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者即正義》

在所有科學中，理解人的行為可能是最難的問題之一了。而對于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而言，理解人們的行為模式則是工作的基礎之一。大到國家法典，小到機構規章，我們的生活是由無數規則和法律編織而成的，法律問題，可以說是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

然而，為什么總有些法律條款相比于其他，更容易被打破？公民愿意遵守法律的底層邏輯是什么？怎樣才能讓法律更有效？

“激勵”和“嚴刑峻法”往往是大家腦海中公認的兩種通用手段，但多項研究表明，這兩種方法其實都并非讓法律高效運轉的最終答案。法制問題并不僅僅在于對法律法規的制定和設計，更在于對法律的執行。

“程序正義”也許是大家常常聽到的概念，但它究竟代表著什么？又會對法律的效果起到哪些影響？本雅明·范·羅伊與亞當·費恩兩位教授在合著的《規則為什么會失效》中，詳細的闡述了上述的問題，為如何建立一個更高效的法治社會提出了解決方案。

為什么公民不服從

1930年4月6日，圣雄甘地制鹽。在印度西部阿拉伯海岸邊的丹迪（Dandi）村，他趟入海水取出一坨泥巴，再用海水煮沸。甘地是長途跋涉來到海邊的。3月12日，他帶領72名追隨者，從他的薩巴爾馬蒂修行處（Sabarmati Ashram）村舍出發，走過一個又一個村莊，一個又一個鎮甸，走了240英里才到了海邊。甘地的行進隊伍每到一處，就會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等他到達海邊時，身后跟著的人已經排了兩英里。成千上萬的人目睹了甘地非法制鹽。

這一年的早些時候，甘地發表了他的“印度獨立宣言”。他知道，要實現宣言，他必須煽動大規模的集體行動。他試圖找到一個凝聚點，使印度人一起反對英國殖民統治者。他在“1882年印度鹽法”中找到了這個凝聚點。這項法律強令鹽的開采和制作皆由英國政府壟斷。這意味著印度的鹽業生產者只能通過政府的鹽庫來售鹽，且必須支付重稅。此前一百年，先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然后是自1858年接管殖民統治并建立英屬印度的英國政府，都對印度當地制鹽業施行高額殖民稅收和限制，其結果便是這部法律。

百余年來，印度人民一直在抵制殖民者對鹽的限制。對許多沿海地區居民來說，鹽這種礦產是現成的收入來源；而對所有其他人來說，鹽不僅是重要的調味品，更是在印度炎熱潮濕的氣候下，千百萬重體力勞動者的飲食中必需的礦物質。鹽的非法生產與走私比比皆是，最終，英殖民當局沿產鹽的孟加拉省西部邊境建了一道2500英里的圍欄。圍欄由荊棘樹木組成，并由1.2萬多人把守。對鹽的限制和征稅也廣受批評。

當時，印度殖民時期議會的代表們認為，這一制度太不正義，應當廢除或徹底變革。于是，甘地領導的1930年“食鹽進軍”運動，成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高潮。鹽稅是他所抗爭的殖民統治壓迫的縮影。在他的抗爭方法中，一項關鍵因素就是“公民不服從”（civildisobe dience）。他通過拒絕遵守壓迫者的不正義規則來反抗壓迫，創造了一個在后來的斗爭中不斷被效仿的范型。這一點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斗爭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像甘地一樣，羅莎·帕克斯女士和馬丁·路德·金博士也是通過違法來彰顯法律及相關支持制度更廣泛意義上的不公。

而本書所寫的內容恰好與壓迫性法律相反。我們寫的是為正當利益服務的法律，如致力于減少污染、不安全作業條件、性騷擾、交通事故和暴力犯罪等的法律。然而，即使法律服務于正當利益，人們感受到的守法義務也不盡相同。有些人可能認為，無論是否有執法或是否認同法律，人都至少應該去努力遵守法律。而另一些人則可能較少感受到總體上的守法責任或說義務，例如他們可能認為，如果大多數人都這樣做，如果沒有真正的制裁，如果沒有人知道，或是如果不造成傷害，那么違反法律也無傷大雅。

