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王國

Kingdom of Characters

無論是在地鐵上，超市排隊結賬時，還是上班的空當，我們都能用手指以驚人的速度在智能手機觸摸屏幕上完成滑、點、拖、發送等一系列操作。鍵盤輸入法已經與搜索引擎、手機游戲和購物軟件密切捆綁，從北京發出的中文信息也會即刻顯示在上海、紐約或倫敦的電子屏幕上。

然而，從設計官話字母方案，在打字機上加裝漢字，到圖書館分類、國語羅馬字、漢字拉丁化，直至今天的鍵盤輸入法，中國人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輾轉、奮斗、忍辱負重。一系列大規模技術變革險些讓漢字被世界拋棄，是冒著生命風險重新“發明漢語”的實驗者，倡導普及普通話的大膽革新者，在茶杯蓋上設計漢字輸入碼的工程師……比如我們所熟悉的學者、作家林語堂，就曾為漢字的現代化付出了極大努力。他們以自己的學識和不斷的實踐，幫助漢字重新煥發生機，為全球貿易和數字技術所用，也助力今天的中國成為世界的重要力量。

耶魯大學教授石靜遠的作品《漢字王國》揭示了語言作為技術的強大力量。洞察中國20世紀的重大事件的同時，他擴展了語言帝國主義等既有的理論敘事，代之以全景和增補的敘事，使漢字改良史和演變史變得豐富而多元。

《漢字王國》石靜遠/著，林華/譯，中信出版社

1917 年，23 歲的林語堂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這份雜志兩年前在上海法租界創刊，給中國躁動不寧和聰穎卓絕的青年人提供了一個平臺。雜志除中文刊名外還有同樣語義的法文刊名“La Jeunesse”，顯示了帶有馬克思主義鋒芒的世界性風格。在這本封面加紅套印的平裝雜志上，勤于思考的年輕人發文表達激進觀點，介紹西方思想，質疑傳統知識。主編把雜志的使命說得很清楚：如果中國必須丟棄過去所有傳統的沉重包袱方能與外部世界競爭，那也只好如此。

與各種激烈批評傳統文化的文章相比，林語堂的文章沒有那么慷慨激昂。他選擇了一個看似無害無趣，更適于圖書館工作者思考的題目——《漢字索引制說明》。同期雜志上的另一篇文章更吸引眼球，因為它介紹了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關于時間的內部體驗學說，這個學說看起來足夠新穎。林語堂那篇 7 頁長的文章沒有提出什么振聾發聵、令反叛青年趨之若鶩的主張，但它后來做到了雜志中任何其他文章都做不到的事：它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新舊知識的景觀。

林語堂的提議乍看似乎簡單，但其實可以算是一份組織漢字的完整指南。他把漢字分解成筆畫，確定了 5 類筆畫：橫、直、撇、點、勾。這里隱約可見傳統上教授書法時使用的永字八法的痕跡。可是林語堂給他的 5 類筆畫界定的范圍要寬得多，他注意的是筆畫的方向，不是筆畫的樣式。例如，一橫不僅包括明顯的一道橫線，如漢字的“一”，而且包括任何從左到右以類似的動作寫出的筆畫，不一定是平的。

林語堂確定的5類基本筆畫

數千年的書法練習使得筆畫和筆順根深蒂固，發展出了一套先寫哪筆，后寫哪筆，直至完成全字的固定規則。在英文書寫中， 可以想象寫字母“A”時先寫中間的小橫，但常規寫法是先寫左邊的斜線，后寫右邊的斜線，最后寫連接這兩條斜線的小橫線。同樣，寫字母“X”的時候先寫哪一筆都可以，結果毫無差別。但是，手寫漢字時，筆畫和筆順嚴格得多。林語堂用一個字的首筆畫作為第一分類依據，卻發現分得不夠細。于是他在那 5 個基本筆畫的基礎上加以擴大，確定了 19 個首筆畫，囊括了所有漢字書寫的第一筆。

接下來林語堂把第一筆和第二筆放在一起，找出了 28 個頭兩筆的格式，幾乎適用于所有漢字。這如同先分出所有以一條豎線開始的字 母：“B”“D”“F”“H”“K”“L”“M”“N”“P”“R”。

在5個基本筆畫的基礎上確定的10個“首筆畫”

然后加上第二條規定：第一筆豎線后必須是曲線，這樣前述那些字母就剩下了“B”“D”“P”“R”。用確定的一套頭兩筆組合來辨識漢字，如此產生的組織格式與字母的邏輯不相上下。

林語堂這個簡單明了的辦法向數千年來研究、學習和規范漢字的傳統提出了挑戰。他顯示了漢字如何可以按照其自身組織來分類，而不必依賴其他外在的原理，無論是西方字母還是代碼。在字典中分類查找漢字從來都是靠部首。在林語堂之前，沒有一個中國人提出過他這樣完整的替代部首制度的方法。祁暄僅僅是開了個頭。

傳統上，分類所依靠的原理因多年的習慣和文化實踐積淀而成，而非來自抽象的語言理論。語文學和詞典學是中國經典學問的核心，文字本身也是研究的對象。許多個世紀以來，學者們努力通過證實某個字的意思來保存古人的智慧，這是訓詁學這門備受尊敬的學問的關鍵。印刷術發明之前，此事的難度超乎想象。即使手抄本的字體依照規范，仍舊有許多筆畫差那么一點。一橫寫成一撇能引得以后好幾代學者對這到底是什么字爭吵不休。

