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的氣候史研究由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史家勒華拉杜里所開創和引領，后吸引歷史學、地理學、氣象學及文學界的學者加入其中，相關研究成果與發展態勢引起了國際學界的關注。關于法國氣候史研究的緣起和發展，國內外學界尚沒有進行系統研究。有的學者把法國氣候史的緣起放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國環境史發展的脈絡中進行論述；有的學者認為勒華拉杜里在20世紀60—70年代所倡導的“沒有人的氣候史”，使法國環境史研究滯后了25年；也有的學者認為，勒華拉杜里的這一倡議背離了年鑒學派的境地研究，終結了年鑒學派的總體史。上述學者的認識均存在偏差，一是沒有看到年鑒學派的境地研究與氣候史的淵源關系，二是誤解了勒華拉杜里提出的“沒有人的氣候史”的初衷和旨意。近年來，勒華拉杜里本人在著述和訪談中，多次談起其氣候史研究的緣起和歷程，對他當年提出“沒有人的氣候史”的初衷和后來的改變做出了一些解釋，但并沒有談及他的氣候史研究與年鑒學派境地研究的關系，也沒有詳述歐洲他國的氣候史研究對他的氣候史研究轉型的影響。筆者擬將勒華拉杜里的氣候史研究放到年鑒學派的發展脈絡中論述，并考察其受到的歐洲他國氣候史研究的影響，從整體上把握勒華拉杜里氣候史研究的轉向，挖掘其背后隱藏的總體史追求。

一、年鑒學派的境地研究

法語中的“境地”（milieu）一詞源于牛頓物理學的“媒介”（medium），也就是“以太”（éther），即流動的介質，能使一個物體對不相連的另一個物體施加影響。直到18世紀，“境地”一詞都帶有物理學含義。狄德羅和達朗貝爾主編的《百科全書》設有詞條“境地”，將其定義為“身體所處的物質空間，并有可能在其中進行移動”。19世紀初，拉馬克（Lamarck）將該詞引入生物學領域，多使用境地的復數形式“milieux”。1848年，孔德的學生夏爾·羅班（Charles Robin）發明了“環境學”（mésologie）概念，主張把包括人類在內的地球萬物看做一個整體。隨后，孔德把“環境學”定義為“對境地的理論研究”，認為“境地是有機體的主要調節器”。19世紀末，維達爾·白蘭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賦予“境地”以地理學含義，指出人是地理境地（milieu géographique）的組成部分。白蘭士對人與境地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的思考。他反對德國人文地理學創始人李特爾（Allemands Carl Ritter）和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所提出的社會現實依賴于境地的觀點，主張人是境地的主要因素。他認為，在自然的作用和人文現實之間，人類能自由地主宰。自然往往提供多種可能性，供人類選擇。這種論點被稱作“或然論”（possibilisme）。

呂西安·費弗爾

馬克·布洛赫

年鑒學派的創始人費弗爾和布洛赫都對境地做過重要研究。費弗爾著有《大地與人類演進：地理學視野下的史學引論》，他順著白蘭士的思路攻擊當時仍占主導地位的地理決定論，建議把地理學定義為對居所研究的科學（science des lieux）。他認為，地理環境只是社會發展的條件，而不是社會發展的原因。但他還認為人與境地的關系極為密切：“在作用于境地的時候，人類不可能置身于境地之外。人類在試圖對境地施加作用的同時也必然受到境地的反作用。而影響并制約了人類社會生存的自然界，也不是外在于人類作用的處女地，它已經被人類深刻地影響、變更和改造過了。”布洛赫在1931年出版的《法國鄉村歷史的特征》中，用長時段和回溯方法研究了土地占有、人口密度、居住方式、小塊土地與農業技術的關系、景觀變遷等，探討了人和境地之間多種多樣的關系。他認為，大自然加之于人類活動的條件有助于解釋法國不同地區的差異。例如，洛林的大村莊周圍是無圈圍的長條田，布列塔尼到處都是圈地和農舍，普羅旺斯的村莊像古希臘衛城，朗格多克和貝里有很多不規則地塊。

