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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哈定誕辰100周年:挖掘那座沉睡的“美術礦井”
哈定(1923.9—2004)是中國第二代水彩畫家中的代表,也是美術教育家。以哈定為代表的一些現當代西畫家和美術教育家,對20世紀的中國美術發展史有著一定的貢獻,但是他們在歷史長河中的身影卻日漸模糊。對于他們的藝術和教育實踐的研究甚少,長期以來處于被忽略的狀態 。
11月19日,“紀念哈定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上海油畫雕塑院美術館舉辦。十余位專家、學者就上海西畫溯源、哈定藝術特色及美術教育事業等多角度做了探討和交流。
“拓展研究哈定與他的朋友圈,是對歷史文脈和上海美術發展史的全新認識。碎片化的信息背后是座‘沉睡的礦井’,值得我們深度挖掘。”與會學者說。
1972年,哈定在黃浦江邊寫生
上海油畫雕塑院“紀念哈定先生誕辰100周年”活動現場
1923年,哈定出生于上海,原名哈弼興,祖父哈少甫是滬上工商巨子,酷愛金石書畫及古玩。1927年,他繼吳昌碩任西泠印社第二任會長。哈定7歲起便隨祖父習中國畫。哈氏家業到了哈定父親一輩中落,哈定不得不挑起重擔,到舞廳、咖啡廳為美國軍人畫像,在上海永安公司、大興公司出售寫生作品,接受油畫風景和肖像定件,以此養家。幸運的是,在跟隨張充仁先生習西畫期間,得到張先生賞識與襄助,成為“充仁畫室”助教,并被推薦至徐家匯天主教堂繪宗教畫。
1940年代后期,哈定已經是上海著名的肖像畫家。后來雖然在歷史波瀾中經受磨難,但“文革”結束后,哈定便用畫筆表達了他在困苦生活中的思考與體悟,打開了藝術創作的新境界。他遠赴邊地、國外采風,兼取中西方繪畫的有益經驗,同時研修佛學,進而突破了水彩畫表現題材、技法、意蘊上的傳統藩籬。他的《世界屋脊》、《秋色》、《海浪》等作品均曾在國外展出。
1958年哈定(前排端坐者)與林風眠(后排站立者)一起去上海郊區寫生
在美術教育領域,哈定既通過開設畫室悉心指導學生,又投身于上海美專的學院化教育,“哈定畫室”的教育實踐反映出特殊年代里私人畫室對上海官辦美術教育空缺的“補白”。當時的畫室教學普遍強調繪畫基本功的訓練,哈定卻還格外重視帶領學生深入體驗工人、農民的生活,激發他們的創作靈感與熱情。此外,他編寫的《怎樣畫人像》和《怎樣畫鉛筆畫》填補了當時中國基礎美術教材的空白,影響了整整一代求學者。80年代哈定又出版了初級美術技法專著《水彩畫技法初步》以及畫冊《哈定畫選》,為中國水彩畫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哈定和學員在一起
在“紀念哈定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現場,學者們圍繞哈定的從藝之路、藝術特色以及中國近現代美術教育等角度進行了探討。
本次活動也是繼9月“紀念周碧初先生誕辰120周年”、10月“勇猛精進——俞云階文獻展”后,第三個“大師之道”學術系列活動,由上海美術學院和上海油畫雕塑院聯合主辦。
活動現場哈定作品圖
上海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超認為哈定是一座“寶藏”,研究哈定不能僅僅局限紀念個人,更要對歷史文脈有一種全新的認識。李超從“畫室文脈”“衡復古道”“文獻重光”等多個方面來闡釋哈定的藝術價值。
與哈定相關的資源有很多種關注點,第一是海派美術,第二則是中國現當代水彩藝術,包括上海私立美術教育、上海美術??茖W校校歷史、上海畫院院歷史,都與哈定生平發展有諸多關系。李超在研討會上提醒大家可以更多地關注上海畫室,私立教育當中畫室歷史到現在為止并沒有系統的專業研究,目前的資料也較為碎片化,這里面有很大程度還是“沉睡的礦井”,值得深度挖掘。
目前學界和公眾對衡山路和復興路歷史風貌區的關注度越來越高,而上海和中國美術發生國家記憶關系就有兩個地方可以切入,一個在虹口,一個是在當年的盧灣。上世紀50年代,在張充仁先生支持下,哈定在大沽路寓所試辦畫室, 首批學生里面有龐卡和董連寶等人。李超提出,從充仁畫室到哈定畫室,實際上就是衡復歷史街區構成的歷史脈絡。
