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經歷很平凡，如果簡單地說，那就是從小學、中學讀到大學，再讀到碩士、博士研究生，然后參加工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很不平凡，我出生在山東冠縣一個貧困的鄉村家庭，小學在本村，中學到縣城，大學到北京讀的是國際關系學院，碩士、博士研究生讀的都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工作先是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后來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從鄉村到城市，從懵懂少年到青年知識分子，其間跨越層次之巨大，心路歷程之復雜、自我主體性重塑之艱難，非親歷者難以道之。又加之，我們正趕上中國飛速發展劇烈變化的時代，很多熟悉的事物和風景轉眼間便面目全非，比如我的村莊、小學、中學和大學，現在便和當年我在時幾乎完全兩樣了。而我所從事的又是人文與文學研究，大量理論與文學書籍的閱讀，既是對自我的豐富與提升，也是對自我的重塑與改變，每一部重要書籍都打碎并重塑了一個新的自我，所以我的內在自我是豐富的，流動的，開放性的，但同時也是不穩定的，碎片化的，充滿裂隙的。后來我從事小說創作，也正是想以“自我”為方法，通過對故鄉和童年的重溯，試圖將過去之我與今日之我聯結起來，重建一個穩定完整的內在自我。在本文中，我也想以“自我”為方法，通過梳理個人生命與思想中的幾次重要“轉折”，展現“今日之我”形成的歷程與波折，也展現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的內心軌跡。

李云雷

作家、批評家、《小說選刊》副主編

本文發表于《傳記文學》2023年第9期

一

現在想來，到縣城去讀初中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在那之前，我生活在我們村莊中，這是一個熟人社會，無論走到哪里，我看到的都是熟悉的面孔，村里人與人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拐彎抹角的親戚關系，我們家是個大家族，我的堂哥就有二三十人，在村里我走到哪里都有安全感，這也是一個平均主義社會，村里人沒有特別窮的，也沒有特別富的，那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分田到戶政策剛剛落實，村里人從吃不飽到終于吃飽了，主糧也從吃玉米、紅薯到吃上了小麥，村里又執行上級政策大力推廣種植棉花，棉花這種經濟作物讓我們村里人手里有了零花錢，初步富了起來，那時家家戶戶都走在發家致富的道路上，有的翻蓋新房，有的娶妻嫁女，有的購買自行車、手表、縫紉機等三大件，那時也沒有后來的進城打工，村子里到處都是年青人的活躍身影，整個村莊洋溢著積極向上的氛圍和對未來的美好憧憬。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出生成長的，我父親在離家30里的果園做工，我母親在家務農，我有一個哥哥和四個姐姐，我哥哥在我還未出生時就招工到勝利油田做工人，我的四個姐姐則留在家中跟我母親一起干活。我的兄姊都比我大很多，我哥哥比我大20歲，我最小的姐姐也比我大11歲，從小我就備受他們的呵護和疼愛，在我讀小學前后，他們就陸續結婚了。那時鄉村里沒有幼兒園，我到8歲直接進入村里的小學上學，平常下課后就和同學們在村里生龍活虎地到處跑著去玩，上樹捉鳥，下河摸魚，或者兩幫小孩打鬧著玩，那時作業不多，父母也不怎么管，所以我們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家吃飯，跟上學前相比，我只是玩的同伴更多了一些，村里村外也跑得更遠了一些。

略識了幾個字之后，我就開始讀連環畫——我們那里稱為“畫冊兒”，跟班上的同學交換著看，跟其他班的人交換著看，由連環畫我喜歡上了一切帶字的東西，糊在墻上的舊報紙，我母親夾鞋樣子的厚書，在親戚家發現的沒頭沒尾的雜志，我都找來如饑似渴地閱讀。或許憂郁那時鄉村生活實在太過貧乏，我在閱讀中找到了極大樂趣，但在鄉村里也找不到幾本書，所以有很長時間我陷入無書可讀的困境之中，只能將自己從四處搜集來的幾本書反反復復地閱讀。不知道是否受惠于喜歡閱讀，我自入學以來學習成績就名列前茅，小學三年級時還曾獲得全鄉鎮學習競賽的第一名，至今我還記得，那次競賽的獎品是一張繪有竹子的國畫，我興沖沖地帶回家，我母親將它貼在了我家堂屋八仙桌西側那張椅子后面的墻上，在那里張貼了很多年。四年級我仍得了全鄉鎮學習競賽的第一名，但獎品是什么卻忘了。那時小學的學制是五年，但我們村里對小學只有四個年級，五年級我們只好到北面的鄰村直隸村小學去讀，我在那里讀了一年，初到外村難免會受到歧視和欺負，但仍處于熟人社會的邏輯中，這段經歷我后來在小說《界碑》中有所描繪，基本是寫實的。小學畢業時，班上的同學大多報考了鄰近的直隸村中學，因為我一直學習較好，家里人商量之后，決定讓我報考城關一中，結果被錄取了，就這樣我便到了縣城來讀書。

