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攜手實現共同發展繁榮”。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員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歷時數月，訪談了政、學、產三界數十位“一帶一路”相關人士，從這三個領域全面回顧“一帶一路”倡議這十年來取得的成就，當下所面臨的挑戰，并展望未來的前景。訪談對象中既有思考在政策層面推動“一帶一路”落地的政界人士；也有走出書齋、多次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調研的學者；更有走出去、在一線切實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中企高管。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在薛力研究員的訪談計劃啟動時即密切關注，雙方達成合作意向，近日即刊出由薛力研究員完成的“‘一帶一路’訪談錄”系列中的部分篇章。

2023年10月17日，中國結造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主題景觀亮相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附近。

訪談對象：劉正華，江蘇其元集團副總裁

訪談人員：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訪談時間：2023年8月3日下午

訪談地點：其元集團張家港總部

錄音稿整理：張少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專業博士生

錄音稿校對：薛力

本文經受訪者審定

劉正華（左）與薛力

薛力：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原因是什么？

劉正華：在“一帶一路”提出之前，企業已經在響應國家“走出去”的戰略了。東南亞經濟發展對于我們有很多可以借鑒的東西。日韓正是在美國的幫助之下，先發展國內經濟，有了一定經濟基礎后，將技術、資金、產品逐步轉移出去。這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經之路，即一國的資源消耗、技術發展、財富積累到達一個臨界點后必須轉移到國外市場繼續創造財富。即便強如美國，也是如此。現在的美國國內幾乎沒有什么經濟實體，留下的只有高科技企業的管理團隊。

中國大陸在自我積累的過程中承接了很多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這被稱為“引進來”。現在，中國的經濟實力發展到了自我發揮的過程，因此需要“走出去”。我國最強優勢是基礎工業，走出去的也正是這類。另外，中國國內實施機構改革和調整，強調高新科技發展，而多出來的部分必然需要另尋出路。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發展中國經濟優勢的同時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為世界交流提供重要平臺。

然而，我們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發現一些現象，常規產品（靠低廉勞動力、優惠政府政策、概念等創造價值、沒有太大技術含量的產品）在海外市場形成了一種惡性競爭，因此我國推出常規產品的意義不大；非洲的水泥等建筑材料等產品比我國高出好幾倍價格，但是由于距離遙遠和高額關稅，我們無法將本國的建筑材料賣給非洲；國外市場對工業發展興趣很大，但他們金融融入生產的程度不夠，經濟發展實力薄弱。

我們的第一個項目是跟中非基金合作，當時恰逢中國提出中非共同發展基金，東方工業園于2007年11月在商務部第二次境外合作區招投標中成功中標。我們在埃塞俄比亞的礦區做水泥。那時，埃塞俄比亞的領導人對這個項目很重視，埃塞政府將東方工業園作為國家“持續性發展及脫貧計劃(SDPRP)”的一部分，列為工業發展計劃中重要的優先項目。當時兩國的關系也處得很好。后來，“一帶一路”提出之后，作為企業，我們能看到國家對我們走出去的認可和支持，因此做起來也更有信心。

當時，企業是有國家補貼的，紅豆集團拿了三年（海外經貿園區政府）補貼，我們只拿到一年。因為他們通過商務部認定的時間比我們早，話語權更大，與政府間有特定的溝通渠道。我們完全是一種企業行為，話語權很小，與政府溝通的渠道有限。當時規定的認定條件很多，包括面積（達到4平方公里）、具備土地證、擁有一定企業數量。我們企業2007年通過考核，2008年進入投入生產的籌備和規劃階段，2009年開始大規模基礎建設，2015年4月通過商務部、財政部確認考核，拿到土地證。通過考核認定后，拿了1億多補貼（按照投入資金的30%給予補貼）。但之后這個補貼取消了。

