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為城”打造全新的上海書城、解讀徐家匯書院“中國套盒”的室內空間、設計“上海最美地鐵站”、重塑偽滿皇宮博物院之眼藝術宮、爆改百年學區房、設計國內首個建筑模型博物館、貢獻最美書店鐘書閣和最高書店朵云書院、將菜場和公廁改成最美民宿和辦公室，20 天內讓舊校舍變身廣州新地標……建筑師俞挺的名字已成為城市建筑創新的代名詞。與此同時，也正是這樣一個標簽，讓俞挺多次成為建筑界甚至文化界爭論的焦點。

“中央的柱子改成帶有許愿池的紀念碑，背后刻有建筑師的小說片段。圍繞著它，有臺階，柱廊，帶壁爐的舞臺，作為陽臺的玻璃包廂。可以有鮮花，咖啡，一點酒，愛情，八卦，寵物，脫口秀，突然一曲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以及即興的探戈。喧鬧，歡快以及隱藏的嫉妒。”俞挺談上海歷史博物館滿坡栗咖啡館

“記憶既不是短暫易散的云霧，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燒焦的生靈在城市表面結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動的生命液體的海綿，是過去、現在與未來混合而成的果醬。” 這是伊塔洛·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的沉思，放在上海最知名的建筑師俞挺的語境中，它不可避免地喚起了羅蘭·巴特對意義深入探索的回憶：上海不僅僅是一個城市；它是一個雙刃的象征，一個開放的容器供無盡的解讀，又是一個富含建筑、美食、觀念和景象的實體。這是一個不斷重新定義自己，走出自身陰影的城市。

上海書城

新的上海書城是對這一理念的致敬。它那巨大的玻璃立面吸引著每一個路人的目光，陽光在其上演奏，照亮了里面的每一個角落。這個地方不僅僅關于書籍；它是一個藝術的避風港，充滿活力的地毯引導你沿著蜿蜒的樓梯向上，每一層都是更大故事中的新篇章。盡管它一開業就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及爭議，但這家書店證明了俞挺對“地域特性”這一概念的巧妙把握，他使用這一術語超越了單純的地理概念，捕捉到了一個地方的精神和上海的有形及無形本質。

上海書城內的空間

保羅·戈德伯格將建筑與其環境之間的對話比作一首小詩，俞挺也以對本土傳統和遺產的敏感度來打造他的建筑。這一觀點支撐了他的設計，這些設計深受他對于社會學的深入理解——將建筑視為一種實踐，不僅考慮它自身具象的美學表現，同時還十分注重與城市的互動、契合人的需求和社會的變遷。這種雙向運動是深刻的，建筑物在俞挺的創作中，既是夢想的體現者，也是功能的實現者。

上海歷史博物館內的滿坡栗咖啡館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俞挺“創新二元性” 的縮影。它回溯到上海咖啡館作為社交中心的起源，并試圖將那失去的社交性重新引入現代城市結構。通過將內部轉變為反映歐洲廣場的樣式，俞挺提供了對公共空間的重新詮釋，既尊重城市的社交遺產，又克服了歷史保護的限制。

上海歷史博物館內的滿坡栗咖啡館

“我并不想把上海性和生活性固化成一個可見的化石，我希望把它抽象出一個可以為非上海人，非中國人都可以接受或者理解或與之感嘆的東西。”俞挺說。

“2023年，我重新訪問微光之宅，非常感謝業主保持的如此之好，一如4年前初建成。在外人看來，微光之宅是我設計作品中不典型的一個案例，但卻是符合我這個雙子座重要的特征，在喧囂中總能為自己保留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獨處。在這個業主和我達成共識的獨處之中，我展現了我真實的另一面，輕，節制，有些猶豫，低吟淺唱，驕傲也有些謙卑，想想會微微一笑，以長舒一口氣的方式用墨色微微渲染了一個清醒但沉默的生活在鬧市中自得的態度。我贊美這不完美的世界，還有，迷途知返的，柔光。”俞挺說上海市中心200平方米老房改造“微光之宅”

按俞挺自己的話講，“每個人都是自己的鑲嵌品”。每個人的經歷造就了自己，再與新的經歷一起繼續改變未來的自己。

曾經在上海東北部那個充滿張力的區域度過了童年少年，在清華園度過了青年時代，又在倫敦、意大利游歷多時，俞挺被地中海的強烈陽光所打動，它從天空涌向大地。光像雕刻一樣，“打穿”了很厚重的、堅固的萬神殿建筑，這種強大的感覺讓俞挺難以忘懷。“我瞬間感到光的力量，光可以打破一切阻礙，可以激發生命的力量。”他當時突然想到詩人佩索阿的一句詩：我們活過的剎那，前后皆是暗夜。那一刻，激起了他對人生復雜的情感，也重新塑造了他對建筑師創新的理解。

在這里，俞挺所理解的創新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剛性創新”——想想勒·柯布西耶的作品——一邊把一半的發達國家的人裝進了鋼和玻璃的盒子里，一邊極大改變了藝術、設計的審美面貌、甚至生活方式。另一面是個人創新，對已知知識進行微妙的改造，正如安藤忠雄在混凝土中所做的那樣。

