身”（第一部分第一章）。

其次是后現代思想導致的歷史與虛構之間的混淆。拉沃卡主要探討了巴特、懷特、利科和韋納的學說，因為“它們構成了1960至1980年代質疑歷史與虛構區別的論調的基礎”（第一部分第二章）。從巴特的《歷史話語》、利科的《時間與敘事》、懷特的《元史學》《形式的內容》到韋納的《古希臘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神話》《人如何書寫歷史》，這批理論家的態度可以用德里達的名言來總結 ：“文本之外別無他物?！?span style="color:#7f8c8d;">（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Minuit, 1967, p. 207）一切均由語言編織而成，而語言只能指向自身。在這批后現代思想家筆下，曾被認為如實再現現實的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紛紛被解構，被指其所呈現的真實是一種“真實效應”（effet de réel）或“指稱幻象”（illusion référentielle）（Roland Barthes, ? L’effet de réel ?, Communications, 1968 [11], pp.84-89）。這批思想家進而將這一結論擴展至一切語言產品，包括歷史著作也在內，其中海登·懷特的觀點尤為極端，他用四種比喻模式來描述四種理解與闡釋歷史的方式，將歷史的書寫等同于情節的編制，由此抹平了歷史書寫與虛構創作之間的形式差異。

再次是精神分析對現實的質疑。拉康的名言“真實，就是不可能性”（Le réel, c'est l'impossible）充分體現了一部分精神分析理論的真實觀（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Seuil, 1991, p. 143）。在拉康看來，真實既是精神分析師要抵達的終極目標，同時又是不可能的，因為在真實與對真實的認識之間隔著主體，主體的欲望主宰著他的感官，主體的語言限制著他對覺察到的事物的表達。與其他后現代理論一樣，拉康的真實觀也深受當時的語言觀影響，他將現實視作語言構筑的產物，同時認為這一現實并不等同于真實。因而，文學藝術提供的，只能是真實的擬象，是對真實的再現，甚至是對這種再現的再現。如此一來，“‘真實’與‘虛構’通常所指的事物之間形成的兩極被徹底顛倒。真實位于主體那無法定義、無法觸及的心理現實（das Ding）之中，虛構涵蓋感覺、話語、概念、社會藝術產品的整體，后者構成了‘世界’”（第一部分第三章）。拉康的名言隨后被不斷引用、反復評論，特別受原樣派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與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等人的推崇（參見前者《真現實》[Le Vréel, 1979]和后者《羅蘭·巴特》[R. B., 1971]等文），在文學領域長期被奉為圭臬，塑造出某種意義上的“幻覺人類學”，其影響一直持續至二十一世紀，主要體現于法國小說家兼文論家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等人的文學創作與理論探索中（Le Roman, le réel. Un roman est-il encore possible, 1999）。

最后是認知科學，特別是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發展帶來的影響。廣義上說，最早從認知角度考察文學作品的研究是心理學家巴特利特（F. C. Bartlett）出版于1932年的著作《回憶》（Remembering）。狹義的認知科學與文學研究的結合大約始于1970年代中后期，今日已成為跨學科文學研究的重要途徑。認知心理學主要通過實驗考察文學閱讀對被實驗者行為的影響，實驗表明，文本屬性——被認為屬于事實文本還是虛構文本——不會對實驗者產生明顯影響。從神經科學領域來說，1990年代初鏡像神經元被發現，研究者通過磁共振成像等科學實驗觀察到，某個行動，無論它是被真實執行的、被察覺到的還是被想象的，所激活的都是同一些神經網絡，且神經網絡活躍的時間也等長。總的來說，認知科學關心人的敘事理解能力，但并不刻意區分事實敘事與虛構敘事，因為在認知科學家看來，無論從過程還是從影響看，這兩類敘事在神經元層面引發的變化是一樣的。這樣的結論深刻影響了批評領域，在這一領域內，“認知科學的影響被看作對事實敘事與虛構敘事差異問題的擯棄，甚至令這一問題失效”（第一部分第四章）。

總之，二十世紀末出現的泛虛構理論用哲學家拉馬克和奧爾森的話來總結是一種“最為極端的修辭學，反映了現代思想中的一種普遍傾向，根據后者，不存在‘真實的’世界，存在的一切都只是被建構的，真實是一種幻覺，而虛構無處不在”（Peter Lamarque, Stein Haugom Olsen, Truth, Fiction and Literature: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Clarendon Press, 1994, p.162）。

