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至10月29日，作為2023上海書展的延展，上海圖書公司在蘇州河畔舉辦“淘書樂·櫻花谷舊書市集”活動。周末，我抽空至舊書市集一覓，無意間竟淘得父親張偉（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海派文化研究學者，1956-2023）三十五年前參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該套叢書由上海書店社范泉先生主持，父親日記中多有提及。施蟄存先生任其中翻譯文學集（三卷）的主編，點將父親張偉參與協助。在編輯過程中，我父親也得以機會向施老請教學問。11月19日，恰逢施蟄存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撰此文以紀念施老先生和我的父親。

1997年2月25日，張偉拜訪施蟄存

愚園路上開門迎客

施蟄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名德普，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著名學者。對于他的評價，多引自他的戲言，一輩子開了四扇窗：“東窗”研古文、“南窗”寫小說、“西窗”做翻譯、“北窗”收碑帖。然，施先生的成就遠非四扇窗能囊括。編輯方面，上世紀三十年代，施先生主編的《現代》已成為中國現代主義主要策源地和當時的文學重鎮，并和阿英編輯了“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教育方面，施先生先后于云南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任教，編纂了諸多教材，1952年起在華東師范大學任教。

施先生的教育之功，更在于他對新人的包容關懷。施先生1947年3月書信《致范泉》即記述：“一個編者對于新人的作品，當然應該用掘寶者的心情去處理它。困難的問題是：怎樣斷定它是不是‘寶’。一讀就知道它是一個好作品的東西，當然毫無問題應該立即選用，但也往往有一種作品，本身雖然不夠好，但我們可以從這一作品中發現作者有可能寫出成功作品的天才。在這一情形之下，我們應該在退還該稿的時候，附一封信給其作者，指它的缺點在什么地方，并鼓勵他繼續努力。這樣，我們就不至于扼殺一個新人了。”

施先生對新人的包容關懷一直延續到他的晚年。父親張偉最早和施先生有書信往來是1982年，彼時，26歲的張偉在編輯左翼作家葛琴的研究資料，得趙家璧先生提供線索向施先生去信。施先生的回信雖然沒有解答父親的疑問，但仍提供了一條線索和一些思路。這種對無名之輩的不拒絕的態度，令人肅敬。

施先生晚年敞開家門，在上海愚園路的家中接待八方來客。上世紀八〇年代落實政策以前，施先生夫婦住在弄堂亭子間，施先生甚至坐在抽水馬桶蓋上會客，這種窘境在政府落實政策房間交還后才解脫。我父親登門拜訪時，和許多客人印象中的施先生畫面一樣：施先生戴著助聽器，穿著一襲睡袍，神態悠閑地注視著前方。

晚年施蟄存（沈建中/攝）

施蟄存先生主編的第一本期刊《蘭友》

父親第一次登門拜訪施先生，是因覓得先生早年主編的第一本期刊《蘭友》。

施先生世家，早年接受國學教育，家中十二個書箱藏著經史子集。中學就讀江蘇省立第三中學，施先生看了許多林琴南譯的外國小說，和上海出版的各種鴛鴦蝴蝶派文藝刊物。出于對文字的愛好，也屢屢仿寫、創作、投稿。“這時候，我學做小說、詩詞，不自知其幼稚，寫好了就向上海的鴛鴦蝴蝶派文藝刊物投稿。周瘦鵑編的《申報》副刊《自由談》、《半月》，包天笑編的《星期》，都發表了我好幾篇作品。但那時的刊物不給稿費，我也不知道發表了文章可以得到稿費，只要給我發表，就很高興了。”（施蟄存《我的第一本書》）

