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3年）是卡爾·馬克思（1818—1883）逝世140周年。就在馬克思逝世的那年，誕生了兩位現代經濟思想史上的巨擘：約瑟夫·熊彼特（1883—1950）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所以，今年也是這兩位劃時代的經濟學家誕辰140周年。

凱恩斯從不確定性出發，把宏觀經濟的衰退歸因于公眾的“動物精神”或者說“非理性預期”，以此為基礎創作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全面地更新了人們理解現代經濟系統的視角和方法。現代宏觀經濟學從這一顆橡子開始，在短短數十年里快速成長為枝繁葉茂、果實累累的參天大樹。也正是因為這一事實，我們將凱恩斯視作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創者。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 著，高鴻業 譯，商務印書館1999版

和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出版一樣，熊彼特論述創新和經濟發展的《經濟發展理論》的出版，也意味著經濟學發展史上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甚至不妨說，和凱恩斯一樣，熊彼特也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并且與凱恩斯相比毫不遜色。現代宏觀經濟學有兩個重要分支：研究經濟短期波動的經濟周期理論，和研究經濟長期趨勢的經濟增長理論。如果說凱恩斯是經濟波動或者說經濟周期理論的創始人，熊彼特則是經濟增長理論當之無愧的先行者。不僅如此，熊彼特還在《經濟發展理論》中花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現代市場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問題。

《經濟發展理論》，熊彼特 著，何畏、易家詳、張軍擴、胡和立、葉虎 譯，商務印書館1990版

因此，我常常想，即使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凱恩斯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似乎要明顯高于熊彼特；但是，在一百年、兩百年之后，那時的經濟學家回顧20世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熊彼特和凱恩斯共同奠定宏觀經濟學的基石這個判斷，應當早已成為學界共識。

具體而言，熊彼特在經濟思想上最重要貢獻，在于他獨具慧眼，將現代經濟發展的源泉追溯到由企業家精神驅動的創新活動。他對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進行深入思考，并形成奠基性的理論框架，從而成功地將經濟學從靜態分析和比較靜態分析拓展到動態分析，并且成為現代發展經濟學和內生增長理論的源頭活水。

此外，熊彼特和凱恩斯還有一個常常被忽視的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的思想都源自一個重要，然而卻被現在的主流文獻有意無意忽略的關鍵概念：不確定性。我們甚至可以看到，熊彼特和凱恩斯兩人關于經濟周期的思想，因為不確定性這個概念而有著內在的親緣關系。

和凱恩斯革命一樣，熊彼特的這場革命，也是從對斯密古典經濟學的忠實繼承者——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開始的。

在《國富論》的開篇，斯密提到勞動分工是人類社會生產力提升的根源，而市場規模的擴大則有助于分工的深化。因此，斯密的理論本質上就是一個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不難理解，市場規模的擴張和分工的深化，一定是由某些個體、某種力量推動的。現代經濟中，市場擴張和分工深化的進程是持續不斷的，那也就意味著這樣的個體和力量是作為常態持續存在的。

于是，很自然的問題是：這樣的個體和力量分別是什么？這個問題不說清楚，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為什么能夠跳出低水平的“馬爾薩斯循環”的問題就無法回答。

然而，市場規模的自發擴展和分工的深化，在斯密那里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或者說，斯密可能根本沒想過這是一個需要論證的問題。這一局限在由馬歇爾最終完成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里有著充分的體現。

在《經濟發展理論》的開篇，熊彼特首先描述了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他將這個假想的經濟體稱為“循環流轉”。這是一個沒有技術進步、沒有要素稟賦積累、沒有人們偏好變化的完全競爭市場。在這個由價格機制協調的經濟系統里，資源能夠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不同個人和企業的比較優勢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生產要素和商品在這個系統內部，通過要素市場和商品市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循環，但也一直停留在一個穩定的均衡狀態：既沒有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沒有經濟總量的增長。

這個經濟學專業本科生耳熟能詳的一般均衡狀態，如果斯密看到了，也會覺得非常吊詭：一個私有產權和價格機制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竟然沒有內生出自我持續的經濟增長。這怎么可能呢？

