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別通天塔

暮秋，難得的陽光，灑在復旦園，只見梧桐樹葉撒落一地，行人走在上面，發出沙沙的響聲。學生們在上課，校園靜悄悄。我進得校門，下意識地往左拐，穿過一排參天的樺樹林，眼前即呈現一片園圃，秋雨滋潤，依然是綠草萋萋。沿一條小路，我徑直向聳立在園中的老校長陳望道先生的半身坐像走去，已是數不清地佇立，留下多少回的凝望，重讀基座下方的一行文字：

陳望道（1891-1977），浙江義烏人，我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先驅，著名的愛國人士，杰出的教育家和語言學家。他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譯本，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望道的足印，從風雨如晦的舊世界中走來，正因為他的這個“第一”，為黑暗的九州傳播真理，帶來了光明，功績昭昭。記得先賢梁啟超在20世紀初曾言：“今日中國欲為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義。”以老校長譯書之功業，然也。

由此，我浮想聯翩，此刻我想得最多的是翻譯之于人類文明的貢獻。倘缺少翻譯，世界也許永遠會在黑暗中徘徊，遑論走向“大同”。這自然會讓我聯想起，一個為大家所熟知的英文詞Babel，譯成中文為“巴別通天塔”，出典于《圣經·創世記》（11：4），說的是：人類的先民們最初和諧相處，沒有語言障礙，他們同聲說：“我們要造一座通天塔，塔頂通天，以揚名天下。”此舉觸怒了上帝，上帝為懲罰人類，便變亂他們的口音，使彼此言語不暢，離散四方……

然而，故事并未結束。人類不甘于此，他們創造了一項偉業——翻譯，藉此打破了被上帝變亂的語言桎梏，各民族之間、各地區之間，交流融通，相得益彰。于是，那些翻譯家就成了“巴別通天塔”崇高事業的建造者。

老彼得·勃魯蓋爾《巴別塔》

這自然是一個比喻，然任何再貼切的比喻都是可以找茬的。不過在我看來，用“巴別通天塔”來形容翻譯的神圣使命，或直言之，于當代中國實踐梁啟超上述之“驚世之言”，生動形象，庶幾可矣。

筆者之所以要花些筆墨，從望道之譯書說到“巴別通天塔”，把翻譯比喻為“巴別通天塔”的建造者，旨在：請記住建造巴別通天塔的人們（眾多的翻譯家）的業績；也請記住那些求索歷史的歷史并進而助世人解開迷思的引路者（史學史家）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上說，后者（史學史家）同樣在建造“巴別通天塔”，去通往奧林帕斯山上的克麗奧的神殿，其業亦崇高，一點也不亞于前者（翻譯家）。由此，陳恒教授領銜主譯的丹尼爾·沃爾夫《全球史學史》，兼容兩者，都是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建造巴別通天塔的貢獻，聚沙成塔，積之恒久，便可通“天”了。

二、博大精深獨具匠心

還是言歸正傳吧。丹尼爾·沃爾夫的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直譯中文為《全球歷史的歷史》，陳譯本為《全球史學史》，可也。不過，這里還得說一下“History of History”（“歷史的歷史”），直譯的好處就是直截了當點明了本書不是研究“歷史”（歷史Ⅰ）的，而是研究“歷史的歷史”（歷史Ⅱ），即我們行內經常說的，其研究對象是歷史學科發生與發展的歷史，這也就是史學史的宗旨。道明這個近乎常識的一點，實在很重要，于讀者而言，閱讀本書，需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書，當然對于那些已知一些西方史學史知識的人來說，本書也并不難讀；于作者而言，這是一部難寫的書，它必須獨具匠心，方能“笑傲江湖”，名震史林。讀罷全書，我以為用“博大精深，獨具匠心”這八個字來評價本書，應當說是恰如其分的。

