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27年，麗蓮·威倫斯出生在一個從俄國逃離戰(zhàn)亂來到上海的猶太家庭。她在上海度過了人生最初的25年，尤其在當(dāng)時的法租界留下了難忘的回憶。在后來撰寫的回憶錄中，她生動地描述了在戰(zhàn)爭襲來前的童年生活，尤其是和老阿媽、廚師小王等人的交往。在那些閑逛和對話中，她似乎與身邊的這些中國人成為了好朋友，但她親歷或目睹的巨大社會差異，仍然反映出了她所身處的環(huán)境中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態(tài)與階層劃分。

1927年8月5日，苔絲的第二個孩子（也就是我）出生了。不過，分娩并不是在圣瑪利亞醫(yī)院——在4月國民黨的血腥屠殺后，這家醫(yī)院一直處于人手匱乏的狀態(tài)，而是在霞飛路上我們家的公寓里。我出生幾周后，母親又雇了一個阿媽。我父母稱她“老阿媽”，因為她有三十幾歲，比一般用人的年齡略大些。她來自農(nóng)村，長得又高又瘦，神情有點兒嚴(yán)肅，頭發(fā)在腦后綰成一個髻，總是穿著整潔的阿媽“制服”：側(cè)面開衩的白上衣，黑色的長布褲，腳上一雙黑色的布鞋。上海的阿媽們通常都有自己的房間——當(dāng)然，她們的房間不會位于房子的主體部分，而是在附屬的仆人區(qū)域，通常都沒有窗戶。她們拿工資，并將其中一部分寄回老家。被雇為阿媽的好處，不僅是不用再在人行道上燒菜做飯、坐在矮凳子上扇煤爐，而且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使用肥皂和熱水，這樣她們就無須每天清晨提著大大的熱水壺在擁擠的店外排隊等著買開水了。如果一家只有一個阿媽，那她就得像騾馬一樣任勞任怨——她不僅要照看小孩，還要洗碗、洗衣服，有時還得幫著做飯。雖然阿媽薪水低廉，幾個星期都沒有一個休息天，但她們總是慶幸自己有個屋頂可以遮風(fēng)避雨，而為外國人干活，工資也會高一些，并且通常不會像在中國富人家那樣被男主人或女主人打耳光。

隨著我慢慢長大，我和老阿媽已經(jīng)變得形影不離了。她負(fù)責(zé)照料我們姐妹倆的一切（她叫我“麗麗”，叫我姐姐“麗娃”）。她喂我們吃飯，給我們洗澡，為我們穿上母親買來的衣服——這時母親已經(jīng)不再自己縫衣服了。1927年年底，父親被總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太陽人壽保險公司雇為銷售代表，收入隨之增加了許多。很快，我們家就搬到了巨籟達(dá)路（今巨鹿路）上一所大點兒的公寓里——那里有一小片地方都是供出租的房子。公寓里附帶有用人住的地方，老阿媽因此也得到一間她自己的房間。我們家的社會地位正在上升，而老阿媽在她朋友眼中的地位也隨之升高了。

老阿媽堅持給我們穿柔軟的布鞋。她向母親解釋說，皮鞋對我們的腳“非常不好”，因為鞋帶總是纏到一起，會讓我們摔倒受傷。結(jié)果，因為穿了柔軟的布鞋，我很輕松地就能跑過老阿媽——她的腳相對身高來說顯得很窄，因此走起路來有點兒一顛一顛的。

我的姐姐瑞娃很乖，但只有5歲的我卻經(jīng)常讓跟我一起在花園里玩的小伙伴們害怕，而且我還跟住在附近的小男孩打架，向大街上的中國小孩吐舌頭。當(dāng)我被父母呵斥或打屁股時，老阿媽

總是出來維護我。為了勸母親冷靜下來，她會說：“當(dāng)麗麗小姐大了，她會像麗娃一樣好的。”雖然我已經(jīng)能說一點兒上海方言，老阿媽卻總是對我說洋涇浜英語，因為她憑直覺知道，就像其他歐洲的家長一樣，我父母并不愿意他們的小孩學(xué)中文。對外國人來說，學(xué)中文沒什么用，因此中國的用人都必須學(xué)一點他們主人的語言，不管是洋涇浜英語、法語、俄語還是德語。