布羅代爾吸收了法國地理學對人與境地關系的研究，提出了地理歷史學（géohistoire）的概念。他指出：“社會生活由自然和生態因素決定；它與后者產生聯系，進行合作，后者改變、助推或影響一個社會的生活，因此它的歷史……我們建議稱之為‘地理歷史學’。”他指出，地理歷史學反映出兩種可能：一方面，自然變化能改變人類歷史進程；另一方面，人類根據境地提供的可能性建構歷史。此外，布羅代爾受到德國地理學的影響，闡明了經濟和社會的關系在空間的展現，考察了資本主義企業促成的國際網絡在地中海這一空間的確立，探討了民族國家取代城市國家的過程。

《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布羅代爾在博士論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簡稱《地中海》）中，描述了地中海的山脈、高原、平原、海域和沿海地帶，探討了在地中海的自然單位內氣候與歷史的關系，闡釋了地中海的區域內道路與城市、人員流動、貨物運輸、疾病流行以及貿易經濟形勢。布羅代爾此書提供了境地研究的范本，即把境地當作一個幾乎靜止不變的空間，看成人類活動的場地；人類和境地緊密聯結，相互作用。此后年鑒學派的著作，尤其是拉布魯斯20世紀50—60年代指導的那批社會經濟史的博士論文，大都以境地研究作為第一部分。例如，古貝爾1960年出版的博士論文《1600—1730年的博韋和博韋人》，第一部分以“結構”為標題，探討了15世紀博韋社會的主要特征，描寫了博韋的地理風貌以及同時代人對博韋的看法，闡述了博韋的人口結構、經濟結構、鄉村和城市社會。第二部分才是“局勢”，講述了1600—1730年博韋的經濟、社會和人口波動。

為了更好地揭示境地研究的特征，我們可以借助梅雪芹教授對境地研究與環境史差異的分析進行說明。第一，在布羅代爾筆下，境地置身于時間之外，是一種幾乎靜止的歷史。地理環境不過是人類活動的場所或舞臺。而在環境史學者筆下，“自然”不只是供人類活動的前提、工具或舞臺，它還是影響歷史進程的一個活躍因素，是人類社會變遷的能動因素。造成這一區別的原因在于，年鑒學派的思想淵源或理論基礎之一是地理學，而環境史研究的思想淵源或理論基礎之一是生態學。第二，環境史是研究由人的實踐活動聯結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的歷史學新領域。環境史中作為互動一方的“自然環境”不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但是互動另一方的人類社會囊括了人工環境和自然環境。而在境地研究中，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密不可分，不論是人文地理學者還是年鑒學派的歷史學家，都沒有把它們分開探討。因此，要讓氣候成為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就需要將氣候從境地研究中分離出來，把它當成不斷對人類社會施加影響的外在的獨立因素。

二、從境地研究到氣候的歷史

氣候是地理學探討的內容，也是境地的一個要素。但自古以來，文人學者都認為氣候穩定不變。在古代西方，氣候是地理概念。古希臘人認為，由于太陽對地球光照傾斜角度不同，氣候一般隨緯度和季節變化；氣候即指兩條緯線間的帶狀區域。從希波克拉底到亞里士多德，一直到1694年《法蘭西學院詞典》依舊把氣候定義為“兩條緯度之間的地帶”。法蘭西科學院也認為，氣候指的就是赤道上兩個平行圈之間的地帶。到了18世紀，隨著現代氣象學的孕育，氣候的定義發生了變化。1762年《法蘭西學院詞典》在氣候的地理含義中加上了天氣狀況的概念。自此，濕度、溫度和大氣成分成為氣候的基本要素。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著重探討調節氣候變化尤其是造成不同地區氣候差異的機制。菲斯特于1845年發表著作《法國氣候的變化：氣象革命史》（Des Changements dans le climat de la France：Histoire de ses révolutions météorologiques），借助葡萄采摘日期、葡萄酒的品質、冰川的演進以及極端氣候事件的史料，論證出歷史上有兩個氣候變動時期：從愷撒時代到6世紀，氣候逐漸變暖；從6世紀到10世紀，尤其是查理曼去世后，氣候普遍變冷。隨后，氣象學家安戈（Alfred Angot）用第戎（Dijon）、薩蘭（Salins）、歐邦訥（Aubonne）的葡萄采摘日期系列，探討歷史上的氣候變化。但這些新見不但沒有促成學界就氣候變化問題達成共識，有時還會引發軒然大波。直到20世紀中期，法國學界基本上還是認為歷史時期的氣候一成不變。氣象學家指出，“一個地方只要有三十年的記錄，便可以認為這三十年的平均氣溫和雨量代表這一個地方歷史時期的氣溫和雨量的標準狀況了”。在關于境地研究的著作中，不管是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問題》，還是費弗爾的《大地與人類演進：地理學視野下的史學引論》，都把氣候當作境地中一個相對穩定的要素。

