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烏托邦的觀念源自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持久渴望，它植根于原始而富足的、具有社會平等特點的黃金時代。早在“烏托邦”這個概念出現之前，烏托邦就已經存在了，但這個概念是隨著托馬斯·莫爾《烏托邦》的出版而更為清晰的。

在《烏托邦的觀念史》一書中，倫敦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格雷戈里·克雷斯講述了古往今來的詩人、哲學家、社會改革家、建筑師與藝術家構想中的烏托邦形象的變遷，并指出，可持續的烏托邦或許可以幫助人們應對當下消費主義和環境污染等問題。澎湃新聞經商務印書館授權，摘發其中部分內容。

烏托邦追求可在全然不同的兩種傳統中找到，一種是鄉村的，另一種是都市化的。烏托邦的都市化特征只是其特點的一個方面，而與其本質更為貼近的則是它的鄉村傳統。鄉下牧民在放牧牛羊的時候，他們對城鎮的需求是十分有限的。在自然條件優渥、氣候宜人的地區生活，只需普通的陋室一間就可滿足需求。在溫暖的、可以讓人身心放松的天堂般的環境中，草房一間，或者至多是可供家人合住的一處長棚，便幾乎已經令人知足。生活于此，衡量人們內心滿意與否的標準便是那一間草房和那一架長棚了。對于一些小型宗教社區來說，像在其他震顫派教會村一樣，簡單而不失典雅的木質住宅與基本的公共設施，已經足夠。可是，隨著社區規模日漸擴大，社區功能也需提升，原來的農業社會定居點逐步發展成較大的都市中心。隨之而來的工業化加速了這一進程。

新和諧村，由羅伯特·歐文所創立

到了早期現代，都市規劃和城市設計已演變為一種借助烏托邦構想推行社會控制的有力手段。這一轉變既是城市化進程的結果，又深深受到烏托邦構想的影響。無論在鄉村還是在都市，社會環境中的秩序都與社會習俗和禮儀的融合相關，秩序需要借助法律和憲法的配合，秩序必須依賴社會力量對潛在的有破壞性的行為（如揮霍浪費與性競爭）的監管。然而，此類維持社會秩序的限制性手段，并不會在理想的烏托邦式的鄉村里獲得重視。鄉村社會的需求極易獲得滿足，彼時，社會秩序自然也就不再成為人們擔憂的對象了。實現城市化的愿望越迫切，期待便愈強烈，人們的管理手段也會越發嚴格。

高度的城市化又會讓城市向著它的反方向——反烏托邦發展。與極端的城市化想象相伴，密集化管理會將人類社會劃分為規模十分狹小、嚴格限制的工作和生活空間——以此最大程度地對個人生活實現控制。政權意識形態所主導的公共空間與這些受到嚴格限制的個人空間是并存的。雖然人們心目中的一些理想都市空間〔包括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大西島》（約1624年）中所描述的本薩勒姆、查爾斯·傅立葉的“方陣之城”以及羅伯特·歐文在19世紀初所設計的社區〕并不與這種治理理念有聯系，或聯系較少。但是，在其他很多的烏托邦都市形象中，林立的高墻和一些高樓建筑被一起整合進方便管理的監視系統中。因此，建筑、城市的規劃，乃至整個國家的設計都在烏托邦設想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新大西島》書封

