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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人為何拿起屠刀?
《德語課》
1941年9月5日到6日,在波斯尼亞西北部的一個小鎮,庫倫瓦庫夫,短短48小時內,多達2000人遭到了殺害:他們的尸體彈痕累累地倒在路邊;有的喉管被割開,散擲在草場上;有的溺亡在河水中;有的在深不見底的洞穴里堆積成山。
而兇手正是他們的鄉鄰。
鄰人間的集體暴力令人不解,卻并不罕見,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中,過往的鄰居同樣操起了屠刀——我們不禁發出痛苦的疑問:這些比鄰而居的人們為什么會突然爆發駭人的集體暴力?是什么讓鄰人們彼此屠殺?
真的如許多歷史學家所宣稱的,這些“群體”之間的暴力都源自所謂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嗎?
在《何故為敵:1941年一個巴爾干小鎮的族群沖突、身份認同與歷史記憶》一書中,馬克斯·伯格霍爾茨(Max Bergholz)為我們重新梳理了族群劃分、民族主義和暴力之間的相互關系。他通過大量的微觀研究向我們說明,“‘族群’和‘民族’只是一種思維框架,是看待和解釋世界的方式,不深入,也不恒久,只是在特定的時刻可以突然‘發生’在人們之間”。
“歷史,以及它被講述、被噤聲和被遺忘的方式,會在這個地方的人的身上持續造成深遠廣泛的后果。暴力潛能會被激發,成為后來的暴力事件;陰影會籠罩在當下的敏感點上,關系到什么樣的未來將成為可能,或者成為不可能。”
01.
大屠殺的日夜
1941年9月5日晚,起義軍指揮官戈伊科·波洛維納正在給上級寫一封急信,開頭寫道:“本地區的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了。”
這個地區的沖突大體發生在“克族人”和“塞族人”之間,其中名為“烏斯塔沙”的民兵組織由一些穆斯林和天主教徒鄉民組成,他們在在克羅地亞共和國(下簡稱“克獨國”)的授權下清洗“非克族人”,并以“克族人”的名義不斷屠殺、搶掠“塞族人”。“塞族人”,即東正教徒,他們不堪于烏斯塔沙分子的迫害,組成了起義軍,決定反抗、復仇,并最終來到了烏斯塔沙的權力中心,庫倫瓦庫夫。
“塞族人”起義軍指揮官和所有士兵都明白,一場沖突在所難免。但這場沖突是否會發展為毫無節制的屠殺?他們不確定,但他們希望答案是否定的。
戈伊科·波洛維納向戰士們呼吁,不要把所有克族人民都當成烏斯塔沙分子并殺之而后快,他強調紀律、強調人的尊嚴,以及,不要讓無辜者流血。
但,他的希望落空了,大屠殺還是發生了。
9月6日早晨,當地約5600名居民和難民正在逃離,這條蜿蜒的土路上突然響起了槍聲——起義軍發現了他們,并朝一切會動的東西開槍。大屠殺開始了。
目擊證人回憶道,“整整一公里,我在路上都只能看得見尸體......簡直找不到一個沒有尸體的地方下腳。大部分都是老年人,還有小孩被扔進水渠里。”
但這些還不是結束。
起義軍找到了萬人坑,這里埋葬著他們被烏斯塔沙分子殺死的親友。晚間,指揮官佩塔爾·吉拉斯下達了挖掘尸體的命令。眼看著親人的破碎尸骸,起義軍很快被近乎癲狂的憤怒吞沒了。他們持著步槍、斧頭、鐮刀、棍子等武器,口中咒罵著烏斯塔沙,追著婦女和孩子狂跑,把婦孺逼得跳河,又把男人和男孩扔向深坑。
最終,1941年9月6日早晨逃離當地的約5600人中,只有3124人生還。被屠殺的約2000人里,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
《無境之獸》
02
暴力源于族群仇恨?