阿·德芒戎

值得注意的是，布羅代爾在《地中海》中，對氣候的認識已有兩點突破：第一，布羅代爾指出，“天空獨立于當地的自然條件。地中海的氣候受外界兩股大氣流的影響：來自西邊鄰居大西洋的氣流和來自南部鄰居撒哈拉沙漠的氣流。地中海的萬里晴空不由自己所決定”。這表明他已經把氣候當作對境地施加影響的外在力量。第二，布羅代爾預測氣候在歷史時期有變化。該書第1卷第4章《作為一個自然單位的地中海：氣候與歷史》中，有一個小標題即“16世紀以來氣候改變了嗎？”布羅代爾指出，沒有人再相信自然地理一成不變。阿爾卑斯山山脈有移動，地中海海岸線有變遷，氣候現象可能也是如此，而且已經得到大量文字資料的證實。但氣候波動的周期和方向問題仍留待解決。

勒華拉杜里在巴黎高師讀書時，選修了讓·默武萊（Jean Meuvret）的課程，聽他多次講到16世紀末期和17世紀的經濟危機。1955年后，勒華拉杜里跟隨拉布魯斯做博士論文，選題是“朗格多克的鄉村社會”。他在16—17世紀法國鄉村的土地冊等檔案中發現了豐富的氣候信息，意識到氣候對農業社會的重要性。這些都啟發他發展布羅代爾的思路，論證氣候的變化與17世紀經濟危機的關系。

怎么論證氣候變化呢？1955年，勒華拉杜里讀到阿爾貝·迪克羅克（Albert Ducrocq）論述樹木年輪的文章和馬塞爾·加尼耶（Marcel Garnier）論述物候學對研究氣候波動的貢獻的文章，也讀了一些講述17世紀冰川微弱增長與20世紀冰川消退的文章，認識到年輪學、物候學、冰川學是研究歷史時期氣候波動的有利途徑。

此外，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社會經濟史學界形成的生態—人口模式也有助于勒華拉杜里突破境地研究的框架。20世紀上半期，經濟史學家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ois Simiand）認為，1630年左右，歐洲的商品從價格上漲進入價格停滯時期，主要是因為貴金屬輸入減少了。而在這期間工薪階層成功地應對了這一打擊，其經濟活動也呈現出創造性。20世紀50年代，肖努夫婦（Pierre and Huguette Chaunu）對西班牙與美洲商業交往的研究推進了西米昂的觀點。但古貝爾在《1600—1730年的博韋和博韋人》中改變了這一論證的方向，他否認西米昂所說的經濟創新，而是認為17世紀中期歐洲的商品價格普遍下降是經濟困難的標志。這一時期生產下降，收入減少，經濟停滯，他稱之為“悲慘的17世紀”。古貝爾對這一狀況的解釋，轉向了完全不同的氣候和人口方面。他認為，17世紀歐洲的經濟狀況反映了“一種不規則的食物供給和人口增多之間的階段性不平衡”，而天氣是影響農業產量的重要因素；有可能存在一個30年氣候變化周期。

