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華拉杜里

他走了，一個時代落幕了。

勒華拉杜里教授，這位《年鑒》雜志的同齡人，這位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年鑒學派的“新史學”轉向中仍堅持“物質基礎”的“布羅代爾主義者”，這位駕駛著年鑒學派這艘裝滿沉甸甸遺產的大船駛入21世紀的老人，我們可能要承認，隨著他的離去，由布洛赫和費弗爾開創，由布羅代爾賦予國際標簽的那個原汁原味的年鑒學派已經壽終正寢。

轉益多師、海納百川

勒華拉杜里教授1929年出生在下諾曼底卡爾瓦多斯省一個信仰天主教的農業資產階級家庭，父親雅克·勒華拉杜里致力于農業開發和工會活動。小勒華拉杜里在博卡日特色的田園風光里長大，聽慣了父親對天氣的念叨，這是他日后研究鄉村史和氣候史的原始沖動。1940年法國的潰敗在幼年的勒華拉杜里心里留下了創傷，隨后他就讀的中學被德國人占領，只能轉到天主教開辦的學校讀書。1944年6月盟軍在諾曼底登陸，由于戰斗過于激烈，卡昂這座美麗的省會城市在戰火中幾乎被摧毀，勒華拉杜里多位親人遇難，戰爭就這樣讓他產生了“一種頓感過去破裂的悲愴之感”。

1945年，這位諾曼底的青年來到巴黎，先后在亨利四世中學和拉卡納勒中學的精英學校預科班就讀，1949年考入巴黎高師。在這期間，勒華拉杜里的政治意識覺醒了，受到戰后興盛的左翼思潮的影響，他加入當時法國的第一大黨——法共，參加學生共產主義者聯盟，后來又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勒華拉杜里這段激情的青春歲月恰恰趕上了二戰后法國社會科學的蓬勃發展，1945年國家人口研究所成立，次年《人口》雜志創刊，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建立，國家科研中心還建立了社會學研究中心。1947年，法國的大學開始教授心理學。歷史學躊躇滿志，承擔起在兩次世界大戰后“思考人類命運”的重任，在與社會科學的對話中開疆拓土，并力求將人文科學匯聚起來建立“通用的語言”。勒華拉杜里正是在這一時期對歷史研究萌生了興趣，受教于多位史學大家。

勒華拉杜里在巴黎高師讀書時，曾上過讓·默武萊的課。默武萊是一位能把研討班從課堂上開到大街上、咖啡館里的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這位當“20世紀只有1歲時出生”（默武萊出生于1901年，這是他調侃自己的話）的歷史學家，是一位在亨利·豪瑟的指導下撰寫了一篇從來沒有答辯過的博士論文的傳奇人物，一個“喜歡在學術叢林中緩行的人”，但誰也不能否認他是研究路易十四時期生計問題的大家。默武萊在巴黎和外省的檔案館收集了大量有關谷物價格、貨幣流通、氣象信息的史料，不厭其煩地給學生們講授計量分析的方法，指導學生們使用工具書。他在課堂上多次講到16世紀末期和17世紀的經濟危機，幾年后當勒華拉杜里在朗格多克的檔案館里發現了豐富的氣候史料后，就想到要考察氣候變化與17世紀危機的關系。

1955年，勒華拉杜里開始跟隨巴黎大學經濟社會史教授拉布魯斯攻讀博士學位，后者與布羅代爾齊名，曾共同主編多卷本《法國經濟社會史》。20世紀五六十年代，拉布魯斯門下還先后匯聚了皮埃爾·古貝爾、莫里斯·阿居隆、米歇爾·佩羅、讓·尼古拉、弗朗索瓦·孚雷、雅克·奧祖夫等五六十名青年才俊，他授意每個學生選擇法國一個地區，研究該地在近代某個時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勒華拉杜里的博士論文選題是“朗格多克的鄉村社會”，后來以《朗格多克的農民》成書出版。勒華拉杜里從拉布魯斯那里學到了著名的“抽屜理論”，即社會依次由五個層次構成：經濟的、人口的、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心態的。同時他還受到拉布魯斯的感染，終生對數字感興趣，能夠得心應手地使用計量方法。