對于法律如何影響人的行為，公民服從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應該說，具有較高公民服從意識的人會更傾向于遵守法律規則，這是符合邏輯的。人在有較高的公民服從意識時，即便執法有限，即便服從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即便大多數人都違反法律，即便他們自己也不一定同意該法律，他們也會遵守法律。他們遵守法律，是因為他們有義務感。這是法律啊！因為是法律，所以必須遵守。公民服從是行為暗碼至關重要的一部分，當我們此前討論的所有其他機制都失效時，公民服從就是法律可以依靠的某種防故障裝置。反之，公民不服從就像邊哨烽火，可能顯示著法律已經偏離了正確方向，不再為正當利益服務。

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心理學家湯姆·泰勒或許能在這一點上提供幫助。泰勒首先評估了與懲罰的威懾、同伴的認可（指令性社會規范）等其他因素相比，人的責任感與守法有多強的相關性。我們直覺上可能認為威懾和社會規范會是最強大的力量，然而泰勒發現，一個人的責任感才最有影響力。換句話說，人對法律的遵守，更多地取決于他們是否感受到了守法責任，而不取決于懲罰。

泰勒還分析了人的守法責任感與其對司法系統的看法間的關聯。他發現，人對司法系統的公平性、正義性的看法，會影響人的守法義務感，進而影響其對法律的遵守。人越是覺得司法系統公平公正，就越會覺得法律是正當的，也就越會覺得有義務遵守法律。泰勒認為，人們對法律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看法，與其說是取決于其結果，不如說是取決于其過程，即取決于立法者、法院和執法部門是如何得出這些結果的。因此，人即使輸了官司，如果他認為這個過程是公平公正的，就依然可能接受并遵守判決和法律進程。他的核心觀點是，程序正義，即過程的公平公正，對于增強人的守法責任感進而守法行為，都至關重要。事實證明，過程比得到一個有利的結果重要得多。

究竟是什么塑造了程序正義

泰勒分析了究竟是什么塑造了程序正義。他的第一個結論是，當局要允許公民在訴訟程序和決策中擁有發言權。即使我們的意見并沒有改變法律訴訟的結果，參與其中也會增加我們對程序正義的感知。第二，當局必須誠實地對待人民，不辜負其信任。第三，當局可以通過尊重公民來提升程序正義。最后，當局必須保持中立，這要求立法者、執法者和法官不受個人意見的影響，平等而無偏向地對待公民。

一項實驗中，三位愛爾蘭的稅務學者伊萊恩·道爾（Elaine Doyle）、基蘭·加勒里（Kieran Gallery）和瑪麗·科伊爾（Mary Coyle）向逾期未報稅的愛爾蘭納稅人發提醒信，想知道會有什么效果。他們比較了三版不同提醒信的效果。第一個是標準版，其中包括告知納稅人他們逾期未報稅，他們需要做什么，以及若不依法報稅將面臨起訴。第二版與第一版類似，只是語言更正式，更強調懲罰。而最后一版信件強調程序正義，特別是稅務機構尊重納稅人（表達了稅務機構相信納稅人的誠實，知道納稅人可能還不了解自己必須報稅），并向納稅人提供更多關于稅務機構如何做決定的信息。三位學者發現，與沒有收到提醒信的逾期未報稅者對照組相比，這版提醒信都促進了報稅行為。但在三版提醒信中，與標準版（25%）和威懾版（21%）相比，表達了程序正義信息的版本對報稅率提升最多（30%）。

謎底揭曉。人如果有強烈的公民服從意識和強烈的守法責任感，就更有可能遵從法律規則；即使執法有限，即使其他人違法，即使自己不一定認同的法律條款，他們也會遵守。程序公平是公民服從的重要先決條件。但是當法律機構沒有以程序公平的方式行事時，我們該怎么辦？

