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受訪者/供圖

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成為中國為世界提供的廣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

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接受了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的專訪。他認為，“一帶一路”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好的國際公共平臺，是真正的多邊主義。十年來，中國在國際社會樹立了開放、包容的形象，國際社會通過“一帶一路”找到了超越意識形態分歧、超越社會制度差異與地緣利益紛爭的發展新途徑。

鄭永年還指出，在世界層面，中國推動共同富裕，這包含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中。讓其他國家共享中國的發展成果，“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都是在各方面嘗試的實踐。

近日，鄭永年的著作《中國敘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發行。鄭永年在書中指出，中國應基于自身豐富的實踐經驗來構建中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總結秦漢以來三層結構下的政府—市場均衡、近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獨立開放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并從中國實踐當中找到中國的命題。

以下為采訪實錄（在不改變原意的基礎上略經編輯）：

當前世界不安全、不穩定，究其根源就是發展出了問題

澎湃新聞：全球經貿交流合作是全球發展的主流，但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不及預期，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泛濫。您怎么評價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形勢？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什么？

鄭永年：中國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明確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戰略思想，我在新加坡工作多年，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最欣賞的名言就是這句話。對國家來說，發展是硬道理，對整個世界來說也是一樣的，當前世界不安全、不穩定，究其根源就是發展出了問題。

回望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進入快速發展的時期，一些問題在發展中得到了解決，但也并非全部。西方諸國尤其是美國從超級全球化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因為收入和財富差異的迅速擴大，社會極度分化和分裂，民粹主義普遍興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程度相對較低，面臨的沖突和問題更多。

對此，聯合國提出了千年發展目標計劃，發展與安全是相互的，但核心還是要實現發展。

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有政治方面的，比如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逆全球化，也有經濟方面的，比如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這些因素導致了全球經濟復蘇缺乏動力。在我看來，我們的世界還沒有從2008年全球經濟失衡局面中走出來，這是世界各國、各經濟體內部失衡的產物。

全球經濟什么時候才能走出危機呢？這個問題，傳統的經濟學周期理論已經很難解釋現在的情況了，2008年前后，很多學者根據傳統經濟學模型預計的時點都已經過了，我們并沒有走出危機，反而越陷越深。

澎湃新聞：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相對于很多區域政治經濟組織，共建“一帶一路”似乎有很多不同？您怎么看共建“一帶一路”對中國和世界的意義？

鄭永年：世界上有很多國際政治組織，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W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等，這些都是西方主導建立的，雖然號稱為規則治理，但基本都還是以西方利益為主導的。

在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中，中國有了另一種制度選擇，這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更具現實意義。可以說，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好的國際公共平臺，是真正的多邊主義。西方所謂的“多邊主義”是具有針對性和排他性的，而中國共建“一帶一路”則針對成員國所需要面對的問題。

盡管一些西方國家從一開始就對“一帶一路”指指點點，但中國從來沒有對他們關上大門。這就演變成了兩種主義之爭、機制之爭：西方搞團團伙伙的排他性團體，“一帶一路”針對實際問題對所有人開放。

“一帶一路”倡議在過去十年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實實在在地造福沿線百姓?？梢哉f，“一帶一路”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所謂國際公共產品，通俗地講就是富國可以用，窮國也可以用。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讓其他國家有機會富裕起來，進而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最核心的包容式發展，于人于己都有重要意義。

“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推動世界經濟增長，還謀求區域經濟共同發展；不僅在物質層面推動參與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而且與中國“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方針一脈相承。十年來，中國在國際社會樹立了開放、包容的形象，國際社會通過“一帶一路”找到了超越意識形態分歧、超越社會制度差異與地緣利益紛爭的發展新途徑。

講述中國需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

澎湃新聞：您反復強調要用世界能夠理解接受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對西方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有什么差別？共建“一帶一路”這個方式是否包含其中？

鄭永年：講述中國的政治體制故事、經濟體制故事需要三個“回歸”：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

必須找到正確的方法來塑造中國的“另一種制度選擇”話語，這種話語是否能夠成為軟實力取決于三個條件。第一，這一話語必須讓西方主流社會理解，也就是“讀懂”。第二，這一話語必須讓西方主流社會自覺接受。第三，西方主流社會不僅要接受這一話語，還要進一步認同和自覺地進行傳播。

很顯然，第一步就是要用西方主流社會易懂的語言講中國故事。因為如果不能讓人讀懂，其他一切都談不上，只有讓人懂了之后，人家才會接受，才會予以認同。那么，如何讓人讀懂、接受和認同？對西方普通老百姓講中國故事要注意三點：