當(dāng)我快6歲的時候，母親開始允許我陪老阿媽上街買東西。我這才發(fā)現(xiàn)，在我生活的上海之外，還有另一個“中國人的上海”。那時，我又有了一個煩人的妹妹杰奎琳——這個愛哭鬧的討厭鬼是一年前進入我的生活的，能躲開她真是讓我高興。大家都叫這個小妹妹小杰，父母和他們的朋友給予她非常多的關(guān)照。他們不能確定這個小女孩像她母親還是像她父親，但都同意她不像她的兩個姐姐。瑞娃長得像我父親，性情也同他一樣安靜，我則生得像母親，脾氣也像，所以說我是個非常活潑的小孩。

在去菜場的路上，老阿媽和我要穿過幾個非常貧窮的街區(qū)，在那里我們總能看到一個男人緩緩地推著一架很寬的木頭車。他在大街小巷里進進出出，那里的廉價出租屋和破房子里住著中國人，他們沒有沖水馬桶，而這個男人就是負(fù)責(zé)收集這些人擱了一夜的馬桶。一聽到這個浦東人的聲音，婦女們就爭相把馬桶拎出來，他則動作嫻熟地將桶里的東西倒進幾個固定在車上的大木頭容器里。當(dāng)容器都盛滿后，他就蓋上木頭蓋子，然后緩緩地推著超載的車子向附近的農(nóng)村走去，在那里他會將早晨的收集物賣給農(nóng)民作肥料。在非常悶濕的七八月里，氣溫逼近華氏一百度，這些車子散發(fā)出來的惡臭整個上午都不會散去。

在陪同老阿媽的這些小小旅行中，我總是看到她無休止地和賣米、面條、蔬菜和水果的小販們討價還價。她聽到對方報價時的反應(yīng)就像演戲一樣，一邊作勢走開一邊大聲嚷嚷，說小販簡直是在搶錢，但很快她又會返回來繼續(xù)還價。最終，嘆了無數(shù)氣之后，她才不情愿地同意買下事先已經(jīng)挑好的東西，而當(dāng)小販稱重時（秤上有一個鐵盤，綴在一根桿子上，桿子上有一個可以移動的秤砣），她又會特別仔細(xì)地盯著。有一次去菜場的“短途旅行”中，老阿媽對我很來火。當(dāng)時，我來不及告訴她我急著想“便便”，于是，就在她和菜場里的一個朋友聊天時，我蹲在路邊拉了一褲子。其實，我的行為跟其他所有想“便便”的中國小孩沒什么兩樣，但問題是我的褲子后面不像中國小孩穿的開襠褲那樣有條裂開的縫。老阿媽看到后便開始哀嘆，“太太會非常、非常生氣”，還說“麗麗給我找麻煩啊，哎呀，哎呀”。每當(dāng)看到有男人把墻當(dāng)作露天廁所時，我那正經(jīng)嚴(yán)肅的老阿媽總要使勁把我拽開，而我總是奇怪這些人為什么不像我們一樣回家用自己的衛(wèi)生間呢。在我看來，只有小孩子才有在公共場所大小便的權(quán)利！

我總是很期待跟老阿媽一起外出，因為我知道，每次她買了熟食（不管是肉還是魚）或者油炸的面食，總會咬下一小塊給我吃。露天小吃攤旁總是圍著成群嗡嗡叫的蒼蠅，看到那些小販試圖用扇爐子的草扇子拍蒼蠅，我總是很佩服他們。有時候，要是老阿媽多帶了幾個銅板，她就會買一塊在滋滋響的熱油里炸過的豆腐，然后用嘴吹一吹遞給我吃。她也會讓我分享她的早餐，一塊小小的大餅加油條，這兩種油膩而且很燙的食物通常被包在撕下來的臟兮兮的報紙里。有時候，老阿媽會更大方地買來金字塔狀的粽子給我吃，里面塞滿黏黏的米，包在粽葉里，我總是嚼得津津有味。我有時也會纏著她給我買甜點，她拗不過我時，便會給我買麻團。我還特別喜歡中國的中秋節(jié)，因為老阿媽總要給我買一只豆沙包。她知道，跟我們家喝下午茶時吃的蛋糕和糖果比起來，我其實更喜歡豆沙包。

