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如今已經高度發達，但是，在傳統社會的絕大多數時間里，這里有著與中原——傳統國家核心地區——完全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習俗。明清以來，隨著國家的發展、開發的深入，沿海地區的社會在與國家的統合中不斷發生變化，由此就出現了以不同民族、不同職業、不同生活地域所劃分出來的人群。

然而，關于人群的劃分，某種程度上多少是我們腦海中主動做出的、無須經過驗證的“想象”。因為有些事物雖然表面上客觀存在，但事實上可能出自虛構。比如，“我們”在討論和“他們”領地的界限、身份的邊界時，往往不需要得到“他們”的確認，只要在“我們”的頭腦中做出這一區分就夠了，“他們”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們”。這樣一來，是否可以說，區域社會本身無足輕重，而我們對區域社會的知識就是區域社會？也就是說，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在場，恰恰是由于區域社會本身的缺席？

鳴沙嘉年華第二場活動的主題是“活著——明清沿海人群生活中的熱鬧與平靜”，以明清時期東南沿海地區的各類人的日常生活為例，探索這里人群分類的依據、他們的自我表達，進而討論區域社會史書寫的理論和意義。參與本場討論的有中山大學歷史系黃國信、溫春來教授、廈門大學張侃教授，以及北師大珠海校區葉錦花教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陳肖寒主持。本文系活動的文字稿。

活動現場

陳肖寒：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話題，其實有兩個是非常重要的詞語。第一個詞語叫做人群，就是明清沿海人群。怎么來劃分人群，誰和誰是一撥人？始終有各種各樣的爭論。最重要的一點，人群的劃分，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是客觀的，但其實是虛構的。同時，人群是流動的，也是跨界的。一個人的身份雖然是外部強加的，是被創造出來的，我們按照符號學上的說法叫“能指”，是被創造出來的，但是不代表它是唯一的。其實包括兩種情況，第一，他的身份有可能在幾種不同的環境里面，幾種不同的定義下，在不停地轉換；第二，我們要把一個人要按標準嚴格地劃分出來，在絕大多數時候其實是做不到的。我們人的身份、活動，總會重疊，總是會有交叉。第二個詞語是生活，明清沿海地區人群的生活。那么人活著最重要的是什么？從政治學上來講是安全，那么從經濟學上來講是利益，因為人都是趨利的。

今天邀請的幾位老師研究的都是這個問題，請張侃老師來第一個發言，來講講他對題目的理解，還有一些研究的心得。

張侃：我對沿海人群產生興趣是具體的實踐過程。我來自于溫州永嘉場。永嘉場即明清時期溫州府永嘉縣鹽場。由地名即可知，我的人生與鹽場有天然的聯系。不過，從小不清楚自己的海洋身份和鹽場特點。到廈門大學求學工作之后，廈門是個海島，海洋歷史文化積淀深厚。而我由浙而閩，感受不同海域的文化差異，在生活中也尋找海洋性飲食起居、行為方式、思維觀念的區分和認知。當然，將認知轉化為學理要有歷史機緣。2003年，我參加了歷史人類學第一期研習班，后來赴蔚縣開展田野考察。在此過程中與科大衛老師的交談討論，對我后續的學術認識影響較多。當時，科老師得知我來自溫州，并且與張璁同一家族，很感興趣。科老師以大禮議為討論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社會結構變遷，而張璁與霍韜、方獻夫關系密切，同為嘉靖朝的“大禮儀”事件的核心人物，特別希望觀察大禮議與溫州濱海地域關系，于是鼓勵我開展相關研究。

張侃

2005年我和吳滔、謝湜一起組織了江南的田野考察活動，地點之一就是溫州永嘉場。參加的有科大衛、蕭鳳霞、陳春聲、趙世瑜、劉志偉、鄭振滿、程美寶老師等，后來魯西奇老師也參加了。我帶著他們看祠堂、讀族譜、走訪鄉老。在此過程中，我慢慢有了點感覺，慢慢了解明代中葉的王朝政治根基在于民間，思想意識結構與沿海地域歷史進程有著極為密切關系。此后，我帶著學生或協同學友一起開展閩浙沿海的山地、平原和海島的多次田野考察，在市鎮、港口、衛所、鹽場收集歷史文獻，觀察民間風俗，參與地方儀式，從田野和文獻的互讀中理解沿海人群的日常生活或生計，以及他們的活態歷史。正是借助這些學術實踐，我對沿海地域人群的流行性和能動性有了一些更為深入的理解。與此同時，圍繞著永嘉場也寫了幾篇論文。黃國信老師團隊圍繞著鹽場、鹽業、鹽區、鹽民等問題展開研究，多年來是我的學習對象。他們的論著幫助我理解永嘉鹽的歷史過程很重要。他們將我的視野拉長拓寬，將地方性資料從支離破碎的狀態整合到更大的區域比較研究中來。