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出版不久就引起了勒華拉杜里的注意。布羅代爾在書中預測氣候自16世紀以來發生了變化，歷史學家可以遵照弗朗索瓦·西米昂的A階段和B階段，梳理氣候變化的周期，這成為勒華拉杜里進行氣候史研究的靈感來源。1953年，勒華拉杜里參加教師資格考試時，布羅代爾正是考試委員會主席，這大概是他們首次正式見面。勒華拉杜里通過考試后去蒙彼利埃中學任教，1960年又到蒙彼利埃文學院擔任助教。在這期間，勒華拉杜里幾次去巴黎拜訪布羅代爾，結識了他周圍那個正在革新法國史學風貌的群體。

1963年，勒華拉杜里受到布羅代爾的征召北上巴黎，加入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部，即后來的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他幫助布羅代爾管理第六部的科研工作，還與勒高夫共同主編《年鑒》雜志，成了布羅代爾寄予厚望的學術傳人。

拉布魯斯的學生古貝爾，比勒華拉杜里年長十幾歲，也成為他學術創新之路上的關鍵人物。古貝爾在1960年出版的《1600-1730年的博韋和博韋人》中指出，17世紀的經濟狀況反映了“一種不規則的食物供給和人口增多之間的階段性不平衡”，而天氣是影響農業產量的重要因素，可能存在一個30年氣候變化周期。這一發現啟發勒華拉杜里在1966年出版的《朗格多克的農民》中提出了一種新馬爾薩斯主義，即主宰社會史的主要力量是天氣和性， 前者決定農業成敗，后者決定要供養的人數。

因此，培育勒華拉杜里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開放濃郁的經濟社會史氛圍，成就勒華拉杜里的是他海納百川般的知識吸納和綜合能力。《蒙塔尤》的成功得益于他受到美國鄉村人類學的啟發，從一個村莊的角度解讀《雅克·富尼埃宗教審判記錄簿》。《圣西蒙或宮廷體系》則把法國人類學家路易·迪蒙的心智類別分析應用到路易十四的宮廷集團。為了破解氣候一成不變說，他廣泛閱讀氣象學家的著作，學習借用樹木年輪、葡萄采摘日期、冰川考察氣候變化的方法，并多次到阿爾卑斯山冰川實地考察。他的三卷本《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廣泛吸收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成果，既借鑒了德國天文學家施珀雷爾、英國天文學家蒙德和德國氣象學家盧特爾巴赫爾對蒙德極小期的論述，又參考了法國歷史學家格勒尼耶、勒布倫、貝爾納、貝爾塞、拉希韋等人對法國舊制度時期饑荒和生計危機的研究。

《蒙塔尤 : 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

年鑒學派第三代里的“布羅代爾主義者”

如果說年鑒學派第一代的代表史家是布洛赫和費弗爾，第二代代表史家是布羅代爾的話，勒華拉杜里所屬的第三代則是一個群體形象。在他之外，還誕生了雅克·勒高夫、馬克·佩羅、弗朗索瓦·孚雷、讓·尼古拉、米歇爾·佩羅、莫娜·奧祖夫、皮埃爾·諾拉、米歇爾·伏維爾、達尼埃爾·羅什等一批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這是一個相對同質化的群體，他們大都出生于1924-1935年之間，其中許多人是農民的后代或小學教師的子女。受惠于“共和國精英主義”的培養體制，他們在求學之路上步步登高，從小鎮到省會再到巴黎。他們在少年時代撞上了二戰，目睹了民族的悲慘命運和親人的不幸遭遇，成年后又為當年沒有能夠參加抵抗運動內疚不已。

二戰后，這一代歷史學家大都來到巴黎求學，就讀于巴黎高師或巴黎大學。當時的法國接受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援助，逐漸恢復元氣，迎來了三十年輝煌時期，法國也正在從農業國家快速地轉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國家，為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但是，法國的這一轉變在精神上并不輕松，畢竟法國曾被德國占領，又建立過與德國合作的維希政權。雖然盟軍贏得了勝利，但抵抗運動和戴高樂將軍組織的自由法國運動的貢獻還沒有得到國際社會足夠的認可。戰后又進入東西對抗的冷戰時期，向來具有反思能力、為法蘭西精神而自豪的知識分子傾向于在文化觀念領域里實現既非盎格魯一撒克遜化，又非蘇聯化。在這種背景下，年鑒學派的存在為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的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提供了出口，這也是這一代歷史學家匯聚到年鑒學派旗下的一個原因。

