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回了趟北大國發院，參加財經班同學畢業十周年聚會。期間，與幾位當年的授課老師座談，時隔十年，重溫課堂，感慨萬千。

一位老師是“調研高手”，談到“調研”時，他說更喜歡“游歷”，觀察，思考，不是帶著“問題”去調研，而是帶著“空白”去調研，堅持“求知”，探索“未知”。

其實，“游歷”與“調研”有異曲同工之妙，真正的差別，應該是游歷多了一些獨立與自由，少了一些撰寫報告的壓力與約束。

當然，這里面也有一個隱含的細節，調研的選題/問題，有短線的，也有長線的，對于短線問題（臨時性的問題），需要帶著問題去了解，而對于長線問題，尤其是長期關注的問題，當然可以帶著“空白”去現場——正因為長線問題，長期關注，才可能走入真實世界，才可能不犯經驗主義，才可能帶來新鮮感。

比如“記者節”，每每引發不少感慨與熱議，其中一個話題就是新聞人的職業選擇與人生道路。就個人觀感，和一些青年記者交流時，他們津津樂道的是“新聞人的江湖”，職業正義，快意恩仇，和一些中年記者交流時，他們更多考慮的是“媒體人的出路”，人生的下一站。即便同一個人，在不同年齡段，也可能面臨這個問題。

最早關注這個問題，是將近20年前。一個是王志綱先生曾提到自己從“新聞人”向“智庫人”轉型，思考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如何有尊嚴地生存、生活的問題。另一個是章敬平先生在《新聞人的江湖》談到對新聞人出路問題的觀察與思考，大致出路不外乎幾種：從政，主要是黨報黨刊從業者的換軌；經商，去一些企業從事相關工作；當作家，從紀實報道轉向虛構寫作等。

從現實情況看，媒體人的選擇，有不少也曾引起關注：有些投身公益，像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汪永晨、原《鳳凰周刊》記者鄧飛；有些媒體人轉身自媒體，如原《新京報》首席評論員于平，原鳳凰網軍事頻道總監金昊，利用自媒體平臺繼續從事內容生產；有些媒體人進入高校開啟教學生涯，如原《中國青年報》評論員馬少華老師在2001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年后，他的同事曹林進入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鳳凰網原資訊中心總監王沖進入浙江外國語學院美國研究中心等等。還有不少媒體人投身互聯網平臺，從事公關業務。

關于媒體人職業發展的問題，這些年也有一些貼近一線的研究，印象較深的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張志安教授的《潛入深海：深度報道30年幕后軌跡》，白紅義教授的《以新聞為業：當代中國調查記者的職業意識研究》，還有原中山大學陳敏老師關于評論人的系列研究等。

客觀說，如果從“短線”看，新聞人的選擇，可能很難帶來太多的思考，而從“長線”看，不僅能看到媒體業的結構性變化，還能看到知識人/讀書人的現實選擇，如何選擇有意識的生活，有尊嚴的生活，以及個人與行業之間的彈性空間。

今天，恰逢第24個中國記者節，我和梁衡老師（著名新聞理論家、原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原副總編）、張維燕老師（新華社研究院《中國記者》雜志執行總編輯）、董巖老師（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高級編輯）三位嘉賓，共話“補丁”人生，探尋如何“覓渡”。

這個話題其實是梁衡老師現身說法，從個人經歷中體悟出的“補丁說”， “生活乃至生命總是在不停地打著補丁。當然，最好一開始就能有一種正常的狀態，盡量不要人為地破壞而后再去打補丁。但是，又有幾人能一生順遂呢？歲月蹉跎命多舛，人生誰能無補丁?！?/p>

如果從“長線”角度去思考“新聞人的選擇”，會發現這個問題并沒有更多的特殊性。

以前一些新聞人轉型時，會引用赫爾岑的詩句：“我們正處在既來自過去，又達不到將來的中間環節，我們既看不到黃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來的人啊，你們也許永遠不可能理解我們。”

今天，面對“不可能理解”，更需要為人生打“補丁”，為命運去“覓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