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有個帖子：“你被平均了嗎？”故事的起因是，2020年4月底，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發布了一組調查數據，調查對象是來自30個省市的三萬余戶家庭。報告顯示，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平均為317.9萬元。而北京和上海的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甚至達到了800萬元。這組數據公布后，很多網友紛紛表示難以接受，還有很多網友感嘆自己“被平均了”。

這樣的統計數據會引發大家的爭議，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早在2019年，央視網就刊登了一則新聞，標題是“‘人均收入9732美元’上熱搜，我又被平均了嗎？”這則新聞的背景是國家統計局在2019年7月發布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一》。這篇報告中提到，“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北姸嗑W友紛紛感慨，自己的個人收入沒有達到報告中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拖了平均水平的后腿。

這里我們暫且把相關的數字問題放在學習過相關知識之后，先說說宏觀經濟學所采用的“加總”研究方法。細心的讀者可能早已發現，宏觀經濟學中，總是偏好把不同微觀個體加總為一個整體，例如家庭部門怎樣，企業部門怎樣，等等。加總之后，經濟學家不再關注具體每個家庭、每個企業的情況，而是把家庭、企業和政府部門抽象成不同的總體，進而研究各部門的整體特征。

宏觀經濟學的加總研究方法

與微觀經濟學主要采用“個體分析”方法不同，宏觀經濟學采用的是“總量分析”方法。所謂總量分析方法，就是通過個體加總的方式，將同一類個體（比如家庭）的消費需求、勞動供給，甚至收入和財富等變量加總起來。由此構造出一個抽象的研究對象，再對它的行為進行研究。

宏觀經濟學通常把所有的經濟主體加總成三個不同的部門：“家庭部門”、“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在討論對外經濟活動的時候，還會假設存在一個“國外部門”。經過加總之后，家庭部門在給定消費品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前提下，決定向企業購買多少消費品和向企業提供多少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和勞動）。企業部門決定購買多少生產要素以及生產多少產品。政府部門則負責制定各種宏觀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

宏觀經濟理論中的三大部門

除了對經濟中的個體進行加總之外，宏觀經濟學還會把同類的交易行為加總成各種市場。一般來說，宏觀經濟模型中會把各種經濟活動加總成三種市場：“產品市場”、“勞動市場”和“金融市場”。產品市場上，各部門交易產品（或服務），供需決定它們的價格和產量。勞動市場的供需決定工資和就業。金融市場中，各部門交易貨幣和非貨幣（債券、股票）兩種金融資產。給定公眾持有的金融資產總額，貨幣資產供需平衡同時也就意味著非貨幣資產實現供需平衡。在初級和中級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為了簡化，通常只考慮貨幣這一種金融資產，因此金融市場也會退化為貨幣市場。

宏觀經濟理論中的三大市場

事實上，宏觀經濟學的加總研究方法比單純“加總”走得更遠。加總方法不僅把經濟簡化成幾個經濟部門，而且通常還把每個部門內部的成員都假設成相同的個體，即同質性主體（每個主體都相同）。

宏觀經濟學之所以采取這種加總的研究方法，是考慮到同一部門內部的個體，在決策方式和決策內容上具有相似性。以家庭部門為例，無論是富裕的家庭，還是貧困的家庭，都要決策家庭的消費支出是多少、進行的儲蓄是多少、要選擇怎樣的工作以及工作多長時間等等。而且這些家庭在決策的時候，背后的約束條件也都是類似的。比如，在作上面那些決定的時候，所有家庭都需要考慮，自己的收入是多少，物價有多高，企業給自己開出的工資是多少，等等。

加總掩蓋的真相

雖然宏觀經濟學的加總研究方法使宏觀經濟問題研究大大簡化，但是這種方法會不會存在什么問題呢？很顯然，這種方法會抹殺或者掩蓋同一部門內部不同主體間的差異。不同的家庭在很多問題的決策方式上類似，但是由于約束條件的差別，會導致事后結果存在巨大的差異。

比如我們研究這樣一個話題：糧食價格上升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糧食價格上升對改善農民生活水平有利呢還是不利呢？

一種最樸素的想法，肯定是農民以生產糧食為職業，糧食價格上漲當然對農民有利了。你是不是也是這么認為的？然而，農業經濟學家告訴我們，答案可不一定。關鍵是你如何定義“農民”。在我國，沒有城市戶籍的人口都可以被稱為農民。即便是在城市務工的農村戶口人員也被稱為“農民工”。

