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案寫作的魯迅。（圖/《覺醒年代》劇照）

魯迅和朱安的婚姻，展現了“五四婚姻”的一個切面——丈夫有多么先鋒，舊婚約那頭的妻子就有多么受輕視。

?作者 | 許崢

?編輯 | 譚山山

舊式妻子們談起“五四婚姻”，大概率不會像徐志摩這么斥一句“煩惱的繩結”就算完了的。

學者孔慧怡找到了1922年的婦女刊物，當時的報道稱，河南省有七成被拋棄的舊式妻子最終選擇自殺。不識字，哪里夠得著“自由戀愛”的旗幟？讀了書的丈夫鐵了心要逃婚，她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此時，她們要應對的，除了吃飯問題，還有“怎么抬起頭來”的問題——在那個年代，做一個棄婦是身心俱疲的。

《傷逝》劇照。

魯迅倒沒有給朱安下休書，從紹興到北京，始終有一間房劃給“妻子”，但是劃得很徹底，從不進房間，也不搭話。這名存實亡的夫妻關系，讓朱安覺得自己活得像蝸牛：她以為“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然而，“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

魯迅和朱安的婚姻，展現了“五四婚姻”的一個切面——丈夫有多么先鋒，舊婚約那頭的妻子就有多么受輕視。這樣兩個人被放到傳記里，話語權更加不可能對稱。朱安自稱“魯迅遺物”：“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胡適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風頭人物，白話情詩大篇大篇地印出來，對象是誰不要緊，總之是“五四時髦”遺產，他的愛欲連同文存占盡了上風。相對地，妻子江冬秀自然被扁平地看成一個小腳村姑。

如孔慧怡所說，再有干才，江冬秀也只是作為胡適的一個附注被提起。

胡適手跡。

只有張幼儀算出了口氣。她和侄孫女講起當年到倫敦去找丈夫，徐志摩“直直地望到我背后，就像我并不存在一樣”，一本《小腳與西服》的口述史，給對方的浪漫傳記潑了一盆冷水。

她孤獨地產子，向留洋的弟弟求助，徐家每月寄200美元過來。學德語又干銀行，舊女性破天荒做了新青年——從敘事上看很強悍，從條件上看又這樣奢侈，舊女性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那么，新女性呢？“（為了）尋求活的學問、向社會戰斗的學問，去請教魯迅先生，然而后來卻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煩瑣上”，許廣平做慣了進擊的女學生，沒想到還要“為人妻”。

許廣平、魯迅與海嬰。（圖/視覺中國）

失掉了婦女的視角，“五四婚姻”就只是男性的，而不是兩性的。歷史該有妻子們的傳記了，這就是孔慧怡寫作《五四婚姻》一書的出發點。

為此，我們以女子為主線，跟孔慧怡聊了聊20世紀初的中國婚姻。

《五四婚姻》

孔慧怡 著

浦睿文化∣岳麓書社 2023-9

活在傳記之外的婦女

硬核讀書會 ：舊式妻子在面對新式丈夫的時候，往往被迫做出集體性的犧牲，被遺棄、被貶低、被視為空氣。她們的苦楚在歷史研究中從未被正視過嗎？

孔慧怡：過去三四十年，婦女研究在學界立穩了腳，也有不少研究。可是因為很難得到關于個體的生平資料，一般都是從大局和取向入手，作為學術研究是成功的，我寫《五四婚姻》，也依仗這樣的研究。

但對一般讀者來說，大局和取向可能比不上深入了解一位女性的人生，因為前者主要訴諸理性，后者融合理性和感性。

硬核讀書會 ：在以男性為主線的中國傳記傳統里，為過去的女性乃至不知名女性作傳，取材有多困難？

孔慧怡：上面說到，個別舊女性的完整資料非常罕有，所以困難很多。這也是我選朱安和江冬秀的原因。

我寫朱安，花了幾年時間看魯迅日記和關于魯迅生平的著述，淘金似的找基本資料。幸運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起，有很多關于魯迅的書出版，也有一些談及他的婚姻關系。

我要做的，就是以朱安為主體看所有材料，挖掘埋藏在字里行間的真相。

《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封面。

硬核讀書會 ：遭遇逃婚的很多舊式女性選擇向內攻擊——要么自殺，要么忍受多年的心理崩潰，即便對“五四”先驅的妻子來說，打擊也是巨大而長久的。男性知識分子對此一般持什么態度？他們沒有察覺嗎？還是視而不見？抑或是認為受打擊是理所應當的？