另外，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而言，傳統歷史以中央看地方，或大陸看海洋居多，這種視野容易忽視海洋對陸地的能動作用。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廈門大學楊國楨老師主張海洋史研究，不僅主張海陸統籌，而且提倡跳到海里去看沿海社會，我覺得這對理解海洋人群和生活很重要。比如，陸地社會體制或者王朝國家研究沿海人群：往往會追求什么時候設置行政機構？什么時候設立軍事管轄？什么時候進行編戶齊民？……但是，如果跳到海里看沿海人群，就發現制度性和結構性的要素不是最重要的。海洋人群的流動性不斷解構和重構的制度和社會。明清時期廈門港船民/漁民可以隨著季風、洋流而轉換身份，可以隨著漁汛而成為東海漁場的特殊技能移民。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認知也是富有彈性，可以受王朝感召而入籍，也會沿著海岸線南下，成為被斥之為“化外”之民的社會群體。其實，西南邊陲、西北戈壁、內陸山地邊緣、長城內外、大河上下，以及珠江三角洲都有這樣狀況。所以，今天我們討論的沿海社會制度、沿海人群生活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國歷史上普遍存在的，只不過是在大一統和核心化的歷史書寫把他們邊緣化了。其實，從長時段的文明史考察，邊緣性人群對歷史的動力作用也許更為重要。

陳肖寒：溫老師原來一直關注明清時期，特別是宋以后有關貴州的民族問題。現在他的新課題是有關礦的問題，那么我們就請溫老師來分享一下。

溫春來：幾位老師要么是海邊、鹽場長大的，要么就是研究鹽的，都是跟海洋打了好幾十年的交道。而我是一個山里人，一直在貴州的大山里生活，上了大學跑到廣州來，才有機會看到大海。我的研究一直都以西南民族為對象，跟山有關。現在研究礦其實也主要在山里，所以，我是完全不懂海。

我們過去講的中國，主要是一個陸地中國，加上海洋的維度之后，認識的中國與過去主流認識的中國不太一樣，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個變化？肖寒講我們做歷史的不可能穿越回去檢查，前人留下來的東西永遠是文獻，或者是實物，史學研究者就只能通過這些間接的東西去研究過去，所以我們歷史學的研究是間接的。其實我覺得，不只是歷史學，整個人類的認識，對世界的認知都主要是間接的。一個人的生活體驗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不是研究自己的生命史，而是研究一個很廣闊的社會、廣闊的地域，他的觀察必定是間接的。這個看法不是我最先提出來的，年鑒學派的第一代大師馬克·布洛赫就講到這個問題。比如說發生了一場戰爭，你是軍隊的主帥，你要讓下面的人匯報戰場的情況，是你親自去觀察的嗎？不是，是你手下的人給你匯報。再比如，經濟學家利用經濟數據研究，那些數據是經濟學家親自去統計的嗎？當然不是。坦率講，這些數據很可能是錯誤的，跟我們所面臨的歷史上的數據性質很相似，經濟學家去一個一個核實了嗎？他沒這個條件也沒這個時間去核實，有的經濟學家甚至連去核實的意識都沒有。所以他們同歷史學家一樣，都是透過他人提供的資料去間接做研究，跟我們研究過去是一樣的。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精力是有限的，所以間接認識是必然的。

肖寒老師講到的第二個問題，對人群的劃分很大程度上是我們自己的想象。我們做歷史研究的，劃分人群，那這個劃分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況嗎？還是說是研究者自己界定的？這些界定符合當事人自己的看法嗎？當然我們也知道當事人的看法是五花八門的，并不統一。我們跳到一個更哲學的層面來看，可以發現，這其實是人類認識的又一個不可逾越的困境。我們認識世界一定是用語言和概念，一旦你用了語言、概念，你就一定改變了世界，世界本來是這樣的，你用語言去認識它，用概念去認識它，你就改變了它。要么你不認識它，一旦認識它，你一定就改變了它。比如說我桌上擺了一個瓶子，我用概念叫瓶子，你們許多人面前也擺了瓶子，這些瓶子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我們關注這些無限的差異，世界就是一團混沌不可認知的，我們為了認知這個一團混沌的世界，發明了一個概念叫瓶子，把這些各不相同的有差異的東西都統一叫瓶子，其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叫瓶子。我們發明了概念之后，就會把世界上很復雜的一團混沌不可認知的東西簡化了，于是就可以認知了，你一旦認知了它，你就簡化了它。簡化了，不再復雜了，就可以被認知了。這就是我們人類認知的性質。