熊彼特也是這么看的。他說，這個循環流轉模型是完全脫離現代經濟實踐的。熊彼特思想的要義，可以簡單概括如下：現代經濟的關鍵特征，就是不斷地向前“發展”；發展的本質則是創新，也就是持續不斷的“創造性破壞”；而讓“創造性破壞”成為現實的，則是雄心勃勃、敢闖敢干的企業家。這一思想，在后來羅默、鮑莫爾和阿吉翁等人的內生增長理論中，得到了充分的應用和拓展，至今不衰。可以說，熊彼特不僅從經濟系統的經驗現象中提出了“創造性破壞”這個概念，也在經濟思想中踐行了“創造性破壞者”的角色。

和凱恩斯一樣，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也植根于“不確定性”這一關鍵約束。他關于企業家精神和作為“創造性破壞”的創新活動的理論，也是對人類社會因應不確定性沖擊的行為和動因進行深入思考的結果。

引入不確定性之后，和凱恩斯一樣，熊彼特也在這一點上表現出與斯密的重大差別。在斯密《國富論》的敘事當中，所有社會成員都是普通人。斯密并不強調人和人之間的差別。而熊彼特則強調，有一些特質在人與人之間并不相同，而且差異還相當大，這種差異就是企業家精神。

按照熊彼特的敘事，在前述那個沒有不確定性沖擊，從而一直維持著靜態的循環流轉的世界里，了無生趣。好在現實世界是會不斷遭遇不確定性沖擊的。在不確定性沖擊面前，有的人看到的是機遇，或者說通過創新獲得成功的機會；而另外一些人，則因為茫茫無計而希望得到指引。

熊彼特說，在人群當中，前一種人是少數，而后者是大多數。于是，自然地，前者就成為領導者，后者則成為由領導來組織和指揮的追隨者。前一種人，就是熊彼特所說的“企業家”。他們樂于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大膽嘗試的特質，被熊彼特稱作“企業家精神”。企業家打破常規實施新組合的行為，熊彼特稱之為“創新”。創新意味著生產資源的新組合，這種將生產資源重新組合起來的過程，熊彼特稱之為“創業”。從全社會范圍看，一些企業家新組合的成功，必然意味著原有組合方式的淘汰。因此，熊彼特將由企業家精神驅動的這種創新活動的特質歸納為“創造性破壞”。熊彼特指出，企業家的這種創造性破壞，正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正是熊彼特的這一理論，不僅為經濟發展理論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而且為宏觀經濟學中至今方興未艾的內生增長理論，或者說新增長理論，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經濟學發展史上頗為常見的是，前人篳路藍縷獲得的深刻洞見，往往被后來者粗放地繼承。人們一望而知的部分，被捧上神壇，而真正的精髓則常常被棄之不顧。熊彼特的理論也沒有躲過這一命運。一個世紀以來，熊彼特思想中最有創造力的部分，時常被提起，但很少有人真正應用。徐青藤所感嘆的“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并非虛言。

現代經濟學正沿著一條“親數學”和“親數據”的道路，或者說是使用數學和數據成本最小化的道路，快速發展。但近年來這條道路顯得越來越擁擠，或者用今天流行的話說，經濟學家之間的競爭變得越來越“內卷”。內卷的本質，無非是越來越多的人在越來越小的空間里進行越來越激烈的競爭。要跳出“紅海”進入新的“藍海”，基本的出路是“升維”，也就是在更多維度的空間里開辟更多的賽道。“升維”的一個看似艱辛而實則便捷的路徑，可能就是重讀經典。在凱恩斯和熊彼特兩位重視不確定性的思想巨人誕辰140周年之際，我們回顧前賢洞見，也是希望能夠從中找到面向和應對越來越不確定的未來的靈感。

[作者李輝文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經濟學教授、區域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研究興趣為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制度經濟學、世界經濟和經濟思想史，出版有《現代比較優勢理論研究》、《大國經濟學》（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