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商業模式總是有很多出人意表的創新，但斗魚“創新”的“解約模式”還是讓人大跌眼鏡。2020年7月，澎湃新聞與多家媒體曾報道，直播平臺斗魚以違約為由，向多名女主播索賠8000萬元違約金。消息廣泛傳播后，斗魚迅速與多名受訪女主播和解。但斗魚并沒有停止索賠的腳步，不少在校大學生也成為了斗魚巨額索賠的對象。

市場經濟本質就是一個契約經濟，但一個值得被各方遵守的契約其基礎應該是公平、合法的，斗魚與這些主播之間的協議很難說公平和合法的。與斗魚產生的爭議的主播，不少都是涉世未深的女大學生，雖然年滿十八歲，但是其認知水平與專業的斗魚法務部門相比猶如云泥之別。

斗魚整個協議的操作過程就是風險最小化，收益最大化。首先是簽約主體的選擇，斗魚使用的是自己的子公司小象互娛，從而與斗魚平臺完成切割。其次簽約對象不少都是女大學生，不要說這些涉世未深的學生，即便一個社會老炮恐怕也很難把一份46頁的《解說合作協議》一條一條地看下來，這給了斗魚在協議中夾帶私貨的機會，《解說合作協議》詳細約定了主播的違約責任，但在如何分配直播收益（主要為粉絲打賞）時表述模糊。

這些在校學生簽署的格式合同顯示，主播每月最低有效直播天數為24天，每月最低有效直播時長為120小時，平均下來每天至少要播5小時，一名女主播向記者描述日常的工作狀況：“我們每天直播10小時，很累。”而一個勞動者法定日工作時長也才8小時，一個月不過176小時。考慮到這些主播還是在校大學生，還有日常的課程與生活，想完成最低有效直播天數與時長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份權利和義務極度不對等的合同，就成為懸在這些女主播頭上的利劍。換句話而言，從一開始這些主播就陷入了極大的違約風險當中，難怪網絡上有人說斗魚是靠違約金發家致富的。

但斗魚看重的只是違約金嗎？恐怕不是這樣的，一個叫羅莉的主播，被斗魚一方指控違約，索賠8000萬元。羅莉與小象互娛的聯系人楊威聯系，對方給出的解決方案是跟斗魚和解，并且賠償400萬元。按照楊威的說法，不和解賠償金額是800萬，和解的話斗魚可以減少一半的金額，只要羅莉在斗魚上直播，用直播收益作為另外400萬的賠償。羅莉不相信地確認了一下：就是我所有在斗魚的錢都拿不到，給他們打工是吧？楊威回復一個字：對。

這到底是合作書還是賣身契，確實讓人懷疑。難以完成的直播時長要求讓女學生簽約即違約，巨額的違約金賠不起就需要繼續直播還錢，這就好像一個閉環一樣，一本萬利的操作。既留住了主播也獲得了賠償。

或許有人認為，既然簽了合同，那么就應該按照合同辦，這才符合“契約精神”。其實按法律規定，違約金也不是想約定多少就能寫多少的，約定的違約金應當與因為違約造成的實際損失相當，而不是由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獅子大張口，借機牟利。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條規定，違約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第五百八十五條還規定，“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予以適當減少。”

動輒約定幾千萬元的違約金，明顯超出了“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人民法院是可以予以減少的。而且，這種明顯不合理的違約金更像是“奴隸契約”。

斗魚自己也說了，主播不僅是直播平臺的核心資源，也是直播平臺的核心競爭力。但留住主播靠的應該是平臺的服務和支持，而不是用高額的違約金來嚇唬人，更不應用不公平的協議來操縱涉世未深的女大學生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