這一切都只是因為起義軍是“塞族人”,而庫倫瓦庫夫居民是“克族人”嗎?
然而,“塞族人”和“克族人”的定義本身就很模糊。
在庫倫瓦庫夫地區,大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又分為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徒。19世紀下半葉,民族主義活動家們開始把天主教基督徒歸為“克族人”,將東正教徒定義為“塞族人”。但是,克獨國成立后,最高領袖宣稱,穆斯林也是克族人,只不過是“持伊斯蘭信仰的克族人”。
1941年,克獨國發表指示,明面上宣稱“塞族人原則上指的就是信仰東正教/東方希臘信仰的人”,但并不把在克獨國軍隊中服役的人算進去。同年6月又有文件聲明,只要不再信東正教,改信天主教,“塞族人”就有機會被承認為“克族人”。
也就是說,“克族人”或“塞族人”并不是一種不可動搖的的內在本質,而是由個人宗教信仰、行為模式所決定的社會標簽,它甚至有可能隨著時代發展,更迭變化。由此看來,個體抱持的深切民族意識與種族仇恨,并非是與生俱來的。因此,族群間的裂痕也更有可能是人為制造的,它能被追溯至權力與政治話語,也可能來源于過往的暴力記憶。
但,我們都很清楚,并非所有的族群間裂痕都會導致極端暴力行為。《何故為敵》的作者馬克斯·伯格霍爾茨提出,種族仇恨的觀念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付諸實踐,要取決于社會接受程度,尤其取決于政府的態度。
他在書中提到,烏斯塔沙組織一直渴望建立一個克羅地亞人獨占的民族國家,克獨國政權率先在部分地區確立后,當局將“族群”確立為沖突展開的唯一主題。一份政府報紙里寫道:“士兵兄弟們!把你們的武器對準我們的敵人塞族人。不要后退,也不要交出武器。要奪權,因為從現在起,你們就是自己國家里當家做主的人。”
波斯尼亞西北部東正教徒人口眾多,烏斯塔沙高層認為這個地區急需凈化,消除“克族”人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選擇了信奉極端民族主義的維克托·古蒂奇來管理這片地區。他曾向一批塞族人表明:“不再有塞族人了。我不會再承認什么塞族人。滾出這個地方。這里是克羅地亞的心臟,心臟是不能沾染任何毒藥的。你們就是毒藥。”
古蒂奇迅速把克獨國政權擴散到這個地方,并任命了至少十個重要的烏斯塔沙領導人。因為這些舉措,烏斯塔沙組織迅速覆蓋了地方各級,且大部分層級都擁有相當于地方民兵的武裝組織。但因為它的極端民族主義傾向,他們又很快從國家政權中獨立出去,其武裝組織不用聽從克獨國軍隊的命令。
也就是說,幾乎沒有任何外部制度能夠約束烏斯塔沙的權力。
克獨國高層需要人手來實現自己的目標——讓克獨國只有克族人,并應對所謂的安全威脅;烏斯塔沙則突然擁有了武裝,以及對鄉鄰為所欲為的能力。
為了吸引人們加入烏斯塔沙組織,古蒂奇鼓勵縱容村民們搶占“非克族人”的財產,這一舉動,使加入烏斯塔沙有了可觀的經濟鼓勵。對那些以往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沒什么特權的人而言,加入烏斯塔沙組織,有了別樣的吸引力。
許多人之所以選擇加入族群迫害活動,看似由于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其實只是因為他們突然得到了以“族群”為目標大肆劫掠的意外機遇。要挑動這樣的人參與族群沖突,不需要他們有什么根深蒂固的族群對抗情緒,只需要給他們借機發財的機會。
族群和意識形態的嚴肅面具下,隱藏的仍是以由個體欲望構成的利益之爭。
這一點在布巴尼村襲擊事件也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在布巴尼村,烏斯塔沙分子殺死了約270名村民,令人驚訝的是,當地沒有受到過直接威脅的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也參與了進來,特別是來自庫倫瓦庫夫和附近奧斯特羅維察村、博里切瓦茨村的人。克獨國文件顯示,雙方曾因爭奪土地資源而產生沖突,這促使了這些人加入了劫掠。
歷史學家揚·格羅斯曾提出“權力私有化”的概念,指的是人們在動亂時期利用意外到來的機遇發動的“清算”。而巴布尼村襲擊事件就給了當地天主教徒和穆斯林這種機遇,他們能夠借此大肆盜竊牲畜等財物,并以暴力手段迅速清算過往恩怨。這也印證了人類學家維娜·達斯的觀點:“暴力提供了采取行動、一舉解決長期問題的可能性。”
《德語課》
03
為什么大屠殺在此時此刻發生?