邊界的捍衛及其意義

拉沃卡雖然自視為虛構理論研究者，但《事實與虛構》的出發點并不是要捍衛虛構，因為在她看來，盡管當代人對虛構越來越不信任，但虛構始終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無須我們去捍衛，而形形色色的泛虛構主義理論的盛行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虛構的生命力?！胺催^來，虛構的邊界需要得到捍衛，因為五十年來，在被反復攻擊之后，這些邊界已被破壞?！?span style="color:#7f8c8d;">（結論）

捍衛虛構的邊界，即是堅持對虛構與事實進行區分。實際上，在呈現泛虛構主義觀點時，拉沃卡已同時指出了其本身的矛盾，因為這些理論本身都暗含了一種二元思想。從storytelling理論來看，盡管這類理論確實有抹除事實與虛構邊界的傾向，但不少storytelling理論家其實并非對所有跨越現象一視同仁，往往在最后關頭區分出具有欺騙性的虛構與審美虛構——也就是狹義的虛構，用拉沃卡的話來說，“狹義的虛構始終是大部分有關storytelling的論著的隱含范本”。所謂狹義的虛構，即認為“虛構是一種由想象力創造的文化產物，不受由對經驗世界的指稱所確立的真值條件性（vériconditionnalité）限制”（第一部分第一章）。對欺騙性虛構與審美虛構、想象世界與經驗世界的區分無疑需要以堅實的真偽判斷為前提。

從歷史書寫角度看，無論新歷史主義如何強調歷史的虛構化，歷史學家的出發點始終是對真實的追求。歷史學家在工作條件受限的情況下，經常要靠想象力填補空白，但在面對例如大屠殺、大災難等極端問題時，他們的倫理觀念與職業道德往往會阻止其采取虛構方法，尤其當此種方法可能導致歷史被歪曲時。從接受者角度來說，對歷史文獻的閱讀必然會考慮“著作的書名、作者的身份、副文本等形成的語用學背景”（第一部分第二章），也就是說，“閱讀歷史敘事時占主導地位的閱讀契約意圖讓我們相信存在一個權威的聲音，并且對其予以信任，除非存在相反的指示（例如我們被告知這位歷史學家不太可信等）”（第一部分第二章）。歷史是一個求真的學科，在這個學科內，刻意抹除事實與虛構的界限往往意味著某種政治或意識形態訴求。

從認知科學角度說，近些年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發展非但沒有抹殺事實與虛構的區別，反而坐實了區別主義假設。認知科學借助問卷調查、測試或磁共振成像等實驗方式揭示，“我們擁有一種認知結構，能夠辨別真實與想象，在涉及記憶進程時尤其如此”（第一部分第四章），也就是說，大腦對事實與虛構的理解會“動用的不同記憶類型……不同記憶類型會引發特殊的神經元反應，證實它們邏輯屬性的差異”（第二部分第五章）。具體而言，事實與虛構刺激的是大腦的不同區域，事實更多刺激大腦皮質中線結構，尤其是腹內側前額葉皮層，虛構刺激的主要是外側前額葉皮層和前扣帶回皮層。大腦不同區域與不同記憶類型相關，事實激活的是與自身相關的記憶，引發個體做出反應，而虛構激活的是語義記憶，這一區域反過來會控制并降低情緒波動（Sperduti, Marco et al., “The paradox of fiction: Emotional response toward fiction and the modulatory role of self-relevance”, Acta Psychologica, 2016[165], p.54）。如果大腦判斷作品為虛構，那么對這一作品的接受一方面會導致認知及感知脫節，使得道德評判與共情反應變得松垮，促使我們對虛構人物持更為寬容的態度，另一方面還會阻止我們采取行動，不至于像堂吉訶德那樣，沖上木偶劇舞臺去解救“公主”。實際上，對一些學者來說，“區分不同類型以及控制它們之間的混淆的能力正是精神健康的一個標志”（Olivier Ca?ra, Définir la fiction, éditions de l’EHESS, 2011, p. 76）。

在二元論很容易被詬病的時代，為什么拉沃卡不僅堅持區分事實與虛構，而且還用數百頁的篇幅談論它？實際上，《事實與虛構》雖多次指出對事實與虛構的邊界的堅持具有“在認知、觀念及政治上的必要性”，或者說“對其邊界的定義具有社會與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引言），但沒有系統論證邊界混淆的危害。不過我們在其他場合看到了拉沃卡捍衛邊界的理由。在2017年一場特殊的模擬法庭中（Le procès de la fiction），以拉沃卡為代表的學者作為“原告方”，向混淆邊界的做法提出了“控訴”，陳述了其五大“罪狀”：如果不區分事實與虛構，在所謂的“后真相時代”特別容易導致虛假新聞的泛濫；不區分歷史與虛構就是否認歷史學家的倫理，否認其肩負揭示歷史與過往真相的責任；模糊邊界有時會對他人造成傷害，特別是在以真人為原型的虛構作品中；模糊邊界會導致我們無法體驗虛構及其與邊界的游戲帶來的樂趣；模糊邊界會導致認知與科學錯誤。