對城鎮和都市的精心規劃，古代世界已經司空見慣。古代都市往往圍繞著軍事防御點、河流、橋梁或貿易中轉站而建，成片的農田旁邊也是古代城市的最佳選址。不斷增加的人口數量，尤其是各帝國建立后的人口增長，成為刺激人們建立新的城市聚落的重要因素。埃及法老金字塔雖為死者而建，但從其居住功能和宣傳功能來看——通過其純粹的感染力，仍可視為有關城市空間的最早設計。希臘人為了滿足居住需要，建造出網格狀的城市，這種城市類型較多出現在其海外建立的殖民地。羅馬人建立了更富有活力的城市，安全的水源、公共的浴池、良好的道路系統、寺廟、行政廳、兵營和體育場成為城市的必備，當然，居民用房占據了城市中最重要的地位。迦太基城被羅馬摧毀，羅馬在原有城市的基礎上再建時已考慮到諸如此類的城市功能，許多羅馬殖民城市和軍事定居點也都呈網格狀分布。羅馬城市廣場以及類似的壯闊的城市公共空間在最初設計時便已考慮到了它們的特殊意義。這種設計給人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或是氣勢逼人，或是將宗教、政治和軍事的象征意義結合起來，總之是要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精神。除了此類現實問題，城市規劃時還要考慮所謂的自然法則，既要符合數學原理，又要與人的身體比例、精神和宗教觀念相協調。“上帝之城”“新耶路撒冷”以及天堂觀念在基督教早期就與理想城的觀念糅合在一起。中世紀的歐洲也流行著多種對城市空間的想象。傳說中，卡米洛特城的起源與6世紀對亞瑟王的描寫有關，托馬斯·馬洛禮的《亞瑟王之死》（1485年）重新提及，在此后很長的時期內不斷出現，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阿爾弗雷德·丁尼生的《國王敘事詩》（1891年）中對此城的描述。卡米洛特常常被描繪為一個在撒克遜內戰后長期保持和平的軍事政權。其中，有關圓桌騎士的描述透露出當時的君主制并不鞏固。據記載，卡米洛特是英國南部一個王國的首都，從神話中的一個小軍事據點發展而來，匯聚了中世紀騎士英勇、勇敢、正義和為公共利益獻身的精神。其中的宮廷魔法師梅林的美德和智慧時常被重構和修飾。馬克·吐溫的《康州美國佬大鬧亞瑟王朝》（1886年）對其中理想化的宮廷生活進行了揭露，將現代民主與封建主義的衰退進行對比。

《烏托邦的觀念史》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都市形象還應到那些在后世產生深遠影響的中世紀神話中去尋找，天上會掉餡餅的安樂鄉在13世紀被首次提及。據資料記載，安樂鄉有吃不完的食物，食物取用后又會自然長出新的食物，可供烹飪的動物會自己出現在食客面前，人們活到五十歲會自然返老還童，重新回到十歲時的狀態，他們從不懼怕死亡。房屋是用糖建造的，街道上鋪滿糕點。在庫卡那，意大利版的饕餮或飽腹的想象中，有臘腸做成的橋、流淌著牛奶或葡萄酒的河流、堆滿奶油奶酪的山。工作被視為一種罪過。

理想城在中世紀通常是“新耶路撒冷”觀念不同形式的反映，精神上體現為完美的“上帝之城”，美學上表現為都市空間的理想狀態（就像巴比倫和羅馬的淪陷被看作是人類靈魂的墮落一樣）。理想城的許多圓形或多邊形設計方案——如安東·弗朗切斯科·多尼在1552年描述的方案——是城堡建筑的變體，目的是強化王室的控制，如1593年建造的輻射狀城墻環繞的新帕爾瑪城。

到14世紀，通過城市設計來建立秩序的觀念已十分普遍，包括錫耶納在內的許多意大利城鎮墻壁上繪滿了諷喻政府的涂鴉。文藝復興時期產生的有關秩序、平衡、和諧以及美感的思想融入了15、16世紀各種風格的建筑中。菲拉雷特規劃的理想城斯弗金達城（1457—1464年）可能是此類設計在意大利最早的出現，其中一項設計是將兩個大型廣場布置在一個16條徑向輻條組成的圓內。此后，在錫耶納出現的帶放射狀輻條的圓形廣場開始流行。大量出現的塔樓，如圣吉米尼亞諾，是階層向上流動的象征，同時也象征著公民的財富、競爭力和不斷上漲的房價。莫爾的《烏托邦》充滿了對理性原則的應用，由十分相似的圍墻環繞的54個城鎮分布在24英里（約38千米）外的海島上。20英尺（約6米）寬的梯形街道，街道后面是偌大的花園，自動門會自己敞開迎接所有人，在這里，財產是共有的；防火的屋頂設計和玻璃采光窗代表著技術的革新。類似的理性原則在許多被殖民的新大陸的早期城市設計中都有體現。印加的一些城市設計，如庫斯科，同樣不乏想象力。

