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之前，有女性藝術家嗎？

在中國，無論是元代管道昇、還是明末顧橫波，才貌雙絕，能詩文擅書畫的女性大多無法擺脫“藝壇伉儷”的束縛。在西方，大部分人認為，女性第一次拿起畫筆是從她們爭取投票權開始的。

然而，如果往前追溯，則會感到驚訝，即便時代有所限制，依舊有女性能夠建立卓越的藝術事業。

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自畫像：繪畫的化身》，1638-1639年

從2019年英國國家美術館轟動一時的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 (Artemisia Gentileschi) 展覽為始，一連串的展覽讓多位文藝復興時期女性的名字備受關注。 就在今年，愛爾蘭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舉辦了“拉維尼婭·豐塔納：開拓者，規則破壞者”，在英國杜爾維治美術館（Dulwich Picture Gallery）舉辦了“瑪麗·比爾：實驗秘密”（Mary Beale: Experimental Secrets），在意大利熱那亞公爵宮（Palazzo Ducale）舉辦了“阿爾泰米西亞·真蒂萊斯基：勇氣與激情”（Artemisia Gentileschi: coraggio e passione），以及荷蘭恩斯赫德特文特國家博物館的“索福尼斯巴·安吉索拉：文藝復興時期的肖像畫家”（Sofonisba Anguissola: Portraitist of the Renaissance）等等。

豐塔納，《瑪爾斯與維納斯》，1595年

這些豐富的展覽讓公眾意識到女性一直在創作藝術，那么下一個目標應該是什么？目前在美國舉辦的兩個展覽可能會提供一些方向，提出關于早期現代時期婦女和藝術主題的新視角——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Baltimore Museum of Art）“留下她的印記：歐洲婦女的歷史，1400-1800年”，（Making Her Mark: A History of Women in Europe, 1400-1800，至1月7日）和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強大女性”（Strong Women in Renaissance Italy，至1月7日）。

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展出的“留下她的印記：歐洲婦女的歷史，1400-1800年”展覽現場。

正如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展覽目錄中的幾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在轟動一時的展覽的標題中強調個體，強化了對卓越性的敘述——他們是罕見的，只有極少數藝術家有機會將自己的技能發展成有利可圖的事業。

因此，“被遮蔽”或“被遺忘”的女性藝術家的回歸，強化了理想藝術家（通常是男性）作為個人天才的敘事。無助于打破關于藝術品價值的更廣泛設定。 因為在“留下她的印記”中，策展人安達萊布·巴蒂·班塔（Andaleeb Badiee Banta）和亞歷克莎·格雷斯特（Alexa Greist）開始“尋找平凡的女性藝術家”。他們著眼于女性在更廣泛的視覺藝術中的參與，在此，女性作為工匠、制造者、監督者等角色。盡管因為缺乏簽名和記錄，女性的工作很難追蹤，但策展人們仍然展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物品，特別關注裝飾藝術，如陶器、刺繡和科學繪圖。

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展出的“留下她的印記：歐洲婦女的歷史，1400-1800年”展覽現場。

學者們越來越認識到，女性以正式和非正式的身份參與了各種行業。 伊拉娜·克勞斯曼·本·阿莫斯 (Ilana Krausman Ben-Amos) 在對16世紀和17世紀英國青少年文化的研究中證明，以布里斯托爾為例，在所有行業約1500名學徒中，女性約占3.3%。在倫敦，這一比例較低，但南安普敦等小城鎮的比例要高得多，約為10%。盡管許多人在縫紉、家政服務等傳統“女性”行業當學徒，但也有一些人找到了布料商人、藥劑師、魚販、葡萄酒商人的工作。 她們還接受過細木工、制鐘、紡織、皮革和金屬加工等手工藝培訓。在非正式情況下，妻子和女兒經常受雇于男性家庭成員的車間，參與從生產和監督的各個方面工作。巴爾的摩的展覽有助于為這些統計數據提供視覺和物質形式，表明許多傳統的男性貿易和作坊往往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女性。

朱迪思·萊斯特，《自畫像》，1633年（“留下她的印記：歐洲婦女的歷史，1400-1800年”展品）

“留下她的印記”關注的是作為創造者的女性，而在波士頓舉辦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強大女性”則盤點了女性與藝術接觸的所有不同方式。在展覽空間中，連續的區域由柱廊和壁龕隔開，旨在模仿15世紀由無名之手創作的、著名的三幅“理想城市”（The Ideal City），試圖通過喚起意大利城市的理想公共空間，強調了女性在家庭內外的影響力。她們是藝術創作者、作家、作曲家、贊助人、模特、設計師和使用者。

觀眾首先看到一組展品之一是索福尼斯巴·安吉索拉 (Sofonisba Anguissola) 創作于1556年的迷人自畫像。畫中的她舉起一個圓盤，上面的“密碼”代表她父親的名字：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場明星展覽，但它提醒觀眾，才華橫溢的女畫家經常出現在男性親戚的工作室里。不過，這只是展覽的一個方面:它還涵蓋了如伊莎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este)等重要的女性贊助人；以及回顧了女性虔誠儀式的物證，并向不知名的女性刺繡者、編織者和蕾絲女工致敬。

索福尼斯巴·安吉索拉，《小型自畫像》，1556年（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展覽展品）