鑒于上述種種理由，事實與虛構的邊界不可混淆的觀點得到了不少學者的支持，舍費爾甚至認為，“讓我們暫且假設人類‘決定’不再區分真假，或者說科技進步有一天會促使我們混同真實與想象……假如這樣的事真的發生了，那么結果不是導致產生一個完全異化的社會，結果會更為簡單，那就是導致我們這個具有擴張性的種族的快速滅絕”（Jean-Marie Schaeffer, Pourquoi la fiction? Seuil, 1999, p. 9）。

虛構的本質

捍衛事實與虛構的邊界從另一個角度說，意味著對事實與虛構的不同屬性有預先的判斷。實際上，界定虛構的本質屬性正是《事實與虛構》第三部分試圖展開的一項工作。拉沃卡對虛構本質的思考并非始于《事實與虛構》。早在2004年，她已撰寫《虛構與悖論：文藝復興時期的新可能世界》（Fictions et paradoxes : les nouveaux mondes possibles à la Renaissance）一文，主要借助桑納扎爾（Sannazar）的《阿卡迪亞》（Arcadia）、莫爾的《烏托邦》和無名氏的《小癩子》（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這三部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反駁了漢伯格、科恩、熱奈特、舍費爾和部分可能世界理論家提出的虛構理論，對虛構作了重新界定。漢伯格在出版于1957年的名作《文學的邏輯》（Die Logik der Dichtung）中，將第一人稱敘事排除在虛構之外，但拉沃卡指出自己分析的三個文本均為第一人稱敘事。這一觀察相當于也反駁了科恩的定義。在《虛構的特性》中，科恩將虛構界定為“非指稱性文學敘事”（Dorrit Cohn, The Distinction of Fic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2），也就是說虛構對科恩來說與外部世界無涉，是一種“自我指涉”的想象性作品。在隨后的分析中，她進一步將虛構敘事模式歸結為一種雙層結構（故事/話語）模式，強調了敘述聲音與作者聲音的分離。科恩意義上的虛構敘事明顯屬于熱奈特所說的異故事敘事，而拉沃卡研究的幾部作品既然都是第一人稱敘事，因而都屬于同故事敘事，且敘事性明顯較弱。從更普遍的角度說，文學類型之間的交叉滲透程度日益加深，僅從語言形式來判斷作品屬于虛構還是紀實變得愈加困難。

熱奈特在邏輯學與語用學影響下，認為虛構判斷既非真也非假，虛構與真實世界無涉，“進入虛構，就是走出語言使用的普通場域，后者的標志是對真實或勸說效果的顧慮”（Gérard Genette, Fiction et diction, Seuil, 1991, p.99），但拉沃卡指出在自己研究的這幾部小說里，指稱具有不同屬性，有些指稱指向虛構世界，有些指稱明顯指涉真實世界，不符合熱奈特所說的虛構的“不及物性”。借鑒邏輯學發展起來的可能世界理論主張虛構世界遵循矛盾律，具有連貫統一性。然而拉沃卡分析的三個文本呈現的世界充滿矛盾與悖論，不符合可能世界理論的界定。1990年代以來，虛構的語用學定義開始占上風，通過虛構引發的效應或接受方的態度來界定虛構，如沃爾頓（Kendall Walton）提出的“扮假作真”（2013）效應（Mimesis as Make-Believe: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Arts, 1990），舍費爾提出的“沉浸”效應與“共享的趣味假扮”態度（Pourquoi la fiction?）。拉沃卡指出，虛構不一定只是游戲，也可以是很嚴肅的行為，把柯勒律治所說的“懷疑的自愿終止”當作進入虛構的態度，主要是依據十九世紀小說提出的，而文藝復興時期的詩學理論家從未讓文學話語免除言說真實的責任。由此，拉沃卡在批評現有幾種較具代表性的虛構觀的同時，借助對上述三部作品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虛構觀，肯定悖論，尤其是與第一人稱單數形式結合使用的悖論，可以被視作十六世紀虛構的主要標志之一。

