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中國現(xiàn)代歷史地理學的建立，主要是一些歷史學家的地理學轉(zhuǎn)向而引領出來的。現(xiàn)代歷史地理學的三位開創(chuàng)者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原本都是學歷史學的，后來以不同的形式吸收了地理學的理論方法，從而開拓出歷史地理學這個內(nèi)容十分豐富的研究領域。

與中國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國歷史地理學的推進是一些地理學家轉(zhuǎn)向歷史探索的結(jié)果。這里舉出三位學者，最具代表性，他們在問題意識上引入歷史視角，并相應地吸取必要的歷史研究方法，開出新局面。

第一位是布朗，他本是一位經(jīng)濟地理、區(qū)域地理學家，任教于明尼蘇達大學。他最初是研究大平原的歷史地理，20世紀30年代中，改為研究東海岸的聚落歷史。像一個歷史學家那樣，他閱讀了大量歷史文獻，研讀東海岸圖書館的老地圖。1943年發(fā)表了《東海岸，1810年》。之后，他的研究向美國全境擴展，終于在1948年出版了名著《美國歷史地理》。這本書在出版時，布朗已經(jīng)謝世。沒有見到自己的收山著作，是布朗的一大遺憾，而他的第二個遺憾是沒有培養(yǎng)出可以繼承其學術的研究生。

布朗沒有學生，他基本上是孤軍奮戰(zhàn)的。但直到1986年，他的《美國歷史地理》一書一直是唯一的美國歷史地理通論。這本書依區(qū)域分章節(jié)，包括：大西洋沿岸、俄亥俄河和五大湖地區(qū)、西北部地區(qū)、大平原地區(qū)、落基山至太平洋地區(qū)。不過，由于歷史資料的不平衡，書中關于各地區(qū)的篇幅相應地也很不平衡，東海岸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而因為資料的完全缺失，南方地區(qū)、中西部地區(qū)則完全沒有論及。

布朗的思想有一點值得注意，他認為面對歷史，有兩個“過去”（past）：一個是遙遠的過去，對于這個時段，只是要用歷史資料重建；另一個是近代的過去，對于這個時段的研究，應與今天結(jié)合。

第二位學者是克拉克。他是加拿大人，在研究生階段跟索爾學習地理學，1944年畢業(yè)。從研究特點來說，克拉克可算是索爾的“反叛學生”。（其實，索爾也是一個“反叛老師”的學者。他的老師之一是著名的女地理學家森普爾。森普爾以“環(huán)境決定論”聞名，索爾則以批判“環(huán)境決定論”獲得聲譽。）克拉克雖然畢業(yè)于伯克利，卻沒有完全走索爾所引領的“伯克利學派”的路子。伯克利學派注重研究文化景觀的演變，既是歷史地理學，也是文化生態(tài)學。索爾本人強調(diào)野外考察，在野外搜集資料，關注的區(qū)域大多是農(nóng)村地區(qū)，在那里可以有機會觀察到從原本的自然景觀到文化景觀的演變。在城市區(qū)域要觀察從原本自然景觀到文化景觀的轉(zhuǎn)變基本不可能。故而，有評論說，索爾的研究是非城市性的、非文獻性的。

克拉克的研究卻十分注重歷史文獻，善于對一個特定的區(qū)域做十分精細的研究，在研究中，又善于復原一系列的時代地理剖面，這一點很像英國的達比。克拉克的書中，可以見到大量地圖，詳細顯示不同時期的區(qū)域面貌。

克拉克的學術基地是威斯康星大學，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推動了美國歷史地理學的進一步成熟。有同行學者說，要是沒有克拉克，布朗推動的歷史地理學會被遺忘掉。

克拉克的辛勤工作，提升了歷史地理學的地位，在推進歷史地理學正式成為地理學的一個專業(yè)性分支的事情上做出很大貢獻。在這一貢獻上，有些像我國的侯仁之先生。說來也巧，他們兩位分別是20世紀中期大西洋兩岸的兩位歷史地理學大師的學生，這兩位大師是英國的達比和美國的索爾。

索爾

索爾曾說，地理學界不重歷史，而在他本人及其學生克拉克的示范下，美國地理學界涌現(xiàn)大批關注歷史地理問題的學者，雖然他們不是專門的歷史地理學家，但在研究中十分注意歷史考察。當然，這也與美國地理學越來越強的社會人文傾向有關。美國歷史并不深遠，200年內(nèi)的發(fā)展與今天有直接的關聯(lián)性，所以研究今天問題，很容易回溯過去的發(fā)展背景。而中國則不同，19世紀以前仿佛是“另一個國家”（英國歷史地理學家D. Lowenthal說：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研究那些時代的地理問題，相對來說，與今天關聯(lián)性較遠。