事實上，我國農村戶籍人口中，已經有相當大比例完全或者部分脫離農業生產。通常來說，這些農民會將自己的土地通過各種形式流轉出去，然后去城市或者非農企業務工。他們消費的糧食等農產品也是在市場中購買的。所以，對這部分“農民”來說，糧食價格上升提升了他們的生活成本，而不是增加了他們的收入。

所以，在討論糧食價格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時，加總的“農民”概念是個可能產生問題的概念。糧食價格上升雖然整體上可能提升全體農民的收入，但事實上，種糧農民的收入可能增加了，而需要購買糧食的農民生活成本卻增加了。

個體理性與整體非理性

有時候，即便個體間的差異可以被忽略，加總方法還是會得到一些看起來奇奇怪怪的結果。有一些結論在微觀經濟理論之下正確，放在宏觀經濟學中卻未必正確，這種現象被稱為“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合成謬誤產生的原因之一在于，某些行為對于單個個體之所以是對的，是因為假定了“其他情況不變”。也就是說，某一個人的行為并不會對其他人的選擇產生影響。在微觀視角下，這樣的假設大體上是正確的。但宏觀經濟涉及的是所有經濟個體，因而不能再假定其他個體的行為不變。加總方法的問題正是在于，它有可能會忽略這種“局部”和“整體”的區別。個體理性的選擇導致整體非理性的結果。

“節約悖論”（paradox of thrift）是宏觀經濟學中合成謬誤現象的一個著名案例。假設在經濟中，許多家庭和企業擔心自己未來可能會遇到經濟困難，因而選擇減少支出、增加儲蓄。如果所有人都這樣做，這種大范圍削減支出的行為就會導致總需求不足，使經濟陷入衰退。因此，家庭和企業的境況可能會比他們不削減支出時變得更糟。

這種出于預防動機而采取的節儉行為，從微觀上來看，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但結果卻反而對每個人都造成了損害。這個故事的另外一面是：當家庭和企業對未來感到樂觀時，他們會增加支出。這進一步擴大了總需求，導致經濟活動擴張，每個人的收入狀況得到改善。表面上看起來揮霍享樂的行為，反而改善了每個人的境遇。

類似的現象在經濟學中還有另一個類似的名稱叫做“自我實現的預期”。換句話說，當人們預期某種后果會出現時，就會產生相應的行為，但這些行為反而可能加速預期后果的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錯誤地運用加總方法，將單個個體的理性行為當作是宏觀視角下的最優選擇，就會出現“事與愿違”的悖論。

因此，運用加總方法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時需要特別謹慎，區分哪些情況可以進行加總，哪些情況不適宜加總。對加總方法，宏觀經濟學家內部也有許多批判和反思。尤其是在加總過程中，假設所有主體相同的做法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所以，在宏觀經濟研究中，引入異質性的主體成為宏觀經濟學理論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宏觀經濟學研究方法本身就體現了經濟學的本質

讀到此處，讀者可能已經發現，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看起來并不那么“完美”。未經加總的復雜真實世界超出了現有理論的研究能力，所以我們選擇了加總的方法。但是，加總意味著對真實世界的簡化，過度的簡化則會造成理論“失真”。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宏觀經濟學實際上總是在“可研究性”和“真實性”兩個目標之間進行權衡與選擇。宏觀經濟學家往往是在不損害基本“真實性”的前提下，選擇盡可能簡化的研究方法。

在經濟學的第一堂課上，老師往往就會告訴學生，經濟學是一門講授關于“選擇”的課程。其實我們無時無刻無處不在面臨著選擇。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選擇在實現一些目標的同時，必然會付出相應的代價。只要明白了這一點，實際上就已經領會了經濟學的精髓。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情況，我們總是想著“既要”“又要”“還要”。然而，根據經濟學的思想，這樣十全十美的結果通常是難以實現的。這也是為什么即便不是經濟領域的專門從業人士，學習一些經濟學的思維也會對現實生活產生一定的指導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次回到開頭的兩個例子。平均數可以方便地反映經濟總體的發展水平。但與加總方法一樣，它可能對現實世界進行了過度的簡化，往往掩蓋了總量背后的結構性問題。人均國民總收入則在“加總”的路上走得更遠。它把家庭、企業和政府三個部門進行了再次加總，從而與我們感受最為直觀的“可支配收入”產生了巨大的差異?？吹竭@些極為簡化的數字的同時，對它們背后的真實情況保持清醒，正是宏觀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應有的追求。

（作者范志勇為中國人民大學崇實書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孟星屹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