我們認識社會也必然要做簡化，你自然就用了無數的詞、無數的概念、無數的劃分，例如階級、民族、族群、紳士、宗族等等。

有了基于哲學的認識理念，我們再來看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是怎么發生的。所有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必然是一個簡化的結果。說秦始皇統一六國，要對其簡化，首先得有一個概念叫統一，有一個概念叫國家，這就是簡化。那以前的人對中國歷史做敘述和認知的時候會講什么？他們的整個目光聚焦在哪里？他們是聚焦在中國的陸地部分，他們把海洋簡化掉了。站在今天的立場，我們可以批評他們坐井觀天，但是他們認為這是中國最本質的一個部分，所以他的目光就聚集在這里，所以他們描述中國一定是一個大陸的中國，好像缺乏海洋出現的中國。這就是一個高度概括和簡化的結果。

問題是，一旦高度概括和簡化必然會帶來問題。作為一個學者，我認為這個是本質的，其他部分我不重要，就被我簡化掉了。但是你未必這么認為，我簡化掉的部分，可能你認為很重要，甚至那是你認為是本質的部分。你就發現，對同一個事物，我抓住它不同的部分，就會得到一個不同的認識，這些不同認識給我們呈現了事物的不同面相，讓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更加的豐富、復雜、多元。回到剛才的話題，簡化掉海洋的面相，你認為它是一個大陸國家。不能說你錯，你肯定有你的根據。問題是學術總是要不斷超越、不斷發展的。超越和發展有兩個動力，一個是學術本身的動力，當你用一個視角看某個對象看久了，必然會產生審美疲勞，甚至你會發現這個視角簡化、遮蔽了很多東西，就想要從另外一個視角去看，發現那些被簡化掉的部分其實很有價值。當你一直講中國是大陸國家的時候，我一定會想，難道它沒有海洋嗎？海洋對中國的重要性被前人忽略了吧？這是一個好學者的思維本能。你只要有正常的思維能力與正常審美趣味，受過學術訓練后，你自然而然就會這么想問題的。還有一個動力就是現實的需要，現在我們國家越來越走向海洋了嘛，而且對中國最大的威脅，從晚清以后，是從海洋上來的。

接下來講經驗的層面，就是歷史上的海洋中國是什么樣子的。首先，很重要的一點，我覺得兩位老師也講到了，即海洋世界是一個流動的世界，所以說我們一旦想到海洋屬性，很容易就消解掉一些僵化的地理區域概念，如國家。沿海人群是流動的，其實區域的流動，本質上就是人的流動。所以我聽陳老師說閩南話涵蓋一個很廣闊的范圍，從福建一直往南到潮州，一直到海南，這么大的沿海范圍內，大家的語言居然有共通之處。這就說明這些人是流動的。

其次，我想談談國家對海洋的管理以及海洋人群的應對。傳統時期中國大一統國家的統治者往往有一種觀念，認為靜止的東西比較好管理，流動的東西不好管理。在明代，朱元璋就試圖把人固定在土地上不要流動了，不只是在地理空間上不要流動，甚至在身份上也不要流動。你是農民就世世代代當農民，灶戶就世世代代當灶戶。但沿海的人群，他們天然是流動的，自然而然與國家制度之間有很多不適。站在國家的角度，就很容易持一種歧視性的、警惕性的眼光去看他們，認為他們是野蠻的、化外的，不好管理的，就想方設法把他們固定化。但沿海人群卻想出了好多辦法應對這套僵化制度，就有像錦花老師講的那些復雜的沿海人群的情況。

第三，我講一個自己的沿海體驗以及我們的研究方法。我第一次帶著學術目的去跑沿海就是去淮南的鹽場，江蘇東臺。這是我們的一個博士生，現在在廣東財經大學當老師的徐靖捷研究的地方，她帶著我和黃國信老師還有其他幾位學生一起去了東臺。我們到了東臺，先是在賓館讀歷史文獻，一下子就覺得很驚訝，史料上動不動說鹽場距海180里，距海200里。或者說鹽場東西180里、100里。我們做歷史研究的要回到實際的生活場景里去設想。大家想想，作為一個產鹽工人，我工作的鹽場是不是應該靠近海？如果海離場100里、200里了，還要把海水引進來煎鹽，這怎么可能呢？成本太大了！所以我們感到非常驚訝。