因為克拉克的研究運用大量歷史文獻，史學方法顯著，所以他的研究路數(shù)被稱作“歷史的歷史地理學”。這是為了表述與索爾的“文化的歷史地理學”的區(qū)別。

克拉克主要研究加拿大海上殖民地的歷史地理問題。1959年出版了《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三個世紀的聚落與農(nóng)業(yè)》，書中有大量地圖，除了全面復原區(qū)域的地理面貌以外，還對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闡述了各種因素的多方面作用。他特別指出，各個地理因素的變化速度是不同的，因此要揭示各個方面發(fā)展的不平衡性。1968年他出版了《新斯科舍地理》一書，討論加拿大這個地區(qū)125年間的歷史。這項研究的特色是運用了統(tǒng)計學的方法。此書受到加拿大史學界的獎勵。

到1972年為止，克拉克已有17名博士生畢業(yè)，向北美地理學界輸送了一批生力軍，歷史地理學的發(fā)展形勢很好。克拉克的學生中以哈里斯（R.C. Harris）最為杰出。哈里斯長期在加拿大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地理系執(zhí)教，并成功主持編輯了《加拿大歷史地圖集》第一卷。

第三位學者是梅尼，在歐美歷史地理學及文化地理學界，在美國歷史學界，均有很大影響。他長期在雪城大學地理系任教，曾任雪城大學麥克斯維爾學院的榮譽教授。

梅尼

梅尼的治學綜合了布朗、索爾、克拉克三人的特點，善于利用歷史文獻，在景觀問題、區(qū)域問題上都著力研究。梅尼曾指出克拉克研究的不足，認為他雖然重視區(qū)域，但忽略了過程，指出歷史地理學不僅僅是研究時間之間的變異，更應該研究變異在時間中的過程。

關于美國西部摩門教文化區(qū)的研究論文是梅尼的代表作之一，他著眼于過程，考察分析了摩門教文化區(qū)的形成與擴展的方式及進程。這篇論文既是歷史地理學的名篇，也是文化地理學的范文。關于文化景觀學，梅尼還主編了《普通景觀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一書，匯集了英美最有影響的一批文化地理學家的力作，影響很大。

梅尼有一個研究習慣，自己生活工作在美國的哪個地區(qū)，就會有一部像樣的關于這個地區(qū)的歷史地理研究問世，例如關于哥倫比亞平原、得克薩斯州的著作。

1972年，梅尼匯總西部問題，發(fā)表了《美國西部：地理學研究導論》（D.W. Meinig: American Wests: Preface to a Ge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A.A.A.G., Vol.62, No.2 (Jun., 1972), pp.159-184.）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西部”一詞他用了復數(shù)。在他的筆下，美國西部不是一個區(qū)域，而是眾多區(qū)域的結(jié)合體，可以分辨出6個主要區(qū)域及核心城市：

1. 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在16世紀末由西班牙人建立。歐洲人為這個地區(qū)帶來羊、牛、馬、騾等，增加了這里的資源。有兩個半世紀，新墨西哥是獨立發(fā)展的。印第安人捕獲了歐洲人丟失的馬匹，從而也成長為騎手。

2. 猶他州的鹽湖城，這是由楊百翰（Brigham Young）領導的摩門教徒在1847年建立的摩門區(qū)的中心城市，規(guī)劃獨特。

3. 俄勒岡的波特蘭，位于英美共同的殖民區(qū)內(nèi)。英國一方主要在溫哥華，那是個毛皮貿(mào)易重鎮(zhèn)；美國人大多為南部的農(nóng)業(yè)移民。后來，英美以北緯49度為界，將兩方隔開。  

4. 加州北部的舊金山，淘金熱使這個原本不起眼的地區(qū)迅速成為一個軸心。這里的地方財富助長了地方主義，可以不依靠東部紐約的華爾街。

5. 加州南部的洛杉磯，在此地區(qū)墨西哥人的勢力很大。

6. 科羅拉多的丹佛，這座城市是西進的鐵路樞紐，經(jīng)濟意義大于文化意義。在這里，各類經(jīng)濟混合，形成特有的多樣性。

梅尼在研究中提出兩類復合性概念關系。一個是邊疆與區(qū)域群，邊疆是一個籠統(tǒng)的概念，而區(qū)域群是一大片內(nèi)涵復雜的地帶。另一個是均質(zhì)（generic）性與獨特性，美國西部不是一個完全均質(zhì)的文化延展地區(qū)，而是充滿著獨特性亞區(qū)的群體。這里有印第安人的世界、墨西哥人的世界、摩門教徒的世界、淘金者的世界、牛仔們的世界。比較而言，美國西部是群島模式（insular pattern），而東部是“大餅”模式。

皇皇巨著《美國的塑造》是梅尼的代表作，其材料之精、視野之廣、論證之新，在歷史地理學界十分罕見。此外，梅尼還因為精彩的歷史地理學課程的講授，獲得了美國歷史學會的大獎。

（本文選摘自《什么是歷史地理學？》，唐曉峰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3年9月出版，經(jīng)授權，澎湃新聞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