孔慧怡：不能說所有男性都沒有察覺，因為不同的男人也有不同的性格。例如魯迅和胡適都明白，舊式妻子也是受害者，所以他們都說過公道話，也沒有拋妻。至于他們在實際生活的表現，就是個性使然了。

像徐志摩和梁宗岱，屬于年輕一代，拋妻的時候都認為自己在熱戀。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當時的思維，只能看他們的行動。如果我由此作結論，大概會說他們盡力不去想棄妻的處境，只是聚焦于自己的感受。

《人間四月天》劇照，劉若英扮演張幼儀。

硬核讀書會 ：舊式女性不論在現實生活還是歷史情境中，都很少被學者平視，她們作為一種模糊的背景、沉重的累贅存在，而不是一個個人。這與“五四”時期學界以男性為主有關嗎？

孔慧怡：社會架構以男性為主，并不是限于學界，而是遍及生活種種范疇。推動新文化運動的媒體是報刊，它們絕對是由男性主導的。歷史向來都是勝利者所寫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大家著眼于名將，誰也不去看枯骨。

男性主導加上歷史角度，結果就是非常偏向的敘述。

硬核讀書會 ：舊式女性理解世界的方式非常樸素，但不代表她們沒有思考。你怎么觀察這種幾乎不被記載的、隱秘的成長肌理？

孔慧怡：很欣賞“樸素”這個詞。

我相信人性是共通的。我們身邊都有思維比較樸素的人，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少人生的道理。有了這樣的認識，再細讀關于舊女性的材料，就比較能捉摸她們的心路歷程。

《梅蘭芳》劇照。

婚姻如何打亂“五四女性”的一生？

硬核讀書會 ：張幼儀是舊女性中蛻變最成功的一位，她逃離厄運的經歷非常罕有。能描述一下“五四”時期已婚女性由舊轉新的困難程度嗎？

孔慧怡：其實曹珮聲也是成功的例子，撇開她拋不下的戀情，她也曾為中國學界寫下新章。教育機會和經濟支持是脫困的主要因素。可是所謂新和舊也并非黑白分明，連林徽音也說過自己變不出什么新的人來。

《五四婚姻》中的每一位女性都經歷了很大的轉變，但不能用“五四”時期二分法的標簽來概括。

硬核讀書會 ：許廣平說，女人“苦惱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的，有才情的女性通過進步戀愛步入婚姻，卻最終被困在家庭瑣事里，這種尷尬局面在“五四”時期是常見的嗎？是否至今仍難以打破？

孔慧怡：這是長久以來的問題，也很普遍，不限于“五四”，也不限于某個國家。

社會架構讓女性認為照顧家人是自己的責任，能干的女性又明白家中其他人能力不如自己，因此受困。相信硬核讀書會的很多編輯和讀者對此都有感受。

硬核讀書會 ：陸小曼是受過教育的名媛，她對國畫的興趣卻滿足不了徐志摩對現代女神的想象，被書寫成紅顏禍水，陷入官太太的尷尬處境。這是否說明五四婚姻中的女性在戀愛意識上能夠主動，但是在地位上始終處于被動？

孔慧怡：的確如此，因為社會架構始終沒改變，“五四”時期尤其如此。

不過，以陸小曼的個案為例，個人的性格和家庭取向有相當影響。她聰明，也受過教育，要是她選擇深造，或者投身工作，可以改被動為主動。可是她的個性和她父母的取向，都讓她停留在上流太太的位置。

《我的1919》劇照。

硬核讀書會 ：舊式女性是被丈夫拋棄、被環境禁錮、被文化不齒的群體，但她們仍“以直報怨”，這是否也是她們在權力不對等的社會中，不得已做出的道德選擇？

孔慧怡：從客觀現實看，這個結論是對的。在客觀世界，她們沒有多少選擇。但“以直報怨”不光是行為，也是心態，后者就是她們的主觀世界。

像朱安那樣，她不光是接受現實，而且不斷嘗試去了解現實，達到無怨無懟的境界。相對來說，江冬秀記恨曹珮聲，時隔多年還放不開，結果破壞了曹珮聲的婚姻機會。她們的選擇就是性格使然。

