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7日，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講座教授蔡志祥教授在廈門大學碩士研究生課程“中國史研究前沿”上以《上天下地，出番入蠻——約半世紀的靈魂探索》為題，進行了近三小時的演講與討論。蔡老師的研究領域涉及商業史、儀式節日、非物質文化遺產等諸多領域，研究成果豐碩，他的學思歷程與近半個世紀的學術史密切相關。特整理蔡老師談及的主要學術經歷和研究經驗，與大家分享。以下為蔡志祥教授的演講內容。

講座現場

一、進入節日田野

很高興能夠在這里跟年輕的朋友見面。我今天的演講嘗試回顧自己1979年以來從安樂椅（armchair）走到節日田野，以及觀察研究香港、華南以至日本和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社區節日的過程。

我進入節日田野有偶然的也有非偶然的因素。我出生于長洲，長洲島是香港西南的一個離島，每年農歷四月都舉行太平清醮。雖然醮伴隨著我長大，但我那時是以生活于其間的眼光看待節日，并沒有深入思考。1974年，我離開長洲前往臺灣大學讀書。當時，臺灣鄉土文化和校園民歌十分流行。我在臺大主修歷史學，輔修人類學，修了多門歷史學和人類學專業課程，雖然跟著人類學系的師生到處考察，但我的學習重心還是歷史學，其中王業鍵、劉翠溶老師的經濟史課程影響著我后來從事的商業經濟史研究。

1978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師從科大衛（David Faure）老師。碩士班的三年間里，我參與了兩個田野調查項目，分別是“高流灣計劃”和“新界口述歷史計劃”。“高流灣計劃”是在我擔任人類學系助教的階段，每年寒暑假，與學生一同前往高流灣考察，參與和觀察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所以選擇高流灣，是因為得到了華德英（Barbara Ward）老師的鼓勵。華老師自1950年代開始到香港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最初對香港邊界的沙頭角、高流灣等島嶼感興趣。由于當時的政府官員基于安全考量的勸告，她最后選擇了位于新界西貢區的滘西洲作為田野點，并發表了著名的關于意識模型的文章（Barbara Ward, 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 the fishermen of South China,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5）。另外一個項目是由科大衛老師主持的“新界口述歷史計劃”。科老師帶領我們一批學生在香港新界進行口述訪談、抄碑和收集文獻。我們白天在田野里找資料，晚上將收集的資料拿回中文大學進行復印，第二天再帶回歸還原主。七八十年代跑田野，我肩上扛著一個很沉的錄像機，再背兩個照相機（一個拍負片，一個拍幻燈片，即反轉片），還有一臺笨重的錄音機。當時，我當助教的薪水差不多都花在購買和沖洗膠卷上了。總的來說，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這兩段田野考察經歷，一段是偏向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另一段是偏向歷史學的口述訪談和文獻搜集。這兩段經歷截然不同。然而，在中文大學的碩士論文中，我尚未涉及節日研究，而是選擇了20世紀初湖南米糧市場的課題。在即將離開香港遠赴日本之前，大概四五月份，我仍然返回長洲參與觀察農歷四月的打醮儀式活動。盡管當時進行了很多節日調查，但并未開展相關學術論文的寫作。

1982年，我前往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濱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老師。由于碩士論文是關于湖南米糧市場的研究，我最初提出的博士研究計劃是關于近代湖南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的探討。在日本期間，我偶然得知神戶的華僑正在舉辦普度勝會，就前往考察，并撰寫了第一篇與節日田野有關的調查報告。此外，我在日本期間參加了日本學界研究中國歷史的年青的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如瀨川昌久等組織的“仙人會”，定期地進行學術交流。

1988年3月，我完成博士學業后回到香港，在香港政府檔案處工作了一年半。那段時間，我與參加過“高流灣計劃”和“新界口述歷史計劃”的朋友們共同組織了“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實際上，這個研討會是借鑒“仙人會”的經驗，旨在聚集起對地域社會和節日歷史研究感興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無論他們是否在學界從事學術研究。