1922年9月，施蟄存到杭州之江大學讀書，結識了同為文學愛好者的戴朝寀、戴克崇等人，成立“蘭社”。和“蟄存”是“施德普”的號一樣，戴朝寀的號“望舒”、戴克崇的筆名“杜衡”也更為世人所知。這些人后面又陸續組建瓔珞社、水沫社，主辦《現代》等等，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蘭友》雜志于1923年1月創刊，刊物為橫十六開本，每期四至八頁不等，月出三次，逢一出版，最后一期為1923年7月1日的第十七期，存世僅半年。彼時，施蟄存和戴望舒18歲，杜衡16歲，《蘭友》這本同人雜志無疑為這群雄姿英發的少年滿足了創作欲和發表欲，幾位文學青年在此牛刀小試，即將揚帆起航。

上圖館藏《蘭友》書影

1980年7月，我的父親張偉進入徐家匯藏書樓工作。徐家匯藏書樓最主要的收藏是晚清民國的中文報刊，其中報紙收藏有3700多種，期刊收藏則達到18000余種，這在全世界都是最頂尖的。父親工作就是與這些報刊打交道：整理、編目、做研究，天天浸淫其中。作為一個喜好近代文史的年輕人來說，這份工作之美好讓人無法形容，父親曾多次說過這樣一句話：“老鼠跌進米缸里。”

1986年，父親張偉做的一項工作是研究施蟄存、戴望舒、張天翼等人的早期作品。1986年5月30日的日記中，父親寫道：“找到了1923年蘭社的報紙《蘭友》，這是戴望舒、張天翼、施蟄存當年在杭州組織的文藝團體，這份《蘭友》一直未被人發現（雖然有不少人一直在尋覓這份報紙），上面刊載有戴、張、施等人的不少作品，有一定的價值。”是年8月26日，父親張偉和好友陳子善約好，28日拜訪施蟄存先生。當天，施先生對父親帶去的《蘭友》數期復印件非常高興，再三表示六十余年后想不到還能看到此刊，他說這是戴望舒主編的，就在他家編的。張天翼、杜衡和他都是蘭社的主要人員，這期間他們因都是初出茅廬的青年學生，《小說月報》對他們來說可望不可及，因此就經常投稿于“禮拜六”派的舊文藝報刊，這些報刊容易上稿，但都經常不寄報紙，不寄稿費，所以就自己辦刊物。“蘭友”階段，可以說是一個處在新舊交替的過渡階段，其中既有舊文學的痕跡殘存，也有新文學的端倪可見。施先生非常高興，當即贈我父親新近出版重印的《善女人行品》一冊，并贈與自己的藏書票數枚。

施蟄存為張偉題簽《唐詩百話》

1988年，父親張偉得上海圖書館領導支持，特批可攜館藏珍本期刊離館，找相關名人題跋。6月22日，父親張偉午后訪施先生，談《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事，并帶去《蘭友》《無軌列車》《現代》等三種期刊，請其題跋。7月2日父親日記所記：“午后至施蟄存家，商量大系事。請其為《蘭友》，《無軌列車》和《現代》三種期刊寫的題跋已全部寫好，逐一拜讀，甚有意義。這件事現在更覺有意義，可惜的是已經進行得太晚了，很多著名人物已先后故去，如早五年進行，收獲一定更可喜。今年準備至少完成五十種期刊的題跋，全部完成大概可有一百種左右。即時作一番整理，將成為上圖的珍藏品；還可以將全部題跋影印出書，開展覽會，現在應該注意的是應該寫下一些背景材料，以備將來使用。施先生贈其所譯《間諜和賣國賊》一書……”

施先生的題跋，文字老辣，極有情味，作小品文讀無疑珍品。但施先生落款1988年6月20日，與父親日記日期有兩天出入。只可惜，時隔三十五年，加之父親也于今年一月染疾離世，相關情節雖通過文字浮現眼前，但細節已無從可考了。現將施先生在《蘭友》所題內容摘錄，以饗讀者：

1923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學肄業，與友人戴望舒、張天翼等辦此小刊物，其時尚屬于鴛鴦蝴蝶派文人，故頗有舊文學氣味。越二年，始轉向新文學，不復作此等文字。