修道院為理想城的其他變化提供了靈感。正如弗朗索瓦·拉伯雷在《巨人傳》（1532—1569年）中描述的那樣，德廉美（Thélème，源自希臘語，意為“意志”或“欲望”）修道院是巨人卡岡都亞為貴族階層建立并給予補貼的庇護所。在這里，貴族成員拒絕接受修道院習俗的束縛，即清貧、純潔和服從，也不愿接受知識和精神啟蒙。對周遭的奢華風氣，他們甘之如飴，卻寬容地將奢華與眾人分享。寬闊的花園、華麗的家具和眾多舒適的設施供所有人縱情享受——這并不會導致放縱，而是一種規范的生活方式，且不受神職人員干預。修道院的中心建筑是位于盧瓦爾河谷的一個六邊形的六層建筑，周圍有六座塔樓。包含9000多個精心裝飾的房間，其中還有一個壯觀的圖書館。拉伯雷的小說被認為是對宗教虛偽的諷刺。文中將僧侶的生活與貴族的縱情聲色相提并論，暗示需要凈化基督教，嚴厲譴責斂財、法律欺詐和游手好閑的行為。

《太陽城》書封

托馬索·康帕內拉的《太陽城》（1602年）以對話的形式敘述了位于南半球的一座理想城市。這座城市由七個對稱的圓組成，代表了烏托邦社會工程學與城鎮空間規劃之間的關系。墻上的裝飾激發了人們對大自然的熱愛、對神靈的敬重以及對知識的渴求。財產為集體所有；在以健康生育為標準的柏拉圖式系統中，妻子也是共有的。每天工作四個小時是常態。自然科學與農業技能方面的全民普及教育有助于維護社會平等。他們十分重視對性行為的規范，禁止濫交，倡導身體健美，通過這些常見的措施對性行為進行管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康帕內拉認為這種情緒最終表現為服從于一個新的普遍（西班牙式的）君主制的形式——由太陽崇拜而獲得鞏固，每天四次的祈禱幾乎成為一種制度。人們通過簡單的飲食與嚴格的鍛煉確保長壽。

更為精細的設計很快跟進。約翰·凡勒丁·安德里亞的《基督城》（1619年）描繪了一個約有400人的都城，城市是建在山上的，城周圍是一個700英尺（約215米）的方形廣場，廣場周圍有四座塔樓。城市中有一條公共街道，按照功能，城市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分別用于食品供應、健身鍛煉、軍事準備以及美化。城市建立的初衷是為了確保有足夠的食物、藥品和水源供應，以及防御安全。根據中世紀的行會規則，城市中的貿易和商業按區組織。大多數的技術行業占據市中心的位置，那里有圓形的寺廟和大型的圖書館。基督城里的居民共同參與道路修建、警衛和農業生產，同時每個人也有自己的職業。衣服、食物和生產工具由市政當局統一分配，他們的住房也是通過分配獲得，以確保平等。但是，他們的進餐是各顧各的，并不在一起。他們的衣服和家具陳設相對很簡單；“虛榮奢侈”和“罪惡的包袱”是被明令禁止的。孩童在幼年后便離開父母，盡管女人享有與男子相同的教育，但她們主要負責家務勞動。城市不許乞丐和其他無業游民進入，對他們的懲罰是相當溫和的，懲罰只是為了糾正錯誤。正如培根在《新大西島》中描述的，科學研究是在實驗室中進行的。

