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堡壘：性侵犯、問責與和解》，[美]瑪莎·努斯鮑姆著，陳瑋譯，岳麓書社｜浦睿文化，2023年7月出版，360頁，68.00元

2022年1月30日，英格蘭足球運動員梅森·格林伍德的女友哈麗雅特·羅布森通過社交媒體控訴格林伍德毆打自己，并上傳了多段錄音及視頻作為證據。隨后當地警方確認，格林伍德因涉嫌強奸和毆打女性被捕。他所效力的曼聯俱樂部隨即宣布對他無限期停訓停賽。盡管一年后英國警方撤銷了對格林伍德的指控，但曼聯仍不打算讓這位自家青訓出品的年輕球星回歸球隊。在新賽季成績不佳、人手緊缺的情況下，他們還是將格林伍德租借至西甲球隊赫塔菲。

然而我們很難通過這一事件得出結論，在當今社會，對于性騷擾與性暴力的包庇已經不復存在。曼聯將格林伍德租借而非掃地出門的做法更像是權宜之計，而在接納這位球員的西班牙，近期還上演了在該國女足奪得世界杯冠軍后，足協主席在頒獎現場強吻女足隊員的鬧劇。更具戲劇性的是，就在格林伍德加盟赫塔菲不久，當地球星阿方索·佩雷斯——赫塔菲的主場長期被冠以“阿方索·佩雷斯球場”之名——在談論女足與男足球員“同工同酬”問題時公開表示女足球員應該放棄這一想法，“她們應該知道，自己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與男足球員相提并論”（西班牙《世界報》[El Mundo]2023年10月1日報道：Alfonso Pérez: "Obligaría a Guardiola y a las chicas de la selección femenina a besar la bandera espa?ola"）。當然，這一言論令球隊陷入窘境，管理層連夜宣布撤掉這位球星的冠名，球場暫時更名為“競技場”——看來他們還需要更多時間為這座球場取一個新名字。

不應盲目樂觀，但也不必悲觀——事情的確正在起變化。在《傲慢的堡壘》一書中，努斯鮑姆在調用古典資源的同時著眼于現實，指出傲慢這一人類從未擺脫的惡習，導致了“一種如今依然極為常見的傾向”，即“將女性僅僅當作物品，拒絕給予她們同等的尊重和完全的自主權”（第2頁）。她將體育界與聯邦司法系統、藝術界一道視為“傲慢的堡壘”普遍存在的典型代表，因為在這些領域，“少數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賺了很多錢，或者對其他人擁有極大的權力。因為它們很難被取代，所以就不會受到影響”（176頁）。盡管性別平權運動所帶來的聲浪無法與緩慢的司法進步相協調，由此產生了一系列新問題，但我們還是樂見“傲慢的堡壘”正在被逐步拆除，因為惟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建立有益的堡壘，蔭蔽那些真正需要保護的人與物。

瑪莎·努斯鮑姆

傲慢，道德上的壞運氣

如果套用以賽亞·伯林著名的“刺猬與狐貍”二分法，瑪莎·努斯鮑姆乍看起來是一只了不起的狐貍。她的研究涉及諸多主題與領域，從古典學、哲學，到法學、經濟學、教育學，她甚至還和印度裔英國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合作，提出了以能力實現取代收入水平作為評估人類生活質量主要指標的“能力進路”——這意味著她已經把書齋里的研究拓展到了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領域。

但如果細看努斯鮑姆的豐富成果，我們又不難看出其研究的整體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努斯鮑姆永遠都是她自己，永遠不動如山，永遠說著同樣的話。她的整個職業生涯就像一張蜘蛛網，以亞里士多德的一個段落為中心織就。”（Geoffrey Galt Harpham, “The Hunger of Martha Nussbaum,” Representations, Vol.71, No.1, p.52）考慮到伯林在提出這個二分法時主要是想探討托爾斯泰這個例外——“托爾斯泰天性是狐貍，卻自信是刺猬……結果，他的理想導使他以及被他的說服天才所賺的人，對他與別人的作為，或者對他應有的作為，提出了有系統的錯誤詮釋”（[英]以賽亞·伯林，《俄國思想家》，彭淮棟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28頁）——我們大致可以說，瑪莎·努斯鮑姆是與托爾斯泰相反的另一個例外。她擁有刺猬的穩定與堅韌，同時憑借這種品質四處出擊，完成了比狐貍更系統、影響也更深遠的工作。