老阿媽在我身上花的這些銅板是無法報賬的，因為父親不會允許她給我吃這些不衛(wèi)生的食物。我當(dāng)然不會告訴媽媽在外面吃了這么多違禁的美食，要不然我就會失去跟老阿媽外出“旅行”的機會了。我在菜場里吃的東西比在家里吃的豬肉、雞肉、土豆、蔬菜和湯要美味得多，而且在家里吃飯總有很多規(guī)矩，像細(xì)嚼慢咽、用餐巾擦嘴什么的。正因為我和老阿媽一直對我父母保守了這個秘密，我的中餐品位可能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每次我站在街上吃東西，總有一群要飯的小孩圍著我看，這時老阿媽就會上前把他們攆走。我沖他們喊“走開，走開”，卻一點兒也沒想到他們這么做是因為饑餓。我認(rèn)為他們盯著看我吃東西很愚蠢，而且很好奇為什么他們的媽媽不給他們買吃的。他們的圍觀讓我很惱火，有時他們還會用上海話罵我，我就用同樣的話罵回去。其實那些中國小孩罵我的話——“洋鬼子”“大鼻頭”——并不讓我反感，因為我已經(jīng)意識到身為白種人，我比他們要高一等。從非常小的時候開始，我和我的朋友們就瞧不起中國人。在我們眼里，他們的主要功能就是為我們和其他外國人服務(wù)。那時我還不知道，我的行為跟種族殖民主義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行徑其實并無區(qū)別。

每逢初春或秋季，一旦空氣里有點涼意，老阿媽就會在小販的手推車或者流動小食攤前停住腳步，買一些熱乎乎的炒栗子或者豆腐腦吃。我們咕嘟咕嘟地用同一只碗和勺來喝豆腐腦——小販們通常只用混濁的水清洗這些餐具，然后用搭在袖子上的破布抹干。老阿媽會問我：“麗麗，想吃嗎？”我總是回答：“想吃更多。”慢慢地，老阿媽開始學(xué)會越來越多的洋涇浜英語單詞，而我也從周圍人的對話以及頑童們罵我的話里學(xué)會了更多中文詞匯。每當(dāng)他們瞪著我低聲說“外國人癟三”，我會立即反擊道“中國人癟三”。其實我并不知道“癟三”什么意思，但肯定是個壞詞，因為老阿媽總是不讓我說這個詞，可是我卻很享受說這些禁用詞。在家里，我只記得爸爸生氣的時候罵過俄語“svinya”（豬），而且我父母禁止我們用“中國佬”（Chinks）或者“日本佬”（Japs）這樣的字眼。他們肯定認(rèn)為，這些侮辱亞洲人的詞聽起來就像他們從小在沙皇俄國聽到的“Yid”（猶太佬）一樣刺耳。

在等待老阿媽結(jié)束跟小販們討價還價的“爭吵”時，我經(jīng)常會觀察街邊的煙民，看他們將人行道上或水溝里的煙蒂撿起來做成香煙。他們的眼睛死死盯著地面，走路時手里拿著根長長的棍子，棍子頂端有一節(jié)鐵絲。他們會熟練地將鐵絲插進被丟棄在地上的許多煙蒂里，然后將這些煙蒂隨手塞進腰間的布口袋。袋子快裝滿時，他們就蹲在路邊，小心翼翼地將殘存的煙絲從又濕又軟的煙蒂里摳出來，再用舌頭舔濕一張薄紙，用它包住煙絲，卷成一根新的香煙，然后就那么蹲著等待顧客上門。雖然他們的顧客每次只買得起一根煙，但一天下來，這些頗有生意頭腦的人肯定可以賺不少銅板，而且還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