我們村的名字叫東三里莊，顧名思義，就是離縣城只有三里路，但這大概是指距離古時的東城墻或城門而言，到我們這時候，城墻與城門早就消失了，縣城也大大擴張，城關一中在縣城的西部，離我們村大約有六七里路，但也并不算遠，每天我都是騎著自行車來回走讀，但讓我感到不適應的是：沒有一個小學同學跟我上同一所中學，我只得一個人適應陌生的環境；初中的學習科目和學習方法跟小學不同，我得不斷摸索調整，一個例子是直到初二我還不知道什么是“復習”，有次考試前一個同學見我還在玩，奇怪地問我，“這時候你怎么還在玩，怎么不復習啊？”我聽了一臉懵懂，茫然地問他，“復習？復習是啥啊？”這位同學跟我講復習就是把學過的課程重新溫習一下，從此之后我才知道考試之前還要復習。

但這些還都不算什么，更讓我不適應的是我的同學大多是城里人，他們都長得白白凈凈，穿得漂漂亮亮的，說話做事都很“文明”，相形之下，從鄉村來的我長得又黑，穿得又破，鞋還露著腳趾頭，言談舉止都帶著鄉下的土氣、傻氣和硬氣，便顯得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剛入學的時候我對這些還不自知，依著愛玩的天性，很快結交了兩個城里的朋友，我們在校園里經常追逐打鬧，我也跟他們到他們家里去過，他們兩人一個家在公安局家屬院，一個家在縣醫院，他們家里的物品都擺放得井井有條，干凈整潔，他們的爸媽見我去了也都很熱情客氣，公安局那個朋友的媽媽見我穿的棉襖很破舊，還找出了一件新棉襖，要送給我，我好不容易才推辭了，我還在他家里住過多次，但我與他交往最大的收獲就是可以從他家里借書，——那時我們學校沒有圖書館，也沒有書，要想看書只能私下借閱。我為了借一本《三俠五義》，還曾跟另一個同學穿過曲折的街巷到他家里去取。我們這三個好朋友，到初三時友誼便暫時中斷了，因為醫院那個朋友學習不好，他爸媽讓他重新再從初一讀起，這樣我們雖在一個學校，但學習的節奏不同，交往便少了。我們三人還在街上一家照相館臨河的亭子上拍過一張照片，他們兩個很白凈，我則很黢黑，對比很鮮明。

到縣城讀書是我第一次在完全陌生的環境中遭遇到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建筑、人群和他們的生活習慣與我們村里完全不同，對我形成了一種威壓，讓我從自由自在變得敏感脆弱，我的性格也從原先的愛說愛笑愛玩，逐漸變得沉默冷靜自尊。當然這只是概述，也有一個漫長的轉變過程，記得高一我從講臺上走回自己的座位時還是蹦蹦跳跳的，一邊做鬼臉一邊撞掉旁邊同學課桌上的書，嘻嘻哈哈笑著去撿，但到高三時，因為學習壓力大，也因為我是班長，便不得不變得成熟穩重起來。

二

如果說從鄉村到縣城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轉折，那么從縣城到北京則是一個更重要的轉折。那年高考之后，我被國際關系學院錄取，便在9月背著行囊來到北京。在那之前，我幾乎從未出過遠門，現在從一個偏僻落后的小鄉村來到北京這個國際大都市，內心的震驚體驗之深刻是可以想見的，在縣城我從未見過三層以上的樓房，但在北京十幾層幾十層的高樓卻遍地都是，在縣城我從未見過地鐵，但那時北京早就有了一號線和二號線。我到北京后，有個老鄉問我最想去看什么，我說最想去看天安門，最想坐一下地鐵，于是他便在一個周末帶我坐了一回地鐵，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那時最讓我尷尬的是不會坐公交車，見有公交車開過來，我站在路邊揮手，公交車卻不理我，呼嘯著就開過去了，后來我才知道公交車是到站點才停的，要坐車得到站牌下去等。我們班上的同學大多來自城市，他們的衣著打扮更加時尚鮮亮，很多牌子我都沒聽說過，也不知道穿衣服為啥要看牌子，他們的言談舉止從容自若，話題眾多，興趣廣泛，而我呢，除了學習好別的也沒什么，但能考上大學誰學習不好，而且在大學里，考試成績似乎也沒中學那么重要了，我還有什么呢？