1947年,哈定與張充仁
李超還提到,上世紀50年代關于私立美術教育培訓班畫室審核審批(報批資料)的大量原始資料出現,涉及的美術家幾乎是上海美術界的半壁江山。一些文獻資料非常珍貴,當時審批申報的比如潘耀昌的父親潘思同、陳秋草創辦的新中國美術研究所。這些老先生都與哈定有密切的往來,他們之間同道的交流需要深入了解,用朋友圈的方法深入拓展哈定不是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他和中國美術發展的故事,包括朱屺瞻,包括陳盛鐸辦了新美術研究所,后又辦了中青年美術班,還有像何伯年、程恩辦的中西研究所等等,諸如此類的畫室教育在上海出現的歷史奇觀。
哈定作品《浦江晨曦》(1957)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潘耀昌認為研究哈定,還要和土山灣聯系起來,才能形成一種合力,將近代上海美術的輪廓清晰勾勒。哈定的老師張充仁早年是土山灣學徒,土山灣畫館的影響力得益于上海,反過來又反饋上海,這個遠東大都市,移民趨之若鶩,凡是有才能的藝術家,特別是留學生,都不放棄到上海這個碼頭闖蕩的想法。出于上海都市發展的迫切需要,商店櫥窗、廣告招貼、照相館背景、影劇海報、書籍裝幀、報刊插圖等都急需美術人才,美術,特別是西畫,成為職場最有競爭力的手段之一。市場需要推進了西式美術教育,西畫開始流行。當時社會上辦美術教育的有周湘(也受教于土山灣)的美校、劉海粟等的美專(與土山灣都有淵源關系),而水彩畫以其便捷的優勢成為西畫學習的首選,上海也因之成為中國水彩畫的重鎮。
美術教育,除了正規美校外,還有業余美術教育,如張充仁的“充仁畫室”,以滿足社會對美術人才的迫切需求。當時有名的畫室還有陳秋草等的“白鵝畫會”。月份牌大家杭穉英當時就向自己學生推薦去這兩家畫室進修,認為那里的畫畫功夫比較扎實。因為畫室規模不大,與學校相比顯得不太規范,可以說是土法上馬,上海話稱為“野路子”,但其不拘泥于所謂正規教育,也呈現自己特色。
新中國成立后,私人畫室的弱勢更加顯現,但與公辦美校相比,亦有其特色:前者維持師徒關系,私人感情密切,學習目的明確、實用,趨向專一化??上o有效學歷文憑;后者國家指導,課程多,科目門類多,課程設置系統化,趨向綜合性,有國家認可的學歷文憑,就業較為方便。當然,二者各有千秋,仍存在互補關系。
哈定作品《放鴨》(1962)
哈定,《和平飯店》,水彩,40X50cm,1981年
潘耀昌提到哈定的個性,是有著上海的“要強”精神特點。憑他的才氣,解放后他可以進入體制內,獲得更多機會,但他偏偏選擇了自己辦畫室。他如果到美院或者到學校里面,他肯定是一位很好的老師,但是他自己搞。私人辦學不容易,哈定學老師張充仁那樣,27歲自己辦學,設“哈定畫室”,這注定他未來時運不濟、命途多舛。哈定選擇的道路就是培養后來者,不像科班培養年輕人,十幾歲就進來讀,而是結交社會的朋友。上海因為劉海粟美專外遷,有一段時間沒有美術學院,所以私人畫室地位也非常重要。講上海美術史,離不開這幾位重要的畫師和他們培養出來的藝術家。
哈定在教學之外,雄心勃勃,作為體制外的畫家,仍汲汲于新美術的主題性創作,意在油畫,主攻人物畫,畫過主題性題材的作品,他畫水彩的初衷是用來作油畫草稿,當時人物畫是水彩畫的弱項,哈定人物素描基礎好,人物畫成為一個突破點,成績令人矚目,但畢竟處在體制之外,他的主題性創作機會不多,也難獲重視。以致他的最高成就還是在水彩風景畫上面,如《上海城隍廟九曲橋》。
1980年哈定在上海船廠收集素材
哈定,《船廠》,水彩,42.5X61cm,1982年
上海美術學院副教授蔣英則提到了哈定對素描教材的貢獻。哈定的《怎樣畫人像》《怎樣畫鉛筆畫》在20世紀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成為美術愛好者的入門教材,同時也加深了自己對造型原理的認知,助力了創作中的大膽創新;這兩本教材是阿爾茫·加什涅素描教材在中國傳承發展的結晶,也是上海素描發展及本土西畫理論建設的重要文獻。