但是,在《何故為敵》中,馬克斯·伯格霍爾茨又提到,長期極化的政治環境、“族群”裂痕、烏托邦式的清洗型意識形態、極端主義的政治領袖,甚至是據說在施害者之間非常普遍的復仇渴望——這些因素往往可能都是暴力的必要條件,卻不能被認為是充分條件,它們并不能告訴我們,為什么殺戮會發生在某些時間地點而不是其他。
那么,9月6日至8日的大屠殺背后,究竟還有哪些因素在推波助瀾?
我們已經知道,克獨國的成立突然賦予了投機分子和小部分極端分子權力,讓他們以族群為目標實施殺戮和劫掠。
這種暴力激起了粗暴的族群劃分,很多曾經的鄉鄰迅速開始相互將對方非人化,視為抽象集體的一員。報復和反擊不斷迭加,造成了一波又一波雪崩般的群體暴力,族群間關系的極化程度也隨之進一步加深。
而與此同時,一系列偶然性情境因素疊加,最終導致了這次大屠殺的發生。
馬克斯·伯格霍爾茨再三強調,光靠復仇的渴望是不足以造成屠殺的——主張克制者要么得被邊緣化,要么不在場,要么被殺,屠殺才能夠發生。
克制派權威人物,廣受尊敬的本地指揮官,斯特萬·皮利波維奇·馬丘卡一直在提醒手下的戰士們,只能殺死烏斯塔沙分子,不能碰其他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平民。但是,在與縱隊最前面的克獨國部隊交火時,馬丘卡不幸被打死了。馬丘卡倒下以后,他的營隊就徹底陷入了混亂。
除此之外,其他幾位克制派的關鍵人物也離開了庫倫瓦庫夫,前去抵擋增援部隊的攻勢,他們把大部分態度較溫和、表現最好的戰士也都帶走了。
更糟糕的是, 起義軍里31 歲佩塔爾·吉拉斯被突發任命為指揮官。據熟人說,吉拉斯是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格外狂妄自大,和許多戰友起過沖突。而且,他對當地百姓有明顯仇視情緒,他認為,庫倫瓦庫夫的所有百姓都應該對前幾個月的烏斯塔沙屠殺負起集體責任。
以上種種因素的組合,給那些想要向烏斯塔沙復仇的人提供了意外良機。
在這個高度緊張的時刻,對抗性族群劃分已經發展到了極端的程度,現在,在起義軍眼里,庫倫瓦庫夫的百姓已經集體成了“烏斯塔沙分子”的具體象征,每個人都對他們親人鄉鄰的死亡負有責任,都要付出代價。
很快,烏納河的河岸以及橫跨兩岸的橋梁布滿了被殺害的人的尸體。
心理學家尼科·弗里達曾表示,在報復行為中,逃避他者施加的痛苦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如何逃避痛苦?弗里達說:“一個人能做的,是消滅對方獲得的一切東西,消滅一切有關的回憶,以及任何能讓他想起所受侵犯的東西。其次能消除痛苦的,則可能是要確保目標的徹底毀滅,比如將對方從地球表面清除掉,從歷史記錄中刪去。”僅僅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還不夠,許多起義軍想做的,是把所有克族人都殺光。只有徹底毀滅,才能消除他們痛苦的根源。
這種完全放肆的、非理性的、駭人聽聞的殺戮,能讓他們重新獲得力量感。殺戮能夠證明他們擁有相對被殺害者的絕對權力。前幾個月,很多起義軍展示都在烏斯塔沙分子的迫害下體會到了徹底的無力感和羞辱感。如今他們做出的這些極端殘忍的行徑,或許是想明確表明,自己已經不再是受害者了,而是掌握生殺大權的強者。