說到這里，還需要再說幾句，在從鄉村到縣城時，我在城里同學面前之所以能保持尊嚴，基本全仗著“學習好”，不管入學時成績如何，到畢業時我總是最好的之一。我之所以學習好，一方面是有些聰明肯下苦功，一方面是我受到的鼓勵較多，人總是這樣，一受到鼓勵就更來勁兒了，我那個公安局朋友的姑姑是教我們歷史的杜老師，她就時常批評他，“你看看人家，吃的穿的都沒你好，成績卻比你好，你怎么不在學習上跟人家學學呢。”也是這位杜老師，很早就說我能考上大學，可我當時連什么是大學都不知道。但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我對所學的知識很感興趣，有極大的熱情，初一開設的植物、歷史、地理，初二開設的物理，初三開設的化學，仿佛在我面前打開了一個個知識窗口，我興奮地跳躍進知識的海洋中不知疲倦地游著，就像當初創立這些學科的科學家一樣，癡迷于發現一種新的植物、一種新的元素、一條新的定理，我在我們村里看到一株從未見過的植物，就會拔下來帶到學校去問老師是不是新物種，我路過我們縣里的農科所，還專門進去找人請教土壤的氮磷鉀比例，我學的雖然只是初級科學知識，但卻讓我看待周圍各種事物帶上了科學的眼光。不只科學如此，理論與政治也是這樣，我曾和同學在他那間小屋里熱情地談論當時剛出現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有一次在家里我母親讓我去澆地，我卻坐在那里跟她講了半天《半月談》上的文章，當我下了晚自習，在黑夜中一個人騎車向家走時，也會想起正在發生的蘇聯解體和海灣戰爭。對文學的閱讀也改變了我，我逐漸成為了一個心懷遠方的“文學青年”，我雖然身在縣城，但內心卻對遠方充滿了向往與憧憬。

如今我到了城市，到了遠方，卻發現與自己當初的想象大不相同。但那時大學的精神氛圍寬容，多元，自由，精神空間也較為開闊豐富，同學們之間也很少物質攀比，每個人都可以發展自己的愛好，有的喜歡打球就去綠茵場上揮灑汗水，有的喜歡搖滾樂就組織聽音會，有的喜歡看電影就每周末在階梯教授放映經典影片，還有文學社、廣播社、記者團等各種社團，我置身其中雖不免自慚形穢，但也充滿了年輕人的熱情與豪情。但我最喜歡的還是讀書，尤其是文學，我至今感念我們學校的圖書館，這個圖書館雖然不大，但卻徹底解決了我的“書荒”，我的小學、初中、高中都沒有圖書館，到大學總算有了一座圖書館。每天只要沒課，我就泡在圖書館里，在二樓的自習室和現刊閱覽室有一個相對固定的座位，圖書管理員都認識我了。那年剛剛獻過血，我又到圖書館去，正趕上圖書館離搬動書架，我上去幫忙，圖書管理員可能見我臉色發白，問我怎么了，我說剛獻了血，她說，“那你還搬東西，快回宿舍歇著去。”直到我畢業兩三年后，這位圖書管理員仍然認識我。

如饑似渴的閱讀打開了我的眼界，我讀當代期刊上發表的最新作品，也讀魯迅蕭紅郁達夫，讀中國古典小說，也讀西方現代派，大學里我學的是外語，不是中文系，雖然零星聽過一些文學課和講座，但知識并不系統，所以抓到什么就讀什么，當時流行什么就讀什么。在閱讀中我也萌發了創作的興趣，寫了大量的詩歌小說，我現在能找到的最早一篇小說，就是在大二那年暑假里寫的。在閱讀中我也愈發感覺到不滿足，逐漸萌生了跨專業報考北大中文系的想法，于是我全力以赴準備，并最終考上了，讓當時的老師和同學都很驚訝。

