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在全國24個GDP超過萬億的城市中，東莞的半年GDP為5262.1億元，增速僅有1.5%，位列倒數第一，這一數據即便是在廣東省內也是墊底，不但遠低于5%的全省平均數，更是和肇慶、茂名2.9%有近2倍的差距。作為2021年才進入“萬億俱樂部”的城市，東莞今年增長失速不能看作是意外現象，而是透露出某種警訊，如果不能實現增長的新舊動能轉換，經濟社會發展就會陷入不進則退的困境。

外貿依賴型經濟，如何反脆弱？

實際上，東莞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正好說明了只要找到符合“比較優勢”的增長動能，工業化的過程就能帶來地方工商業的發展繁榮。

東莞的發展故事是從1978年在虎門創辦的太平手袋廠開始的，由香港商人張子彌提供原材料和設備，東莞方面出廠房、人力，賺取加工費，每個月加工費的20%償還給張子彌做設備款。平均20元左右一打的手袋，太平手袋廠收12元的加工費。就這樣，由中國工商總局發放的關于“三來一補”企業的第一個牌照，“粵字001號”正式誕生。

依靠便宜的生產要素稟賦：低工資、低租金，東莞通過出租土地、廠房吸引外資，發展出“三來一補”裝配業，賺取加工費。從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東莞的“三來一補”（來料加工為主）進入全盛時期，據統計，1979年東莞簽訂了184個三來一補合同，到了1988年，這一合同數量攀升至1839個。

加工出口工業化的原始動能來自外資，最早進入東莞投資的廠商以香港和臺灣為主，首家臺商企業于1985年成立，到了2010年高峰時期，東莞已經有6000多家臺資企業，但這些企業以中小型為主，以傳統產業為多，除了IT制造業外，制鞋、塑膠、家具、燈飾等行業也具有相當規模，形成完善的產業鏈。

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加工出口工業化模式使得東莞成為“世界工廠”的原型，“東莞一塞車，世界就缺貨”這句流行語反映的正是東莞制造業當年在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力，它也是中國維持近四十年經濟增長奇跡的動力所在。但是這種發展模式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周期性，這一點在東莞體現得特別明顯，因為東莞是典型的外資經濟，又以加工經濟為主，對外依存度極高，對國際經濟波動極為敏感。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國際市場需求萎縮嚴重影響東莞的出口加工業，因為當時美國是東莞最大的出口地，每年東莞有170億美元的商品直接出口美國，130億美元商品通過香港轉銷美國，美國的需求衰退使得東莞許多中小規模、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沒有自主接單能力的傳統產業，如制鞋、紡織、服裝、家具、玩具等產業訂單不足，唯有關停或者搬遷，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嚴重沖擊東莞的經濟增長，2009年一季度，東莞GDP增長率為負2.5％，足以窺見外貿依賴型經濟的脆弱性。

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暴露出的制造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廣東提出了“騰籠換鳥”的發展戰略，試圖把所謂的低端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內陸偏遠地區，為珠三角留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空間，同時吸引高素質勞動力的流入。這一規劃在理論上符合當時東莞制造業實際情況，一方面是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倒閉搬遷，另一方面是留下的企業遭遇用工荒，勞動力成本上漲，兩面夾擊之下，東莞的轉型迫在眉睫。

追尋與錯失，產業升級困境

發展機器人產業是東莞主動選擇的轉型升級的突圍方向，2014年政府出臺《關于加快推動工業機器人智能裝備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和《東莞市推進企業“機器換人”行動計劃（2014—2016年）》等政策，鼓勵推動在電子、機械、食品、紡織、服裝、家具、鞋業、化工、物流等重復勞動特征明顯、勞動強度大、有一定危險性的行業領域企業中全面實施“機器換人”。在之后兩年的市政府“一號文”中，工業機器人智能裝備產業又成為重中之重，試圖以供給側帶動需求側，在產業核心和關鍵技術上取得突破，培育發展東莞本地的機器人產業。

機器人被譽為“制造業皇冠頂端的明珠”，它的生產和應用是制造業走向高端的重要標志，東莞從2014年開始依托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基地實施的產業升級行動經過近十年的發展結出碩果，在控制器、減速器以及機器視覺等核心零部件和關鍵應用領域方面形成了較完整的產業鏈，成為國內最大的機器人產業集群之一，而且以機器人為代表的智能裝備產業成為僅東莞次于電子信息產業的支柱產業。

但是機器人產業對東莞GDP產業的拉動力仍然有限，盡管中國已經是工業機器人最大的消費國，但是應用市場仍然被ABB、發那科、安川和庫卡這四大品牌占據，份額超50%，特別是在高端市場，國產機器人的品牌和產品力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盡管機器人是一個高技術產業，市場潛力龐大，但是國內企業只能爭奪不大的中低端市場，很難突破品牌和核心技術的制約。在這方面，美的通過收購德國庫卡機器人而在“四大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進而拉動佛山的機器人本體制造和系統集成產業，這一路徑看起來要比東莞的機器人產業戰略更有成效。