然而，這兩種創新形式都需要“建筑化”——一種轉變，考慮了規劃、法規和建筑的實際細節。“從地鐵站出來一路步行，穿過老舊但干凈的街道，來到里弄的鐵門外，還沒有看到任何不同的跡象。倒是街區本身，與我多年前生活的上海老城區相比已經有了些許變化，特別是星星點點幾棟更新過的建筑，在尺度、色彩和細節上，都表現出與街區的協調，又不失現代感和設計感，看得出來上海在歷史街區更新上是下了功夫的。更招人喜歡的是站滿長街兩側的梧桐樹，把機動車道變得柔軟。沒有燈紅酒綠，沒有熙熙攘攘，街道的色彩在清淡中略帶溫暖。只有密密麻麻不肯入地的電線、變壓器以及電線桿子十分惹眼，但也不算討厭，倒是有點和歷史街區的復雜性與歷史感相得益彰的意思。”

這是4年以前，俞挺走向那幢位于市中心200平米的老宅前，記錄下來的細微感受。這顯然是個人創新——對已知知識進行微妙的改造的一次極佳佐證。

微光之宅內部

在這座桑滄老城區內并不算起眼的小樓中，俞挺實踐著建筑師賦予空間生命的使命。正是這種使命感，俞挺認為是他工作中最突出的特征，尤其是在如前所說的上海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具有“能指”和“所指”交織彼此的城市，他希望的不是將這座城市的風格固化為靜態的視覺藝術品，而是將其充滿生機的生活轉化為一種超越文化障礙的語言。

這種追求與羅蘭·巴特的哲學探索和量子力學的復雜性相一致，這兩者都深深地影響了俞挺的設計方法。巴特對文學內涵的深入探索與俞挺在建筑空間中尋找敘事線索的追求相呼應。就像量子物理學顛覆了我們對宇宙的確定性預期一樣，俞挺不斷地挑戰著傳統設計的確定性限制。

“我決定在徐家匯書院建立一個來源于中國傳統的子奩盒的‘中國套盒’結構。任何室內設計都是建筑設計，去積極觸動城市。徐家匯書院是個區級圖書館，不算嚴格意義的研習型圖書館。它更面對社區居民，有一定的社交性。所以徐家匯書院不應該是個封閉內向型的文化場所，它更應該是開放的，不僅需要吸引讀者，更需要吸引原來不怎么閱讀的人。”俞挺說徐家匯書院

在徐家匯書院內部，俞挺進行了一次變革。他將原有的書院建筑保留，但在其內部增加了一個全新的空間。這個空間像一個中國套盒，由一個個的小盒子組成，每個小盒子都有不同的功能和風格。有的是閱讀室，有的是咖啡廳，有的是展覽館，有的是工作室，有的是臥室，有的是花園。這些小盒子可以自由組合，形成一個個的空間單元，每個空間單元都有自己的主題和氛圍。這里有古典的，有現代的，有中式的，有西式的，有文藝的，有商務的，有安靜的，有熱鬧的。這里是一個既具有上海性又能承載多元性的空間，是一個既適合閱讀又能促進交流的空間，是一個既有歷史感又能展現創意的空間。這個案例，讓我們更深入地區了解俞挺是如何通過創新將建筑視為解決問題的媒介的。他解釋道：“我認為建筑是一種社會學的實踐，它不僅要考慮空間的形式，更要考慮空間的功能，空間的功能又要考慮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要考慮社會的變化。”他將這種思維運用到自己的設計中，通過對空間的重新定義，解決了一系列的問題，其中包括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間，如何滿足多樣的需求，如何平衡歷史與未來，如何激發創意與學習。

這就意味著，對于俞挺而言，建筑設計的創新既是宏偉的“概念”，也是細致的“具體”。建筑物所要承擔的職責，既隱喻著承載城市生命的魔幻，又陳述了蕓蕓個體日常思久的現實。正是這種雙面性使得俞挺的作品在其“網絡紅人” 外表下抱有雄心壯志，在其現實主義底色下進行超現實主義的實驗——它不僅體現了功能，也構建了夢想。

俞挺的問題解決方法不僅展示了他的社會學洞察力，還反映了他對建筑哲學的深思。讓我們明確一點——他不是一個為了形式而堅持形式的建筑師。他更像是一個創造解決方案的工程師：“我設計是為了解決問題，而不只是為了制造好看的東西。”這讓人們在空間中感受到了問題的解決，并在問題中感受到了空間的創造。

不難理解，就這種雙重性而言，每個建筑師都在夢想著他們的“埃菲爾鐵塔” 時刻——當埃菲爾把他的鐵塔看成是一件嚴肅的、合理的、有用的東西，與此同時，人們卻還給它一個偉大的、奇異的夢想，這個夢想極其自然地達到了非理性的邊緣。

當然，將俞挺的作品與埃菲爾鐵塔相提并論還是過頭了，但他那種“超現實主義”的等待確實值得尊敬。這種等待和行動可能會引起更多的爭論。與音樂、文學和美術這些更為“飄渺”的藝術形式相比，建筑可能看起來“太容易”了，因為它太依賴于功能。但即使與看似“容易”的電影相比，觀眾仍會為一個故事扎實的電影歡呼，即使它并未實現他們所有的夢想；然而，沒有人會僅僅因為建筑物正常運行就給建筑師起立鼓掌。勤奮的建筑師真正的難題來自于需要在高貴空間所扮演的舒適角色中添加大量的理性力量。否則，他們可能就會發現自己身處公眾輿論的熱椅上。

但所有這些喧囂幾乎不會觸及俞挺情感的表面，更不用說動搖他的信念了。因為他是那種不會被小事所困擾的建筑師，毫不畏懼地等待著將所有一寸一寸瑣碎的空間，最后匯聚成時間的洪流。“就像《我的世界》里所展示的那樣，用最簡單的方式去構筑復雜的世界，從基礎開始，層層疊加，創造出豐富的畫卷。這就是一個復雜系統的生長過程，杜絕了建筑師無法拒絕的、宏大敘事的誘惑。” 俞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