他們在巴黎讀完本科、完成高等研究文憑論文后，一般要經過一兩年的辛苦備考才能通過教師資格考試，然后再分流到外省的中學任教。在那個經濟社會史鼎盛的年代，他們中有多人在中學教書之余跟隨拉布魯斯做博士論文，又同時求教于布羅代爾。拉布魯斯不屬于年鑒學派，布羅代爾雖然曾被巴黎大學拒之門外，但這兩大學術巨擘能夠通力合作推動經濟社會史研究，共同提攜史學新人，又幫助他們在巴黎高校或科研機構謀得職位。尤其是布羅代爾執掌的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部為這一代人提供了不少職位。

進入60年代，尤其是1968年五月風暴后，年鑒學派第三代開始了學術突圍，他們大都放棄了社會經濟史的分析范式，從“地窖爬到頂樓”，與新知識、新學科融合，開辟了政治史、心態史、書籍史、記憶史、死亡史、婦女史、兒童史等新方向，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史學運動。

勒華拉杜里廣泛參與了這場新史學運動。他開創了氣候史，在1974年勒高夫和諾拉主編的《研究歷史》第三卷《新對象》中撰寫文章，講述氣候史的研究方法。他在1975年出版、后來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的《蒙塔尤》中運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考察了蒙塔尤村民的心態和社會交往，他還在其他著作中集中探討了節慶、死亡、瘟疫、巫術、魔法閹割。他也是布洛赫所說的“好像傳說中的食人魔的歷史學家”，在歷史的叢林里到處搜尋人的氣味。他專門研究過16世紀瑞士牧羊人托馬斯·普拉特父子三人從乞丐到教授和王室醫生的攀升之路，整理過18世紀法國鄉村知識分子皮埃爾·普里翁的史料。他的書中不乏對人的生動描寫，有14世紀蒙塔尤村在冬日的陽光里互相捉虱子的普通農婦和城堡主夫人，有16世紀諾曼底那位喜歡聽女仆哼唱小曲兒的鄉村貴族古貝爾韋爾老爺，有18世紀那位懂得與牛馬交談的勃艮第老農埃德蒙·雷蒂夫，還有19世紀貝納西斯醫生這位大刀闊斧的多費內山村的開發者。

但是與他這一代的很多史家以及后來興起的歐美新文化史家不同的是，他所探討的人和人群身處某個家庭關系、社會集團或權力層級中，被鑲嵌在長時段的地理結構和生態環境中，生活在形塑著人類社會的不斷波動的氣候中。他雖然爬上了“頂樓”，卻從來沒有忘記“地窖”，他始終堅持物質根基，致力于揭示形構人類日常生活的地理環境結構和深層力量。在這一點上，他是一個矢志不渝的“布羅代爾主義者”，是年鑒精神的守護人。

他繼承和發揚了年鑒學派的總體史觀。1966年出版的《朗格多克的農民》滲透了他的總體史理念，試圖綜合社會經濟史和心態史。他在導論中寫道，他從研究土地目錄開始，最終走向思考活生生的人，探討朗格多克的農民群體。《蒙塔尤》同樣是在總體史視野下進行的寫作：從時段上來說, 該書由長時段歷史時期中的蒙塔尤和1294-1324年的異端審判事件兩大部分組成，與布羅代爾的《地中海》暗中呼應；從內容上說，該書分為兩大部分，既闡述了蒙塔尤的生態，也考察了蒙塔尤人的行為舉止、交往模式和社會結構。在《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中，勒華拉杜里對總體史探索達到了新的高度，不僅依次探討了從14世紀以來西歐每一年的氣候波動，總結出每個世紀內十幾年、幾十年的氣候波動趨勢，還探討了14世紀以來每一起重要的極端氣候事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以及法國歷史上每一個重要歷史時期或重要歷史事件的氣候背景。如果說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從地理空間到結構局勢再到政治事件，由遠及近展現了菲利普二世時代地中海世界的全景畫，勒華拉杜里的《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則呈現出了一幅14世紀以來西歐氣候變遷與人類社會關系的全景畫。