薛力：我覺得，補貼海外經貿園區建設的設想很好，為大規模走出去的中小企業在海外落地與發展提供一個合適的小氣候，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在“一帶一路”十周年之際，國家有必要重新考慮對海外經貿園區的補貼，并且大力強化對民營企業經營的海外經貿園區的補貼力度，這比在相關國家支持一兩個大型企業更有意義。經營海外經貿園區難度大，通常不容易盈利，并且需要有長久經營的思路，政府不妨比照對待海外基礎設施項目的思路予以扶持。

劉正華：我們當然希望政府能繼續這方面的支持。希望你們社科院作為政府智庫，多為我們發聲、出力。

薛力：客觀上說，“一帶一路”提出之后，國家對企業的扶持力度是否加大？

劉正華：就我們園區的情況來說，國家的扶持停掉了。按照產業方向來說，商務部的思路是對的，引導企業走出來。沒有這個補貼，企業該做的還是會去做，但考慮的事情會更多一些，做事情的方式也會不同。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我們一定會竭盡全力去賺錢，而不太會考慮后果和影響。接受了國家的補貼，我們企業就要履行一定的義務，不僅要做好本職工作，還要承擔社會責任，維護國家良好形象。

薛力：“一帶一路”已經推出十年，您覺得有哪些成效或變化，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劉正華：當時（埃塞）的政局非常穩定，現在出現了國家風險，包括內戰、政變、疫情以及政府改革等。疫情期間，我們國內的人派不出去，國外的人回不來，影響了園區的發展。

這十年來，埃塞俄比亞前幾個政黨過于激進了些，他們動用各種關系，舉債搞建設，因此債務達到高峰期，而（埃塞俄比亞現任總理）阿比的路線較為保守。對于我們而言，它要求我們企業二期再開工業園區，企業出口率達到80%以上，以及回來的美元須70%強制結匯。埃塞貨幣比爾大幅貶值導致我們企業虧損嚴重。二期的土地我們交了7年的土地費用，但還沒拿到土地證，因為埃塞屬于聯邦制國家，州一級有一定的自主權，外國與聯邦政府簽的合作協議，州是不會認的，我們還得慢慢理順與州的關系。因此，我認為，“一帶一路”推出以來，園區企業發展遭遇了挫折。

我們企業位于兩大重鎮塔博爾贊提鎮和杜卡姆鎮中間，距離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博萊國際機場30公里，距離吉布提港850公里。原來在奧羅米亞州的規劃總面積是5平方公里，已取得土地權證4平方公里，現在一期開發了2.33平方公里，二期開發了1.67平方公里。二期在等國家好的政策，機會合適的話還是會繼續擴大工業園區。

我們做工業園區賺了一些錢，因為我們當時拿的土地價格比較便宜，在最艱苦的時候，我們自己建廠，然后招商引資，并且要滿足國家的條件，前期自己的企業入駐進去，后來自己的企業慢慢退出來，引進其他企業。現入園企業有129家，一期已經滿了，企業分別從事冶金，建材、制鞋、制藥、汽車組裝、電力裝備、紡織服裝等行業。只有入園企業賺錢了，我們工業園區才能賺錢，東方工業園區靠廠房出租和自己的企業賺了一點錢，還有變電站給企業供電的一點溢價收入。靠物業費、管理費、水電費和污水處理費是賺不了錢的。

但二期至今還沒有拿到完整的土地證，因為州政府不同意，因此我們無法進行招商。如果招商等于害了人家，我們自己也無法進行大規模投入。

薛力：如果中國政府或者大使館能幫協調一下園區與州政府的關系，幫你們拿到土地證呢？

劉正華：這當然好。我們努力了7年，也沒有拿到，說明光靠我們自己已經有困難。我們園區的一期做得很好，有心擴建二期。現在就卡在土地證上。

當然，疫情的影響也是一個方面。但這個園區是我們公司發展的重點。現在疫情已經過去，希望能盡快開發二期項目。

薛力：請在東方工業園區選三個代表性的企業做一些簡單介紹。

劉正華：園區企業來自中國、日本、韓國、英國等。

薛力：我去的時候，重慶力帆汽車在園區有工廠，一個中國小伙子還娶了當地人。他們說，汽車不愁銷路，就是外匯問題沒法解決，配件進口受到限制。當時一輛汽車賣到15-20萬，現在的情況呢？