1989年8月，我前往澳門工作，專注于潮州商業史的研究。我在檔案處工作的時候，香港前政務官許舒（James Hayes）博士找我整理他所收藏的一批契約文書。這批文書源自一個在香港經營南北行生意的潮州家族。出于對許舒博士的敬重和對這批文書的興趣，我接受了這個任務，并最終出版了《許舒博士所藏商業及土地契約文書：乾泰隆文書》和《乾泰隆商業文書》。在整理土地契約的過程中，我認為需要認識在契約中出現的潮州的人名和地名產生了疑惑，于是親自前往潮州進行考察。在潮州考察期間，我自然而然地關注到當地的節日游神，并為此撰寫了一篇有關潮州節日的文章（《傳統的延續與變遷：潮州澄海縣隆都前美鄉的游神》，《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第二輯，臺灣“行政院”文建會1995年版）。同一時期，我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任陳其南教授組織的“華南地域社會和國家意識形態比較研究”。該計劃涵蓋安徽、福建、潮州、珠江三角洲四個地域，參與其中的有鄭振滿、陳支平、陳春聲、劉志偉和羅一星等一批青年學者。

1991年，香港科技大學成立。我于同年8月來到科大教書。在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和1997年成立的華南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我們多次組織田野工作坊以促進對華南地方的田野考察。最長的一次田野工作坊歷時十五六天，我們從福建莆田一直跑到廣東潮州，參與學者包括陳春聲、劉志偉、濱下武志，科大衛、蕭鳳霞（Helen Siu）、鄭振滿、陳支平、丁荷生（Kenneth Dean）等，許多參與工作坊的學生后來也成長為著名的學者，其中包括廈門大學的黃向春和饒偉新。在科大期間，我對商業史依舊非常感興趣，一直在思考如何將節日和商業史研究相結合，以及如何在歷史學和人類學之間建立有機聯系。同時，我也嘗試跳出華南，寫了一篇關于山西的文章，題為《節日、商人與山西地方社會》（張正明、孫立萍等編：《中國晉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在科大的后期，我開始關注東南亞的華人社會。2004年，我首次前往東南亞考察檳城廣汀會館舉辦的萬緣勝會儀式。我起初的計劃是研究潮州家族企業在東南亞的歷史，然而，由于對萬緣勝會的偶然接觸，我開始關注東南亞華人的節慶和儀式，從萬緣勝會逐漸拓展到中元節、天后信仰等方面。2006年1月我從科大轉職香港中文大學，主要的研究范圍也逐漸從香港拓展到東南亞地區。由華南到東南亞，我注意到遠離故土的華人通過救贖儀式安撫無依的靈魂，這促使我開始思考慈善、孝道、普世、救贖等思想和行為如何相互聯系。

從香港、華南到日本和東南亞，我的研究空間對象發生了轉變，研究主題也從商業史轉向節日儀式研究，深入到日本神戶的普度勝會、長洲的太平清醮、香港的傳統節日、潮州的春節游神、新加坡的普渡儀式、檳城的萬緣勝會等等節日儀式的研究。接下來，我將談談我寫節日的動機以及我如何書寫節日。

二、書寫節日

我的第一篇有關節日的文章是關于1982年日本神戶華僑普度勝會的田野調查報告，該文于1983年投稿，1984年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的期刊上發表（Choi Chi-cheung, "The Chinese 'Yue lan' Ghost Festival in Japan: A Kobe Case Study, Aug. 31-Sept. 4, 1982,"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4, 1984, pp. 230-263）。這篇文章，旨在從民族志的視角探討神戶華僑如何通過節日和儀式來建立他們在海外的身份認同。

The Chinese "Yue lan" ghost festival in Japan: a Kobe case study, Aug.31-Sept.4, 1982

我第一篇關于打醮的文章是在離開日本之前完成的。當時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編輯告訴我，一位攝影師在我的家鄉長洲拍攝了太平清醮的照片，邀請我也為他們撰寫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民族學季刊》上，也是我用日文寫的第一篇文章（Choi Chi-cheung, "Chi o arai ekibyo o harau taihei shinsho" [Jiao festival: to wash the land and remove illness], Kikan Minzoku Gaku (Ethnographical Quarterly), vol. 40, 1987, pp.90-105）。

Jiao festival: to wash the land and remove illness

醮是我無法割舍的議題，也成為我后來討論最頻繁的話題之一。我在臺灣讀書的時期正逢臺灣地區本土化運動興起，在濁大計劃和區域研究的引導下，很多學者關注到打醮的儀式活動與社區歷史，其中最早的系統的研究是劉萬枝的民族志。前面已經提到，在我進入香港中文大學讀碩士班后，我參與了“高流灣計劃”和“新界口述歷史計劃”，由此便開始耳聞目睹并深入思考華德英老師的人類學研究。我還回到了故鄉長洲，重新審視我成長記憶中的太平清醮。到日本讀書后，由于博士論文研究香港新界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我更加密切地接觸了香港不同社區的醮儀。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我出版了8篇有關日本、香港和潮州的節日的文章。