他盡力使歷史研究建立在科學根基上。布洛赫指出，歷史學是一門研究時間和變化的科學。布羅代爾希望借助長時段維護歷史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統攝地位。勒華拉杜里也倡導“使用科學的方法對待歷史學”。他收集廣博的史料，進行田野調查，使用計算機處理數據，采用系列史方法。他批判氣象學家僅滿足于廓清地球氣候演變的大脈絡，責怪地理學家或歷史學家尚未搞清楚氣候本身的變化就從氣候角度解讀人類歷史。他認為氣候史研究的首要任務是借助歷史學對時間闡述的精確性，同自然科學家交叉合作，編制出氣象變化的主要系列。因此，在他開始研究氣候史的近四十年時間內，他始終在做著“沒有人的氣候史”，小心謹慎地使用氣象學、生物學和歷史-統計方法，建構了公元一千年至今西歐一年一度的氣候波動的精確系列，并按照年鑒學派的三時段理論，分層次地探討氣候短時段的波動和中長時段的演變趨勢。這一充足的前期工作為探討氣候變遷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奠定了扎實的學科根基，也使氣候史摘掉了一度被同行嘲笑的“偽科學”的標簽。

他與費弗爾、布羅代爾一樣從法國人文地理學創始人白蘭士那里吸取了“或然論”。《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超越了單一因果模式，從多個層次闡釋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他一方面把氣候因素的影響放置到經濟、文化、政治、宗教和科學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情勢中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受布洛赫的影響，“對一切可以比較的事物進行比較”，注重分析西歐各地同一時期不同的氣候條件或不同應對措施造成的不同影響。

一個人的戰斗

進入21世紀，年鑒學派前兩代代表人物的弟子、還在堅守年鑒陣地的肖努（2009年）、古貝爾（2012年）、勒高夫（2014年）等歷史學家先后離開人世，仍在公開宣稱自己是年鑒學派后繼者的法國歷史學家已經變得屈指可數，勒華拉杜里就是其中的一位堅守者。他緊握著年鑒學派這艘大船的方向盤，堅持物質根基和總體史觀。他觀察四周的形勢，小心地調整著航向，盡力使事件與結構協調，對敘事史料妥協，主動向災害史靠攏。他盡力避開暗礁，仔細辨明哪些屬于年鑒學派，哪些偏離了年鑒學派，他與孚雷的觀念史與諾拉的記憶史保持距離，又回過頭肯定索布爾、勒馬爾尚這些老馬克思主義者對生計史研究做出的貢獻。

在勒華拉杜里教授生命的最后15年，我有幸與他有過斷斷續續的交往，見證了一位以史學為志業的老人最后的堅韌與孤寂。

2008年，我在巴黎人文之家從事“年鑒學派第三代歷史學家”的博士后研究，勒華拉杜里正是我的研究對象之一，而這時我聽說他已患了嚴重的眼疾。起初我只是給他寫了一封信，留下了聯系方式，三天后便接到了他的電話。電話那頭傳來充滿朝氣、聽起來很年輕的聲音：“我是勒華拉杜里，您想見我是嗎？”就這樣，12月17日那個周三的下午，我如約來到他位于巴黎15區的寓所。他夫人開的門，說勒華拉杜里先生剛打回電話，外面的rendez-vous（會面）還沒結束，讓我先等一會兒。于是他的夫人便把我帶到了他的書房。

勒華拉杜里的書房要穿過客廳往左走，再經過一段走廊，是一個面向庭院的房間。書桌被安置在走廊這側墻的書架前面，正對著寬大的落地窗，書桌前面與落地窗之間的大片空間被用作會客廳，擺放著一把椅子，左右兩側墻邊還放置著兩大排書架。房內的光線很好，即便是在陰天，開一盞小臺燈便可以工作。寬大的書桌上攤開著一個大本子，旁邊放著一個放大鏡，緊挨著一個筆筒，里面放著筆、小刀、尺子，再往書桌下看，是兩箱廢紙，這大概是我們這位歷史學家寫作中產生的“垃圾”。就像孚雷一本文集的書名那樣，這就是“歷史學的作坊”。