勒華拉杜里繼續推動古貝爾的史學轉向。他在《朗格多克的農民》第一部分“馬爾薩斯主義的復興”中，提出了一種新馬爾薩斯主義，即主宰社會史的主要力量是天氣和性行為，天氣決定農業成敗，性行為能決定人口增加的數量。勒華拉杜里解釋道，長時期的嚴寒造成17世紀歐洲農業收成銳減，食物供應降低。家庭根據能獲得的資源數量進行人口再生產，當人口增長達到農業技術設定的限制時，就會引發斷斷續續的生計危機。因此，新馬爾薩斯主義成為理解早期現代社會的“鑰匙”。在1973年法蘭西公學就職演說中，勒華拉杜里進一步深化了新馬爾薩斯主義的觀點。他認為，饑荒與瘟疫、戰爭、流行病、晚婚一樣，成為制約人口增長、實現生態平衡的內外機制。從1320年到1720年，讓人口賴以生存下去的糧食產量持續受到這一機制的制約，因此人口和糧食產量基本處于停滯狀態。17世紀的法國，戰爭、瘟疫充當了仲裁者的角色，使人口不會超過資源的承受能力。

由此，勒華拉杜里突破了境地研究的框架，把氣候當作一個外在的能動因素來研究，并形成了一種研究氣候變化的范式。筆者稱之為“氣候的歷史”，即其研究對象僅是氣候的變化，不討論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的關系，這也就是在學界引發種種誤解的“沒有人的氣候史”。

那么，勒華拉杜里為什么提出“沒有人的氣候史”呢？筆者參照勒華拉杜里的著作、回憶和訪談，以總結其原因。

首先，法國主流學界受氣候固定論、氣候穩定論傳統的影響，一些學者對研究氣候變遷嗤之以鼻。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都將勒華拉杜里的研究稱作“偽科學”（fausse science）。左派和右派雖然都尊重他的著作，但認為這不過是一項“業余愛好”；索邦大學說不上有什么不贊成，但是與他保持距離。因此，他覺得當務之急是證實氣候在發生變化。

其次，勒華拉杜里和年鑒學派史學大師費弗爾、布羅代爾一樣，都從法國人文地理學創始人白蘭士那里吸取了“或然論”。他還發現E.W.埃倫海姆（E.W.Ehrenheim）、伊格納西奧·奧拉格（Ignazio Olagüe）、愛德華·勒達努瓦（Edouard Le Danois）、埃爾斯沃思·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古斯塔夫·烏特斯特姆（Gustav Utterstrm）、E.布呂克納（E.Brückner）等學者牽強地從氣候波動角度解釋人類歷史，得出了一些魯莽的結論。例如，布呂克納以颶風路線的偏移和地中海地區土地的干涸來解釋羅馬帝國的衰亡，亨廷頓通過中亞干旱區域的降雨量和氣壓的波動來分析蒙古人的遷移。因此，勒華拉杜里認為，“氣候史的目的不是解釋人類歷史，也不是以一種簡單的方式考慮這種或那種偉大的情節，即便這種情節激發了歷史愛好者的反思”。他認為，就像經濟史家應該給專業經濟學家提供基礎史料那樣，氣候史家也應該給氣象學家、冰川學家、地球物理學家提供史料。歷史學家受過職業訓練，通曉古文字和拉丁語，掌握專門的技藝，能夠提供某些資料。因此，他為氣候史設立了這一切實可行的目標。

最后，勒華拉杜里致力于歷史學的科學化。1973年，他受聘擔任法蘭西公學現代文明史講席教授。在以《靜止的歷史》為題的就職演講中，他講道：“我想人們將會同意這樣一種觀點，使用科學的方法去對待歷史學，可以讓我們遠遠地超越對機會、事件和陰謀在人類事務中發揮的作用所作的思考，而這種思考是社會學不屑一顧的……因此，冒著被人們指責為唯科學主義的危險，我今天要在這里為這樣高尚卻原始的事業做一番辯護。”他想創建科學的歷史氣候學，“要像人們研究自然科學那樣研究歷史”。由此，勒華拉杜里提出要使用氣象學、生物學和計量史學的方法，建立連續、同質、可計量的氣象資料系列，而避免使用那些記載了大量極端氣候事件的敘述性史料。勒華拉杜里認為，以往氣候史學者使用的敘述性史料主要記載的是極端氣候事件，是主觀、異質和不連續的。他認為，“一只燕子飛來不能證明春天來了。一系列災難性的嚴寒天氣如果有數年的間隔，也不能先驗地被認為是一個寒冷的時期”。 

三、從氣候的歷史到氣候史

2004—2009年，勒華拉杜里推出三卷本的《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從饑荒和瘟疫視角系統探討了公元1000年以來西歐氣候波動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由此完成了從氣候的歷史到氣候史的轉變。