我第一本與節日有關的專書是《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2000年版）。香港的打醮通常是定期舉行的，醮儀間隔周期最長可達60年一次。在我出版了《打醮》之后，有些負責籌辦醮儀的社區委員會把我的書當作是參考文獻。在上水60年一屆的太平清醮結束后，社區把小書與所有影像資料一同放入了時間膠囊（Time Capsule）中。這樣說來，我所寫的書或許會在60年后仍然會被人們翻閱。這本書出版的背景是1997年香港回歸，當時香港的知識界都在探討香港的定位問題，該書旨在從傳統節日的視角來思考香港在中國文化版圖中的位置。

《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

我關于節日和民間宗教的寫作，主要是在2000年之后展開的。我已經出版三本與節日儀式有關的專書，以及四本編輯的資料集和論文集。

地域、節日和關注問題的編年

其中一本編輯的書為《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地區的正一清醮與科儀》（蔡志祥、韋錦新、呂永昇編，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1年版）。這本書有一篇文章是關于香港一位儀式專家對打醮儀式的解讀。我們大約訪問了這位香港新界的道士十多次，每次訪問之后，我們會撰寫一份訪談稿件，隨后交給他審閱，再次交流其中不甚清楚之處和新的問題，繼而又對稿件進行修改。我認為這本書編得不錯，但同時也擔心它可能會變成一本道士的教科書。因此，我們在前言中特別強調，這本書是基于1980年代打醮所用的儀式科儀編寫的，不能代表未來，也不代表過去的儀式儀軌，僅僅是1980年代當時的情況。這是一個切面的呈現。后面我將提到華德英教授的意識模型理論，我希望通過多個這樣的切面呈現來立體化意識模型。

《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

第二本編輯的資料集《迷信話語：報章與清末民初的移風變俗》，聚焦于不同時期，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報刊對醮的報道（蔡志祥、韋錦新、潘淑華編，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3年版）。第三本是《延續與變遷：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志》（蔡志祥、韋錦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從《打醮》《酬神與超幽：香港傳統中國節日的歷史人類學視野》《酬神與超幽：1980 年代香港新界清醮的影像民族志》到《儀式與科儀》，從《迷信話語》到《延續與變遷》，我們編這些書是想從儀式執行人、傳媒報道人、鄉村居民和研究者的不同視角，留下關于打醮、節日風俗、宗教儀式的記錄，作為未來研究的基礎材料。我目前正在寫的兩本書也與節日有關，會從節日出發談到海外華人和“文化中國”的問題。

三、進退問學

在我考察節日、書寫節日的研究過程中，一些理論對我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其中一個，是人類學的一個很重要的族群關系理論，叫做“互補對立”理論。當我們研究一個節日時，我們會發現節日儀式展演中存在著多個層次的人群組織，不僅包括儀式性組織，還涉及到政治性的組織和經濟性的組織。這些組織將來自不同地域的人們納入節日過程之中，又將一些人排斥出去，形成了族群互補對立的關系。

互補對立的族群關系圖示

另一個對我在研究節日時產生重要影響的理論是“核心—邊緣”理論。例如，在20世紀初，通商開埠較早的上海被視為先進的核心城市，而內陸的城市則處于后進的地位。當后進城市逐漸變得先進，核心和邊緣的劃分發生變化。我們在研究節日時也能夠觀察到核心與邊緣的問題。通常，節日環繞一個文化核心社區展開，這個核心不斷影響周邊發展地區的生存力（viability）、存在性（visibility）和機會（opportunity）。然而，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這種影響是如何、通過何種媒體、從核心傳達到邊緣，以增強其在周邊社區中的核心形象。在現代社會，我們有現代媒體作為傳播工具，但在此之前，是何種代理人（agents）把“核心”社區的文化帶到周邊地方，這是研究節日時值得關注的問題。同時，我們還應關注周邊社區如何利用核心社區的節日來最大化未來的可能性。我們可以關注節日如何改變社區的形象和地位，以及不同的持份者（stakeholders）如何競爭和協調文化資源等問題。

