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為何逃離英國并且拒絕出版自己的傳記？伍爾芙居然是著名“狗迷”？普魯斯特的書信中寫了多少瑣碎的日常？

從毛姆、伍爾夫等作家，到梵高、高更、香奈兒等畫家、文藝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書評人馬凌在最新作品《多年愛書已成精》中，選取了18位作家、畫家、文藝家，以一個“書蟲”的閱讀妙趣和“學院派”的學養視野，讓讀者更透徹的走近這些文藝名家。

在近日于上圖東館舉辦的新書分享會上，馬凌表示為大眾讀者寫書評，就是要設法解決“敬而遠之”的問題。雖然她是納博科夫的忠實粉絲和資深研究者，但她依然認為，納博科夫、布魯姆這樣的文學理論家，對大眾讀者來說是太過“高山仰止”了。大部頭名著容易讓讀者覺得存在閱讀困難，“怎么樣靈活地運用一些策略、一些金句，用書中很精華的部分，能夠牽引讀者到跟前來，不要止步遠處，最好能夠翻開這本書，就很好了。”

“書評也屬于‘與草木同朽’的東西，我們回想看，也只有少數的大書評家，有金句可以被人們記住。”馬凌認為，書評人就是“擺渡人”，幫助讀者進入到書里面。而關于讀書方法，她也分享了一些個人經驗，比如為了輔助記憶，她建議大家在讀書時要做筆記，否則“你可能很難回憶起上個月剛讀過的書主題是什么，更別提里面的人物名字和細節了”。系統地把讀過的書固定下來，將來再輸出就會很方便，避免做無用功。

三天讀兩本書，每天約2.5小時，是馬凌現在習慣的閱讀節奏，效率可謂驚人。她告訴讀者，要避免接觸手機等導致閱讀中斷。“一本書分三次讀完，不如直接讀完。一口氣讀下來是最快的。”

今天夜讀里，作者從文學花海里拈出三只有趣的名牌蜜蜂，以區別書蟲的不同種類——“工蜂”馬丁·普克納、“偵察蜂”哈羅德·布魯姆、“大黃蜂”詹姆斯·伍德。

馬凌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書蟲指南：三只名牌蜜蜂（節選）

一只飛了很遠的工蜂

01

18世紀，歌德意識到文學正在前所未有地擴展，更多人可以讀到來自更多時代和更多地方的更多文學作品，原本局限于特定地方和特定傳統的文學，正在變成一個融合的整體，于是他莊重宣布：“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的時代即將到來，每個人都必須為推進它做出貢獻”。

馬丁·普克納

哈佛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教授馬丁·普克納（Martin Puchner）開設了哈佛慕課“世界文學經典”，他主編過厚重達6000頁的《諾頓世界文學選集》（第三版和第四版），要從中挑揀出16次課、32學時的材料，就像硬要從一大片花田里挑選出16朵花，那種掙扎、不舍和不安，難以盡述。

憑借高明的技巧，普克納出版了用作通識課教材的《文字的力量》，以“講故事”和“文字技術”一明一暗兩條線索，高度概括了世界文學的歷史：“這一進程得益于從字母和莎草紙到紙和印刷術等技術手段的幫助，這些技術降低了文字世界的門檻，讓它向更多的人開放，而這些人接著又發明了新的形式，即小說、報紙和宣言，同時也確立了古老經典文本的重要地位。”文學的歷史，必然包含文字的歷史、媒介的歷史、作者的歷史、讀者的歷史、特別是思想觀念的歷史。普克納展現的，是文字共和國日益自由民主的過程。所以，一本21世紀的“世界文學導讀”，始于航天飛船上的宇航員朗讀《創世紀》，終于《哈利·波特》的中世紀傳奇大雜燴，不會令人驚訝。

如果普克納是一只蜜蜂，他是那種超級工蜂，其勤勞、眼界和技巧，學院派蜜蜂們都是首肯的。唯一的問題在于，西方教師們一定會質疑：莎士比亞安在？

一只負責的偵察蜂

02

普克納的《文字的力量》首版在2019年，同年10月，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去世。

哈羅德·布魯姆

布魯姆應該沒有看過此書，不然定會攥緊拳頭做獅子吼：怎么可以少了莎士比亞！？只因在布魯姆這里，莎士比亞就是“經典”的代名詞。深深不屑于當代的批評模式和教育風氣，他自嘲說：“我是一只恐龍，歡樂地自稱：‘布魯姆·崇拜莎士比亞·雷龍’”。“莎士比亞可以代表最高文學造詣的最良善效用：倘若真正的理解了，它能夠治愈每個社會所固有的一些暴力。”布魯姆儼然一位“莎翁原教旨主義者”，沒有一部莎士比亞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有，就再來一部。

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中，布魯姆將莎士比亞置于經典的“正中心”，在他看來，莎翁將“影響”的陰影投向殿堂的四面八方，而在對此“影響”的“焦慮”中，一些作家在抵抗和變異中確立了個人風格，從而在殿堂里獲得一席之地。這批經典作家，包括歌德、華茲華斯、奧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爾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夫、卡夫卡、博爾赫斯、聶魯達、佩索阿、貝克特，一共25位。