有了矛盾就要解決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的第一個想法是所謂“海距場180里”指的是那個鹽場的管理機構，而不是實際煎鹽的地方。但是接著就有新的問題產生，鹽場的管理機構，本來就是為了去管理沿海的人，那距離那么遠，如何管理呢？當時在賓館讀材料時，我們根據宋代、明初、清代對鹽場的介紹，推斷海岸線在東移。你們可能會說，那么煎鹽的人難道會停在原來的地方嗎？對，海岸線往東移，他們順著鹽場往東走靠近海去煎鹽，但鹽場的管理機構大體上在原來的位置，沒變，為什么？因為過去為了防海潮，在這里修了一個堤，官府機構一定是用堤保護起來的，這條堤叫范公堤。這官府機構沒有變，但煎鹽的人就往東遷了。那天晚上我們讀了材料就想出了這些。所以所謂海距場100里，指的是官方機構而不是煎鹽的場所。這是我們讀文獻讀出來的感覺，第二天我們去做田野，先去了那條堤，“海距本場80里”，很清楚就是指那條堤了，明清鹽場官府機構也在這上面。而海岸線現在也還在往東移，受訪人指著一些地方告訴我們，這里以前還不是陸地，還是海。總之，田野印證了我們的想法。

田野帶給我們的不只是印證，還有更豐富更重要的東西。到了那個堤上面，我們驚訝地看到這是一個非常繁華的世界。你可以看到明清的街道還遺留在那里，兩旁有很多商鋪、有商業街，還有很多高大的門樓。這個地方也出了很多讀書人，比如說王陽明非常有名的弟子王艮就是灶戶，從小生活在堤上的。你站在那個堤上，你不會曉得這里是一個鹽的世界，我們去問堤上生活的這些人，你們爺爺煎鹽嗎？他們說不煎，那你聽說你們祖祖輩輩誰煎鹽嗎？不煎，都是種地的。雖然他們生活在鹽場，但是他們不是煎鹽的。他們祖上是灶戶身份，但是不煎鹽，不要被文獻欺騙，認為灶戶就一定以煎鹽為業，他們可能是種地的。我們就想那煎鹽的人去哪里了呢？我們決定往東走，繼續問問田野里遇到的老人家。

我們第二天往東走，在堤跟海之間的中間地帶遇到一些人。跟堤上的世界不同，這里村落里面沒有很好的房子，沒有繁華的商業街道，一看就比較貧困，這些人祖祖輩輩都沒有什么讀書人，后來問這些人煎不煎鹽，他們也不煎。再問那你知道誰煎鹽嗎？終于有一個人告訴我們說他的外婆家是煎鹽的，然后我們問他外婆家在哪里？他說東面，海那邊。

看到這里，其實我們馬上就明白這些人的身份了。問他們怎么來的，都是逃荒來的。田野與文獻結合讓我們馬上就明白鹽場的世界，一幫生活在堤上的人是做農業的、不煎鹽的，他們相對來講比較富裕，有權勢，但他們是灶戶，以灶戶的身份在官府那里登記煎鹽，占了不少地，包括能耕種的土地和不能耕種但可以提供燃料的蕩地；往東面有一批人沒有地可耕，因為中間部分很多就是鹽堿地，這些人并不生活在海邊，也不煎鹽，他們是祖上逃荒跑到這里來的。這些人很可憐，又不煎鹽，又沒耕地。那天我們就猜，再往東面走，可能就會遇到煎鹽的了。那天晚上我跟黃老師先回了廣州，建議學生繼續往東面看，可能有煎鹽的。第二天、第三天學生們就告訴我們，在東面靠近海邊村落做訪談，果然他們祖上是煎鹽的。

所以，鹽場的世界分為三個層次，最富貴的住在堤上，不煎鹽、只搞農業，他們讀書，考科舉，當然這里的人也有佃耕的。然后最東邊的那些人煎鹽，他們可能是受雇傭的。中間的鹽堿地帶就生活著一批逃荒人，是最窮困的一批人。我們看到了東臺鹽場的三個層次。如果我們只是坐在書齋里面，一定發現不了。我們通過田野訪談，看實際的環境變遷，再跟歷史文獻相結合，就看到了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歷史，這是你讀任何文獻不可能讀出來的。

我們也知道中國之外，還有日本、美國的歷史學者研究中國的鹽，但沒有一個學者發現了這個世界。為什么？因為他們沒有像我們這樣去做田野，所以他們沒有發現。從這里我們看見，將文獻、現場、口述、環境結合，會得到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富有立體感的歷史。當然我也承認，這同樣是我們歷史學者對世界概括與抽象簡化的結果，不過比起過去的那種單一的視角要更加復雜了，更加有助于我們來認識這個社會、認識社會的人。

