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自己所走過的道路立即在自己的身后土崩瓦解。道路完全消失了。面臨青春的破產，在痛苦中回顧自己的經歷，沒有留下任何值得回憶的東西。”

這是池田大作先生自傳中的一段文字。11月15日，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逝世，享年95歲。

池田大作 資料圖

池田大作出生、成長于日本的昭和年代（1926-1989年），所謂的“昭和年代”在日本意味著什么？它會被人稱為“是最壞亦是最好的時代”。這期間，日本走上對外侵略之路，又以戰敗投降而告終。此后，日本確立了新的國家體制，進而步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期，躋身于發達國家之列。所謂“昭和”，更多地代表了日本國家的變革與重塑。而置身于這一時代漩渦的日本人，無一不懷揣著不確定性帶給他們對未來的不安與期許。池田大作便是這萬千日本人之一。

和平思想在戰爭的切身之痛中萌芽

1928年，池田大作出生在東京附近大森海岸的一個紫菜業家庭，那里是一個恬靜的漁村，天空沒有煙霧，海水碧綠透明。池田先生在九個孩子中排行老五，父親勤懇，母親溫和。而在日本滑向二戰后，平淡的時光被打碎，池田家的每個人，都被籠罩在戰爭的烏云下。

1937年，池田小學四年級，其長兄喜一應征上了戰場。在池田大作的記憶里，喜一開朗、溫暖，在兄弟姐妹中扮演類似父親的角色，所以，其與長兄感情最深。一方面，長兄離開家后，池田家失去了重要的勞動力，生活也日益困難。小學六年級開始，池田大作開始了清晨送報紙的工作。此時的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整個日本社會對戰爭動向的熱切關注，眾多家庭急切地等待來自中國大陸的消息。另一方面，當時的日本對國民不遺余力地進行皇民化教育，向人們灌輸他們是天皇臣民的思想，在小學校園，小學生們也要手拿木棍進行操練。在這樣的教育下，每個孩子都自認為肩負著為國家而戰的使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又迅速地占領了香港、馬尼拉、新加坡，國民開始沉浸在異乎尋常的喜悅之中。好景不長，美國通過中途島海戰扭轉了戰局，戰線開始擴大，剛剛退伍歸來的喜一連同二哥、三哥又相繼上了戰場。1942年，池田進入新瀉鐵工廠工作。軍國主義的浪潮沖擊著所有的工廠，工人人數劇增以應對日本在海外的大量軍需。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池田大作開始思考“戰爭將如何結局”的問題。

進入1945年，美國空軍對東京展開了大規模、密集的空襲。曾在戰爭中盛極一時的工廠在戰爭結束后紛紛倒閉，大量人口面臨失業，交通運輸陷于癱瘓，通貨膨脹極其嚴重。東京這座全國最大的城市因為空襲化為一片廢墟。池田家也不例外，一家人無處安身。將四哥送上軍用列車后，照顧全家的擔子落在了池田的肩膀上。他在姨母家增蓋了一間房子，已經身患肺結核的池田用三輪車一趟趟地搬家，以為終于為父母找到了安身之處。這一日，池田把物件收拾妥當，計劃著明日將父母接來。當晚，姨母家也落下了燃燒彈，一切都被燒毀殆盡。池田和弟弟豁出性命從房子里搶救出一只大箱子，卻發現里邊只有一個玩偶。從這時起，池田大作開始探尋戰爭的意義，而其反對戰爭、熱愛和平的思想，也從切身的痛苦體驗中開始萌芽。

1945年8月，這場以天皇的名義開始的戰爭，又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宣告了戰敗的結局。在池田先生看來，戰前他們接受皇民化教育，認為“皇國日本”值得自己奉獻全部青春，而到了戰后，自己所走過的道路在自己身后土崩瓦解，對一切失去了信任。留給他的只是活生生的悲慘體驗：戰爭帶來的是家破人亡，長兄戰死緬甸，父母成了戰爭的最大受害者。

中國情結與反戰和平思想的結合

1947年，池田迎來了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就是與恩師戶田城圣先生的相識。二人初見，是在戶田先生“關于生命哲學”的講座上，池田從戶田先生身上感受到了不可思議的活力，卻又有一種難以言狀的親切之感。此后，池田了解到戶田先生曾明確反對戰爭，并不顧軍國主義的暴力鎮壓而身陷囹圄，被其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并決定一生追隨。

如今創價學會已成為國際宗教團體，會員遍布全球。而1945年，時值日本戰敗，作為新興宗教團體之一的創價學會在新的國家體制下剛剛得以重建。戶田城圣就任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加入學會成為學會中堅力量。在這一期間，池田的遠見卓識、實踐能力開始凸顯，在創價學會戰后的迅速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時，戶田城圣向池田傳授中國文化，池田本人也深受包括佛教等在內的中國文化的影響，在文化方面一直將中國視為日本的恩人。戶田城圣“為亞洲民眾謀幸福”的思想深深影響著池田大作。其實，池田對中國的了解最早起始于少年時代，長兄喜一曾向池田講訴他被軍國主義政府強征入伍來到中國后，日軍對中國民眾的暴行，并將自己的不安傳達給了池田大作及家人。而在戶田城圣的教化下，池田將這樣的中國情結與反戰和平思想相結合，將其努力付諸實踐。他認為，中日兩國建立更加緊密的友好合作關系，對維護亞洲乃至世界穩定與繁榮具有重要意義。

“池田倡言”與中日關系破冰

1960年，池田大作出任創價學會第三代會長，并正式開始創價學會在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領域的活動，其中最為卓著的，便是他為推動中日關系、守護世界和平所作出的突出貢獻。一方面，作為宗教團體的創價學會積極致力于與中國開展文化、教育、青年交流。創價學會創設的創價大學是日本最早接納中國公費留學生的大學。1975年，當時日本尚無向中國留學生開放的大學，池田先生親自作保證人將新中國的首批6名公費留學生送入創價大學，至今，創價大學仍然每年接受來自中國的眾多留學生。

另一方面，1964年，池田主導創立了創價學會下設的政治團體——公明黨。對于黨的綱領和政策，池田并未過多參與，唯獨提出了一條“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努力恢復中日邦交”。

1967年，日美首腦會談確認了“封鎖中國”的政策，日本政府也緊跟美國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中日是冷戰中分屬兩個不同陣營的國家，沒有外交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池田先生在創價學會的大會上破天荒地提出了解決中日關系的建議，即“日本應該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謀求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發展中日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同時也應當承認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些內容在戰后的中日關系史上被稱為“池田倡言”。

正是在這一精神的引領下，公明黨成為了當時日本政界推動中日關系破冰的先鋒，多次派遣代表團訪問中國，并與日本政府進行斡旋，最終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如今，公明黨在日本早已成為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執政黨之一，是日本政界不可多得的友華力量。

回顧池田先生的一生，他的整個童年和少年都深深籠罩在軍國主義的陰霾下，他憎惡戰爭，熱愛和平，明確提出日本發動的戰爭是侵略中國的不義戰爭。在成為創價學會會長后，他更是將這樣的精神付諸實踐，推動了中日關系的恢復、重建與發展。他是中日關系的見證者，是中日建交的推動者，又是中日關系起起伏伏的親歷者。如今，池田先生已經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我們送別池田先生，其意義不在于時代的落幕，而是為了更好地銘記與珍視：銘記中日關系重建的歷史，珍視池田先生留下的精神與政治遺產。冷戰結束以后，國際局勢復雜多變，中日關系波折起伏。展望未來，繼承兩國先賢遺志，共同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應是兩國人民共同的期許。

（蔡暢，上海政法學院東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