徐家匯藏書樓有此刊十三期，閱之驚喜，惜缺少四期，不知天壤間尚有存者否？六十年前少年文字，今日閱之，甚愧幼稚。

1988年6月20日

施蟄存（蓋章）

上圖館藏《蘭友》創辦人施蟄存題跋

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

父親張偉能得以有機會向施先生這樣的前輩大家求教面授，得緣于1987年上海書店社組織編纂《中國近代文學大系》。

“大系”是把某個方面的材料系統匯集，以便讀者全面了解情況或查檢所需資料的大部書籍。1935年，著名出版家趙家璧先生主持出版了一套《中國新文學大系》，為新文學的第一個十年（1917年-1927年）作了總結。上世紀八十年代，百廢待興。1983年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丁景唐先生接棒主持了第二輯《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年-1937年）》。1987年，另一位出版家范泉先生挑起了編纂出版《中國近代文學大系（1840年-1919年）》的重擔。

范泉先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主編的大型文藝刊物《文藝春秋》，在長期的編輯生涯中，和茅盾、郭沫若、葉圣陶、鄭振鐸、巴金等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58年起蒙冤受難，流放青海二十余年，1986年回滬，擔任上海書店社編審。1987年，已經71歲的范泉先生一心想把失去的年華追回來，毅然擔起了編纂《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的重任。“近代文學資料有三個特點：繁、碎、亂，而且相當一部分的手抄孤本，仍流失在一些專家個人或作者親屬的手里。《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的編輯，正是為了要把這些浩如煙海、隱顯雜錯、良莠不齊、瀕于佚失的近代文學資料，分門別類地搜集、燭隱、篩選、點校，整理出一套有點有面、鮮明系統的資料系列，便于文學研究、教學工作者和文學愛好者使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出版說明）

為編好這套2000萬字的巨著，范泉先生發動自己的人脈關系，聘請專家主編，組織學者擔任分集主編。分集主編根據工作需要，聘請副主編及編輯組成員，建立工作班子。《翻譯文學集》三卷的主編即是施蟄存先生。可能，一方面父親在藏書樓工作，收集信息更為方便；另一方面前期幾次與我父親的接觸對我父親印象還不錯，施先生點將我父親作為其助手，擔任《翻譯文學集》的兩位副主編之一。1987年10月9日，施先生介紹范泉先生與我父親見面，并邀參加“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的編纂工作。12月17日又寫信給我父親：

張偉同志

我正要請你來談談，但要等范泉來過，把具體辦法決定后，再請你來。除星期一下午，星期日全日之外，你每日下午均可來。上午是我的寫作時間，不歡迎來訪。

你等我的信吧。

此祝好

施蟄存

施蟄存致張偉信

第二年1月20日，施蟄存致范泉的信中正式提到：“現在，我請孫繼林同志和張偉同志為副主編，孫繼林同志協助收集、選錄單行本資料，張偉同志協助收集、選錄報刊資料。”此后的三年間，父親張偉和施先生、范泉先生頻繁地書信、會面，商討《翻譯文學集》的資料收集、甄選、文章寫作、出版等事宜。作為《大系》最早出版的一卷，幾位主編都投入了大量心血，“序言”就改了幾稿。父親日記中也顯示出出版人范泉先生嚴格的一面，以至于施先生曾經給我父親的信件中特意提到“囑告范泉不要去催，因這幾天較熱，工作不方便”。至1990年底，《翻譯文學集》三卷150萬字的編撰工作終于完成。1991年1月22日父親日記中記了一筆：“范泉請代校‘伊索寓言’印稿，‘翻譯卷’第一卷印出，范送樣本一冊，很漂亮。”此后，《中國近代文學大系》各卷陸續出版。1997年，這部國內唯一的一部權威性的近代文學巨型系列套書在第三屆國家圖書獎評選中，獲得最高獎——國家圖書獎的榮譽獎。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