《煮海成聚》

陳肖寒：張老師和溫老師的發言都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流動。沿海的人群是在不斷流動。黃老師和葉老師都是專門研究沿海地區，尤其是鹽的問題，就請具體來談一談鹽的問題。

黃國信：我就講講我們為什么會做海邊生產鹽的這些人群的研究，以及我們做這個研究大概是用一個什么樣的方法。至于我們的研究結論，交給錦花老師講。我在書的后記里講得很清楚，這本書是四個人寫的。實際上，作者主要就他們三個，我寫的是前言跟結論。

本來我是山里人，應該回到我家鄉去做研究，我的博士論文寫的內容就跟我家鄉有關。但是做學術不能停留在一個地方，每個學者都希望對某些研究有所推動。所以我們就碰到一個問題：我們發現有很多人做海洋史，對海洋人群的研究也很多，但他們不大關心產鹽的那群人。我當時在做鹽的研究，那你們不做，我來做吧。所以，我們就跑到濱海地區，我們不研究疍戶、漁民和遠洋航海的人群，我們研究產鹽的人群。這群人，國家制度里叫做灶戶，當然產鹽的人不一定是灶戶，這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做研究的時候，發現原來我們想象的那些海邊灶戶是制度上規定的。明初，朱元璋編戶齊民，把一批人登記為民戶，把一批人登記為軍戶，再把另一批人登記為灶戶。但是，這個灶戶跟我們在濱海地區了解到的灶戶差別很大。溫老師剛剛說，兩淮鹽場，住在范公堤兩岸的那些人，他們身份可能是灶戶，但是他們根本不產鹽，住在海邊產鹽的那些人，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可能是盜匪，也可能是商人，還有可能是士大夫，但他們在產鹽或者組織別人產鹽。所以，我們發現，原來那些史書里邊寫的、我們坐在教室里邊聽到的、在圖書館看的東西，跟實際生活中間的歷史有很大差距，所以我們就開始做灶戶研究。結果呢，我們發現把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區域從原來華南學者做的珠江三角洲和莆田平原以及華北，延伸到一個大家以前不做的、海邊生產鹽的人群里面去了。

黃國信

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是怎么做這個研究的。《煮海成聚》一開始就講，我們是從民間文獻出發去研究濱海人群，其實這是結項成果的寫法，文題對應，所以結論也是講民間文獻跟鹽場研究的關系。實際上，我們進行鹽場濱海人群的研究時，民間文獻只是我們很小的一部分內容，大部分內容是我們在濱海地區的調查，沒有這些調查，那些民間文獻我們讀不懂的。

民間文獻很難讀，當然，正史也難讀。但是正史你還可以查詞典，民間文獻查詞典都查不到。那么，怎么辦呢？我們就是要去做調查，做調查的過程中，我們關心的不僅僅是民間文獻，也關心當地的口述資料，通過文獻與口述的結合，理解當地的環境變遷、當地的人群和組織、他們的經濟生活形態、意識形態、權力關系和整個歷史的變遷，所以這些東西都要放進我們的整個視野里面。我們得出的經驗是，我們要做一個地方的歷史，調查的視野要廣。那么，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放進去后，怎么解釋沿海這些人群，解釋他們的生活，他們如何活著，并最終解釋他們的歷史呢？最后，我們發現有幾個很關鍵的東西。

第一，國家。雖說沿海的人群是流動的人群，國家很難控制他們。但生產鹽的這一批人，他們的流動性比那些海上漂的人群相對小一點，國家還是努力想控制這些人。近代化以前，中國歷史的核心之一就是國家對人群的控制，以及人群怎么應對國家的控制。所以我們到濱海的人群里面，我們注意到這一點，就是國家怎么控制這些人，他們又怎么用國家的制度來尋找自己最大的利益。

比如，在明初的時候，國家嚴格把他們控制起來，要把他們身份固定為灶戶。但他們會努力做自己的選擇，讓家族成員具有不同的身份，最好民戶、軍戶和灶戶三種身份都有，這樣可以根據他們的利益訴求和需要來配置或轉換，比如一個家族三種戶籍齊備，或者不同時候選擇不同戶籍。這些人在沿海生產生活的時候，會利用他們的優勢進行經營。比如說明朝初年，灶戶被要求交納實物鹽作為貢賦，到明中葉商業繁榮、大量白銀進來之后，國家改變鹽課征收內容，讓灶戶從交實物鹽變成交白銀。結果是，國家對這些人群的控制也不那么重視，因為只要找到人交白銀就行，至于你本來是產鹽的人，還是去做生意賺到錢，反正交白銀給國家就可以了。所以灶戶就開始從事多種行業的經營，比如對外貿易、比如土地經營等等。這里的故事說明，整個中國古代，理解國家與社會的鑰匙，還是國家的制度以及民眾的應對。抓住了這兩個東西，大概就比較能夠理解古代的國家跟社會。