從上述結論看，十二年后出版的《事實與虛構》是拉沃卡前期研究的延續。在這部著作中，拉沃卡重申了以漢伯格、科恩等人的理論為代表的內部視角，以及以沃爾頓、舍費爾等人為代表的語用學視角的局限性。不同的是，如果說2004年的文章僅指出悖論之于確定虛構本質的重要性，2016年的著作則圍繞悖論及其他幾個“虛構的主要標志”，對虛構本質進行了深入探討。盡管拉沃卡曾批評借鑒形式主義與邏輯學展開的虛構本體論探索，她本人的虛構研究仍借助了邏輯學與可能世界理論，只不過，與哲學邏輯學中的可能世界理論不同的是，她強調了虛構的本體異質性，并將其視作最能將虛構與事實區別開來的根本屬性。所謂本體異質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虛構存在的種屬多樣性，也即屬性完全不同的存在，比如人、神、妖等等可以大量共存于虛構世界。從這一角度說，除了宣布與事實完全相符的作品，其他作品都可以算是虛構，只是虛構程度有所不同。其次是虛構生物的存在方式多樣性，也就是說，根據其是否在真實世界具備對應體，虛構生物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比如在歷史小說中，一些人物曾在歷史上真實存在過，他們的言行舉止就要符合史實，另一些人物則完全是作者想象力的產物，他們的行動就具備了更多的自由。種屬多樣性與存在方式多樣性這兩個特征不可能出現于真實世界或純紀實作品中，它們彼此關聯，構成了虛構的本質屬性。

這種本體異質性或者說多元性在拉沃卡看來正是“虛構世界最主要的吸引力”（結論），因為它向受眾提供了現實生活或事實文本所無法提供的體驗，呈現了不可能的可能世界?！妒聦嵟c虛構》在第三部分探討了不可能的可能世界的幾種可能性，包括悖論、虛構中的虛構世界與轉敘現象。上文已提到，拉沃卡早已指出悖論是虛構的主要標志之一。在《事實與虛構》中，她再次肯定，“虛構對悖論保持非常開放的態度。不可能性與虛構性甚至是不可分割的”（第三部分第二章）。她進而在瑞安（Marie-Laure Ryan, ? Paradoxes temporels dans le récit ?, A contrario, vol. 1, n° 13, 2010, p. 19-36）和卡伊拉（Olivier Ca?ra, Définir la fiction. Du roman au jeu d’échecs,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2011）研究的基礎上，歸納出三個層次的悖論：“第一個層次是虛構本身的悖論，也即賦予非存在以存在。這一層次決定了第二層次的悖論，我們可以稱之為‘結構性’悖論，因為它們影響了虛構世界的呈現形式與模式（說謊者悖論和集合論悖論）。最后，第三個層次涉及虛構呈現的悖論主題?！?span style="color:#7f8c8d;">（第三部分第二章）舉例來說，第一層次的悖論是虛構不僅允許談論“方形圓圈”之類的事物，還允許它們在虛構世界真實存在，第二層次的悖論體現于不可能的敘述者、被夢見的做夢者等結構，第三層次的悖論包括時間旅行的主題。

第二種不可能的可能世界是虛構中的虛構。與現實世界不同的是，虛構作品可以包含本質不同的次級世界（虛構國），例如《愛麗絲漫游奇境記》中的“奇境”、《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的“世界盡頭”、《1Q84》中1Q84的世界、《鏡花緣》主人公游歷的各個奇特的王國，等等。這些次級世界因與虛構中的現實世界存在本體差異，起初往往使不小心進入這些世界的“正?！比水a生不適，這種不適感進而引發“穿越”者對現實世界本身展開反思，因此虛構中的虛構國往往具有諷刺與批評功能。在某一類虛構中，虛構國由來自其他文學作品的人物、場景構成（小說國），此時對虛構中之虛構國的描繪、對虛構國與現實世界關系的談論實際上也成為對虛構本身的一種思考，虛構成為一種“元”虛構，體現出其反思功能。