18世紀見證了建筑創新的各種嘗試。克勞德-尼古拉斯·勒杜于18世紀70年代建造的著名鹽場由一個帶入口的大型環形城鎮組成，城鎮中心是管理者居住的公寓和一座教堂，從這里可以俯瞰周圍的生產設施。工人們的宿舍與公共果園和菜園毗鄰，宿舍在夜間有照明。較遠處是管理者辦公的行政大樓。盡管幾何學的精確性在多數情況下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一時期的其他設計表明這些主題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在這期間規劃設計了幾個大型城市，如圣彼得堡，以及各種較小的城市。

19世紀是歐洲社會主義社區運動的光輝時刻。為了提高空間利用率（說明公社集體生活較之私人或個人生活的經濟優勢），社區常常設計為平行四邊形布局，這一布局可以將人口大量安置在中心區域，通常是一棟建筑中。花園和人行道通常被規劃在中心建筑的周圍，工廠和工業設施與生活區保持一定的距離。1859年至1880年間，讓-巴蒂斯特·安德烈·戈丹在諾曼底的吉斯建造了這種類型的建筑。院子中間設計了一個畫廊，往來需繞畫廊而行，這種設計提供了一片可供談話的區域，既有較為開闊的空間，又保證了充足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

網格系統似乎更適合較大規模的殖民地采用。例如艾蒂安·卡貝在《伊加利亞旅行記》（1840年）中的伊加利亞城，50條林蔭道與50條大道垂直相交，每個社區包括15座住宅和花園。城市中有三處市民中心，一處在城市中心位置，另外兩處分別位于城市兩端，各類有害的工業，如屠宰場等安置在城市周邊，有助于城市秩序的規劃。羅伯特·歐文以及他的合伙人的社區，如約翰·明特·摩爾根的社區，像斯特德曼·惠特韋爾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樣，通常都遵循平行四邊形的設計。其他遵循社會主義原則設計的典型城鎮是由詹姆斯·西爾克·白金漢（1849年提出“維多利亞”鎮的設計）和羅伯特·彭伯頓設計的，在這些設計中，羅伯特·彭伯頓的設計更適合殖民地。本杰明·沃德·理查森在《希格亞》（1876年）的設計中認識到了日益嚴重的環境衛生問題。

資本家在這一時期還設計建造了各種工業城市和村莊。19世紀50年代，泰特斯·索爾特在約克郡建造了薩爾泰爾村，公理會教堂位于公共房屋區的一端，另一端則是索爾特紡織廠的入口處。在英國，其他類似的村莊還有陽光港和伯恩維爾，前者是為了安置制作肥皂的工人而建，建成于1888年，后者由巧克力制造商喬治·吉百利在1895年建立。美國人也在芝加哥建造了此類工業城鎮——普爾曼城。社會控制的理念在城鎮設計中司空見慣，成為建筑設計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杰里米·邊沁所設計的著名的“圓形監獄”模型把囚犯牢房安排在發散狀的輻條上，從中央大廳可以徑直觀察到囚犯的活動。

隨著世紀的發展推進，美國建立新的首都，風格在主題內做了一些小的改動，但大部分遵循網格系統模式，雖然自18世紀30年代的佐治亞州薩凡納市開始華盛頓特區內有了一些圓形主題的變化。奧斯曼重新設計的巴黎，除了寬闊的林蔭大道和茂盛的綠植，還規劃有許多宏偉的圓形建筑，常常被后人尊為歐洲最美麗的現代大都市。