第二個，環境的變遷。環境的變遷對沿海產鹽的人群影響非常大，產鹽的地方環境都變掉了，灶戶住在范公堤上，跑到200公里外去產鹽，當然不可能當天來回。這時灶戶如果要去產鹽，肯定是在合適的天氣與柴草供應的時候去的，所以是季節性的。更多的情況是，灶戶跑去產鹽的成本可能變得太高，自己就不去產鹽了，找人家替他產鹽，這才是最好的選擇。可見環境變遷對濱海人群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每個地方海岸線變化都很大，錦花老師要講的福建鹽場，海岸線變化就比較小。而長蘆鹽場，我前兩天去南開大學時發現，今天南開大學津南校區，那個地方歷史上就是鹽場，說明長蘆鹽場的海岸線變化也比較大。這些變化對鹽場人群的生產生活影響很大，所以環境變遷，對我們的研究同樣是一個關鍵要素。

第三個，民間自組織。國家在地方上建立鹽場，設置官員去管理灶戶，但實際上一個鹽場有很多灶戶，國家只設一個不入流或者正八品的場大使，是沒辦法真正管得很好的。所以他一定要利用當地的精英，或者叫做權勢人群。這些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灶戶。場大使利用這些人就可以把灶戶管起來。所以國家在管理地方的時候，一定要利用當地原來的、民間已有的組織，以及這些組織中的權勢人群，我們把這些組織簡稱為自組織。不過，明朝的這些自組織，也許是元朝組織的遺留，也許是宋朝組織的遺留，但對于明朝、清朝來講，它就是一個自組織。這也是我們去理解整個灶戶和濱海人群在這里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第四個關鍵是商業化。沿海一直跟商業化連接在一起，商業化對沿海人群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具體的內容呢，我就不詳細展開了，這方面錦花老師會詳細講。

陳肖寒：黃老師講關于戶籍身份的問題，我想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就是說明代賦役制度上最重要變化就是貨幣化，貨幣化之后，人的身份就不再是某一種固定的身份，他可能名義上是灶戶，實際上干別的事情。另外一個問題是自組織。在中國歷史上，政府和民間之間有一個非常模糊的地帶。以前我們經常稱之為士紳階層，說他們在履行一些可能從現代政治學上看屬于政府的責任，剛才聽黃老師講沿海產鹽的人群，就一下子感受到了。最后我們請葉錦花老師具體談一談研究團隊最新的一些結論。

葉錦花：我來談談我的研究以及《煮海成聚》的一些結論。

我開始關注沿海人群始于做本科畢業論文，因為特別喜歡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所以找了黃老師指導我寫論文。黃老師建議我研究福建鹽場。

做鹽場研究，必然要找出生產鹽的人。我們都知道明清時期生產鹽的人叫灶戶，于是我看了很多關于灶戶的研究，這些研究給我留下一個印象：他們都被王朝國家控制，都必須生產鹽，所生產的鹽都必須交給國家，沒有權利控制產品，所以他們的生活非常艱辛、貧困。這是當時的研究成果給我的印象。

除了看研究成果，我也開始看明清時期留下的鹽法志這一類史料。翻開史料，發現確實有很多關于灶戶貧困的描述，但還有其他一些記載，就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灶戶貧困。那么，明清時期的灶戶究竟是怎樣的？這是我當時想要解答的問題。

在歷史人類學方法指引之下，我借助當時的福建地圖與明清時期的福建鹽法志，找到了明清時期福建鹽場所在地，并跑去當地田野考察。田野地點一開始是離我家比較近的地方，就是福建漳州詔安，后面又陸續去了漳州漳浦縣、晉江市、石獅市等地方，在這些地方都找了一些材料，也發現了一些比較好玩的事，最好玩的是在晉江和石獅。其實不管在哪里，我都努力尋找曾經的灶戶的后代，問當地人：“你們的祖上，比如你們的父親、爺爺有沒有生產鹽”這一類問題。在晉江和石獅，很多人告訴我：“有啊，我的父親、爺爺，他們都是生產鹽的。”我很高興能找到灶戶后代，同時又想進一步了解是不是當地所有人都生產鹽。由于在田野中我發現當地有很多祠堂，因此我常問問：“那你們族其他房的人也生產鹽嗎？”一些采訪對象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他們說：“沒有。我爺爺是鹽工，我爺爺的兄弟是農民。”這給了我很大的一個沖擊。先前研究及原始文獻給我的印象，民戶就是民戶，灶戶就是灶戶，軍戶就是軍戶，民戶、灶戶和軍戶是不同的人群，他們跟國家的關系、國家對他們的管理是非常隔絕的。但上述回答讓我意識到一個宗族的不同房派之間，甚至是兄弟之間，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戶籍。