我在菜場上也學(xué)會了當(dāng)?shù)厝说牧?xí)慣：往地上吐瓜子殼，狼吞虎咽地吃完飯后打個響亮的飽嗝，以及沖著要錢的小孩大聲吼叫。這些小孩對我的白皮膚、棕色頭發(fā)和淺褐色的眼睛似乎很感興趣，而且總是指著我的圓眼鏡咯咯地笑——我從八歲開始就戴眼鏡了。他們和菜場上那些不識字的大人們可能以為我會像成年人一樣讀書寫字，因為在他們的世界里，只有受過教育的人才戴眼鏡。菜場上恰好有這么一個人，他長駐街邊代人寫信，非常受人尊敬。他坐在一張可以折疊的小竹桌子前面，桌上鋪著薄紙、信封和一方小硯臺，他優(yōu)雅地將毛筆在硯臺里蘸一蘸，然后開始為顧客寫信。他看起來就像個學(xué)者，穿著黑長衫，光頭上戴著一頂黑色的瓜皮帽，帽頂上綴了一顆紅色的玻璃珠。他還戴了一副角質(zhì)眼鏡，但我不確定他是因為看不清需要戴眼鏡，還是僅僅為了讓顧客記住他的形象。老阿媽不會讀書寫字，所以她有好幾次去找這個代寫書信的人，付給他錢，給她遠(yuǎn)在“寧波鄉(xiāng)下”的親戚寫些短信。可是，在我那個小小的世界里，總覺得老阿媽就是孤身一人，她的存在就是為了滿足我的各種需求，而我和父母也從未問過任何有關(guān)她個人或者家庭的問題。

菜場上總是地面骯臟，氣味難聞，而且特別吵，但我自然而然地已經(jīng)習(xí)慣了這樣的環(huán)境。畢竟，中國人不就是這樣生活在“他們的”上海嗎？我遇到的大多數(shù)人都穿著臟衣服，瘦削的乞丐更是破衣爛衫。但我好奇的是，為什么那些衣著較好的中國男人總是穿長衫，女人則穿長褲和短上衣？為什么中國男人不像我父親一樣穿西服打領(lǐng)帶，而中國女人的衣服也跟我母親和她的朋友們穿的不一樣呢？我還發(fā)現(xiàn)中國人喜歡大聲說話，常常喊叫（但他們說的并不是洋涇浜英語），在大街上隨地吐痰和擤鼻子。我曾試著像身邊的中國人那樣擤鼻子，用一根手指壓住一邊的鼻孔，然后使勁將鼻涕噴得很遠(yuǎn)，有時候一不留神就會噴到另一個行人的衣服上。一旦這樣的事情發(fā)生，被噴到的人就會冒出一連串臟話，而“發(fā)射鼻涕”的那位則會回敬說“王八蛋”不該擋著他的道。雖然老阿媽不讓我模仿，但我總是很愛看這樣的爭吵。

在離開菜場前，我常拉著老阿媽去五顏六色的花鳥區(qū)，看那些關(guān)在精美的大木頭籠子里的鳥兒，還有養(yǎng)在小木籠里唧唧叫的蚱蜢。我會蹲在鳥跟前，伸一根手指頭到籠子里，小心翼翼地摸它們的毛。當(dāng)小販堅持要老阿媽給她自己或者洋雇主買一只鳥時，老阿媽就會把我拉走。我很想帶只鳥回家，可老阿媽知道，如果她向我妥協(xié)，結(jié)果只會讓我父親生氣，讓我母親抓狂，因為他們不喜歡在家里養(yǎng)狗養(yǎng)鳥，甚至連一缸金魚也不要，而且狗會讓媽媽想起諾沃尼克拉夫斯克冬夜里嚎叫的狼。

很快，我就對大街上的嘈雜聲充耳不聞了——不絕于耳的汽車?yán)嚷暫妥孕熊団徛暎诌呅∝湸舐暤闹淞R和尖銳的喊叫，他們?yōu)榱宋櫩陀弥癜迩脫舫龅泥栲枧九韭暎约安藞銮暗纳痰昀飩鞒龅泥枥锱纠驳乃惚P聲。不僅如此，我對馬路上幾近餓死的大人小孩也可以做到視而不見——他們躺的地方離法租界里我們那個舒適安全的家并不遠(yuǎn)。我已經(jīng)把這些乞丐視為中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外國人和有錢的中國人通常都無視乞丐的呼救，但也有人不時向他們擱在人行道上的空碗或者錫制的杯子里扔幾個銅板。這些乞丐大都瀕于餓死的邊緣，而帶著孩子的媽媽們更是可憐，那些骨瘦如柴的小孩仍渴望從媽媽干癟的胸部吮吸乳汁。