這位當過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的歷史學家，把書房建成了一間正規的閱覽室。書架上的書都編了目，每本書都貼有標簽，寫有編號，每一類別的書都放在一排，格子上貼著28a、28f、 38e、38fd等檢索號。當我一個人坐在勒華拉杜里的書房時，突然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想尋找蛛絲馬跡，看看《蒙塔尤》是怎樣寫成的。但我又提醒自己，不能在書房走來走去，更不能翻書，要不對主人是多么不尊重啊。我只能從椅子上站起來，原地不動，環顧書架，突然，三卷本的《雅克·富尼埃宗教法庭審判記錄簿》映入眼簾。三十多年前，勒華拉杜里就是靠這批資料重構了蒙塔尤這個小鄉村的歷史。

我又向四周查看，想尋覓更多的東西。我在《雅克·富尼埃宗教法庭審判記錄簿》的右側，看到了勒華拉杜里的另一本著作《詩人雅斯曼筆下的女巫》，在左側看到了其他學者寫蒙塔尤鄉村文化的書。我在右側稍遠的地方，發現了勒華拉杜里的《法國地區史》以及幾本有關地方史的詞典。看完了左側，我又向右側書架望去，突然我看到了皮埃爾·肖努的大部頭著作《巴黎死亡史》。20世紀70年代，“死亡史”研究風靡一時，肖努、伏維爾、阿利埃斯各領風騷，這個史學潮流自然逃不過我們這位歷史學家的視線，他也寫了《奧克地區的金錢、愛情與死亡》。我想再往書桌后面的書架看看，可惜已經看不清了，只看到最上面兩層擺著的是線裝書，應該是一些經典文獻吧。

《奧克地區的金錢、愛情與死亡》

大概半個小時后，我聽到了客廳里說話的聲音，勒華拉杜里先生回來了。不一會兒，身材高大、步履蹣跚的《蒙塔尤》的作者進來了，他的眼睛已經不那么靈動，這應該是眼疾造成的。他摸著椅子坐在我對面的書桌旁，我們的談話開始了。與那天電話中朝氣蓬勃的勒華拉杜里相比，今天的他可能由于剛從外奔波回來，已經顯得比較疲憊。即便這樣，他還是很認真地回答我的一個個問題。他坐在那里，史實、數據信手拈來，還不時在紙上畫出一個個氣溫變化圖表。注重數據，是他文章的風格，也是他說話的風格，這大概是拉布魯斯史學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記。 

訪談結束時，勒華拉杜里教授送了我兩本書，并主動簽名留念。但他一時弄不清我名字的拼寫，便向我要了一張名片，放在書桌右側投影儀下方，我姓名的拼音很快就閃現在了“屏幕”上。勒華拉杜里教授想擺正字母的位置，卻怎么也弄不好。我去幫他，由于不熟悉這個設備，也沒成功，他只好很不情愿地放棄了，讓我在書的扉頁上寫下名字，他再簽字。他已經幾近失明了，完全是憑著對文字的感覺在寫。但是，學術的激情沒有退卻，研究計劃仍在如期進行。他說，他還打算修訂出版第三卷《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這是關于氣候變暖問題的。他還笑談道：“跟著這本書，我進入了20世紀。”

2009年，《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第三卷出版。2010年，阿努什卡·瓦薩克對他的訪談錄《三十三個氣候史問題》出版。2011年，勒華拉杜里又出版了《公元一千年至今的氣候波動》。從2012年到2017年，他還接連出版了有關鄉村文明史、法國舊制度農民史和舊制度斷代史的著作。很難想象，這些豐碩的成果是一位幾近失明的老人在夫人和助手的幫助下完成的。

《三十三個氣候史問題》

那幾年，他一如既往地活躍，經常在報紙雜志、電視媒體宣講氣候史研究成果，講述他進行氣候史研究的“心史”（L'égo-histoire）。他不能出遠門參加學術會議，便在家里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對各種推薦請求，他也總能爽快回應。2009年我回國后，他還寫信詢問我訪談在中國的發表情況，次年訪談在《史學月刊》發表后，我馬上把樣刊寄給他。2014年，我把刊發在《史學月刊》寫他氣候史研究的小文寄給了他，他還讓助手翻譯成法文，以便將來收入論文集出版。

又過了三年，2017年10月，我趁著在魯昂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機會去巴黎拜訪勒華拉杜里教授。這時，他雙目已經完全失明了，在夫人的攙扶下，緩緩地走到我面前的書桌旁坐下。我本來擬定了一個訪談計劃，但是不管我問什么問題，總是被他拉回氣候史。他講述他研究氣候史的心路歷程，他說他是布羅代爾的衣缽傳人，感嘆當今的《年鑒》雜志把他邊緣化了，沒有給予氣候史應有的重視。他遺憾沒有培養出多少學生，對氣候史的未來憂心忡忡。他還對中國的氣候史感興趣，問我中國歷史上有什么研究氣候波動的代用資料，喜馬拉雅山的冰川是否可以成為參照，在那里生活的人群是否留下了什么記錄。