德里克·塞勒斯（Derrick Sellers）是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退伍軍人。他被關押在路易斯安那州伊比利亞堂區監獄期間，一天晚上，獄警強迫他穿過一條荒廢的走廊，進入一間探視室，一群獄警毫無理由地把他按在地上，用胡椒噴霧噴他的臉，用手、腳、膝蓋和金屬物品揍他。這場毆打十分殘暴，他的左顴骨都被打進了眼窩，至今他仍無法正常視物，并被與腦損傷有關的頭痛和定向障礙所折磨。

幾年后，塞勒斯與伊比利亞堂區警長辦公室達成250萬美元的和解，這是該辦公室迄今為止最大的一筆此類賠償。該辦公室已被起訴過幾十次，索賠金額超過600萬美元（這僅僅包括公開披露的金額；由于一些訴訟以“不公開”的金額和解，所以實際金額會更大）。伊比利亞堂區警長辦公室已成為一個臭名昭著的腐敗部門，那里的警察目無法紀，虐待和違法十分猖獗。

《三塊廣告牌》

例如，某晚，包括緝毒探員韋德·伯格倫（Wade Bergeron）在內的三名警員在參加下班派對，喝得醉醺醺時，他們決定離開派對，去找幾個人揍一揍。他們碰到了兩名黑人男子，一個16歲，另一個21歲，于是就毆打了他們，理由呢，據伯格倫所言，就是“因為這是我們最先遇到的人”。他們事后向警長路易斯·阿卡爾（Louis Ackal）匯報，警長滿不在乎地說這“聽起來只是個‘敲打黑鬼’的事”。據稱，警長和其他上司讓他們撒謊，用一個編造的故事把自己擇出毆打事件。

阿卡爾警長手下共有10名警官在聯邦法院認罪，指控包括違反聯邦民權，用虛假陳述幫助他人掩蓋侵害行徑，以及長期篡改事件報告以合理化過度使用武力。這些事件影響巨大。為了對這些警員進行調查，100多起刑事案件不得不被撤銷，還有700多起其他案件可能受到影響。種種這些，暴露出的是一套失靈的系統：警察可以長年施暴而不受懲罰。在這套系統中，執法人員、監獄看守、檢察官和法官都不能提供程序正義或公平。這些事件破壞了公眾對執法部門和整個司法系統的信任。

現實情況是，社區之內幾十年的程序不公平深刻而持久地影響了人們對法律機構和法律制度的看法。研究發現，拉美裔青少年對執法部門的信任從9歲開始下降，而在黑人青少年那里，這一下降發生得更早——7歲。我們知道，人們的看法具有連續性，即如果你在年輕時對執法部門就產生負面看法，那么隨著年齡增長，你更可能保持這些看法。

《三塊廣告牌》

這些不僅僅是警察的問題。在法律的施用方面，美國的法律系統中充斥著程序上不公平的做法。紐約的一位移民法官只批準了6%的申請，而他的同事卻批準了91%。在裁決社會保障的涉殘糾紛時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一些法官推翻了10%的行政決定，而同期的另一些法官則推翻了90%。對此類研究的一份綜述發現，類似的不一致也出現在美國當局決定專利申請、執行養老院醫療補助標準、決定取消虐待和疏于照顧兒童的父母的監護權以及核安全檢查等方面。相關羅列還可以不斷增加。這些重要法律裁決中的不一致，很容易破壞人們對法律制度的程序正義、公平和平等的看法。

如何更好的執法

促進法律體系中的程序正義，是確保我們的法律能夠產生公民服從的第一步，也是迄今為止最難的一步。很多時候，這意味著既要處理壞蘋果（罔顧程序公正的執法人員個體），又要處理裝蘋果的桶（維持、保護和姑息這種不良執法行為的部門和大環境）。在本書中，我們迄今為止所討論的內容也都適用于這一復雜問題，因為改善潛在違法者行為的各種機制，也都能用來改善執法人員的行為。