管理漢字的全部詞匯枯燥無味，吃力不討好。把字詞整理記錄成詞匯表是對漢語知識基礎的重要支撐。這項工作是對漢語詞匯的必要維護保養，需要懷著負責任的精神耐心地、不厭其煩地反復比較對照，細致入微地分門別類。所有這些一絲不茍的工作都遵循著一條基本規則。兩千年來，作為漢字一部分的部首一直是分類的唯一標準。最早的漢語書寫出現后大約1100年到1500年，部首得到了確定，當時用于管理內務。那時漢字的數量已經相當可觀。

第一個匯編部首的人名叫許慎，是東漢時期的大儒和經學家。因為之前無人對漢字做過總結或研究過漢字的用法，所以許慎確定了 540 個部首來厘清混亂無序的 9353 個漢字。他深信，必也正名乃天下至道。這個信念深刻影響了他的組織準則。據說 540這個神奇的數字來自代表“陰”“陽”的 6 和 9 相乘之積，再乘以 10，它留出了足夠的類別數目。他的制度從部首“一”開始，象征著萬物之源，到代表時光循環的 12 個部首結束，形成了制度在概念上的完整性。

簡而言之，部首是神圣的，上千年來一直得到尊重和遵守。不過，時常有人發問：為何要有如此多的部首？到底多少部首最為合適？對此眾說紛紜。10 世紀，一位僧人把部首數目從 540 減到了 242，近 500 年后，一對父子選擇了 444 這個數字。最后的214 個部首是明朝時確定的，由太學生梅膺祚整理編入了自己編纂的《字匯》之中。到 18 世紀，愛書如癡的康熙皇帝采納了 214 個部首的制度，命人編纂一部以他命名的權威性字典，由此確立了214 個部首的權威地位。

到 20 世紀早期，部首制度開始現出裂痕。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在修改、補充、調整部首制度，以維持它的可行性，但這個制度學習和使用起來仍然費時費力。沒有易于掌握、有章可循的規則來儲字檢字，也沒有合理的辦法來管理浩如煙海的字軸和書籍中用漢字記載的大量故事、歌謠和王朝歷史。

《康熙字典》中“弓”字部的頁面

中國人在聽說亞里士多德的分類學或梅爾維爾·杜威（Melvil Dewey）的十進分類法之前，很早就有了自己組織典籍的方法。他們不像杜威那樣依靠數字和小數點，也不像查爾斯·A. 卡特（Charles A. Cutter）那樣使用字母。卡特在 1880 年前后開始使用字母來標識不同的題材，后來他的制度成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制度的基礎。中國真正的書目分類始于公元前 1 世紀，建立在道德秩序的概念之上。一位儒學家設計了一套復雜的制度，有 7 個大類，下分 38 個小類。儒家經典居于首位，包括天文學、風水占卜、藥理學、性學在內的科學和醫學敬陪末座。兩個世紀后，一位秘書監把被稱為“七略”的七類縮小為更簡練的“四部”，即四類。幾經調整后，四部被確定為延續至今的形式：經、史、子、集。四部之下分別收藏了海量書籍和記錄。據報告，到 15 世紀末，中國產出的書目和冊數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加起來都多。

18 世紀，中國執行了一項巨大無比的皇家藏書項目，經、史、子、集四部實現了標準化。在《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大批學者奉命在四部的各部之下進行編集。《四庫全書》共包含近 8 萬卷書，歷時 10 年終得完成。四部的次序反映了它們的重要性等級。這種以儒學為尊的書目制度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中合情合理，但用生活在 20 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林語堂的眼光來看，它與西方的圖書館制度相比，在現代沒有多大用處。

在 1917 年刊登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中，林語堂把漢字和漢語信息管理視為同一個問題。若能輕易地在字典里找到一個字， 同樣可以很快找到一本書書名中的第一個字。所以，解決前一個問題的辦法一定能夠解決后一個問題，而辦法從來就擺在那里， 那就是漢字的結構。林語堂表示，漢字完全可以應付現代的挑戰。它的進步無需任何外援，不用羅馬字母，不用數字，也不用代碼。漢語不需要其他表現方法，它自己特有的筆畫和筆順就足夠了。

林語堂發明的明快打字機，后來因為造價昂貴一直沒能推廣開

林語堂的主張立即引起了共鳴。在中國深陷疑惑與焦慮之時， 他的主張給人們帶來了希望、慰藉，甚至信心。新文化運動的一位領袖錢玄同看到，林語堂的思想遠超同時代的人，對這位年輕的索引編制者贊不絕口。一時間稱譽四起。德高望重的教育改革家蔡元培指出，林語堂不僅重新構想了筆畫的功能，而且他的辦法詳細展示了筆畫如何引領并構成一個字的全部輪廓。林語堂發現的漢語表意文字的邏輯足以媲美西方字母的組織能力，卻一個拉丁字母都不用，這是何等的巧思啊。

新媒體編輯：張瀅瑩

配圖：作品插圖、資料圖、攝圖網

原標題：《漢字的重新組織，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新舊知識的景觀 | 此刻夜讀》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