第一，“求同存異”。從人性上來說，人們容易理解熟悉和類似的事物，而不容易理解陌生和迥異的事物。“求同存異”意味著通過訴諸“同”的方面來讓對方理解，但“同”并不否認“異”，如果“同”的東西多于“異”，那么理解起來就比較容易，反之，就比較困難?！扒笸娈悺币卜鲜挛锏目陀^屬性，因為任何一種事物都是由普遍性和特殊性兩面組成，“普遍性”意味著“同”，而“特殊性”則意味著“異”。 

第二，人們容易傾向于已經認同的事物，而會排斥自己不認同的事物。所以，很容易理解，如果中國批評和攻擊西方民眾已認同的事物或者價值觀，那么他們不僅不會理解和接受，反而會反感和抵抗。反之，如果西方民眾感覺到中國所說的事物或者價值觀是自己所認同的，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平常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就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第三，理解和認知都是理性的產物。這要求我們講中國故事時需要三個“回歸”，即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和回歸理性。我們需要盡量避免把中國成功故事過于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而是要基于中國成功故事的經驗層面來講。

在世界層面，中國推動共同富裕，這包含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中。讓其他國家共享中國的發展成果，“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都是在各方面嘗試的實踐。

至于共建“一帶一路”的講述方式是不是有用的、如何評價，不能被西方牽著鼻子走，因為沒有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是沒有發言權的。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對中歐班列、印尼高鐵、非洲基礎設施建設等的評價，要印尼民眾、非洲民眾才有發言權。

澎湃新聞：正如您在《中國敘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中提到的，對于中國的經濟體制，中國與西方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等同于“國家資本主義”存在嚴重分歧。那么，產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對事實信息的不認可，還是對分析事實的邏輯推導有偏差？中國該如何回應？

鄭永年：如果將中國經濟體制定義為國家資本主義，該怎么解釋民營經濟的56789呢？（民營經濟給國民經濟發展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任何國家都會用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

西方一些人為什么簡單地把中國視為“國家資本主義”？原因很簡單，即他們是從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這一意識形態出發的，他們往往不是在對中國經濟制度的實踐進行觀察和研究，而是在用西方意識形態對中國的制度實踐做價值判斷，因此具有高度主觀性，缺乏可驗證性。

中國如何回應？如果我們也用我們的意識形態來回應，那么就會陷入一個互相指責的惡性循環。在西方學者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時候，我們要反其道而行之，即拋棄意識形態這副有色眼鏡，回歸經驗證據，回歸科學，回歸理性。只有在回歸經驗證據的基礎上，才能發揮科學和理性的力量，才有說服力。也只有訴諸科學與理性（邏輯），才能把中國經濟制度實踐的豐富經驗概念化和理論化。講中國經濟制度的理論與實踐不能孤立地講中國，而要將中國放在世界地圖中來講，也就是要通過和西方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體系進行比較來講。

近代以來，中國經濟制度發展的一個基本事實就是我們的制度建設深受外部的影響，包括歐美、蘇聯和東亞經濟模式等，因此，如果孤立地講中國故事就很難講通。

再者，市場經濟的形式是多元的。即使在西方，各國的市場經濟形態也是不同的，就像這些年盛行的“資本主義的多元性”的概念所呈現出來的。英美的“自由資本主義”和德國等歐洲大陸的“社會市場”不同，日本、韓國等亞洲經濟體更是具有自己的特色。

通過比較，我們能夠發現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其他市場經濟模式的共同點和差異性，能夠明晰不同市場經濟制度是如何應對各種問題的。

越來越多的世界問題開始應用“中國方案”

澎湃新聞：近年來，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在逐步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也面臨著許許多多問題，您建議中國問題向世界尋求方案。該怎么看待“中國問題，世界方案”與“世界問題，中國方案”的關系？

鄭永年：近代中國從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以來，很多中國問題都采用的是世界方案。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最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也采用的是世界方案，后來包括向蘇聯學習，引進國際先進技術，改革開放等，都是學習世界的方案。

對于中國問題，中國共產黨善于把中國問題置于世界背景之中，從世界經驗中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同時，也強調世界方案的中國化。這與俄羅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而中國則不然，因為中國把中國問題置于世界背景下來解決，中國通過實行開放政策，成為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中國也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對西方開放，但往往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結果失去了國家的獨立性，和西方形成了依賴關系。

澎湃新聞：當前中國也在為世界問題提供“中國方案”，您怎么看世界普遍性與中國特殊性的關系？此外，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面對的都是不同發展程度的成員國，中國如何才能與共建“一帶一路”成員方達成有效合作？

