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教授莫里斯·埃瑪爾（Maurice Aymard）做客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帶來一場題為《布羅代爾與白樂日：在世界史中研究中國史》的講座。本場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副研究員戎恒穎主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李宏圖教授與黃洋教授參與對談，?，敔柦淌诘姆蛉嗣缀Ｒ馈た茽柋劝＃∕ireille Corbier）教授亦出席了本場講座并參與對談。

莫里斯·?，敔柦淌?本文圖片均由徐思佳拍攝

講座伊始，?，敔柡喡越榻B了兩位學者的生平與主要著作。布羅代爾出生于1902年，職業(yè)生涯起步于中學歷史教師，他在阿爾及利亞任教有十年之久，后來他返回巴黎，在一所中學繼續(xù)教學。1935年至1937年，布羅代爾來到巴西新創(chuàng)建的圣保羅大學歷史系擔任教職。這次經(jīng)歷對于布羅代爾是一次全新的體驗，它是對一個因其殖民史而與歐洲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未知國家的發(fā)現(xiàn)，布羅代爾在巴西能以一定的距離感，考察他所研究的歐洲與環(huán)地中海世界，并將后者視為一個整體，同時在細節(jié)上有所修正。1937年，布羅代爾回到巴黎，隨后進入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任職，該學院的研究重心是教學法問題，志在提出新的研究問題、方法和領域。二戰(zhàn)爆發(fā)后，布羅代爾作為炮兵中尉在阿爾薩斯前線服役，1940年6月他被德軍俘虜并遭到監(jiān)禁，直至1945年5月方才獲釋。布羅代爾監(jiān)禁期間與此前積累的巨量檔案材料完全隔絕，他只能憑借記憶和借閱的書籍資料完成寫作。布羅代爾在戰(zhàn)俘營里用鉛筆和學生練習簿寫下《地中?！返?到4個版本，并郵寄給巴黎的呂西安·費弗爾和阿爾及利亞的妻子。1948年，布羅代爾擔任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分部秘書，1956年費弗爾逝世后，他接任主任一職，并接替《年鑒》（Annales）雜志主編。1963年以后，布羅代爾長期擔任人文科學之家的主席。布羅代爾的雄心是使歷史學更為現(xiàn)代化和年輕化，為此需要創(chuàng)辦新的研究機構，并尋求新的學術思想。

白樂日是布羅代爾的一個重要對話伙伴，他較布羅代爾年輕三歲，卻于1963年英年早逝。白樂日出生于匈牙利，1921年求學于柏林，在導師福蘭閣（Otto Franke）的指導下，其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為唐代經(jīng)濟史。白樂日不僅關注經(jīng)濟史研究，他還廣泛關注唐代的社會史與政治史等研究領域。1925年至1926年間，白樂日問學于法蘭西公學院的馬伯樂（Henri Maspero）教授。納粹德國上臺以后，白樂日因其接近于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立場而受到政治迫害，被迫流亡法國。法國淪陷期間，白樂日成為一名地下的、學術的抵抗者，他匿身于法國中央高原的一個村莊里，從事種田和養(yǎng)鵝以維持全家生計。二戰(zhàn)結束后，白樂日在法國學界并未謀得教職，直至1949年才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獲得研究員的職位，該機構是當時法國唯一能夠聘請外國專家擔任教職的機構。1955年，費弗爾和布羅代爾申請到6個教授職位，白樂日經(jīng)過遴選進入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分部，隨后他創(chuàng)辦了中國研究中心。同批進入該機構的學者還包括漢學家謝諾以及日本、印度和伊斯蘭等地區(qū)的研究專家。在得到了重要的機構支持后，白樂日隨即展開對中國宋史的研究，其開創(chuàng)的學術傳統(tǒng)賡續(xù)至今。

?，敔栯S后對兩位學者的代表性著作作了評述。布羅代爾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出版于1949年，它不是一部有關國家、君主或者王朝的歷史，也非研究戰(zhàn)爭、外交的歷史，它的研究對象是地中海以及由地中海所聯(lián)通的整個地中海世界。布羅代爾為此創(chuàng)建了一個全新的學術概念，即“地理史”（geohistoire），由這個概念出發(fā)，他提出了一系列獨特而重要的問題，比如能否建立一部關于氣候變遷的歷史，這些問題在當時引起了有關歷史學的學科邊界的爭論。布羅代爾提出一項龐大的學術研究規(guī)劃，該規(guī)劃在20世紀60年代時由一批法國學者完成，他們通過葡萄的收成和樹木的年輪，重建了晚近一千年的氣候演變史，并追溯至資料更為稀缺的公元第一個千年的氣候變遷，這項研究有力地證明了布羅代爾提出課題的可行性。