東莞的第一大支柱產業3C制造的生產過程自動化程度有顯著提升，成為帶動本地高端裝備產業發展的重要抓手，也反映了電子信息產業本身的技術升級，大大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也緩解了用工荒的問題，使得東莞成為名副其實的智能手機之都。OPPO、VIVO都是東莞孕育的全球品牌，華為的松山湖工廠也正在全力生產最新款的Mate 60 Pro。智能手機、電子元器件等產品東莞出口的主打產品，貿易金額排名前幾位，2019年上半年，東莞出口手機高達646億元。

在市場增長的周期，龐大的出貨量貢獻了快速的GDP增長，東莞幾家龍頭企業的手機出口量占到整體出口額的17%，但是隨著全球電子產品進入存量時代，消費者換機周期延長，智能手機出貨量不斷下滑，東莞的下滑幅度最大，高達30.2%，這給生產端帶來壓力，今年上半年，東莞的3C制造出口下降4.9%，讓世界工廠感受到嚴峻的寒潮。

東莞電子信息產業和機器人高端裝備產業的轉型升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上半年GDP增長的失速。在后疫情時代，全球產業政治格局突變，市場需求疲弱，貿易沖突不斷，科技競爭加劇，像東莞這樣的出口制造城市就會面臨傳統產業的增長動能不足，新興產業的技術和市場壁壘難以突破的困境。

東莞在工業化初期的比較優勢是以較低的要素成本吸引港資、臺資和外資企業，在當時的背景下，勞動密集型企業代表著先進生產力，既發展經濟，又擴大就業，更增加收入，是發展的重要動能，不能簡單機械地用“低端產業”來概括。而在轉型期，尋找新的動能，依靠新的比較優勢，而不是簡單機械地以發展“高端產業”去代替過去發展的路徑。

作為中國最早一批受金融危機沖擊，隨后快速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城市，東莞努力過了，但好像方向沒選準，眼下中國出口動能最強的產業當屬新能源電池及電動汽車，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長高達61.6%，而抓住這一產業機會發展起來的城市當屬合肥和常州，這兩個名噪一時的城市都因為選對了賽道，以政府投資抓風口產業，進而打造產業集群，獲得經濟增長的新動能，特別是常州，上半年GDP達4525.4億元，增速7%，表現亮眼，今年有望進入萬億俱樂部。

對比之下，東莞錯過的風口有點多，一邊緊挨著深圳，但沒有互聯網基因，即使能做得出全球領先的硬件產品，但在軟件方面存在感太弱，唯一受惠于深圳的應該是高房價把華為推到了東莞；另一邊緊挨著廣州，但東莞在發揮傳統產業優勢上遜色不少，比如現在在歐美爆紅的中國最大的跨境快時尚公司SHEIN的總部在廣州，它的生產供應鏈也大多在廣州，就這一點而言，東莞放任所謂的低端產業關廠或搬遷而錯失了往微笑曲線的兩端升級的機會。

東莞從2008年就打出產業轉型升級的旗幟，到今年上半年交出GDP1.5%增速的答卷，這十五年的發展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認真復盤。因應國際經貿和地緣政治形勢的變遷，當前的經濟發展戰略轉向內循環，但東莞2022年的出口總額在GDP的占比達82.5%，外貿依存度一度高達140%，如此高的外貿依賴要是不能調整或者升級，那東莞未來要走的路會更加艱難。

東莞的發展是整個“世界工廠”模式的縮影，作為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著力點，勞動密集型出口工業化模式奠定了中國經濟崛起的基礎，港資、臺資和外資企業活躍的生產活動是最大受益者（低要素成本）以及貢獻者（巨額外匯與經濟剩余）。但是第一階段的發展成就給下一階段發展挖了陷阱，這是東亞經濟體依靠“世界工廠”模式發展的必經之難。

“如何突圍”,這是過去十幾年政府和企業都在應對的問題，決策者的思維模式顯然是強化有為政府，跳脫既有經濟基礎，透過強勢國家能力促成產業升級，以“中國制造2025”為標志的一系列展示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宏偉擘畫，都是這種思維的產物。但是，東莞的經驗表明，如果人為把產業劃分為低端和高端，以政府意志替代企業原本的技術基礎和發展軌跡，揠苗助長或者移花接木，新舊動能轉換的目標就很難實現，經濟增長失速就在所難免。

(本文作者許輝為德國耶拿大學社會學院博士，文章首發于公眾號“邊碼故事”，澎湃研究所獲得授權，予以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