葉錦花

田野考察的時候，我一方面找當地人訪談，另一方面搜集民間文獻，在田野中解讀文獻。運氣比較好，我搜集到很多鹽場族譜。翻開族譜我就發現，有些家族在族譜中宣稱他們的祖先在明初分別登記了灶、民、軍等各種不同戶籍。可以肯定一個宗族里面有民、灶、軍好幾種戶籍，是明代就有的事情。

此外，我當時對灶戶還有一個認識，那就是灶戶就是生產鹽的，鹽場地區的經濟結構以鹽業為主。然而，我在福建看到的是，鹽場所在地經濟結構很復雜。除了生產鹽，還有農墾、海產養殖、手工業，這都是鹽場地區人群的生計。在福建，我沒有看到很明顯的空間隔絕。田野之后，我認真閱讀文獻，發現其實明中后期以來就如此，民戶、灶戶、軍戶住在一起，他們共同構成沿海人群，一同經營各種產業。

田野考察的這些具有沖擊性的印象，引發我思考究竟是什么樣的機制導致鹽場如此復雜，鹽場人群的戶籍、鹽場地區的經濟和組織是怎樣的，為什么到明中后期泉州鹽場地區出現多籍宗族。這些思考部分體現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我博士論文寫的就是福建一個鹽場的社會變遷。

《煮海成聚》這本書的作者除了黃老師和我之外，還有李曉龍、徐靖捷。李曉龍關注的是兩廣地區的鹽場，徐靖捷關注的是兩淮鹽場，我們幾位雖然關注的區域不同，但是我們一起讀書，一起跑田野，時常討論。我們討論過后，對明清時期鹽場地區的變遷有一些共同的理解，就是我們都認為鹽場的秩序、鹽場的社會組織由兩股力量合力形成。一股力量是國家，為什么？因為鹽關系到國家的財政收入，國家很重視管理鹽，很早就設置了機構管理，所以國家的管理、國家的力量一直在。另外一股力量，就是鹽場人群。鹽場人群也很重視鹽，生產食鹽是他們的生計方式之一，也是財富積累的重要來源。鹽場人群會在國家管理的框架之下，根據自身的利益進行選擇，做事情。國家跟鹽場人群之間的合力形塑鹽場的組織、秩序。二者之間合力的變化，也促進鹽場組織、秩序的變動。

鹽場人群根據自身利益選擇突破制度規定，還充分體現在改進制鹽技術上。海邊制鹽一開始都采用煎鹽法，煎鹽法需要比較高的成本，生產效率也比較低。后來在國家管控稍微弱一點的地方，比如福建、廣東地區，從明初開始就逐漸改煎為曬，兩淮地區改得晚一點，它受到國家的管控比較強。

總之，鹽場人群在國家的管控之下，會根據自身利益加以選擇，設法經營，而他們的選擇和具體的經濟活動會影響到國家。

國家設置鹽官管理鹽場的主要目的是征收鹽課，明初國家征收本色鹽課，然而，隨著灶戶活動的開展，有些鹽場收不到鹽，有些收了以后食鹽積壓鹽倉。食鹽積壓鹽倉與開中法的運作有關，這里就不展開。這里要指出的是，鹽課積壓鹽倉，就發揮不了財政作用，影響國家利益，也影響鹽官的考核。因此，鹽官需要想辦法解決問題。最后，在灶戶跟官員的互動下，開始將鹽課改折，原本灶戶繳納鹽課就是繳納食鹽，折米后則交米，折銀后則交白銀。

鹽課改折以后，場官管理的重點發生變化。原本鹽場官員管鹽場的重點是控制灶戶，讓他們生產鹽，只有這樣才能收到鹽。鹽課改折后就不再把灶戶控制在鹽場上，不再要求他們生產鹽了，因為即便這樣做，灶戶沒有米糧、白銀，也無法完成鹽課任務。因此，鹽課改折以后，場官管理鹽場的重點轉向了米糧、白銀的征收，而放松對灶戶的人身控制，也關心食鹽的生產。