《傲慢的堡壘》正是其中之一。這部作品本身便涉及了性平權、情感研究與司法改革等諸多領域，而它的進路依然是努斯鮑姆式——古典式的。在努斯鮑姆的討論中，阻礙性平權的關鍵因素是當權者的傲慢。通過羅馬皇帝圖拉真的事例，她指出這種傲慢實際上是一種道德上的壞運氣：

在某種意義上，出生于統治階層是一種好運，因為在自我培養、政治、工作以及社會參與等方面可以獲得很多機會。不過,我們現在看到，這往往也是一種道德上的壞運氣，因為它將年輕人推向了非常嚴重的惡習，即物化和利用他人。說得極端點，通往暴力行為的門敞開著。統治階層的成員并不需要留意塞壬的傲慢歌聲。圖拉真養成了一種美德，關注、傾聽并承認一個在階層和性別方面都“低于”他的女性的充分人性。但是在等級制度的社會里，統治者要想通過這種方式培養美德是非常困難的。（65頁）

這一觀點可以聯系到努斯鮑姆早期的代表作《善的脆弱性》。在這部作品中，努斯鮑姆探討了運氣、善良意愿和人類生活的脆弱性之間的聯系：“人類繁盛很容易受到運氣的影響，這是亞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臘哲學從未受到懷疑的一個核心主題，然而古希臘倫理學的這一方面仍需要得到更加系統的審視。”（[美]瑪莎·納斯鮑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徐向東、陸萌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9頁）當柏拉圖篤定地認為無論如何，善都可以保護人類免受惡之侵襲時，他實際上是構建了一座道德絕對主義的堡壘，將善的實際面向懸置并封閉其中；然而當努斯鮑姆考察古希臘倫理與悲劇中善的實際——其易受運氣干擾，從而使得脆弱性成為人類生活本身的根本屬性——她得到的是一種開放的善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脆弱性是某些人類真正的善的一個必要的背景條件”（同前，29頁）。換言之，正是因為善行的結果不確定，善才可以稱之為善；良善之人可能窮其一生歷經坎坷，但他始終保有善的機會。相反，倘若執意追求善的“立竿見影”，尋求以制度設計或思想封閉確保一個社會、一種生活本身及其結果不受運氣影響，實際上卻面臨把真正的善清除出人類生活的危險。

努斯鮑姆著《善的脆弱性》

基于這一思路，傲慢正是“好運”的惡果——人出于某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僅僅是運氣好）篤定自己必然正確，從而將他者視為自我實現的工具，同時他又剛好掌握這樣做的權力。這種境況自然會導致認知與決策的封閉，“你在各個方面越是傲慢，在你的領域中就越容易變得對女性不聞不問”（41頁）。努斯鮑姆進而引用但丁在《神曲》中對傲慢者的描寫，“那些靈魂有類似人的形狀，卻彎折得像個環，這樣他們就無法向外看到世界或其他人……傲慢所具有的自我專注的特征是最完備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種主要的惡習，本身就是壞的，并且令其他惡習更壞”（42頁）。傲慢的個人與傲慢的社會結構相輔相成，共同遏制改變的發生。

面向未來的憤怒

然而改變不可能不發生。盡管自2017年以來的西方社會的#MeToo運動“既不是女性主義法律革命的開端，也不是它的結束”（第8頁），但它還是帶來了充分的影響。更多受到傷害與不公正對待的女性有機會并且愿意站出來發聲，而社交媒體本身的即時性與全面覆蓋性確保了她們的聲音無法被輕易湮滅，使得穿透乃至拆除“傲慢的堡壘”成為可能。

但努斯鮑姆對待這場運動的態度是冷靜的。她首先肯定這場運動標志著性問責層面的勝利，但也指出它真正影響的是社會領域，在法律層面的影響仍然有限。這一特征其實與美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性平權運動取得的總體效果并無本質差別，譬如在強奸法領域，“由于受到女性主義批判的壓力，強奸法做了相當大的改變……但這種改變是緩慢的，而且，在創造一種法律文化——能切實保護女性的平等自主權，承認她們真正的主體愿望和感受（而不是那種虛假的投射）——并同時保障被告享有正當法律程序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110頁）。同樣地，相較強奸或具有明確行為的性騷擾，對于更隱蔽但也更普遍的“敵意環境”，法律依然無能為力。哪怕如巴斯克維爾訴卡利根案中，著名法學家、法官理查德·波斯納能夠確認作為受害者主管的被告的確實施了一系列“粗俗、笨拙的行為”，這些行為“讓一個敏感女性感到厭惡”，但他還是只能做出無罪判決，因為在他看來，“只有維多利亞時代的精致女性”才會因此受到傷害（147-148頁）。