氣候史是他1955年開始撰寫博士論文時便致力于開拓的領地，貫穿了他的整個學術生涯，又成為他最后的學術執念。

他有他擔心的理由。近些年來，法國的氣候史研究雖說吸引了歷史學界、地理學界、氣象學界、文學界的學者加入其中，研究成果和發展態勢引起了國際學界的關注，但是蘊藏著危機。一方面，法國當今研究氣候史的實驗室和跨學科研究組大都是以物理學家、地理學界和氣象學家為主，他們缺少歷史學的背景知識和問題意識，主要從災害治理的目的和視角出發。在這些團隊中，雖然也活躍著少數歷史學家，但他們并不總能主導課題的研究方向，反而在項目的驅動下，向新的范式靠攏；另一方面，氣候感知史、氣候表征史發展起來，幾位歷史學家在其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新生代學者不懂計量史學，對考察氣候本身的變化不感興趣。總之，勒華拉杜里缺的是能夠整合氣象學和歷史學，從總體史眼光推進氣候史研究的后繼者。

他也有他的遺憾。總體史的一個維度是全球史。布洛赫在《封建社會》總結出歐洲封建主義的特征，還和拜占庭、日本的封建主義進行比較。布洛赫的《國王神跡》雖然主要研究的是中世紀和近代早期英法國王觸摸治病的超自然性，但在附錄里，他補充了西班牙的西哥特國王、德國和拜占庭帝國的涂油禮的情況。布羅代爾在《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中，“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把研究擴展到全世界”。 他憑借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的相關專家獲得了日本、中國和印度的史料，不僅在書中探討了15-18世紀歐洲人口增加的趨勢，還揭示了中國和印度相似的人口增長節奏。布羅代爾寫道：“如果世界可能具有某種物理整體性，如果生物史可能普及到人類的范圍，這種可能性也就意味著，早在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和經濟的相互滲透以前，世界已取得了最初的整體性。”

勒華拉杜里又怎能不想探討世界的整體性呢？他早在布羅代爾出版《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之前就已經在《瑞士歷史雜志》發表文章，探討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通過跳蚤傳播的巴斯德氏桿菌帶來的全球一體化。氣候的波動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的敘述范圍往往超越法國，涵蓋歐洲，有時還將美國、非洲、澳大利亞、阿根廷的情況納入其中，但是基本上沒有收入亞洲的情況。雖然勒華拉杜里發現，在1753-1756年，德國和日本都發生了饑荒，但他很快指出還沒有材料證明兩者之間是否真有聯系。

勒華拉杜里應該不會沒有關注到一些學者對17世紀歐亞氣候危機的論斷，但我想以他一貫科學嚴謹的態度，他還是認為氣候的人文和比較研究應該建立在精確的氣候波動系列基礎上。他首先想搞清楚的還是能夠論證中國乃至亞洲氣候波動的史料狀況。我很后悔當年我對他的研究沒有達到現在的領悟程度，沒有想到把中國歷史氣候研究的成果整理給他看。我也遺憾他在學術精力還充沛的時候沒有能夠打開與亞洲學界的溝通合作渠道，雖然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夠達到建構他心目中的全球氣候史的條件。

2023年11月22日，勒華拉杜里在他的家鄉與世長辭。他的離去可能終結了一個學派，也可能帶走了他一心要實現的那個科學的、總體的、人文的氣候史的宏偉規劃。但是，年鑒運動經過一個世紀的深入開展已經對世界上多個國家的史學產生了影響。年鑒學派倡導的問題史學以及對多種史料的挖掘利用，所推進的跨學科研究，所高揚的人文關懷和分析視角，已經滲透進了法國當今的學術研究中。勒華拉杜里的一生擔負起了一位歷史學家對他所處的時代、對人類未來所承擔的責任，捍衛了歷史學的尊嚴。紀念他的熱潮終將褪去，但他將永遠是法國奉獻給世界的“最好的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