按照另一位文學批評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對《西方正典》的解讀，“莎士比亞永遠大于我們，永遠藏在我們背后，永遠高于我們頭頂。莎士比亞是生活‘強大的先驅’，他的作品在我們還沒開始對其做任何評價之前就已經改變了我們。”布魯姆認為是莎士比亞“發明”了現代的讀者、乃至作者，因為莎士比亞的影響早已成為傳統，無遠弗屆、無處不在。例如，弗洛伊德大量閱讀、引用、“誤引”了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成為弗洛伊德隱秘的、精神上的“父親”，正是在此意義上，布魯姆拋出擲地有聲的名言：“你可以用莎士比亞去解讀弗洛伊德，但不能用弗洛依德來解釋莎士比亞。”

布魯姆的確像雷龍一樣龐大，一生寫了五十多部著作，一千余篇導論，被譽為“西方傳統中最有天賦、最有原創性和最有煽動性的一位文學批評家”。在耶魯大學、紐約大學和哈佛大學任教的身份，使得他牢牢掌握話語權，從極端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的視角，勉力維護著文學經典的地位與聲譽。如果說普克納小心翼翼地平衡著“階級、性別、族裔”這“左翼的神圣三位一體”，布魯姆簡直就是“精英保守白人男性”的代名詞，對于“政治正確”不屑一顧，他感慨說，由于被女性主義者指責，勞倫斯被徹底驅逐出英語國家的高等教育，“學生從而不再閱讀20世紀的一位大作家、一個獨特的小說家、講故事的人、詩人、批評家、先知。”憤懣之情溢于言表。

布魯姆的著作國內已經翻譯出版了16部，特別是譯林出版社的“哈羅德·布魯姆文學批評集”，煌煌巨著，略略讓人敬而遠之。對于普通讀者而言，還是他古稀之年的性情小書《如何讀、為什么讀》較為“趁手”，不妨視作他個人的文學公開課。

整部《如何讀、為什么讀》滿腔熱忱、如數家珍，只有看到閱讀之中的這種癡迷，才會恍然大悟：布魯姆是蜜蜂中的偵察蜂啊，雖然略有聒噪，他長于發現、他指路、他手舞足蹈，他也有點甜。

一只蜇人的大黃蜂

03

詹姆斯·伍德

當前炙手可熱的批評家非詹姆斯·伍德莫屬。他比布魯姆小三十五歲，從《衛報》首席文學評論員到哈佛大學文學批評實踐教授，從第一部書《破格》（1999）到最近一部精選集《嚴肅注意》（2020），二十年間他活躍于《倫敦書評》、《新共和》和《紐約客》這樣的頂級期刊，受邀于牛津、劍橋和哈佛這樣的頂級名校，用英國人的機靈、幽默、毒舌，把文學蜜蜂的事業提升到新的高度。伍德曾經同時使用兩個筆名，James Wood和Douglas Graham，前者有學院派的智性、精致和犀利，后者則更加魯莽、任性、刻薄。如果說早年文章更多學院派炫技，是“伍德教授風”，隨著年齒漸增，越發隨心所欲，是“格拉漢姆媒體風”。

對于“哈佛前輩”布魯姆，伍德評價說，這是一個“莎士比亞化的布魯姆”，有缺陷，但這缺陷是創造性的缺陷，“是自成一格的口吃”。受勢不可擋的天賦大能驅動，“有時候看上去好像他綁架了整個英語文學，再用一生時間釋放人質，一個接一個，全憑自己喜好。”實際上，伍德的野心更大，他不僅綁架英語文學，他綁架西方文學，他不釋放人質，他肢解了他們。

在第一部批評集《破格》里，他縱論文學與信仰，從藝術角度抨擊了品欽、德里羅、厄普代克、羅斯、莫里森、巴恩斯，對長者布魯姆頗有微詞，對敵手喬治·斯坦納極盡挖苦之能事——“喬治·斯坦納的文章非同小可，那是一座汗水的豐碑。讀他文章的人會很熟悉其不精確和夸張；其成群結隊的形容詞；其以教堂般的寧靜包圍著的那些偉大作品。”第二部《不負責任的自我》里有更多“受害者”，弗蘭岑、拉什迪、庫切、托馬斯·沃爾夫、以及被稱為“歇斯底里現實主義”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們。這個名單不斷延伸，當紅作家很難逃脫，比如奈保爾、麥克尤恩和保羅·奧斯特……

如果說普克納的歷史是恢弘的，布魯姆的經典是中觀的，伍德的批評則是具體而微的。如果說普克納的關鍵詞是“政治正確”，布魯姆的關鍵詞是“影響的焦慮”，伍德的關鍵詞則是“自由”。他“發明”了術語“自由間接文體”（Free Indirect Style），這是一種徘徊于敘事主體和虛構人物之間的視角，在一些時候，作者的全知全能視角與人物的限制視角之間出現了“走神”，比如“泰德透過愚蠢的淚水看管弦樂隊演奏”，“愚蠢”就是這個自由間接體，這個詞來自泰德自己還是作者？抑或兩者皆可？伍德說：“多虧了自由間接體，我們可以通過人物的眼睛和語言來看世界，同時也用上了作者的眼睛和語言。我們同時占據著全知和偏見。作者和角色之間打開了一道間隙——而自由間接體本身就是一座橋，它在貫通間隔的同時，又引我們注意兩者之間存在的距離。”

在伍德看來，自由間接體和文學本身一樣古老，在庸人中規中矩地寫作之時，大師們已經用這樣的魔法間接獲得自由。與此類似，在莎士比亞、福樓拜等大師筆下，常現有趣而冗余的細節，它們旁逸斜出，意識與思想也跟著浪游，“不負責任的自我”所帶來的意外和驚喜，是文學神髓所在。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配圖：出版資料

原標題：《工蜂、偵察蜂、大黃蜂，勇于挑刺的書評人總是像其中一種｜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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