第三種不可能的可能世界由轉敘（métalepse，該詞也被譯為“轉喻”）造成。作為一種修辭格，轉敘在亞里士多德《詩學》中即已出現，1972年，熱奈特在《辭格III》中將其作為一種敘事手法提出，指的是“從一個敘述層到另一個敘述層的過渡”（[法]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王文融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163頁）。近年來，隨著元敘事概念在文學批評領域的流行，轉敘概念也在批評話語中獲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拉沃卡的轉敘研究深受熱奈特（Figures III, 1972 ; Métalepse. De la figure à la fiction, 2004）與麥克黑爾（Bria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1987）啟發，但認為前者的轉敘概念過于寬泛，后者的過于狹窄。在她看來，轉敘應被界定為虛構人物對本質不同的世界的真實跨越。這就將熱奈特歸于“轉敘”名下的很多現象排除在研究之外，例如狄德羅、斯特恩等作家筆下人物對故事外讀者的呼吁，《一千零一夜》中人物講述故事的行為，觀眾將演員等同于戲劇人物，等等。因為這些現象雖突顯了不同的敘述層次，但并沒有構建出一個本質不同的新的可能世界，或者沒有實現可能世界之間的跨越，狄德羅的讀者不可能進入小說中，山魯佐德也沒有進入到她所講的故事里。相反，熱奈特與麥克黑爾舉的另一些例子，比如科塔薩爾的《花園余影》、皮蘭德婁的《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羅布-格里耶的《幽會的房子》等，在拉沃卡看來采取了真正意義上的轉敘手法。拉沃卡之所以如此重視轉敘，不僅因為轉敘明顯證實了她的虛構定義，還因為這一概念與虛構邊界之間的密切關系：“人們對虛構邊界的興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個事實，即‘轉敘’一詞在批評語匯中的出現?！?span style="color:#7f8c8d;">（第三部分第四章）或者反過來說，作品中轉敘主題與手法的增加，得益于人們對邊界的興趣以及跨越邊界的欲望，在現實世界無法實現的跨越在虛構中得到實現。

在圍繞本體異質性對虛構本質進行探討時，拉沃卡回到了本體論，并認為本體論視角“最好地契合了我們所置身的歷史時刻”，因為

自1980年代開始，伴隨飛速發展的虛構研究的，是對人物的某種興趣，包括對其生存模式的興趣，對其不完整屬性的興趣，對其棲居幾個世界——包括我們自己的世界——的傾向的興趣。三十多年來，萊布尼茨不可避免地成為思想教父（無論別人會就過時的神學視角說些什么），虛構概念與世界概念的結合已成不言自明的事實，邏輯與文學研究彼此交叉（即使很有限），指稱概念的有效性在語言轉向大背景下得到討論，這一切都令虛構研究扎根于某種本體論視角中。（第三部分引言）

從本體論角度將虛構定義為由悖論、虛構中的虛構、轉敘等構成的雜糅事物，拉沃卡強調的是本體異質性引發的強烈闡釋欲望。悖論與不可能性往往在虛構讀者或觀眾身上引發不適感，迫使他們啟動自身的認知與闡釋機制，去“撫平、糾正或忽略阻礙產生虛構沉浸的矛盾”（結論），創造符合邏輯的世界。拉沃卡將此稱為“修復能力”，她認為這種能力只有本體雜糅、多元的虛構才能激發，而現實無論多么復雜，均因本身的本體同質性而無法做到這一點。虛構因而具備了一種獨特的人類學價值，正如拉沃卡所言：“可能虛構本質上的慷慨是對我們自身有限性的一種補償?！?span style="color:#7f8c8d;">（結論）

在六百多頁的篇幅里，拉沃卡批判了西方盛行的“泛虛構主義”，界定了虛構的本質，從形式與用途兩個角度出發，捍衛了事實與虛構的區別?！妒聦嵟c虛構》涉及諸多與虛構相關的理論探討與批評實踐，可以說是對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虛構研究的總結。與瑞安、舍費爾、卡伊拉等虛構研究者一樣，拉沃卡的例子也沒有局限于文學作品，而是從文學拓展至其他領域，從書籍拓展至其他媒介，包括電影、電視劇、漫畫、電子游戲，甚至辟專章探討了虛擬現實與虛構的關系，這有助于深入對虛構本質及其與事實的邊界的認識。在從方方面面探討虛構的同時，拉沃卡提到了“虛構理論轉向”，指出自己“選取的理論都產生自虛構理論轉向之后”（引言），并將這一轉向的時間限定在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以艾柯（Umberto Eco, Lector in fabula : la cooperazione interpretativa nei testi narrative, 1979）、帕維爾（Thomas Pave, Fictional Worlds, 1986）、沃爾頓（1990）、瑞安（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1991）、熱奈特（Fiction et diction, 1991）、多勒澤爾（Lubomír Dole?el, Heterocosmica: Fiction and Possible Worlds, 1998）、科恩（1999）、舍費爾（1999）等人的理論為代表：“正是借助這些在1986至1999年間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一個學派得以形成，促使我們能夠談論一種斷裂，或者用一個已被用濫的術語來說，是一種‘范式轉型’?！?span style="color:#7f8c8d;">（引言）因此，《事實與虛構》不僅是對虛構本質的再界定，對事實與虛構邊界的捍衛，也表明了作者意圖構建一門新學科的主張，以虛構為研究對象，向來自不同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開放。由此觀之，我們不難理解作者為什么要捍衛事實與虛構的邊界：擁有明確的研究對象無疑是學科確立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