《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

這一轉變是否屬于1979年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所說的“從科學的歷史學到敘事史的轉變”呢？筆者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勒華拉杜里確實受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國史學新思潮的影響。當時，以結構主義為支撐，使用計量方法的科學化的歷史學陷入危機，敘述史和事件史有復蘇的跡象，學者們不再熱衷于研究長時段、靜止不變的事物，而是對歷史上的災難、斷裂和變動充滿了興趣。皮埃爾·諾拉早在1972年就發表的一篇論事件史的文章，于1974年以《事件的回歸》為題被收錄在他與勒高夫合編的三卷本《研究歷史》中。菲利普·茹塔爾（Philippe Joutard）于1986年組織研討會探討“事件”，闡明短時段和長時段的辯證關系，指出“所有事件都是重構集體記憶的某種方式”。勒華拉杜里也投身于這一學術潮流中，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和1979年出版的《羅芒狂歡節》就是重視敘事的微觀史學的典范。

但是，勒華拉杜里遲至21世紀初才開始研究氣候史。他進行微觀史學創作的20世紀70年代，也正是他倡導科學的“氣候的歷史”的年代。因此，我們需要撇開外在的史學新潮的影響，從勒華拉杜里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中，探究他從氣候的歷史轉向氣候史的動因和機緣。

據勒華拉杜里回憶，他轉而探討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是因為現在學者們已經打消氣候史是偽科學的看法，而且肯定了他的研究。布羅代爾和拉布魯斯主編的《法國經濟與社會史》這樣評論道：“多虧勒華拉杜里的研究，氣候史很風光地進入法國社會經濟史領域。透過長時段內冰川的增長與消退、收成的早熟與推遲，來研究氣候變化，能幫助我們建立一系列指數。”即便是早年因研究志趣和政治立場不同，而與勒華拉杜里分道揚鑣的蓋伊·勒馬爾尚（Guy Lemarchand），后來也認識到前者氣候史研究的價值，還為其《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撰寫了書評。

此外，勒華拉杜里多年來一直沒有脫離社會經濟史。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成書《朗格多克的農民》，后來參與撰寫了杜比和阿爾芒·瓦隆（Armand Vallon）主編的《法國鄉村史》第2卷、布羅代爾和拉布魯斯主編的《法國社會經濟史》第1卷，隨后又出版了《法國農民史：從黑死病到大革命》和《舊制度的法國農民：14—18世紀》。上述著作都涉及氣候、歉收、谷價和人口，由此他積累了氣候和人口危機的史料，也及時跟蹤到學界的最新動態。另外，筆者認為勒華拉杜里的史學轉變還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歐洲其他國家的學者紛紛肯定了敘述性史料的價值，并提出了對其量化的方法。1978年，英國學者英格拉姆、昂德希爾和威格利在《自然》發表文章，指出敘述性史料有助于研究極端氣候事件及其對社會的影響，并提出對其進行鑒別量化的方法。瑞士學者普菲斯特同年發表文章，探討了18世紀瑞士的氣候與經濟。他認為，同時代人留下的氣象日記描述了天氣對收成、饑餓和高死亡率的影響，學者們可以對其中提到的風、雪、雨、電的頻率進行量化，如果再與19、20世紀的氣象觀測數據記載的平均每年雨天的數量相對比，即可判斷日記的記述是否真實。英國學者帕里提出相似的方法，即“追溯法”（retrodictive strategy）。首先，使用當今天氣對收成影響的相似數據，追溯歷史上氣候波動對農業產量的影響。其次，制作模型分析歷史上的經濟活動與天氣變化的關聯，呈現出氣候對經濟活動的影響過程。1981年，荷蘭學者德弗里斯認為，可以把對時間系列（time-series）的分析用于研究氣候、經濟或其他社會變量，通過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再加上比較研究，量化人類社會對氣候波動反應的幅度。他把偏離平均溫度超過一定幅度的氣溫設定為“極端溫度”，以此來評估近代荷蘭的冬天對經濟的影響。1634—1839年，共有73個年份出現了極端溫度，其中35個年份的極端溫度低于零下0.1攝氏度，38個年份的極端溫度高于3.7攝氏度。1987年，比利時學者亞歷山大依據敘述性史料建構了1000—1425年同質的、連續的氣候波動系列。