《德語課》
04
克制者的反抗與挑戰
但是,這種狂熱的毀滅沖動并沒有傳染給每一個人。在已經引燃的殺戮之火中,主張克制者仍然沒有放棄。有人沖進起火的房子,把一個朋友落在家里的孩子救了出來;有人親自帶村民逃跑并躲藏;有人站在路口阻攔,防止尋仇者大肆殺人。在他們的極力救助下,400—500名村民幸免于難。
由此馬克斯·伯格霍爾茨總結出一個“違反直覺”的觀點:在一輪又一輪的屠殺迅速制造出以族群為界線的對抗性劃分的同時,它們也制造出了與之相反的東西——一輪又一輪的跨族群救助行為,以及一種以個體行為而非其族群類別作為區分敵我的觀念——也就是說,在大屠殺中,人們對于族群邊界的意識可以同時得到強化和弱化。
除了被屠殺和被救助的人們,還剩下一部分俘虜——約400名男人和男孩,指揮官吉拉斯在他們面前吼道:“一個人都不能活!他們都是烏斯塔沙分子!”
主張克制者對這條指令提出了抗議,但很快在起義軍復仇的聲潮里被湮沒了。
商人弗拉代蒂奇要求道:“聽我說!那個人,易卜拉欣·希列維奇,放過他吧……他是個體面的人。是他救了我。”然而,戰士們紛紛憤怒地譴責他,這場紛爭很快演化成了斗毆。遇襲后的弗拉代蒂奇一家和他們的一小伙支持者很快逃到了他的家里,躲避其他大部分起義者。后者不只想要殺掉戰俘,也想殺死他們。
馬克斯·伯格霍爾茨在《何故為敵》中指出,此時戰士們已經有了前兩天瘋狂的殺戮實踐,現在再要實施大規模暴力時,已經不再有什么需要跨越的心理障礙了。要讓人們突然轉而采取克制的、選擇性的暴力方式,顯然是一項是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最終,這些戰俘還是被殺害了,尸體被起義者拋入山坡上的坑洞里。
《德語課》
05
我們真能掌握暴力及其歷史嗎
從1941年4月克獨國成立到9月6—8日的屠殺期間,庫倫瓦庫夫地區總死亡人數約為3300人,其中包括死于烏斯塔沙分子和起義者雙方之手的受害者,以及其他的死者。這個數字占1941年該地區估計人口(約16000人)的20%以上。也就是說,短短五個月間,每10人中就有2人失去了生命。如此高的死亡率,幾乎全都是由地方性的暴力導致的。施害者和受害者,是本地的鄰人。
《何故為敵》正文的最后,馬克斯寫道:“庫倫瓦庫夫的故事要求我們不只把這種暴力看作是‘民族主義’‘族群群體’和‘族群沖突’的后果,盡管很多人都想將這種因果關系加諸其上。這個故事要求我們直面這樣一種觀念:很大程度上,其實是暴力生成了這些概念,加強了它們的顯著性,使它們在特定的時刻變得重要起來。最后,面對這個巴爾干社區的這段歷史,以及世界上其他有過暴力往事的地區的歷史,我們必須去盡力解決一個更大、更令人不安的問題:這種熟人之間的暴力,以及我們講述的關于它的歷史,能否最終成為一個我們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選擇?”
對待歷史,怎樣審慎也不為過。
撰文:歐陽咻、野豬
原標題:《鄰人為何拿起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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