劉正華：現在還在，但我們園區的汽車企業不算成功，他們當時投資了五百多萬人民幣（準備大干一場，因為當地還處于汽車普及化的初期）。但他們開始時沒搞清楚埃塞的相關政策。埃塞汽車關稅很高，并且排量和稅收相關，尾氣排放1.0以下，1.0-2.0，2.0-3.0的進口稅各不相同，2.0以上征收100%的高關稅。他們應該先生產小排量的汽車，打開市場再說，不宜一下子追求高利潤。但企業有自己的考慮，比如風險大，希望盡快收回投資成本。

我們的東方鋼鐵廠是合資企業，比較賺錢。“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量的鋼材，我們有合作伙伴，且資金充足，所有資金投入可以賺錢，這應該是最成功的例子。我們的水泥廠開始比較成功，后來走下坡路了，因為水泥屬于國家指導性銷售，國家對其銷售進行限價。市場有需求，但埃塞貨幣比爾貶值后我們不能提價，因此影響了企業生產的積極性。生產的產品不賺錢，我們沒法多生產。

云南三圣藥業也在東方工業園區進行生產，投入也很大，但在生產過程中碰到很多限制性問題。材料是全進口的，但在外匯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外匯管制導致企業無法獲得必要的外匯），另外銷售渠道也不太順暢，觸及到當地藥業集團的利益。他們用藥靠進口，美國人在（當地）藥品鏈上有很大的利益。

三圣藥業現在不錯，在當地有兩個藥廠，但（前期）摸索了很長時間，走了很多彎路。

薛力：您認為埃塞俄比亞對于東方工業園的整體評價如何？

劉正華：就工業園說，商務部對我們工作表示肯定。當時的商務部長來視察工作時說，東方工業園是走出去的企業中建設得最像工業園的，是“一帶一路”的紐帶。我們工業園的口碑和影響一直不錯，經常出現一個企業帶著另外一個企業進來。他們肯定是嘗到了甜頭才會這么做。

埃塞（聯邦）政府對我們高度期待，稱贊我們是標桿性工業園區，表示要以我們為樣板。李克強總理還去我們工業園區進行訪問。我們的政治影響還是比較良好的。國內沒有太多宣傳，都是企業自己進行宣傳。

薛力：這我聽說了，埃塞政府以你們為樣本，推出了十幾個工業園區，要求中國企業認領開發，以便推動埃塞的制造業等。這可以理解。當時亞吉鐵路已經建成，存在的問題是埃塞可供出口的東西不多，主要是農牧產品，如芝麻、各種皮革原材料。而進口各種各樣的商品，因此存在很大的貿易逆差。還有大量的失業人口。對人口達1.23億的國家來說，就業是大問題，特別是年輕人的就業。

劉正華：是的。我們園區共創造就業崗位兩萬五千多個，為很多當地人解決了就業問題，周邊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街道，當地居民確確實實享受到了實在的好處。因此當地民間對我們工業園的印象不錯。

我們對園區實現的是一卡子管理，每個員工佩戴一卡，憑借此卡進入園區工作、生活。我們不允許員工跳槽，特別是技術人員，以防止企業之間惡性競爭。

薛力：我對園區也有一些直觀感受。一方面是工廠里大量當地工人與數量不多的中國外派人員。這也與從中國外派員工成本比較高有關系。另一方面，工廠方面當時給了我一個生動的細節。當地人原來吃不飽，許多人每天只吃一餐。他們的傳統食物是一種發酵餅，叫英吉拉（injera），聞起來有點酸味，口感一開始也不好適應。現在想起來，應該是一種健康食品。餅不厚，但直徑大約有我的手臂那么長，食堂里厚厚的好多摞，我還拿起一張拍照合影。他們告訴我，剛入園區的工人一餐可以吃兩三塊。可過了一段時間，就吃不動了那么多了，半塊到一塊就夠了。