蔣英認為,在近現代美術史研究當中,哈定長期處于一種主流敘事的邊緣,這與他豐富的教學經驗和成就不匹配。哈定的老師張充仁師從巴比松畫派阿爾?!ぜ邮材乃孛?,哈定可以說是中國的“加什涅”,既能畫又能教,還能夠寫。哈定也非常善于理論,除了把自己理論總結教給學生,讓學生知道是什么,還要知道為什么。 哈定具有非常豐富的培訓經驗,喜歡示范,不停思考、創作,他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非常勤奮的教師、藝術家,所以他的理論非常鮮活,而不是教條的。
哈定作品《草原上的喜悅》(1984年)
上海油雕院美術館館長傅軍對哈定的藝術作品進行了特征評論。 哈定第一次獲得很高的評價,或者說第一次嶄露頭角是在1943年(20歲),他在上?;浇糖嗄陼讓妹佬g獎勵展中隨展作品獲得甲等獎。解放之前,哈定基本上是以著名青年油畫家的身份被社會所知曉,包括1954年哈定先生出版了第三本著作《怎樣畫人像》,這本出版物總發行量達到159000冊,可以說明哈定在人物畫、肖像畫領域有非常強的實力。
傅軍總結了哈定50年代作品的幾大特點:注重大關系、大氣氛,舍棄對細部的描繪;用筆奔放,造型簡約,痛快淋漓,借用了中國水墨的留白技法和虛實相生的原理將水墨畫的意趣,氣韻吸收到水彩畫中;發揮出水性材料的特性,非常貼切地表現出江南地區特有的水色空濛,用藝術的方式揭示出這種地域性特征,站在這些作品面前我們似乎能感受到空氣中的濕度感和朦朧感;哈定的作品反映出上海這座城市獨特的歷史面貌和人文環境,以及一座城市的活力與魅力。
“紀念哈定先生誕辰100周年”活動現場
1980年代哈定又對都市風景系列進行了創作,根據潘耀昌的研究,因為紙張發生了很大改變。原先五六十年代是國產紙,瑪麗國產顏料,國產紙和國產顏料有局限性,但它對藝術家來說有的時候也是挑戰性。這種即性畫的,甚至有挑戰性的,反而容易形成一種風格。80年代特點是嚴謹扎實、有力度,技法更為成熟老練,缺乏五六十年代流暢的感覺、水色空濛,沒有溫潤的那種潮濕感。
主題性創作也是哈定比較在意的,1960年應邀參加了《美術雜志》座談會(水彩畫專題座談會),哈定是參會專家中最年輕的,發表了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命題,他認為“水彩不應該受到畫種所限,拘泥于材料技法層面”。他要創作人物題材的水彩畫,這與他本人積極致力于創新的意識有關,但也與當時的主流價值觀不無關系。
“紀念哈定先生誕辰100周年”活動現場
1949年以后,第一方面水彩畫處在主題性油畫、民族性國畫、政治化年畫、連環畫、宣傳畫和版畫的夾縫中,他作為水彩畫家有深深的危機感;第二方面用藝術形式表現重大歷史題材,這是建國后總體的趨勢,哈定所提出想要用人物畫創作,最終希望進行主題性創作;第三方面他很渴望得到體制的認可。
1980年以后意識形態相對寬松,基于現實本體和個人喜好綜合,他把全部精力投身于邊疆少數民族題材的創作,比如《塞外風光》,大量到邊疆少數民族寫生。他在那里找到心靈的歸宿,把藝術當做最終的寄托,包括《陽光燦爛》《提水》等等。像這兩幅作品就很典型,左邊還是非常寫實,右邊更多是個性的,釋放,或者對于本體語言更多一種研究后的嘗試。
決定畫家藝術走向不僅僅在于家學師承、地域文化、生存方式,也包括時代背景、思想信仰、主流價值、個人喜好、材料性能等種種因素,他們都影響著藝術家在不同時期的藝術選擇。
哈定,《世界屋脊》,油畫,89X132cm,1984
研討會上,明珠美術館館長李丹丹、上海美術學院油畫系副主任李根、上海美術學院教授王劼音、《解放日報》美術攝影部原主任張安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總編輯編審邱孟瑜、上海美術學院副教授秦瑞麗等學者也先后發言。發言最后,哈定的女兒哈維表示,此次研討不僅再次感受到了父親的過往,也聽到更多歷史的傳承、文脈。
研討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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