二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社會的風險意識增強。1981年，法國政府設立研究與預防自然風險總署（Commissariat à l’étude et à la prévention des risques naturels majeurs），由著名政治人物塔齊耶夫（Haroun Tazieff）任署長，吸納工程師參與，以整治河道、應對災害。1982年7月13日，法國政府頒布了一則法令，規定要向自然風險受害者提供賠償。1986年，研究與預防自然風險總署發展成環境部下設的重大風險委員會（Délégation aux risques majeurs），致力于在全國建立預防和應對自然風險的政策。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環境部和歐盟也資助了一批相關課題。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的《風險社會》從學理層面考察了工業社會面對的各種風險。同年，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的爆發使得環境風險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話題。

在這種背景下，法國地理學、水文學、氣象學、歷史學領域的學者紛紛轉向自然災害研究，其中一批學者探討了極端氣候事件所造成的自然災害及其應對措施。1993年出版的《近代法國南部的氣象與自然災害》是1992年蒙彼利埃三大現代史中心召開的“近代法國地中海地區的氣象學與自然災害”研討會的論文集，探討了近代法國南部頻繁爆發的自然災害以及國家與社會的應對。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法維耶主編的《歷史上公共權力對自然災害的應對》也是一本會議論文集，與會學者來自歷史學、地理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建筑學各個領域，采用以歷史學為中心的跨學科研究，探討了法國從中世紀至21世紀一系列應對自然災害的公共政策的出臺背景。埃馬紐埃爾·加尼耶2010年出版的專著《天氣紊亂：歐洲五百年冷暖》，探討了近代歐洲對極端氣候事件所造成的自然災害的相關應對和治理。

鄰國學者在氣候史研究上的推陳出新為勒華拉杜里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支撐，促使他最終走進氣候變遷與人類社會關系的研究領域。勒華拉杜里在回憶他的氣候史研究歷程時提到，1978年英格拉姆、昂德希爾和威格利在《自然》發表的文章首次定義了“歷史氣候學”（climatologie historique），其研究對象既包括氣候的變化，也包含氣候變化與人類歷史的關系。這一定義得到休伯特·蘭姆（Hubert Lamb）、普菲斯特等學者的支持，也平息了某些人的質疑，這些人一直想維持那種傳統意義上的斷裂，即以一種武斷的方式使人類科學與自然科學分離。因此，勒華拉杜里認識到，從今往后，氣候史可以堂而皇之地探討氣候變遷與人類社會的關系。

法國學界自然災害史研究的方興未艾引發了勒華拉杜里的持久關注，也啟發他從自然災害的視角思考極端氣候事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勒華拉杜里的《歷史學家對氣候史與“氣候—危險”局勢下當局態度的研究》一文，談到了路易十四對自然災害的治理措施。他指出，1661—1662年饑荒期間，路易十四下令去布列塔尼購買谷物，這種政策相較于黎塞留和馬扎然時代是一個創新。從廣義上說，勒華拉杜里的《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所研究的內容也可以被納入自然災害史的范疇，該書使用了大量敘事性史料，梳理了13世紀至21世紀初西歐發生的一系列極端氣候事件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近年來，勒華拉杜里更為強調自然災害史與氣候史的關聯，在2011年出版的《公元一千年至今的氣候波動》中指出，氣候史不僅要研究跨越一個或數個世紀的冰舌的移動和延續幾十年的氣溫的變化，還要關注零星出現的、短則幾個月長則一兩年的氣候事件。當前學界把后者納入“災害”（catastrophes）的范疇進行探討。

四、勒華拉杜里的總體史探索

勒華拉杜里從氣候的歷史轉向氣候史并不是對科學的歷史學的否定，而是為了把科學的歷史學與敘事的歷史學結合起來，探索一種總體史。

總體史是年鑒學派的追求。費弗爾說，新的歷史學是“全體部分構成的歷史”，研究人類的全部活動。它利用人類的一切創造物和所有可利用的史料，廣泛吸收其他學科的方法，避免分割為許多專門的部分（思想史、經濟史等）。布洛赫認為，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是“上至王侯將相、下至販夫走卒的全體人類”，他的總體史設想就是運用語言學、比較文學、民俗學、地理學、農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研究人類生活的總體面貌。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和《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將總體史研究推向頂峰。雖然年鑒學派第三代史家圍繞總體史產生了分歧，但勒高夫、古貝爾、瓦絮代勒、貝桑松、勒華拉杜里等學者還是堅持總體史的研究方向。