埃塞工業園區食堂的英吉拉面餅。 作者供圖

薛力與英吉拉的合影。 作者供圖

劉正華：是的。另外，我們根據中國企業的需求，幫助埃塞俄比亞進行改革，制定和改革相關的法律，比如園區內的土地分割問題，他們原先說土地都是你們園區管委會的，你們自己分割給入園企業就行了。我們說不行，我們做分割沒有法律效力，企業不放心，不敢大規模投資、建廠房什么。我們堅持必須政府出臺相關法律。在我們的建議與幫助下，他們制定了《工業園法》，允許對園區內的土地進行分割。為此我們前后努力了四年。還有關于企業退稅的制度，我們也給了埃塞政府一些建議與幫助。中國在這方面有的經驗，對于他們會有幫助。

薛力：從企業的角度看，“一帶一路”推出后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哪些變化？特別是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方面。

劉正華：政策變化對我們的影響挺大的。中國進出口銀行（以下簡稱“口行”）給我們投資公司貸款，是以商務部給我們的補貼作為擔保，補貼是我們的第一還款來源。現在補貼的錢不給了，我們就沒錢還口行貸款了。我們在海外市場賺的錢，第一需要滾動發展，第二拿不回國，因為埃塞俄比亞缺外匯并實行外匯管制。如果一開始就沒有那個補貼的許諾，我們做事情就會更謹慎一點。現在我們有點被動。

中國缺少對走出去的企業進行國家級的布局，包括前期的籌備工作與后期的跟進工作，這方面動作很慢，鼓勵企業走出去，但配套服務沒跟上。也許在富裕的地方能夠（做一些）跟進工作，而貧窮的地方就做不到。而企業都是帶著商業目的行事，以盈利為主要目的。政府與金融服務沒跟上，對中國企業發展不利。

薛力：這十年來，中國的國家形象以及你們公司的形象在埃塞有何變化？

劉正華：沒太大變化。但有不少事情可以做，比如，資金鏈方面，中國能不能主動和非洲或其他地區的國簽訂資金池協議，幫助解決中國在海外企業的資金問題。

薛力：那年就聽東方工業園的焦經理說，企業在海外的沉淀資產不能用于做抵押貸款。我的想法是，企業投入的是真金白銀，形成的資產卻不能用于抵押貸款，這似乎不太合理。

劉正華：是的。當然，沉淀資產不能貸款有許多原因。

我認為，中國在支持企業海外發展方面出現這些不足，一大原因是在經濟與金融領域還沒有真正的高級人才，去研究解決這些問題，去設計解決問題的思路，提交給政府落實。這是不是因為做這些研究不賺錢呢？我不知道。

還有人民幣雙邊互換問題，以及貿易上用人民幣進行結算。這既能解決東道國外匯不足的問題，還能解決中國在當地企業的外匯需求問題，也避免了匯率風險。

薛力：這是與人民幣國際化有關的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在研究。他們發現有一些困難，如東道國對中國的出口有限，人民幣又不能用于東道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雙邊互換協定下的人民幣的動用，需要中國方面的同意，這是另一個問題。歸根到底，主要是因為人民幣資本項目還沒有開放。

劉正華：其實埃塞并不是（因為）資本管制，而是埃塞政府本身就沒什么錢。埃塞不如中國經濟體量大，因此政府可動用的資金有限。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外匯管制比埃塞現在還嚴，但政府可以動用的資金比較多，因此在進出口管制上沒那么嚴。