關鍵仍是傲慢。“傲慢使眼睛看向內部。平等尊重則要求我們的眼睛看著彼此，承認彼此的平等現實。……在犯罪猖獗的地方，法律根本就沒有看到它：我們或許可以說，法律身是傲慢的。男性朝內看向其他男性，而不是看向女性的經歷以及對其工作場所自主性的普遍剝奪。而法律也和他們一起內看。”（156頁）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之間由此形成斷裂，隨之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懲罰并非由不偏不倚的法律機構執行，而是通過羞辱和污名化的方式實施的，那又該如何確保正義并保護平等的尊嚴呢？”（第9頁）努斯鮑姆觀察到，在面對不正義行為時，受害者不僅受到了情感傷害，同時也有可能付出道德代價。再一次，她回到自己的古典資源——這次是歐里庇得斯的《赫卡柏》：

從赫卡柏得知波呂梅斯托背叛的那一刻起，她就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她無法再相信任何人，不愿意被任何人說服，變成了徹底的唯我論者，轉向了自身。她決定從此以后全身心投入到復仇當中。她殺死了波呂梅斯托的孩子，挖出了他的雙眼——這似乎是一種象征，不但意味著徹底清除他們之前的相互關系和彼此關心，也表示她徹底拒絕再將他乃至他的孩子看作充分的人。波呂梅斯托這個人物上臺時已經盲了，像野獸一樣四肢著地爬行——他其實一直是頭野獸。悲劇的結尾預言赫卡柏將會變成一條狗——希臘人認為這種動物狂暴地追擊它的獵物，并且完全缺乏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懷。但丁這樣總結她的故事:“她瘋了，像狗一樣吠叫，極度的痛苦扭曲了她的心靈。”（68頁）

我們不難看出歐里庇得斯的復仇女神與傲慢者的共同點——他們都徹底轉向自身。這便是受害者所付出的道德代價，當她沉浸在受害者敘事之中，她的狂怒除了損害自身，還摧毀了由信任維系的共同體，結果反而阻礙了斗爭的進程。這里并不是說憤怒本身毫無意義——義憤正是打破不公的原動力——而是我們需要一種能夠帶來改變的憤怒，一種“轉換性憤怒”：

它注意到已經發生的事情，但是轉向未來以尋求補救。這種憤怒可能伴隨著懲罰犯罪者的要求，但是這些要求會以不止一種朝向未來的方式來理解懲罰：將其理解為變革，理解為對重要規范的表達，理解為對同一個罪犯的“特定震懾”，以及對其他打算做出類似罪行的犯罪者的“普遍震懾”。（84-85頁）

努斯鮑姆希望復仇女神面向未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埃斯庫羅斯的理想設計——在關于復仇女神更常為人們所提及的文本《奧瑞斯提亞》三部曲中，雅典娜最終帶來了關鍵轉變，即罪行只能交由法律解決；但與此同時，她也說服復仇女神加入城邦，以此肯定她們對法律制度和城邦健全的貢獻。“埃斯庫羅斯認為政治正義并不只是用籠子圈住憤怒，而是從根本上轉變憤怒，將它由某種不合人性的、過度的、嗜血的東西，變成人性的、接受理性、冷靜、慎思與權衡。”（[美]瑪莎·納斯邦：《憤怒與寬恕：重思正義與法律背后的情感價值》，高忠義譯，商周出版社，2017年，24頁）但她也看到了歐里庇得斯的黑暗戲劇對于今日更為現實。“學者恩斯特·艾布拉姆森在1952年觀察到，由于二十世紀發生的各種黑暗事件——它們表明了好品格比我們所愿意承認的更加脆弱——這部戲劇又重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70頁）在真正涉過憤怒的河之前，黑暗是所有人必須忍受的東西。

努斯鮑姆著《憤怒與寬恕》

“一條遮風擋雨的手臂”