武雅士（Arthur Wolf）的國家與民間宗教理論對我影響深遠（“God, Ghost and Ancestor” in Arthur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31-182）。首先，它引導我思考儀式如何構建或展示社會階層和分類，其中需要注意區分誰是內部成員，誰是外人。人類學強調我群和他群（we and they），而我群和他群往往是相對的、可變的。在這一變動過程中，儀式提供了一種方式，讓我們了解不同城市和地域社會中的人群如何定義我和他、內和外。其次，控制儀式與強化社區領袖的合法性有關。社區領袖如何確立其合法性？這一合法性是從王朝國家得到的，還是從社會民眾處獲得的？由此，我也對作為制度和文化的節日頗感興趣。當節日成為一個制度時，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國家控制人群的一種工具，這便牽涉到正統化和地方化的問題。在傳統王朝國家時期，管治地區與非管治地區、華與夷的文化位置是如何確定的？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到底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武雅士的國家和民間宗教理論指出，幽冥世界是人間世界的一個鏡像，神明世界有玉皇，人間世界有天子；神明世界有孤魂野鬼，人間世界有游民乞丐。但是，我們是否真的看不見幽冥的世界？幽冥世界究竟是人間世界的反射，還是人間世界的延伸？

模型？投射？延伸？對Arthur Wolf理論的思考

當我們研究節日時，民眾的信仰體系或許是國家架構存在的一種隱喻，因此，我們可能需要問的是國家究竟是怎樣的存在。我寫過一篇關于城隍信仰的文章（《城隍、厲鬼與明清國家規范》，林緯毅編：《城隍信仰》，新加坡韮菜芭城隍廟2008年版），仔細閱讀登載在地方志中的明太祖的告城隍文。明太祖取消了所有城隍的封號，將城隍看作官員而非神明。所以，明太祖對幽冥世界的觀念，并非將其視為現世的反面，而是一種現世的延伸。這一觀念或許與明太祖的華夷觀念有關：若不接受皇帝的教化，就不能還生中國，就要摒諸四夷。

另外一個對我影響很大的理論，是華德英教授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提出的意識模型（conscious model）理論。這一理論是說，我們每一群人都有一個自我模型（immediate model），同時我們也會想象理想模型（ideal model）。另外還有一個內部觀察者的模型（internal observer’s model），就是我怎樣看待周圍其他人群的生活方式。香港的吉澳島有兩群人，一群是上了岸的漁民，一群是在海上生活的疍民，他們認為理想的生活方式當然是王朝國家中心地區的生活方式。如果對意識模型理論進行再思考，所謂理想的模型，很多時候不是很空的看不見的東西，不是距離很遠的王朝核心，而是身邊那些我們認為可以代表國家、代表中央的人。華教授是人類學家，她提出的意識模型理論對我們影響很大。但是，民族志的研究不會去探尋從源頭到現在的歷史過程，而只是記錄當下的情況，讓將來的人們可以把它作為一個切面去看一個時代。我們學歷史的，則試圖通過一個個切面，將意識模型立體化。從歷史過程來看，不同的王朝國家提供不同的規范，不同的周邊社會提供不同的選擇，在這個過程中存在時間性和地域性的差異，而民間社會的對應是有選擇、有策略的。什么東西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是正確的，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是不正確的，都會在選擇中變動。理想模型為何？模仿何人？這些一直在變。我寫過一篇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文章叫《模作他者：以香港新界東北吉澳島的節日、儀式和族群為中心》（《歷史人類學學刊》2011年第9卷第2期），主要希望能跟華教授的意識模型理論對話，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看。

 (a)華德英的意識模型 (b)意識模型的再思考：外部觀察與內部模仿(c)吉澳島族群 (d)意識模型的立體化

宗教倫理與近代化理論也給我一定的啟發，這個理論與商業史也大有關系。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跟新教的興起相關。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商業史研究中，儒家文化是否促進了中國商業發展，成為重要的討論議題。所以，商人在宗教和節日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個有趣的問題。

四、“未竟的經驗”