薛力：國企與民企如何在“一帶一路”共建中更好發揮互補作用？

劉正華：這個我倒有一個想法。兩者可以合作，但國企應該為民企做個榜樣。目前由于國企做的不夠，民企只能做國企該做的工作。例如，我們花錢請了二十多個埃塞的部級干部來園區考察，了解、學習我們的管理、運營模式等。等于我們民企做了國企的事情。這些事情如果由國企來做，有兩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更能表現中國的良好國家形象，另一方面可以為民企的發展樹立標桿作用，民營企業依據國企確定的模式去做，加上自己的一些特點與優勢，就可以了。

國企經營的海外園區成功的案例不多，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前期的資金如何使用？國企可能會先修建辦公樓，而民營企業就不會。我們園區的辦公樓，是五年后才修建。前期一億多投入，都用于園區的發展。

薛力：東方工業園在埃塞遇到的困難是什么？

劉正華：第一，話語權較小。第二，缺乏溝通機制。既然我們是國家級工業園，（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在）代表中國的國家形象，因此，希望國家幫我們建立起和埃塞的定期溝通機制，比如中國部級單位與埃塞州級單位的溝通機制。這樣，我們很多問題可以與國內人講，比較容易溝通。外國人不一定能理解我們說的是什么意思。而官方出面說話，分量明顯不同于我們企業。

第三，資金池、資金鏈問題。希望國家可以與東道國建立完善的資金池、資金鏈，解決企業發展對資金的需求，即“金融跟出去”。

第四，我有一個建議。中國政府可以在各個國家選定特定企業，代表本國政府使用一些政府資金（如中非基金），來為當地提供一些便民服務項目，并讓地方政府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這樣對于我們改善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肯定有幫助。而且，由企業出面使用資金，無論從形式還是效果，可能都優于中國政府出面，因為這些企業長期在當地，對當地的需求有更為深入的了解。中國政府的重心則放在建立與當地政府的溝通機制，以幫助企業解決靠其本身無法解決的困難。

就我們東方工業園而論，目前面臨的（困難）有兩個：

第一，二期項目方面，完善的土地證拿不到。聯邦一級的土地證手續已經辦妥，但州一級手續由于各種原因一直沒有給我們辦。我們需要有完善的土地證才能進行園區建設與招商引資。

這個事情靠我們自己很難解決，需要中國政府提供幫助，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州一級希望我們給更多的好處，包括一些地方在野黨派給我們提的要求，還有各種官方機構的各種檢查。這些讓我們很為難。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亞的國家體制是聯邦制，聯邦政府無法干涉州的經濟管理活動。

我們已經在二期的土地上做了框架，修了基礎路，建了圍墻，但不具備合法性，不能對外招商。

第二，埃塞俄比亞國家招商引資的政策一直在變。國家層面的招商引資政策要求工業園內兩期要實行不同的政策，具體而言，一期的企業是完全自由的生產、銷售，可以內銷，可以適當出口，政策在這方面沒有太大限制，二期的企業要求80%的產品強制出口和70%外匯的強制結匯。對于我們來說這難以管理，無法說服企業入駐。

薛力：順便問一下，阿比政府與提格雷人之間的沖突現在怎么樣了？

劉正華：阿比和提格雷人的矛盾在美國的強制干預下和解了。雙方各讓一步，提格雷方交出武器和部隊，阿比不追究其責任，并且可能允許提格雷成員進入內閣。

薛力：你覺得中國也能發揮類似的調解作用么？

劉正華：我覺得，（隨著中國的持續發展，與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以后有可能，目前還有困難。不得不承認，（基于綜合國力與二戰后幾十年的經營，）美國在全球各地的影響都高（其他國家）一等，（在調解各國安全沖突方面）發揮的作用還沒有別的國家能比得上。

薛力：你與一般的企業經營者不大一樣，除了企業經營，還關注當地的政局變化與內在原因分析。你對埃塞政治的解讀，對我有啟發。我去埃塞是好幾年前，對其國內政局新變化不大了解。埃塞這個地方值得再去。謝謝了！

劉正華：不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