三

從國際關系學院到北大，也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轉折，我仿佛從一條溪流匯入了大海，眼界大開。在北大六年，我從一個文學愛好者轉變成了文學的從業者和研究者。剛到北大時，我仍延續著文學青年的夢想，期待在這里能學習寫作，但是等我到了學校，發現和我想的并不一樣，后來我在一篇文章寫到，“剛一入學就迎來當頭一棒，我們的老師告訴我們，‘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中文系是培養學者的，主要在知識、理論、學識方面進行學術訓練，使他們成長為一個合格或優秀的學者，那時候我寫小說的心思雖然沒有斷，但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這不只是外在的，而是滲透到了內心里，在上那些文學史和理論課的時候，在聽各種人物所做的講座的時候，我也禁不住為他們吸引，他們的思想為我打開了另一片廣闊的天地，照亮了我的心，我覺得我閱讀的每一本名著，似乎都比自己寫的東西重要，那么自己還有什么寫的必要呢？”（《我怎么寫起小說來》）

就這樣我的作家夢便被暫時壓抑了，我開始以極大的熱情開始學習新理論、新思想與新方法，系統地學習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有計劃地閱讀中外文學名著。但在這里仍有一個轉折，我的碩士導師是韓毓海老師，博士導師是曹文軒老師，但我在讀碩士時的思路卻更接近于曹老師，讀博士時的思路卻而更接近于韓老師。但好在北大中文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思想傾向與研究方法，并且都是大家，我們在他們的課堂上和他們之間的彼此爭論中獲益良多。

但在讀博士時，我又遇到了一次思想轉折，那天我正在宿舍里讀羅伯—格里耶的《橡皮》，突然想到，我為什么要讀這么佶屈聱牙的作品，這樣的作品跟我自己的生活、生存、生命有什么關系？由此我開始反思自己所受的精英文學教育以及“好學生”的經歷，對精英文學教育反思的結果是讓我更確認了自己的來路——我本來就是來自鄉間的農家子弟，對此我無需回避無需矯飾，相反卻應該以此為基礎，尋找自己的文學脈絡，倡導自己的文學立場。對“好學生”反思的結果是，我們學習老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應該停留在表面，停留在結論，而應該像他們一樣從時代與個人的生命體驗出發，提出新的思想命題，并努力做出自己的回答。正是在這些反思的基礎上，我開始參與當代文學的批評實踐，提出并倡導“底層文學”、“中國故事”、“新時代文學”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域撰文加以探討。在北大博士畢業之后，我在陳飛龍、祝東力等師友的支持下，持續進行這些問題的思考與寫作，并以《文藝理論與批評》和我們新創建的“青年文藝論壇”為中心，組織了多次筆談、訪談和會議，拓展了這些文藝思潮的影響力，我也先后出版了《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重申新文學的理想》《新時代文學與中國故事》等10部文學評論集。

調到中國作協后，由于離文學現場更近，我多年被壓抑的創作夢想得以復蘇，所以在從事文學編輯作文學評論之余，我重新提起筆來開始創作小說。這時我的家鄉變化巨大，昔日窮困落后的小鄉村已變為現代化的小城鎮，從前的土坯房變為了整齊的樓房，從前的自行車變為了家家都有的小轎車，從前坑坑洼洼的黃土路變成為一馬平川的大馬路，目睹家鄉的滄桑巨變和人事更迭，我感慨萬千，先后寫下并出版了《再見牛魔王》《沉默的人》等4部小說集。家鄉的變化只是整個時代變化的一部分，如今我到北京已有多年，這些年北京從三環修到了六環，地鐵也從一號線二號線擴充到四通八達，我們的火車從綠皮車、動車到了高鐵時代，我們的通訊也從程控電話、BP機、手機到了智能手機時代，我們的網絡也從撥號上網、門戶網站、微博到了移動網絡時代，中國在發生巨變，世界也在發生劇變。這些變化銘刻進我們的生命深處，已經構成了我們的內在自我的重要部分，我們的文學和文學研究只有將我們的生命體驗歷史化、相對化、問題化，才能夠鮮活生動，才能夠具有沖擊力和影響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個人的寫作與研究不過才剛剛開始，而我的人生經歷也只是“歷史中間物”之一，只是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的平凡足跡。

原標題：《自述 | 李云雷：我生命與思想中的幾次“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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