勒華拉杜里對總體史的探索貫穿其整個學術生涯。《朗格多克的農民》滲透了他的總體史理念，試圖綜合社會經濟史和心態史。他在導論中寫道，他從研究土地目錄開始，最終走向思考活生生的人，探討朗格多克的農民群體。物質史和計量史雖然很嚴格，但只提供了一個很粗糙的網狀結構，因此，他想通過關于農民騷亂的編年史，通過鄉村宗教的血腥歷史，探討一個人群的歷史，進行總體史的探險。該書第二部分的總標題是“意識與社會斗爭”，探討了16世紀農村貧困化過程中各階層的反應及其心態，研究了巫師狂歡日和1580年羅芒狂歡節，前一主題在《蒙塔尤》再次出現，后一主題又被拓展成《羅芒狂歡節》。《蒙塔尤》是微觀史學的代表作。勒高夫說，所謂微觀史學，即把“‘一塊歷史’當成一個標本，將其視為洞察整體的歷史的一個微型景觀（miniature）”。《蒙塔尤》同樣是勒華拉杜里在總體史視野下進行的寫作。從時段上來說，該書由長時段歷史中的蒙塔尤和1294—1324年的異端審判事件兩大部分組成，與布羅代爾的名著《地中海》暗中呼應；從內容上說，該書既闡述了蒙塔尤的生態，也考察了蒙塔尤人的行為舉止、交往模式和社會結構。

《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的出版標志勒華拉杜里的總體史探索達到新的高度。

第一，從研究內容上來說，該書結合了自然史與人類史。在整體結構方面，一方面憑借葡萄采摘日期數據和描述性史料，重構了西歐13世紀以來一年一度的精確的氣候波動系列，并在此基礎上結合阿爾卑斯山冰川的消融或增長，總結出氣候的中時段和長時段波動。另一方面系統考察了西歐13世紀至21世紀初所發生的一系列極端氣候事件及其對小麥收成、糧食價格、人口增減等方面的影響，還探討了法國歷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爆發的氣候背景。在資料來源方面，該書系統地吸收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成果。關于蒙德極小期的論述，勒華拉杜里借鑒了德國天文學家F.W.G.施珀雷爾（F.W.G.Sp?rer）、英國天文學家E.W.蒙德（E.W.Mauder）和德國氣象學家于爾格·盧特爾巴赫爾（Jürg Luterbacher）等學者的成果。針對1314—1315年的大饑荒，勒華拉杜里參考了美國非裔歷史學家威廉·切斯特·喬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關于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時期的饑荒和生計危機的論述，還借鑒了法國歷史學家讓-伊夫·格勒尼耶（Jean-Yves Grenier）、弗朗索瓦·勒布倫（Fran?ois Lebrun）、吉爾斯·貝爾納（Gilles Bernard）、伊夫-馬里·貝爾塞（Yves-Marie Bercé）、馬塞爾·拉希韋（Marcel Lachiver）等人的研究成果。

第二，從研究地域上來說，該書超越了民族國家的范圍。在年鑒學派的視野里，總體史的一個維度是全球史。早在1973年，勒華拉杜里在《瑞士歷史雜志》上發表文章，探討了中世紀中亞地區出現的巴斯德式桿菌是如何通過藏身在商販的氈毯中或老鼠身上的跳蚤，而傳播到西歐并引發瘟疫的，從而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出現了“疾病帶來的全球一體化”。《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進一步呈現出勒華拉杜里的全球史視野，探討了同樣的氣候事件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產生的不同影響。他分析道，1586—1587年的生計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英格蘭，而法國南部夏季炎熱的天氣緩解了多雨所造成的危害，使法國的阿基坦（Aquitaine）地區幸免于難。他還探討了1921年熱浪對美國和歐洲造成的不同影響及其原因。在歐洲，炎熱、干燥對牲畜的影響很大，但小麥與酒的生產均量足質優。而在美國，干旱發生在離大洋很遠的大平原上，所以小麥的生長受到了很大影響。