另，值得一書的是，我在整理父親遺物時，發現了厚厚一疊《<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編輯工作信息》。經查找資料才知道，因為當年《大系》編委和編輯散布全國各地，因此編輯室創造性地編輯了這套工作信息，以起到推進工作、交流情況、統一認識的交流平臺作用。例如，施先生就在工作信息中提出“歷史的‘近代’和文學的‘近代’問題”：“他（施蟄存）在經過實際考察后認為：按照歷史學家的分期，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但是，從文學發展的情況看，近代文學的上下限都與歷史的分期法有差距。首先是下限，近代文學的下限應該是1917年胡適回國，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號召新文學運動的一年，而不是1919年；至于上限，恐怕各集不能一致。他認為翻譯文學的上限應在1900年前后，此前翻譯文學寥若晨星；而小說，也是在1900年之后，才有具有近代精神的新小說出現。”（俞子林《集近代文學精粹是現代文學引橋——回憶<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編纂出版經過》）工作信息自1987年12月20日至1992年4月12日，共出了七十四期，記錄了該書編輯出版的全過程，包含著很多工作經驗，同時又是一份由全國各地近百位專家學者共同撰寫的對我國近代文學許多問題展開討論的爭鳴集和探索錄。2012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專門集結了這七十四期工作信息出版，書名《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爭鳴錄》，保存了一份編輯出版史料。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編輯工作信息

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爭鳴錄》

施蟄存寄情藏書票

自1987年開始編輯《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卷》起，父親張偉和施先生開始交往頻繁。協助大家工作本身就是天賜的學習機會。在施先生的“北山樓”，父親聽他天南地北地講了很多掌故，聊得最多的話題就是書，由此牽出很多人事物，藏書票即是其中之一。

施先生是國內較早一批接觸、使用藏書票的文人，施先生稱其為“藏書帖”或“藏書券”。1932年12月25日，施先生撰文《買舊書》刊載于《申報·自由談》，其中就提到藏書帖：“藏書帖是西洋人貼在書上的一張圖案，其意義等于我國之藏書印，由來亦已甚古。在舊書上常常可以看到很精致的。去年在吳淞路一家專賣舊日本書的小山古書店里，看見一本書上貼著一張浮世繪式的藏書帖，木刻五色印，艷麗不下于清宮皕美圖（即金瓶梅插繪）。可惜那本書不中我意，沒有買下來。現在倒后悔了。”

施先生主編的《現代》雜志，1933年12月第4卷第2期刊載了好友葉靈鳳那篇著名的《藏書票之話》，被學界稱為國內系統介紹藏書票第一文。《現代》雜志同期還附上了數頁《現代藏書票之種種》，印上了精美的英國、法國、德國、波蘭、日本的多國藏書票。有趣的是，父親張偉十多年前在上海圖書館館藏中發現《傅彥長日記》，傅彥長在1933年8月9日記載：“在葉靈鳳寓所，閱Ex Libris，同在一室者有巴金、林微音、施蟄存、杜衡。”是否因為那次在葉宅的聚會，施先生相邀葉靈鳳寫了《藏書票之話》，因施先生已于2003年離世，父親張偉也無法再行請教了。

上圖館藏《傅彥長日記》1933年8月9日書影

施先生前后有過四種藏書票，家中父親的插票冊內還靜靜躺著數枚施先生贈與父親的藏書票。一枚“施蟄存無相庵藏書之券1945-1948”也被收錄在施先生《北山散文集》中。藏書票采用西方藏書票式樣，以藤蔓、盾牌、沙輪和書籍等物為主體，充滿了智慧的奇思妙想，給人以浪漫而又深邃的聯想。另一枚“施蟄存藏書”是施先生解放后所作，一位巨人用力掰彎一棵大樹，彎成一個“S”型，應該是諧“施”的音；另一方面，也使人聯想到施先生百折不撓的人生閱歷和態度。即便在特殊年代坐了板凳，施先生仍致力于古典文學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開出新的窗戶、結出新的果實。

施蟄存無相庵藏書之券1945-1948

施蟄存藏書票

如今，施先生離世二十載，我整理父親留下的與施先生相關的資料、文字，仿佛待在北山樓下，遠遠地眺望施先生對父親張偉諄諄教誨，不禁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