跟著老阿媽在各種小攤販間走來走去后，我終于覺得累了，這時我們就會坐黃包車回家。在選定一輛車之前，老阿媽先得跟拉車的苦力討價還價，雙方都會大聲地說些氣話，有些話我也能聽懂。苦力對老阿媽說，既然你替“洋鬼子”干活，車費就不能少給，而且應(yīng)該多付些，但老阿媽不為所動，最終，苦力因為急于拉生意只好妥協(xié)。每到下雨天，苦力就放下布篷罩著我們，而他們自己只披件薄薄的油布。很多中國人和外國人都有私人包車，這些車看上去非常醒目，因為車夫都穿著干凈的上衣和褲子，而車廂兩邊各有一盞明晃晃的黃銅油燈。

在我們家住的公寓大樓入口附近的大街上，我總能看到黃包車夫蹲在路邊，耐心等候外國人的出現(xiàn)。每當(dāng)發(fā)現(xiàn)一個潛在的顧客，他們就會像餓虎撲食一樣跑上前去。因為中文水平有限，外國人通常無法跟車夫長篇大論地討價還價，因此他們總要比中國顧客付得多，或者要多少就付多少——這么做或許也是因為憐憫這些瘦削的車夫。總體而言，上海的中國人無論男女大都身材苗條，而外國人則比他們重得多。有時候，缺乏耐心的乘客（特別是喝醉酒的外國士兵）會把腳擱在苦力的背上，催他們跑快些。

黃包車夫的工作異常辛苦。因為整天都在跑路，他們的腿上青筋突出。夏天，他們要在燙腳的碎石路面上一直跑到深夜，冬天則要穿著薄薄的草鞋在潮濕的路上奔波。即便如此，他們?nèi)詭缀鯚o法維持生計，因為他們必須把微薄收入的一部分上繳車行的老板，同時還得非常小心，不能違反任何交通規(guī)則。一旦違反了，交通警察——在法租界是矮小的安南或東京（指越南的東京）巡捕，在公共租界則是身材高大的印度錫克族巡捕——就會拿走車上的坐墊，并用警棍敲打他們。對車夫而言，失去坐墊就意味著無法做生意，除非他給那些折磨他的人一些銅板，這樣才能當(dāng)場取回坐墊。租界內(nèi)的中國警察對黃包車夫也好不到哪兒去。

當(dāng)我長到十幾歲的時候，我也成了和黃包車夫砍價的高手，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拒絕額外付出的那幾個銅板，他們原本可以用來多買些蔬菜，或者給碗里增加幾塊豆腐。我的父母和他們的朋友很少叫計程車（例如福特車行的棕褐色的福特車，或者約翰遜車行的淺綠色的雪佛萊），因為在上海那些交通擁擠、有時還淹滿水的街道上，黃包車經(jīng)常跑得比汽車快。

有時候，母親會讓老阿媽帶我們?nèi)タ醇t極一時的秀蘭·鄧波兒以及勞萊和哈臺主演的電影，對老阿媽來說，這是個難得的放松機會。出門前，我和姐姐總要盛裝打扮一番：身穿款式一致的鑲著褶邊的衣服，頭發(fā)上別著彩色的大蝴蝶結(jié)，腳上穿著黑色的漆皮鞋和白襪子。電影院里有錢人家的中國小孩總會盯著我們看——在他們眼里，我們長著五顏六色的頭發(fā)和眼睛，看起來肯定很奇怪。如果他們盯著我的眼睛看得太久，我就會對他們瞪眼睛、吐舌頭。電影開始前，瑞娃和我總是猛吃爆米花、糖果、惹人流口水的愛斯基摩餡餅和裹著巧克力的冰激凌——當(dāng)然，冰激凌總是不可避免地滴到衣服上，惹得老阿媽一連聲地嘆氣。老阿媽多少也能領(lǐng)會這些電影的主旨，因為她總是提醒我們要“像秀蘭一樣”，而不要學(xué)秀蘭的對頭簡·維瑟。其實，我對秀蘭的乖巧舉止毫無興趣，卻很希望自己也有像她一樣的酒窩和卷發(fā)。老阿媽很喜歡勞萊和哈臺的電影，因為她能看懂故事情節(jié)，看到不停打鬧的場面時，也跟我們一起哈哈大笑。