19世紀末，城市規劃也對工業化做出了反應，出現了一些新的設計方案，重新設想在城市生活中加入富有鄉村氣息的設計，這種變化在小說中最為常見。其中著名的有威廉·莫里斯關于中世紀情節的作品《烏有鄉消息》（1890年）。有人認為，過于擁擠的大都市滋生了貧窮、酗酒等犯罪行為，并在社會中形成惡性循環。如布斯將軍的救世軍計劃所設想的樣子，將窮人安置到殖民地，可以讓他們重新過上更純潔和有道德的生活。或者，城市自身被徹底重新定義，正如帕特里克·蓋迪斯等遠見者的提議，實現“公民化”須將規模縮小，達到可以管理的限度，任何真正意義上烏托邦的實現必須從鄰里關系開始。其中最為重要的努力應該是“田園城市”運動。有關城市規劃的這些新現象的出現，最初是由埃比尼澤·霍華德的《明日：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1898年）的出版引起的，此書試圖糾正愛德華·貝拉米的過度強調城市化和技術治國論，同時希望地產能最終被廢除。霍華德的成績在于營造了萊奇沃思和其他的幾座田園城市，在這些城市中，住房、綠地與公民的精神關切之間的平衡被納入優先考慮的因素。城市規劃中通過道德層面的平衡來促進鄰里合作的方案在之后的波西瓦爾和保羅·古德曼的《社區》（1947年）和另外一些作品中得以推廣。這些著作對城市設計到底是為了居住還是為了商業提出質疑。表達對失去的鄉村和小鎮生活的懷念的作品也在這一時期流行開來，比如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1919年）。

查爾斯·T·哈維（Charles T.Harvey）于1867年在紐約格林威治街上騎高架鐵路

19世紀，城市橫向由內而外擴張，但在20世紀，城市則開始大規模在垂直方向上迅速發展。20世紀初的芝加哥和紐約等大都市，高層寫字樓和住宅成為城市建筑的發展方向。不像后來的玻璃和鋼鐵構造，早期的建筑示范通常追求高精制，是立足青年風格和其他各類風格的精致創新。20世紀現代主義運動在建筑方面的領袖是勒·柯布西耶（查爾斯-愛德華·讓納雷的化名，1887—1965年）和托尼·加尼耶。在勒·柯布西耶的“三百萬人的城市”（1922年）設計中，摩天大樓聳立于多個公園之間，優先考慮交通運輸系統的設計和通信網絡的鋪設，住宅區根據社會階層進行劃分。在“鄰里計劃”（1925年）中，勒·柯布西耶提議拆除巴黎市中心建筑，為摩天大樓讓路，在后來的“光輝城市”計劃中，他提議讓所有人住在里面。他還為里約熱內盧、圣保羅、蒙得維的亞、阿爾及爾等城市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設計，并建造了宏偉的建筑，特別是在馬賽（1947—1952年）。然而，蜂巢式的設計并沒有吸引所有人。拉爾夫·博爾索迪等作家強烈呼吁采用分散式居住。富有創新性的個人住房由建筑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和漢內斯·梅耶等人開發，后者是包豪斯學校的校長，包豪斯學校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魏瑪共和國時期。在廣畝城市的概念中，勞埃德·賴特提議重新讓人們住進美國數千個分散的家園，從而消除農村與城市的差別。

一部分人發現，縱向發展的城市運動讓人關系疏遠，是非人性化的、丑陋的，也不富有個性；還有一部分人主張，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所有規劃都要服從商業目的的觀念，尤其是要制造一個高效、可控、廉價娛樂的工人階級，這一切都應該拒絕。20世紀中期，實驗性的、以人為中心的建筑設計繼續為巴克敏斯特·富勒等作家所提倡。他們試圖用大規模生產的方法來實現靈活移動的需要，自給自足的房屋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個人的獨立性；劉易斯·芒福德，霍華德的弟子，同時也是勒·柯布西耶的反對者，主張城市再設計時可以與烏托邦思想聯系。究竟是人類自身還是機器更重要？家是車間還是工廠的附屬物，抑或情況相反？主流的家庭是回避到郊外的城堡，還是重新融入更為公開的所謂空間？正如哲學家西奧多·W. 阿多諾所堅持的，標準化總是意味著集中化嗎？城市只能部分地實現，還是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罪惡之都而不是天堂之城？