布羅代爾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當代世界》（Le monde actuel: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s），這部著作并非是面向歷史學家的學術作品，而是面向高中畢業(yè)班的教科書。布羅代爾的雄心是要向17至18歲的高中生提供全新的歷史教育，它不再是傳統(tǒng)的國別史，而是以世界史的眼光來研究國別史，這就需要向年輕學生教育世界主要文明和文明圈的歷史演變，尤其是要讓他們擺脫歐洲中心論的觀念?！懂敶澜纭贩譃閮纱蟛糠?，第一部分是非歐洲大陸的文明史，包括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等等，第二部分才是歐洲文明。布羅代爾認為，歐洲文明并非世界文明的起點，而是作為世界文明的終點，這種倒置的觀點提供了一個理解文明演進的新視角。這部著作掀起了一場史學教學的革命，當時埃瑪爾還是一名高中歷史教師，他就選擇了該書作為學生教材，當然也有很多教師認為這本書難度過高，他們將它作為備課教材，而選擇了更為平庸的教科書作為授課教材，因此這本書并未取得《地中海》那般的輝煌成功。直至布羅代爾逝世后，這部著作才得以再版，并重新定名為《文明的語法》（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

布羅代爾的第三部重要著作是1979年出齊的《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jīng)濟和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這部著作的研究對象更為廣泛，包括世界范圍內的鄉(xiāng)村史、城市史、農業(yè)史、工業(yè)史、科技史、流通史等等。布羅代爾在撰寫這部著作時，廣泛求助于白樂日和另一位研究印度的學者，他們給布羅代爾提供了眾多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布羅代爾在修訂《物質文明》（第一卷）時，與白樂日有了更為充分的交流：他向白樂日提出問題，要求對方提供信息；而白樂日在提供信息的同時，也向布羅代爾提出新的問題；布羅代爾在回答這些問題以及引用白樂日所提供信息時，也作了新的拓展。在《物質文明》（第二卷）中，布羅代爾探討了很多有關市場經(jīng)濟的交換原則、機制等問題，并且論述了中國本土及國際市場的貿易與流通狀況。在《物質文明》（第三卷）中，布羅代爾還回應了由白樂日提出的重要問題，即中國是否有可能在18至19世紀向資本主義式的生產(chǎn)和流通機制演變。布羅代爾并無意書寫一部中國經(jīng)濟史的著作，而是試圖將中國經(jīng)濟史與世界范圍內的物質文明史相結合。?，敔栔赋?，布羅代爾在機構方面的大力支持使白樂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白樂日也向布羅代爾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支持，這也有力促進了布羅代爾本人的研究工作。

講座現(xiàn)場

?，敔柵e例道，白樂日的《天朝的官僚制度》（La Bureaucratie céleste: recherches sur l'économie et la société de la Chine traditionnelle）對布羅代爾影響很大，該書構成了布羅代爾在《物質文明》（第二卷）中論述中國部分的最為重要的基礎。白樂日的著作涉及時段主要是唐朝，但對于布羅代爾而言，該書提供了一個考察中國歷史的長時段視角，因為盡管有著朝代更迭，但精英官僚制度在中國卻是長期穩(wěn)定的存在。然而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及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以來，這種連續(xù)性的制度產(chǎn)生了斷裂，布羅代爾和白樂日均認為，這種斷裂性可以與大革命給法國造成的斷裂相提并論。但是這個論斷有個前提條件，就是要厘清一個重要問題，即法國革命不是一件發(fā)生于1789年至1805年的事件，而是如孚雷所言，它是從1789年持續(xù)至1870年的長時段進程。布羅代爾認為，在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前，如果排除英國工業(yè)革命的話，中國與歐洲在經(jīng)濟發(fā)展方面既有著差異，也存在很多共性，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經(jīng)濟史研究對于歐洲的物質文明史研究而言，也有著學術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敔栯S后介紹了白樂日的代表性著作，分別是《唐代經(jīng)濟史稿》（Beitr?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1933）、《中國中世紀的社會與經(jīng)濟》（Etudes sur la societe et l'economie de la Chine, 1954）、《天朝的官僚制度》（1968），這些著作奠定了白樂日的學術地位。白樂日于1963年英年早逝之后，布羅代爾在沒有前者為其提供原始史料和研究成果的情況下，主要依據(jù)的是傳教士所帶回的資料以繼續(xù)他的學術思考。