鄭永年：時至今日，中國在經濟社會建設的探索上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和經驗。現在越來越多的世界問題開始應用“中國方案”了。

共同富裕、現代化等問題，既是中國問題，也是世界問題，具有普遍性。這一中國問題的答案需要在世界經驗中尋找，但也要用“中國方式”來實現。

就中國經驗而言，因為中國是在開放狀態下通過學習國際經驗得到發展，中國模式具有了“世界性”；同時因為中國不照抄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經驗，總是將其消化融合到中國經驗之中，所以又能保持“中國性”，也就是獨立性。從更長歷史觀來看，這也是中國開放文明的“一貫性”，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長處，把它們變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

一旦過度強調特殊性，我們的中國敘事話語就會充滿民族主義或者民粹主義色彩。明明具有普遍性，卻被說成只有特殊性；明明是我們在吸取了他國成功經驗或者失敗教訓基礎之上的實踐，卻被說成和外國經驗的“對立”；明明是在實踐普世價值，用中國方式實現普世價值，卻被視為蔑視和批評普世價值。結果怎樣呢？不僅扭曲了我們的實踐，解釋不了我們的實踐，更促成我們和外在世界的對立甚至對抗。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的現代化是世界現代化的一部分。我們的巨大成功可以促使我們站在世界之巔。

當前，中國方案在發展中國家非常受歡迎，因為中國并不是像美西方那樣強推自己的現代化模式，而是提供了一種選擇，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方式，滿足當地需要，通過協商實現共同發展的目標。而美西方的解決方案、幫助方案帶有很強的主導干預，為了保護其自身的利益，有強推自身計劃之嫌。

要構建中國原創性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特別強調，講好中國故事需要構建中國原創性政治經濟學理論，然而政治經濟學本身對中國來說是舶來品，開山立派并非易事，特別是從應對西方命題轉變為尋找中國命題。中國命題應是怎樣的命題？對于建立中國原創性政治經濟學理論您有什么建議？

鄭永年：因為中國傳統上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近代以來我們通過對西方社會科學的學習、借鑒及與之對話，在社會科學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很多領域，我們的社會科學還是應用型的。這種局面是很難持續發展的。要創造中國的原創性社會科學理論，還是要從政治經濟學入手，因為西方整個社會科學體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經濟學。

中國社會科學的核心也不可避免地是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需要自己的原創性政治經濟學理論，正如原創性技術一樣，原創性理論也是大國重器，對此，中國的人文社科學者需要更加努力，

對我們來說，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去構建原創性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在西方，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都是非常偉大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家。但如果我們忽視他們理論的來源、思想的背景，就很難理解他們的理論。要構建和創造中國原創性政治經濟學理論，首先要確定理論來源是什么。

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我覺得至少有三大來源，可稱為三個傳統。第一個大的來源，即“大傳統”，就是中國從秦漢到晚清兩千多年的政治經濟學實踐經驗，包括三層結構下的政府—市場均衡。第二個來源，我把它稱為“中傳統”，就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經濟學實踐經驗，包括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第三個來源，我把它稱為“近傳統”，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經濟學實踐經驗，包括獨立開放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實際上，實踐是最重要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來源。毛澤東說過，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理論也是基于中國的實踐。

要創建原創性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就不要以西方的命題為命題，首先要找到中國的命題?，F在做的很多研究都是西方的命題，用中國的經驗材料，這種現象是不可持續的。如何找到中國的命題？我想近代以來的實踐就是最好的中國命題。我希望同仁們有意識地基于中國豐富的實踐經驗來構建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澎湃新聞：共建“一帶一路”目前發展到怎樣的階段了？下一步，中國要如何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繼續發展？

鄭永年：我認為當前共建“一帶一路”已經走完了1.0階段，現在將開啟2.0階段。其中1.0階段主要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包括高鐵在內的很多大型工程建設。而當前進入的2.0階段則將聚焦于新能源、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領域，這些也符合中國對外開放的需求。

總的看，2.0階段會比1.0階段在建設上更省力，因為1.0階段耗費了很多時間、精力在摸索道路上，而當前2.0階段則進入了基礎設施的收獲期。特別是在綠色發展、新能源使用等方面，共建“一帶一路”并沒有走西方“先污染再治理”的發展舊路，而是選擇了一條合作共贏的發展路徑。

隨著2.0階段的深入，中國提供給國際社會的這一公共產品，內容會越來越豐富，形式也越來越多樣化，世界發展迎來新機遇?！耙粠б宦贰背h為他國提供中國方案，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我們秉持務實、合作、共贏的精神，堅持原則和方向。我對“一帶一路”倡議充滿信心。

（中信出版社編輯梁明月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