第三，從研究方法上來說，該書超越了單一因果模式，從多個層次來解釋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首先，勒華拉杜里把氣候因素的影響放在經濟、文化、政治、宗教和科學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情勢中進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探討16世紀后半期氣候危機的影響時，指出安茹、多芬內、佩里戈爾（Périgord）、拉羅謝爾和普瓦圖受宗教戰爭的影響，阻礙其谷物從鄉村被運往城市，由此加重了生計危機。又如，在分析氣候與法國大革命爆發的關系時，勒華拉杜里首先探討了1788年的極端氣候事件所造成的糧食減產、物價上漲和心理創傷。隨后，借助勒馬爾尚和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的研究，分析了1789年7月11日至7月14日之間，國王罷免雅克·內克爾這一政治事件與谷物昂貴這一經濟問題如何聯合起來激發了巴黎民眾的反抗情緒，最終導致巴士底獄被攻占。其次，勒華拉杜里注重分析各地不同的氣候條件或應對措施所造成的不同影響。例如，1661年的多雨天氣令法國北部和西部（布列塔尼除外）受災嚴重，法國南部則因干燥、溫熱而沒有遭災，貝濟耶市場的小麥價格甚至有所下降。法國政府的救援措施也制約了災害的影響力。在1661—1662年的災荒中，官方將從波羅的海或布列塔尼運來的谷物先輸送給城市，他們認為那里的社會動蕩比鄉村更可怕，結果對鄉村造成更嚴重的影響，農民只能靠救濟為生。

第四，從寫作體例上來說，該書采用了全景畫似的寫作手法。年鑒學派倡導的總體史是整體的歷史，即將一切可搜尋到的材料合理地匯總起來，呈現出能夠解釋歷史制度的性質和運作的整體結構。為了從整體上把握氣候變遷的趨勢，勒華拉杜里通過冰川的增長與消退，將西歐９世紀至21世紀初的氣候變遷劃分為中世紀暖期、小冰河期與氣候回暖三個長時段。該書不僅依次探討了從14世紀以來西歐每年的氣候波動，總結出每個世紀內十多年、數十年的氣候波動趨勢，還探討了14世紀以來每一起重要的極端氣候事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以及法國歷史上每一個重要歷史時期或事件的氣候背景。如果說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從地理空間到結構局勢再到政治事件，由遠及近地展現了菲利普二世時代地中海世界的全景畫，勒華拉杜里的《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則呈現出一幅14世紀以來西歐氣候變遷與人類社會關系的全景畫，師徒二人皆在年鑒學派的總體史書寫中為讀者提供了一部關于地中海或氣候史的“百科全書”。

總之，勒華拉杜里通過對氣候史的研究，實現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計量與敘事、結構與事件的結合，推進了年鑒學派的總體史探索。由此可以解釋，20世紀60—70年代，勒華拉杜里倡導的“沒有人的氣候史”與他21世紀初致力于構建的氣候史并不矛盾。如果說三卷本《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標志著勒華拉杜里總體史探索的完成，“沒有人的氣候史”則是他進行總體史探索的一個階段，其研究成果也被后期著作所吸收。因此，總體史是勒華拉杜里一以貫之的追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他為什么始終強調自己是布羅代爾學術遺產的繼承人。

當然，勒華拉杜里的氣候史研究有其局限性。雖然《氣候的人文史與比較史》的敘述范圍常常超越法國，涵蓋歐洲，有時還將美國、非洲、澳大利亞和阿根廷納入其中，但沒有考慮亞洲的情況。而竺可楨的宏文《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則勾勒出3世紀以來歐洲和中國溫度升降變化的關聯，杰弗里·帕克的名著《全球危機：17世紀的戰爭、氣候變化與災難》從全球氣候惡化的背景分析了17世紀危機對各國的影響。這些著述都提示我們，還有可能從更廣闊的地域范圍進行全球氣候史的研究。

（本文原載于《社會科學戰線》2021年第11期，注釋從略。經作者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