硬核讀書會 ：你在《五四婚姻》的最后提到“新女性發揮舊傳統的優點”，新、舊在一個婦女身上不是界限分明的，也不能靠“讀了幾年學堂”這么簡單的標準來劃分。那么，真正意義上的新女性需具備什么樣的條件？

孔慧怡：那一段說的是我的母親，她在20世紀30年代末出生，40年代才入學，所以她走的人生路是新文化運動之后形成的。受過專業教育，有專職和不俗的收入，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在當時當然算是新女性。

此外，我認為有獨立的想法和做事方式是個關鍵。我的母親對于舊傳統的態度是“擇善而行”，那就是獨立的看法和做法。

硬核讀書會 ：你以梁思成給林徽音選擇戀情的自由空間為例，解釋了“娜拉怎么才能不走”的問題。然而，對于沒有出走意識的舊式女性而言，她們應該如何被對待？

孔慧怡：尊重地平視她們，設身處地問一句：如果我處于那樣的境況，會怎么想？能怎么辦？嘗試去理解她們，是走向公平的第一步。

少女時期的林徽音。（圖/視覺中國）

不應隱身的“五四丈夫”們

硬核讀書會 ：許廣平對朱安的體諒，是新女性對舊女性表示理解，這種情感視角，是不是新式丈夫很難擁有的？

孔慧怡：也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畢竟“人之不同，各如其面”，男人也一樣。不過像許廣平說，女人“苦惱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的，這也包括舊女性的困境。男性面對舊女性的體驗，即使抱有善意，總是隔了一層。

硬核讀書會 ：逃婚很少由女性主導，往往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宣告“逃婚”，是否可以說，逃婚不是一個簡單的舉動，它其實是一項特權——尤其是舊式女性難以企及的特權？

孔慧怡：說得好！正是特權。要有錢或者能賺錢，也要有能力離開原來的社群，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要是有社會網絡，當然就更好了。曹珮聲是做到了，可是她主要依賴兄長的支持。

《魯迅》劇照。

硬核讀書會 ：“五四婚姻”的一大悲劇性是雙方有學識上的差距，文化程度低的女性不被丈夫接納，也不被歷史接納，所有壞的結果都歸咎于女方，而文化程度高的男性就該對這一悲劇免責嗎？

孔慧怡：我們現在應該向他們問責了。可是我們同時也了解到，個別男性的表現也會有分別，起碼有程度上的分別。

硬核讀書會 ：林徽音說了一句“五四女性”很少能說的話，“被詩人恭維了也不會增美增能”，以此瓦解男性知識分子的追捧。但對于當時的新女性而言，戀愛是不是常常跟智識綁定？

孔慧怡：林徽音終生被追捧，說出這句話真是大快人心。“五四”時期年輕男子著迷于“新女性”標簽，而這標簽的頭一項條件就是新式教育，所以他們當時追求的自由戀愛的確和知識不可分割。

至于當時的新女性，教育是她們被肯定為“新”的條件，也是她們進入新世界——包括戀愛——的基礎。

《人間四月天》劇照，周迅扮演林徽音。

硬核讀書會 ：對具體的婚戀而言，摒棄妻子是不道德的，但對于歷史思潮而言，逃婚、自由戀愛卻是代表進步的，這種矛盾貫穿“五四婚姻”。天平的兩端，有更偉大、誰更必要、誰更具備正當性的說法嗎？

孔慧怡：我不相信極端，“五四”帶出一個大問題，就是把事情兩極化。

事實上，自由戀愛不一定有好結果，從古至今都有例證。司馬相如不是要拋棄卓文君嗎？看看徐志摩和陸小曼、郁達夫和王映霞、梁宗岱和沉櫻，誰能“永遠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呢？見異思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太普遍了。

“五四”青年沒有經歷過自由戀愛的結合，看到這面新旗幟就追夢似的投身旗下。一個世紀之后，我們對戀愛和婚姻的認識應該強多了。多年前我一位年輕朋友結婚，我給他的賀卡上寫了這句話：“幸福是需要很多時間和心力去經營的。”

新文化運動帶來的很多改變讓我們受益，這是肯定的，但它的極端化也讓我們很多先輩受害，我們對此應該開始反思了。

· END ·

作者丨許崢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賴曉妮

今 日 話 題

你對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們的婚姻有何看法？

原標題：《那些成不了張幼儀的女人，后來怎么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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