沃氏的《全球史學史》是西方史學史之史的新作，它繼承傳統，又超越傳統，為史學史寫作開了新途。歷來的史學史著作，正如英國史學史家巴特菲爾德所言：“如果人們把史學史歸結為一種純粹的提綱，如同另一種的‘書目答問’，或把它編纂成一種松散的編年形式的歷史學家的列傳，那么它將是一門很有限的學科了。”此類史學史著作，本國的如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域外的如美國巴恩斯的《歷史編纂史》等。晚近以來，這種史學史的書寫模式多有突破，中西皆然。中國史學史佳作紛出，在此不容贅說。西方學界的史學史新著也不少，近來流行于中國學界的，比如唐納德·凱利的《多面的歷史：從希羅多德到赫爾德的歷史探詢》、恩斯特·布雷薩赫的《古代、中世紀和近代的歷史編纂》等等。與上述大多問世于20世紀末的史學史著作相比，沃氏之作不是“書目答問”，更不是“史家列傳”，而是別具匠心，成為一部“關乎歷史寫作、歷史思想以及自古至今歷史學科演進的”長篇宏著，讀者細覽，從中不難看出端倪。

我們之所以說沃爾夫的《全球史學史》“博大精深，獨具匠心”，最主要的在于他治史的全球眼光，這與前些時候出版的伊格爾斯等在他們的《全球史學史》前言中聲言的“全球的視野”是相契合的。且看：全書九章，時間從遙遠的公元前四千多年前說起，直至20世紀的后現代化主義；空間為西方與東方（或非西方），這里指地域上的；內容宏富，全景式地展現了不同社會與文化傳統背景下對歷史的認知及相互交流；令人看重的是，沃氏身為西方人，卻對目前貌似處于優勢地位的西方史學及它的影響作出了新的考量；寫作上，不是單向的平行敘述，而是如電影中“蒙太奇”的手法，把分切的鏡頭組接起來，此種“史法”，全書俯拾皆是，這無疑增加了吸引力和可讀性。由此，全書猶如萬花筒一樣，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種色彩絢麗斑斕的史學景觀，一部從全球性視野考察的全新的史學史，稱之為《全球史學史》，乃實至名歸也。

說到這里，筆者特別要指出的是沃爾夫在《全球史學史》中對中國史學的評價。在書中，他以不無贊揚的口氣說道：“世界上沒有一種文明能像中國一樣始終如一、連續不斷地優先將記錄、理解歷史置于很高的地位。”這與他之前的西方學者說中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如黑格爾），說中國古代史學“缺乏近代西方科學中的理論思維”（如巴特菲爾德）截然不同，這些皮相之見都源于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史學的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沃爾夫就不同了，從書中所示，他對中國史學有相當的自己的主見和了解，這些認知是建立在熟知中國歷史文獻的基礎上的，比如他在寫到司馬遷時，竟屢屢運用“蒙太奇”手法敘史，說司馬遷和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一樣，都有一種垂訓后世的觀念；又說司馬遷的《史記》與古羅馬史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一樣，都包含有人種志的成分，這不僅讓筆者感到驚奇，而且也顯示了他對司馬遷的了解并不膚淺，我們能從中看出他對中國史學史是花過精力而不是憑空臆想的。這對一位西方史學史家而言，有這種眼光和認識，我們能不為他點贊嗎？

毋庸諱言，不管是伊格爾斯們的“全球視野”，或是沃爾夫的“全球眼光”，都是繼承西方史學史家先賢的結果。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歷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放言治史要“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并以其史學實踐為他倡導的“全球的歷史觀”作證，這大大影響了斯塔夫理阿諾斯和麥克尼爾等人的世界史體系的革新。進言之，難道其論對西方的史學史家就不發生一點影響嗎？世上哪有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啊！倘再檢點西方史學史之史，更是說明：全球史學史既是當今世界全球化時代的產物，也是西方史學自身壇變與革新的結果。

丹尼爾·沃爾夫

我國當代比較史學名家杜維運先生曾說：“互相比較，能發現史學的真理，能豐富史學的內容。”這于史學史著作的比較研究，其理亦然。據此，以下筆者想以近五年國內翻譯出版的三部中文譯本為例，即：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王晴佳和穆赫吉的《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下簡稱“伊氏書”）、約翰·布羅的《歷史的歷史：從遠古到20世紀的歷史書寫》（下簡稱“布氏書”）、丹尼爾·沃爾夫的《全球史學史》（下簡稱“沃氏書”）。筆者意在通過比較，更能顯示出沃氏書的“博大精深，獨具匠心”。這里限于篇幅，筆者只能畫龍點睛，點到為止。