埃瑪爾隨后展示了一段布羅代爾所寫的質疑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字。布羅代爾寫道：“事實上，在歐洲與世界的其它地方，存在著‘歷史學意義’上的不平等。歐洲人創(chuàng)造了歷史學這一職業(yè)，而且他們利用它為其利益服務。這是顯而易見的，需要加以證實并承擔其后果。非歐洲國家的歷史才剛開始建構。在認識與闡述的平衡尚未建立之前，歷史學家很難去解決世界史當中的‘戈爾迪的繩結’（意為極難解決的問題），在此情形下，我們能夠理解歐洲至上主義的起源?！保?979年）從這段文字當中，我們可以理解當時史學界爭論的核心問題，即便是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這個爭論也尚未結束，仍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埃瑪爾還談到了布羅代爾有關資本主義歷史的思考。布羅代爾在《物質文明》當中提出了全新的資本主義概念。他指出，資本主義并不等同于市場經(jīng)濟，在從古希臘社會直至19世紀的所有社會當中，都存在大大小小的商人，他們利用權力積累財富，但是并不構成權力本身，然而資本主義并非商人之間進行的市場交換，而是壟斷的經(jīng)濟類型，它并不服從國家，而是將其意志強加于國家，它們構成了龐大的、超國家的上層結構。當今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態(tài)勢印證了布羅代爾在四十年前作出的論斷，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和超國家特征已經(jīng)使得民族國家焦頭爛額、疲于應對，并且造成了貧困化、失業(yè)和環(huán)保等社會問題，因此布羅代爾的論斷既具有歷史意義，也具有現(xiàn)實意義。

講座現(xiàn)場

對談環(huán)節(jié)中，與談人李宏圖教授在發(fā)言中強調歷史研究應拓展視野，努力打破國別的界限，多關注其他國家的歷史，讓學者們在國際交流中彼此受益。隨后，李宏圖就國別史與普遍史之間的關系、中國崛起對全球體系的意義兩方面向提出了問題。?，敔柦淌诨貞J為，從布羅代爾和白樂日之間的學術合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布羅代爾在寫作《物質文明》及《文明的語法》時，已經(jīng)認為：在歐洲之外，諸如中國、印度、巴西、日本等國家的歷史經(jīng)驗對于整體史、全球史來說，具有和歐洲文明同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義。所以我們今天研究歷史的視角不再僅僅是單一的、歐洲的，而是多元的、世界的。至于第二個問題，中國的經(jīng)濟崛起具有雙重性，除了民族國家的內部體系以外，還與八十年代以來經(jīng)濟全球化所形成的新的世界經(jīng)濟空間密切相關。中國的崛起是否會為解決資本主義體系所導致的社會不平等、氣候變化等問題帶來轉機值得我們關注。

與談人黃洋教授表示，埃瑪爾教授的講座令人感受到許多歐洲的優(yōu)秀學者通過關注學習其他文明的歷史來打開視野，克服研究中固有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值得欽佩。在布羅代爾和白樂日的合作之外，還有一個例子，即法國著名古典學家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和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合作。在一篇合著的文章（L'évolution des idées en Chine et en Grèce, du VIe au 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1964）中，兩位學者通過對于理性在古代希臘和中國思想中興起歷程的比較來克服歐洲中心主義立場，揭示出：理性思想并非歐洲所獨有，古代中國的理性思想同樣具有價值。反過來說，中國學者同樣需要擴大視野，用世界的眼光克服學術研究中容易產(chǎn)生的中國中心主義傾向。?，敔柦淌谟纱嘶貞浧鹪谝淮侮P于法國封建社會的研討會上，一位漢學家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向他提供了很有啟發(fā)意義的參照信息。歷史研究中，關于某一個文明的許多問題往往都需要到其他文明中尋找證明，故國際性的學術交流對于雙方都大有益處。

戎恒穎循此話題回顧了年鑒學派在宋史研究方面的國際協(xié)作，并就當代年鑒學派如何接續(xù)白樂日對中國的研究工作向?，敔柦淌谔釂?。埃瑪爾表示，從具體層面而言，法國當代已經(jīng)有了接續(xù)白樂日傳統(tǒng)的宋史研究代表學者如藍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等；從整體層面而言，目前法國年鑒學派的中國歷史研究面臨兩大挑戰(zhàn)：一是新方法、新領域的開拓需要高水平的學術共同體，二是需要聚集各個國家、各個領域的優(yōu)秀學者以進行跨國別、跨學科的協(xié)作，這對我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埃瑪爾回憶他在巴黎大學歷史系求學時，從來沒有外國的歷史學者授課，而今天，法國的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以及巴黎大學等高校的博士研討班，都要求30%以上的課程由外國教師擔任。埃瑪爾本人就在擔任法國高等社會實踐學院研究員的同時，當選為意大利大學的教授，打破了意大利歷史學界過去沒有外國教授的傳統(tǒng)。這說明制度化的國際學術合作正日益成為新的趨勢。

歷史學系博士生李小龍就布羅代爾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一書兩個不同中文譯名（《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之間的選擇向?，敔柦淌谔釂?。埃瑪爾回應稱，同樣的現(xiàn)象也出現(xiàn)在布羅代爾著作的意大利文翻譯中。他認為，書名的調整主要是出版商根據(jù)本國讀者情況所做的選擇，從文本接受的角度來說，這種偏離作者原意的改動調整同樣值得研究。不能忘記的是，布羅代爾此書的主角始終是作為空間和歷史的地中海世界，任何翻譯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代表了某一特定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