但即使在黑暗中，我們也必須保護那些需要保護的東西——這恰恰是堡壘最初的意義。在通過前兩部分理清傲慢作為一種痼疾對性平權運動的阻礙，以及法律領域正在緩慢發生的進步和依舊荊棘遍布的現實之后，在第三部分，努斯鮑姆著重討論了三座典型的“傲慢的堡壘”——聯邦司法系統、藝術界和體育界。傲慢仍是根源，而從傲慢的個體到傲慢的結構所必需的填充物則是對所謂才華與天賦的“絕對崇拜”。當一些卓越的個體——知名法學家、藝術大師、體育明星——被視為人類才能不可取代的代表，他們便擁有了“免罪金牌”，似乎理所應當被保護、被縱容。

然而仔細想想，在這些公共領域，我們所仰慕并對其抱有期待的，其實并不是“具體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教誨當然沒錯，但那是在具體生活中——而是他們所代表的可能（更公正、更優雅、更高更快更強）。比起在擁有卓越才能的同時也難免具有一顆凡俗之心的個體人類，孕育這些可能的領域本身的純粹性，才是需要保護的東西。為此努斯鮑姆甚至提議，不妨將藏污納垢的美國大學籃球系統直接廢除（“由于它的集體行動結構，以及最重要的是，由于那些最積極地追求勝利的人的貪婪，它是無法修復的。”[291頁]），這樣既可以讓大學不必再為保住明星球員費盡心機，包庇他們種種不軌之舉，還可以讓真正有志于籃球事業的年輕人更早進入職業體育聯盟，在規范的、直面公眾的環境中成長，早日學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就像開篇提到的英格蘭球員格林伍德那樣。

真正需要保護的自然還有具體的人。“家庭和學校必須做出大部分努力：鼓勵年輕女性和男性看重自己的自主性和完整性，珍惜每個人的平等……我希望自己對物化和傲慢的診斷可以幫助人們思考為什么變革如此艱難以及如何進一步推進。”（297頁）最重要的保護仍然只能來自法律：“法律在我們個人努力當中為我們所有人提供了一座堡壘。誠然，這是一座不理想的、時而出現裂縫的堡壘，但只要認識到工作場所的性騷擾不只是個人的，不只是不幸的，而且也是非法的，那么這個簡單的認識就會產生驚人的變化。”（298頁）這解釋了努斯鮑姆本書為何時刻關注法律——其實這也是她在作為一位時刻面向現實的哲學家同時還是一位法學家的理由。

1999年，為紀念《一九八四》出版五十周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邀請瑪莎·努斯鮑姆、理查德·愛潑斯坦、理查德·波斯納、凱斯·桑斯坦等學者召開研討會，討論這部作品于后世的復雜影響。眾人提交的文章最終匯總成文集《〈一九八四〉與我們的未來》（On Nineteen Eighty-Four: Orwell and Our Future）出版，結語由努斯鮑姆操刀撰寫。她注意到小說的一個情節：在觀看戰爭宣傳片時，主人公溫斯頓留意到一個猶太婦女在炸彈襲來時抬起手臂，仿佛這樣就能保護懷中的孩子。盡管畫面很快被勝利和歡呼取代，溫斯頓也沉浸在集體情緒中，但他對那條手臂印象深刻。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里“每樣東西都散發著明亮的柔和的光”：

對溫斯頓來說，這個夢和母親作出的姿勢合二為一，守護著他和他的妹妹。多年以后，那個猶太婦女做出了相同的姿勢。這是他對“母親的最后一瞥”，幾個小時以后，這個夢“還是栩栩如生，尤其是那個用手保護孩子的姿勢，意味深遠”。 （瑪莎·努斯鮑姆：《同情心的泯滅：奧威爾和美國的政治生活》，收錄于[美]阿博特·格里森、[美]瑪莎·努斯鮑姆、[美]杰克·戈德史密斯編：《〈一九八四〉與我們的未來》，董曉潔、侯瑋萍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302頁）

努斯鮑姆等編《〈一九八四〉與我們的未來》

然而這個夢還是醒了，那條保護孩子的手臂消失了，“不僅是因為國家的行為，還因為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即溫斯頓自己的背叛和毀滅”（同前）。在努斯鮑姆看來，溫斯頓悲劇的核心在于同情心的泯滅，他只能把自己的情感統統交付給非人之物，“到最后，大洋國的民眾連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感知都沒有了”（同前，308頁）。因而說到底，拆掉傲慢的堡壘是為了建立人性的堡壘，而它最終保護的，其實是我們自己——保護我們始終有意愿為他者遮風擋雨，同時相信對于自己的脆弱，總有人能替我們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