下面我再談談我的一些研究經驗和心得。第一個關于歷史記憶與忘卻。歷史記憶有個人的，也有集體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人們如何喚醒這些歷史記憶。在重新喚醒的過程中，我們或許需要文字記錄或口頭傳遞故事。然而，更為重要的是，每個歷史記憶都經過選擇，每個記憶建構的過程都是一個選擇。選擇既包括歸納，也包括排除，就像我們現在的記憶與10年前、20年前的記憶可以完全不同。我是在讀徐潤的《徐愚齋自敘年譜》時，意識到這一點的。徐潤是香山人，后來移居上海，他曾是寶順洋行的買辦，也從事絲綢生意。晚清留美學童計劃的前幾屆選拔就是由他負責。他大概每十年會重新回顧一次自己的過去。閱讀他的自敘年譜會讓人發現，記憶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主題，可以說，每個現在的記憶都是當代建構的一部分。人類學家華若壁（Rubie Watson）對香港新界的廈村進行過深入研究，著有《兄弟并不平等：華南的階級和親族關系》（時文娜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當我們再去廈村調查時，尤其是一個學生去了解廈村的歷史時，我們必須注意，村民究竟是在轉述華若壁書里的說法，還是他自己的實際生活。因此，我們去某處做研究時，必須了解該社區被研究的歷史。

在進行田野調查時，僅僅依賴口述訪談的方法，我認為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法還是非常重要。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方法要求研究者成為一個邊緣的當地人（marginal native）。這既包括對本地人所知悉的慣例和習俗的了解，也要求站在邊緣的位置進行觀察，尤其是當本地人之間發生派別沖突時。因此，成為一個邊緣的當地人是人類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我們在2000年開始組織“華南研究花炮會”參與滘西島的洪圣誕慶典。那一年的經驗，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參與觀察的重要性。當時，華南研究中心與當地鄉民關系密切，在慶典活動中是有份的。但當我們抬著燒豬準備進入洪圣廟時，卻在廟門口被攔截。我們自認為對儀式過程巨細靡遺，但還是犯了一個當地人不會犯的錯誤，那就是在燒豬上插刀時，刀鋒不能朝向神明。這是一個當地人熟知的、不需要明文規定的細節。我們被攔下，是因為我們未能遵循這一習慣。這次經歷讓我們認識到，人類學所強調的不是單純地參與或觀察，而是參與觀察的過程。（黃永豪：《華南研究花炮會活動感言》，《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000年第19期。）

在歷史研究中，尤其是田野調查時，我們需要注意的不僅僅是我們觀察到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形成這個結果的整個歷史過程。我特別喜歡這張照片，因為它給歷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教訓。照片是潮州前美寨外社“出閣女士”捐題榜，上面寫著“蔡志祥 澳門東亞大學”，這可以引發許多聯想。有人會問這個人是男是女？如果是男性，他是否是村里的女婿？如果不是，澳門東亞大學的蔡志祥與這個村莊有何關系？一般人都不會知道，我只是在1991年去那里進行過調查研究，與這個村莊并無其他關系。另外一個有趣的故事是關于香港科大廖迪生老師的。他在香港的一個漁村進行調查時，當地的一個神婆籌了一筆捐款，準備修建廟宇，請廖老師撰寫碑文。廖老師寫好后拿去請許倬云老師修改潤飾，許老師根據自己對碑文文體的認識，進行了大幅修改。去廣東進行刻制時，刻碑的工匠既不認識許倬云，也不知道廖迪生，他再次按照自己的經驗修改了碑文。最終刻好的碑文既不是廖老師寫的，也不是許老師寫的，但由于刻碑的成本較高，該碑并未重新制作。

1991年正月十七日游神 前美寨外社出閣閨女捐題榜

我近來關注慈善史的問題。因為以往的研究似乎普遍認為只有活著的人才能分享慈善活動帶來的福祉。事實上，活著的人的福祉與已故的人的福祉是相互關聯的。因此，我們不僅要對生者進行慈善活動，也應對逝者施行慈善。與慈善相關的話題同清末開始的反迷信運動存在密切關系。人們在反迷信運動之后提出兩個方法：一個是做慈善，一個是做孝道。因此，自19世紀后期以來，地方人群，尤其是知識分子，一方面是響應國家反迷信的話語，另一方面也意識到有必要安撫逝者的靈魂。靈魂救贖和宗教慈善成為重要問題。