先就伊氏書與沃氏書作一點比較。前書出版后，沃爾夫惺惺相惜，便對伊氏書作出了這樣的評價：“人們往往將歷史編纂的歷史觀視為西方獨有的創造，但這樣的說法已經不合時宜了。這本新書是個重大的貢獻，有助于我們從全球的角度理解近現代歷史寫作的發展。”細細品讀，似能感知其贊詞背后的文章：沃氏先“揚”，稱伊氏書“重大的貢獻”“全球的角度”，但落實的結語卻是“近現代歷史寫作的發展”。換言之，伊氏的《全球史學史》，是“近現代以來”，顯然與沃氏書的“自古迄今”，難以相提并論，盡管該書作者在首章就其為何從18世紀開始，道明了自己的理由。于此可見，其容量遠不及沃氏書。至于其他，讀者自會察知，不需我在這里饒舌了。

說到布氏書，說實話我是很喜歡的，其因就在于作者所說的：“我們的首要任務是試著將閱讀這些歷史的經驗與趣味傳達給讀者。我試圖恰如其分地在本書表現出一種五花八門、多層次與多調性的濃厚歷史敘事的可能面貌。”該書作者執意要書寫的不是“關于一種歷史的歷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而是“一部關于各種歷史的歷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在書中呈現出的歷史多樣性的描述，遠勝于單一的歷史敘事。因而，該書不只是史家成就與優缺點的記錄，也不是史家所屬學派與傳統的記載。此外，作者的思想家底色，自然下筆較職業的史學史家出彩，他動用饒富趣味的文學筆調，于讀者頗有吸引力。不過，令我這個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從業者注意到的一點是，布氏也認為史學史是西方文化整體的一部分，甚至是文化的核心，這與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早就揭示的“史學，文化中的文化”這一淺見倒是相吻合的，或者自夸地說，布氏也算是筆者的一個“異域知音”了。

不過，就布氏之書與上述其他二書相比，他的史學史之作只能算作西方史學史，但卻是一部從希羅多德講至布羅代爾的較為系統與完整的西方史學史，然終究稱不上是“全球史學史”。

布羅在他的書結尾，聲稱“本書沒有結論”，這是學者之語；又云他對書中所出現的作品評價，或“略失公允”，或“未給公允”，這是智者之言。我在這里也不妨借用“布氏之術”，上述的比較乃至對丹尼爾·沃爾夫《全球史學史》一書的點評，沒有結論，所作論語都會有失公允，于此我感到歉疚。

三、望道路上

從望道像穿越而過，沿小徑北行沒多遠，就是橫貫東西的望道路了。下課了，學子們或三五成群，談笑風生，或踽踽獨行，思緒入神……

我望著這些“天之驕子”，不知他們在說些什么，在思考什么，而我此刻卻遐想不已：

望道路，從譯業出發，從“發凡”成家，從主政澤被，無一不讓世人感到：望道路上，求真有望，學問有道，無疑這是一條通往“巴別通天塔”的大道。

言歸本書之“巴別通天塔”的建造者，其領銜主譯陳恒教授，也曾是復旦學子，走過望道路。作為他的老師，我目睹這位昔日的“復旦學子”在翻譯、學術等方面的非凡成就，這分明是在接續先賢之足印，行走在望道路上，其中最具影響的也是他的“巴別通天塔”的建造者的業績：他主編“上海三聯人文經典書庫”“大象學術譯叢”“二十世紀人文譯叢”“城市史譯叢”“歷史學研究入門”等，其主編的《新史學》《都市文化研究》《世界歷史評論》已出一百余輯，凡此種種，均惠及史林，在學界無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言歸丹尼爾·沃爾夫《全球史學史》之中譯，我不僅要向沃爾夫這位“巴別通天塔”的建造者、更要向陳恒教授主譯的“巴別通天塔”的建造者們致敬！

本文為《全球史學史》（上、下）中文版序，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全球史學史》（上、下），【加拿大】丹尼爾·沃爾夫/著 陳恒、李月、屈伯文/譯，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