鹽場管理模式轉變對灶戶的影響比較大，他們獲得人身自由，在制度上不產鹽就能夠完成鹽課任務，活動空間更大。

灶戶的活動空間包括多個方面，在經濟方面，他們除了生產鹽，還進行海產養殖。比如，明中后期福建沿海地區大規模種蟶子、養蠔。另外，鹽場人群墾殖瀕海灘涂，大規模種植經濟植物，包括龍眼、荔枝、橘子。積極參與商業活動。商業活動其實明初就有，但中后期更頻繁。鹽場人群很多經商，海上貿易是其中重要的構成。

海上貿易其實跟鹽有點關系。明初推行海禁政策，規定片甲不得下海。但為什么沿海地區一直有船只下海呢？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部分海鹽的運輸需要走海路。明代在濱海地區生產的海鹽一般都運往山區銷售。運鹽一般先從鹽場下海，海運到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再河運到山區。所以海鹽的運銷有一段是海運，洪武年間就有官員上奏朱元璋說國家要求片甲不得下海，但是鹽商運鹽需要走海路，怎么辦？朱元璋說，我們禁的是私人船只，運官鹽的船只不在禁止范圍內。所以，從明初開始官鹽運銷就給海禁打開一個缺口。鹽課改折后，福建食鹽由灶戶自產自銷。于是，灶戶借著運銷食鹽的名義下海，實際上船上裝其他貨物官員管不了，出海以后，船只是航行至另外一個港口，還是直接出海通番，也很難管。所以鹽場人群的海上活動非常頻繁。

明朝國家推行海禁政策，沒有為海上航行提供安全，所以民間海上航行一般都會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一般情況下，他們經商，但是遇到危險，或者在某些特定的環境下，他們就成為海盜。至嘉靖、萬歷年間，國家加強打擊倭寇，又發現鹽場人群習水性、懂架船，而且有船，是很好的抵抗倭寇的人選，于是，灶戶又被組織起來，成為抗倭的“灶勇”。

可見，鹽場人群的身份一直在變，他們可以是在鹽場上生產鹽的人，也可以是食鹽的運銷者，他們從事很多經濟活動，是海商，也是海盜，又在某些時候成為抵抗倭盜的主力。

灶戶的多種經營，特別是經商，促進鹽場地區財富積累。富有的灶戶開始培養子弟讀書，考取科舉功名。因此，明中后期鹽場地區的文風特別好，江浙地區、福建地區的科舉特別成功，取得科舉功名的人特別多，取得科舉功名的人里面有不少是灶籍。與嘉靖年間國家意識形態變化相結合，灶戶士紳開始建立鹽場宗族，所建立的宗族，在福建往往是多籍宗族。

多籍宗族的建立背后是戶籍賦役的策略，比較復雜。大概而言，鹽場人群為了應對賦役制度，為了減輕賦役負擔，同時為了更好控制濱海資源，方便海上貿易，建立宗族，宣稱祖先在明初登記了民戶、灶戶、軍戶等三種戶籍，承擔民灶軍三種役。

宗族成為閩粵鹽場地區最為重要的組織之一。沿海人群甚至宗族跟國家討價還價。以清初遷界為例。史料記載遷界線是距海30里、50里不等，但是在實踐層面30里、50里怎么劃？實際上，遷界線的劃定是執行官員與地方勢力互動的結果。在泉州，就有一個宗族，鋪錦黃氏，那個宗族有灶籍，他們跟官員商量，把遷界線就劃在他們宗族居住地的外圍。因此，族譜記載遷界時族人“托處界邊”。這是他們利用宗族的力量與國家討價還價的結果。

從國家的管理角度來看，明清時期灶戶管理體制也發生很大的變化。明初國家為更好管理食鹽的產運銷，設置專門的機構管理鹽政。灶戶既被鹽場管理，也被州縣管轄，屬于二元管理體制。隨著鹽法改革，場官職能不斷地簡化，不再管食鹽生產和運銷相關事宜，而僅負責征收白銀形式的鹽課。灶戶覺得既在州縣承擔賦役，又在鹽場交課很麻煩，于是要求改革，一度促成場官的廢除，鹽課由州縣兼征。灶戶的管理也由原本的州縣、鹽場二元管理，演變為由州縣一元管理。不過，兩淮地區還不太一樣，兩淮與國家稅課關系特別緊密，鹽利也特別大。鹽課改折后，因為商人進入鹽場，通過預付資本等方式控制生產，場官不得不依賴場商管理生產，向灶戶收稅。

總之，明初的灶戶有制鹽納課的要求，且被鹽場、州縣雙重管理，而隨著一系列制度改革，特別是鹽課折銀以后，灶戶與其他戶籍人群之間在職業、賦稅、管理上的區別和界限逐漸模糊。當然，戶籍名目上的區別仍有用，灶戶和其他戶籍人群需要繳納的賦稅項目仍有不同。

（蔣榮洋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