有好幾次，我跟我們家的廚師小王去附近的菜場買蔬菜、水果和米，但從來不買雞和豬肉，因為父親堅持說我們必須在家里多少保留點猶太教的規(guī)矩，這意味著我的母親——而不是小王——必須親自去一家特定的食品店，那里有一個猶太牧師專門監(jiān)管對雞肉和豬肉的清洗。和小王去菜場，感覺要更輕松，但不怎么好玩，因為和立場堅定的老阿媽不同，小王跟街邊的小販或店主們砍價時從不爭吵。有那么幾次，我等小王在一個流動理發(fā)攤上理發(fā)。那個理發(fā)師把做生意所需的所有家當(dāng)都挑在肩上：一張給顧客坐的高高的折疊椅，一只面盆、一只熱水瓶、一條用來清潔顧客臉和脖子的毛巾、一面拿在手里的鏡子，還有一塊用來磨剪刀和剔刀的皮條。只要多付一點點錢，理發(fā)師就會用一根一頭帶棉球的長棒為顧客清潔耳朵，并驕傲地向顧客展示挖出了多少耳屎，以此證明自己技藝精湛。小王每次理完發(fā)都很滿意，總是不停地對理發(fā)師表示感謝，連聲說“好啊，好啊”，并按理發(fā)師一開始索要的價格付錢，從來都不還價。

從菜場回到家后，小王會用熱水清洗蘋果、杏子、梨子和葡萄，并在水里混入紫色的高錳酸鉀溶液以保證將它們徹底洗干凈。他用同樣的方法清洗蔬菜，因為所有蔬菜都在鄉(xiāng)下被施以糞便等肥料。自來水也不能直接飲用，因為氯氣味道很重，需要燒開后放在冰箱里涼下來才能喝。

小王家在中國人管轄的南市區(qū)，他和妻子住在一起。我父母辦晚宴請客時，他妻子有時也會來給他打下手。她的一只眼睛竟然是奶白色的，這一點讓我感覺特別有意思——我注意到不少中國的成年人眼睛都有這種現(xiàn)象。我去小王家參觀過，那次是他們夫妻倆邀請我和瑞娃去他們家吃午飯。老阿媽警告我們說，南市是一個“非常非常臟”的地方，“我不喜歡”——她長期住在法租界我們家的用人房里，等級觀念也因此變得很嚴(yán)重。在小王家，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他們夫妻倆住的小房子在一條窄窄的弄堂里，沒有窗戶，沒有廁所，也沒有廚房用具，用一只可以搬動的小爐子來做飯。我這才意識到，在我們家小王可以使用他自己家里沒有的所有便利設(shè)施：瓦斯?fàn)t、冰箱、沖水廁所，還能享受周圍整潔安靜的環(huán)境。他們夫妻倆可能有小孩，但我們從沒打聽過。在我母親看來，老阿媽和小王似乎親戚眾多（其中至少有一些是媽媽想象出來的）。雖然不大情愿，但母親還是經(jīng)常允許他們請一兩天假，回寧波鄉(xiāng)下探望突然生病或者結(jié)婚的親友。我父母對他們都挺好。小王的責(zé)任是為我們準(zhǔn)備一日三餐，其他時間都可以休息；老阿媽則負(fù)責(zé)照料三個女孩（我敢肯定她最喜歡的是我），等我們?nèi)W(xué)校后，她就可以出門走訪她附近的朋友了。

本文摘選自《一個猶太人的上海記憶：1927-1952》，麗蓮·威倫斯 著，劉握宇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