我們應該認識到所有這些行為，包括反迷信運動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實際上都與國家的話語和全球的話語相對應。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要對應正確的話語，我們需要對很多事物進行標準化。在標準化的過程中，海外的人在思考如何重新連接這些變革的元素與故鄉之間的紐帶，而故鄉的人又可以用什么方法吸引外面的華僑回到原鄉，這是我在研究東南亞華人華僑歷史時思考的一些問題。

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

我在東南亞觀看儀式時，最關注的是受眾而非做儀式的人。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自1922年起不定期地舉辦萬緣勝會，上圖中的“真身”讓我聯想到，如果我是破地獄儀式的受眾，我能夠透過這種方式真切地感受到我的祖先被救出地獄的過程。祖先的“真身”實實在在地在這里，所以破地獄時，我將“金身”抬過金橋銀橋，然后送他離去。我清楚自己真實地將祖先借助儀式專家的法力從地獄中救出、往生。如果只有儀式執行者念經來救贖，受眾如何知曉祖先是否真的被救出呢？因此，我站在受眾和參與者的角度，而不是儀式執行者的立場。對我而言，新加坡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研究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節日研究、僑鄉研究以及“文化中國”的問題。

在2004年，香港和新加坡涌現了一群觀察和記錄民間民俗的業余愛好者，我們稱之為“發燒友”。同年，新加坡最大的天后宮——天福宮首次舉辦為期三天的佛教法會和一天的道教儀式活動。這或許與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有關。為了應對非物質文化、全球化以及標準化帶來的新情況，新加坡華人不僅需要建立與中國的文化關系，更要在當地確立“顯著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身份。在新加坡，這就意味著要建立一個與馬來人、印度人、歐洲人對等的華人/華族的身份。那么，如何實現呢？通過追根溯源。因此，“文化中國”的提出變得尤為重要。在這個建立“華族”的過程中，經濟、教育固然重要，但文化是更為重要的指標。在過去的十年里，我一直關注著這些問題。

我也沒有放棄對日本華人節日和儀式的研究。時隔28年，我自2010年帶著積累的理論學識和問題三次踏足神戶，開展華僑華人普度勝會的追蹤研究。28年可謂一個世代的差異，普度勝會作為周期性活動，盡管缺乏詳細記錄，但節日方式在組織者和參與者的記憶中難以完全抹去。我思考的問題有：不同世代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對節日和儀式的期待與理解是否會改變活動內容和執行方式？居住環境的變化是否會影響儀式內容？中國的崛起以及新移民和老華僑的互動是否改變了人們對傳統儀式的看法？普度勝會作為一種救贖儀式，經過1995年阪神大地震和2011年日本東北大災難，其重要性是否得到了加強？此外，20世紀末21世紀初，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為國際語言。在我研究的其他地域里，政府利用它推動文化旅游，地方社會則以同樣的語言加強傳統節日活動。1997年普度勝會成為神戶市的無形文化財產的新變化，會對華人組織者和參與者以及日本社會帶來怎樣的沖擊？在研究華人的救贖儀式時，我聚焦于儒家孝道的表現、對死者的慈善行為以及對生者功德的累積。通過2010年、2011年、2016年三次再訪神戶，我更深刻地了解到文化核心和儀式實踐在時間的巨輪下如何承傳、協調和改變，這些都將直接塑造宏觀環境的變遷，影響信仰和社會的關系。我不僅嘗試對救贖儀式進行深入探討，也力圖對華人社區面對社會變革的適應和發展進行深刻觀察。

 問學領域與經驗框架

在漫長的44年里，節日研究持續嵌入我對學術理論的探索、對社會生活的實踐和對宏觀世界的理解。我的研究問題最初是從醮開始，而后逐漸擴展到其他諸多領域：研究海外華人，考察從“落葉歸根”到“深植異土”的移民與定居歷程，研究他們與原鄉從家庭到宗族、從疏離到再建立的多層面聯系以及跨越祖國與國際間的關系；研究死亡和靈魂問題的處理，包括祖先、無祀先人以及異國他鄉中靈魂去向的探討；研究社會變遷和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包括生者的社會文化活動、對死者的儀式活動，還包括神主、祠堂和墓地等物質文化的定居以及理想中的文化紐帶。研究和學術探索是一個不斷互動的過程，在我從事寫作民族志的過程中，人類學的理論為我提供了觀察和參與的方法。同時，通過教學、研究和服務，我不斷地進、退、問、學。這既是一個持續的旁觀和代入的過程，也是從他者的社會生活實踐達致模塑自我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