到了20世紀晚期，城市發展的樂觀前景受到挑戰，人口向郊區遷移、城中貧民區數量激增、城市犯罪率攀升，以及早期租房結構惡化等因素困擾著城市的發展。人口向郊區遷移的后果是郊區變成富人聚居的模范城鎮，原來的許多城市用地退化為荒地，這種惡性循環在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1961年）中被記錄下來，并在迪士尼樂園等主題公園里以漫畫的形式進行講解；也有一些在后來經歷了城市的復興。理查德·桑內特等社會學家認為，一定程度上的城市混亂、無序以及無政府狀態都可能促進人類自由的發展。然而，高樓林立的新城仍在不斷擴建。塔式大廈成為戰后英國建筑設計者的首選；垂直方向的貧民窟取代了水平方向的貧民窟。國際大都市似乎成為未來理想的追逐方向。世界上最早的以現代化風格建造的大型城市是巴西利亞。在未來主義和立體主義等的推動下，蘇聯在1917年后產生了設計想象力的大爆發，其中包括康斯坦丁·梅爾尼科夫1929年的“綠城”計劃，該計劃的部分靈感來自傅立葉。蘇式風格只是主導了一種獨特的公寓樓的誕生，這種公寓樓提供的住宿條件很有限，狹窄且不舒服，被中國和其他地方效仿。建造綠化帶和住宅衛星城，重新對莫斯科進行城市規劃也僅停留在計劃中，以重工業為中心才是當時共產主義發展的重點。

現代設計的政治作用在極權主義的建筑規劃與實施中也十分顯著。極權主義政權的公共建筑通常是氣勢雄偉、令人生畏、簡樸嚴峻而具有軍國主義色彩的。大規模的集會場所，如紐倫堡體育場和紅場等地，其功能主要在于對領袖的崇拜和對寂寂無名卻團結的群眾的威懾。寬闊的通道允許人群流動，同時也方便軍事控制。建筑物可能是為了紀念特定政權意識形態方面的英雄或神話，正如在意大利經常進行的氣勢恢宏的謀劃——作為希特勒最喜歡的項目之一，阿爾伯特·施佩爾提出的柏林新愿景，將柏林更名為日耳曼尼亞。巨大的肖像、鮮明的旗幟和其他一些符號強化了個人對群體的服從。20世紀40年代的集中營將數百萬人關押在反烏托邦特征最為明顯的城市空間中，有關集中營的設計是考慮得最少的。在某些情況下，城市本身開始象征墮落與罪惡，只有小規模的村莊和鄉村生活才受到推崇，在那里，“真正的人”——農民理想的純潔性得以保持。

生物圈二號

到了21世紀，城市衰敗的過程出現了明顯的逆轉。從20世紀60年代起，保羅·索萊里等建筑師的許多創新性設計將生態主題納入他們的設計。像亞利桑那州的“生物圈二號”的設計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其核心目標。磁懸浮列車、風力發電廠和產出太陽能的廣闊沙漠是對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的描繪中常見的景象。

偉大的城市也需要引人注目的建筑，如羅馬或巴黎的萬神殿、大英博物館，國王和貴族的宮殿，如布倫海姆宮或凡爾賽宮、華沙的文化科學宮、希特勒的總理府，是財富和權力的象征，此外還需要娛樂場所，如歌劇院和劇院。偉大的建筑物往往是自成一體的小都市，在歷史上大肆宣揚所謂的傳統或現代美德，并以軍事榮譽、宗教盛況和公民權力的象征加以美化。這類具有象征意義的建筑，如位于托比亞克的新法國國家圖書館，在20世紀末繼續建造。但更常見的是購物中心的發展，這是由美國引進的，數百家商店集中在一個巨大的空間里，為消費者提供包羅萬象商品和潔凈的消費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