其中一部分專門討論女性榜樣，包括《圣經》和古典神話中的人物。 盤子、繪畫和陶土雕塑描繪了朱迪思（Judith）等女性，她們滲透進軍營并斬首敵人，還有被羅馬敵人綁架后主張和平的薩賓婦女。這些女性被視為美德的典范，代表了女性可以用來塑造自己生活的角色。 然而，對于許多女性來說，榜樣的選擇并不局限于性別，也不乏有權有勢的女性將自己與傳奇男性進行比較的例子。比如，英國伊麗莎白一世在即位后，將自己比作從獅穴中的丹尼爾（Daniel），還有各種各樣的例子，并有各種圖像和文本將她描繪成睿智的所羅門王，而不是我們可能期望的所羅門王的伴侶示巴女王。

喬瓦尼·德拉·羅比亞，《朱迪思》，約1520年（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展覽展品）

波士頓和巴爾的摩的展覽都將雕塑、繪畫等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品與陶瓷、蕾絲和刺繡等裝飾藝術融為一體。展覽中，精美的刺繡和編織的絲絨作為架上藝術作品被懸掛起來，在更傳統的油畫肖像和歷史畫中并無違和，且顯得自在。在巴爾的摩展覽目錄中，這種方法被視為一種女權主義行為——對美術館環境中“墻上權力”學說的拒絕。(策展人認為)這種學說更喜歡男性風格的油畫，而不是女性風格的珠飾和刺繡。然而，正如參觀過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A）、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或荷蘭國立博物館的參觀者所知道的那樣，將精美藝術和裝飾藝術結合，是如今展示文藝復興時期和早期現代時期作品的標準做法。

在博物館環境中，這種混合方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邁克爾·賈菲 (Michael Jaffé) 20世紀70年代在那里建立了一個鄉村別墅風格的展覽。 近30年來，由于V&A博物館1998年建成開創性的英國展廳（British Galleries 1500-1900），這種方法重新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在那里，家具、紡織品、陶瓷、繪畫等在同主題房間中一起展示，而不是按流派或材料分開陳列。這基于時代價值觀，有助于向當時的觀眾傳達豐富性和多樣性。 這產生了與波士頓和巴爾的摩相同的整體多媒介展廳體驗，但其誕生的基本原理是優先考慮對歷史準確的注解。

佚名，天鵝絨編織(細節)，意大利，15世紀（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展覽展品）

事實上，對于文藝復興時期的女性藝術家而言，回歸時代價值觀可能會面對幾個問題。主要問題之一是作品的質量。不言而喻，女性藝術家普遍無法接受與男性藝術家類似的重要培訓——尤其是基于男性裸體的解剖學研究和人體素描。正如巴爾的摩展覽的策展人指出的那樣，我們現在知道，雖然一些女性有可能接觸到裸體男模特，并且可以以自己的身體來塑造女性形象。但歷史事實可以幫助解釋女性在從事歷史和敘事繪畫時所面臨的障礙，她們對解剖比例和動態的把握常常被批評為技法低劣。

索福尼斯巴·安吉索拉，《象棋游戲》，1555年，波蘭波茲南博物館藏（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展覽展品）

然而，如何處理這種質量差異也困擾著巴爾的摩展覽的文字敘述。索福尼斯巴·安吉索拉（Sofonisba Anguissola）的畫作《被小龍蝦咬傷的男孩》（約1554年）被認為是瓦薩里所稱贊的女性藝術家作品的罕見例子，但瓦薩里贊美的不是其本身的技法，而是對人類情感的精致描繪。原創性也是女性藝術家面臨的問題，這兩個展覽的策展人都沒有否認許多女性藝術家抄襲他人作品的事實。 然而，對于大多數前現代藝術家（包括男性藝術家），獨創性幾乎不是關鍵。“發明”（invention）這個詞來源于拉丁語invenire，其意思包括了發現或獲取，以及我們所熟悉的意義上的發明。臨摹他人的作品是藝術家訓練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裝飾藝術家都從版畫和版畫中汲取設計。

圣殤（Pietà）刺繡，16世紀（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展覽展品）

“純粹”抄襲是否與女性特別相關？也許是。目前在波士頓展出的一幅由一位身份不詳的女性所繡的《圣殤（Pietà）》場景中，上邊框上裝飾著維羅妮卡面紗的圖像。 這是耶穌前往受難地的路上，路旁圍觀的信徒維羅妮卡將面紗獻予基督。因此在面紗上奇跡般地存有基督的面容。面紗一般是由女性“制作”的圖像，它暗示著一種神奇而機械的復制過程，卻不具有獨創性和創造力。同樣，邊框四角分別是一個健康的男性小天使，這可能是為了通過一種被稱為“母性印象”的無意識過程來“塑造”母親子宮中的嬰兒，據信，母親所看到的事物，會影響子宮中嬰兒的“塑造”。 

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沉睡的孩子》，1630 - 1632年（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展覽展品）

伊莎貝拉·帕拉索 (Isabella Parasole，1575-1625) 設計的一本蕾絲圖案書也在波士頓展出，它是女性重新發明圖案而不是復制圖案的一個例子。與男性一樣，有些女性創作出令人驚嘆的高質量的作品，而另一些則不然。其中的歷史原因，值得探索。

伊莎貝拉·帕拉索的蕾絲圖案書，1625年。其中包括38頁木刻。（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展覽展品）

但與其在心理上將女性與杰出的男性（如拉斐爾、米開朗基羅）進行比較，或許更應該在人類創造力的大背景下看待她們。其實“平凡”的男性藝術家也有很多，這是巴爾的摩展覽所暗示的，但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女性一直在創造事物，我們需要公正地對待她們，而不是強加不合時宜的束縛。揭示更多豐富而陌生的過去，從而最大限度地看到女性的力量。

注：本文編譯自《阿波羅雜志》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