但即使執法者停止了粗暴、隨意且歧視性的執法方式，也不意味著公民就會認為法律體系在以公平、公正的方式運作。因此，一旦法律機構提高了實際的程序性正義，就可以開展第二步了：建立公民對法律機構的信任。在幾十年的濫用職權之后建立信任并不容易。對于一些社區，這個過程可能和重建被戰爭摧毀的國家一樣困難。

多年來，制度化種族主義、暴力壓迫和斗爭給南非留下了無法愈合的創傷，即便納爾遜·曼德拉獲釋，并在隨后的1994年登上總統寶座，也無法將創傷抹平。為了治愈這些創傷，為了在被種族隔離破壞得千瘡百孔的國土上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南非開展了所謂的“真相與和解之路”。它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組織公開聽證會，讓受害者們講述自己所遭受的痛苦；犯罪者如果愿意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可以申請特赦：7111名犯罪者申請了此種特赦，849人獲得了赦免。

雖然真相與和解之路在南非并不完美，部分原因是該政策沒有有效地懲罰最嚴重的犯罪者，但它還是創造了一個許多國家試圖效仿的范型。該范型表明，人們看重的是國家建立一套能清晰指認暴行的程序，允許受害者表達冤屈，犯罪者也承認自己在這些暴行中的角色。這套程序能確保各種不公及其深層原因能得到清晰而公開的傳達，以便借改革解決這些問題；而最嚴重的犯罪行為，可以用起訴來解決。而當局要重獲社區的信任感，這套程序也至關重要。

在這樣一套程序中，道歉這一環非常關鍵。當局只要發現了嚴重錯誤的證據，就必須公開道歉，并進行開誠布公的溝通。機構首腦如果試圖通過公開道歉與社區和解，就也必須在道歉的同時承諾負責。要重建信任和信心，機構不得否認問題或回避起訴罪犯，否則會進一步拉開社區與當局的距離，也很可能削弱公眾的守法義務，助長公民不服從。

公民服從是行為暗碼的一根關鍵支柱。人在感到自己有守法的責任時是會守法的，即使執法有限，即使守法需要自己付出代價，即使他們看到別人違法。我們現在知道，這種服從與人們認為法律的運作方式是否公平直接相關。法律制度越公平，人們不僅越會感到有義務遵守法律，而且實際上也更守法。

這提供了一個明顯的雙贏局面。我們能擁有更有效的法律來保護我們免受傷害，同時也能擁有更公平、公正的法律。在美國，由于程序性不公正的普遍存在，無論是在警務實踐中，還是在法律的日常及庭上運用中，促進程序性正義都是國家實現其承諾的法治和保護公民權利的基本需要。

《我們與惡的距離》

顯然，程序上的公平和有效執法之間并不存在矛盾。“黑人命也是命”運動的關注點應該與社區對犯罪的關注點完全重合。所以，這不是一個零和游戲，即我們必須犧牲社區中一部分人，特別是有色人種青年的權利和安全，來對其他人的權利和安全進行所謂的保護。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這類案件最終使納稅人損失數百萬美元，減少了可用于加強公共安全的資金總額。

例如，有300名受到帶偏見和不公的警務工作傷害的人起訴了費城市政府，而該市迄今已同意支付超過200萬美元的和解金。在賓州的另一起案件中，由于一名法官剝奪了青少年在法庭聽證時可以有律師在場的權利，給2400多名青少年錯誤定罪，并將他們送往營利性的拘留中心以收受回扣，該州不得不向這些青少年被告支付475萬美元的賠償。法律要想有機會改變根深蒂固的系統性錯誤行為，就必須學會關注公民服從和正當性。要做到這一點，在法律的設計和運作中，我們必須將程序上的公平作為核心。

原標題：《規則不再公平時，我們該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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