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大對卡里科的刁難在美國現行的終身教職體系下并不特殊，但不代表這就不是一種“惡”，這其實是一種超越賓大一校一地的“惡”。我們不能因為卡里科的幸存就忽視制度對人的壓迫，應該去思考這項制度是否有改良甚至改革的空間，否則卡里科們的遭遇還會不斷重演。

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

2023年10月2日，新一屆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公布，發明了mRNA新冠疫苗關鍵技術的兩位科學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魯·魏斯曼（Drew Weissman）獲得了這一科學界最高榮譽。

2020年底，全球深陷新冠疫情時，兩個mRNA疫苗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完成三期臨床試驗，且展現了極高的有效性，在人類深陷公衛危機時帶來了曙光。也正因為mRNA疫苗如此巨大的作用，卡里科和魏斯曼早在2021年就成為諾貝爾獎呼聲最高的候選人，如今獲獎可以說是眾望所歸。

卡里科的經歷頗為傳奇，出生于匈牙利的她是一名屠夫的女兒，學術之路鮮少得到家庭的幫助。她在20多歲的時候移民到美國做研究，1989年起她受聘到美國著名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擔任教職。一般人的印象里，在美國頂尖大學擔任教職的科研人員，雖然未必是錦衣玉食，但至少也是工作穩定、生活無憂。但自從mRNA技術因新冠疫苗為全球所矚目后，卡里科在賓大災難性的經歷逐漸被各大媒體報道：在長達數十年的科研生涯里，她的項目不被學界看好、長期申請不到經費、屢次陷入被解職的危機、被學校排擠被迫離職，等等。

就在獲得諾貝爾獎后的幾次采訪中，卡里科也提到賓大當年如何將她降職，最后又如何將她趕走。于是多家媒體也關注到賓大慶祝卡里科獲得諾獎的諷刺意味。例如《財富》就報道多位學者認為賓大應該向卡里科道歉。

除了一些對賓大前倨后恭的嘲諷，更多報道是贊揚卡里科的百折不撓、鍥而不舍、終成大器。這在中文媒體里也是主流，像“勵志”、“逆襲”等詞都成了卡里科相關報道的必帶標簽。

卡里科對科學的堅持固然值得傾佩，可在她的經歷里，如果我們只看到個人的奮斗和成功，或是賓大的“不要臉”，那么就忽視了學術圈一個巨大的系統性問題：美國高校終身教職制度下那些沒有終身教職的科研人員、教師的尷尬境遇——這是光鮮的美國學術體系背后的暗面。

講席教授身份注定了卡里科的遭遇

卡里科1989年被賓大聘用，與賓大一位心臟科醫生一起研究mRNA。不過要注意的是，卡里科拿到的并非終身教職（tenure），而是講席教職（adjunct professor）。這基本注定了后來卡里科在賓大的遭遇。

美國高校乃至學術界的制度基石就是終身教職制度——“tenure”也被華人戲稱為“天牛”。終身教職制度正如其名，指教職人員有“終身”的職位保障，除非有極為特殊的原因不能被解雇，可以一直干到自愿退休。以卡里科在大學里從事的科研工作為例，一個有終身教職的科學家就算沒有經費，不出成果，甚至就是天天混日子，學校也沒法將其趕走。

照此看來，終身教職是否在培養“混子”、“懶漢”呢？至少初衷并非如此，終身教職制度在20世紀初逐漸在美國高校里成型，并總是與學術自由精神相提并論。它的目的是為教職人員提供穩定的經濟保障，以及保護其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當教授的觀點有悖潮流或者權威，或者他們的研究課題偏冷門的時候，他們不用擔心因此被解雇。學者們相信，一個學術自由的環境將有利于教師對真理的探索、保障學生的學習權利，并且最大程度上符合公共利益。

一般來說，剛入職的年輕教授有一個固定的時間期限去展示自己的學術、教學能力，在此階段，他/她是在通往終身教職的軌道上，但沒有終身教職，一般職稱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這個終身教職的軌道不是無限延展的，常常是6-7年時限。到時間后，學校會根據這些助理教授過去這幾年的表現來決定是否提供終身教職，相當于要么升職要么走人。如果學校在考核之后，同意提供終身教職，那么他/她就會轉成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在科研領域，終身教職制度促成了美國大學的兩大特殊景觀：一是年輕的助理教授們拼命干活，以獲得足夠的成果拿終身教職；二是已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們的“舒適”，他們有穩定的工作環境，有比較大的學術探索空間。

在外人看來，終身教職的軌道制度似乎是讓學校可以壓榨助理教授，實際上終身教職軌道的有限性是美國大學教授們在1940年的綱領性文件《關于學術自由與終身教授制度的聲明》（1940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里主動倡議。該制度讓學校只能在短暫的幾年時間里雇傭非終身教職的助理教授，最終的目的是大學教授主體上會以終身教職為主，人員也會更穩定。

但大學也會雇傭非終身教職的員工作為終身教職的補充，一般講席教授（adjunct professor）就屬于此類。從媒體報道看，卡里科進入賓大時就是這種非終身教職的身份。當時她與賓大一位心臟科醫生一起工作。按學術圈的規則，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賓大有一位有終身教職的心臟科醫生從事的研究需要有幫手，招募了卡里科到他的實驗室工作。表面上卡里科接受的是賓大的聘用，身份是賓大的講席教授，但實際上她是那位心臟科醫生招來的幫手。

正因如此，后來一系列與卡里科本人無關的人事變動卻導致了她在賓大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例如1997年，最初把卡里科招到賓大的心臟科醫生離開了賓大，使得卡里科不得不在賓大另找“靠山”。在一位神經科醫生的大力舉薦下，卡里科才保住了位置，可后來這位神經科醫生也離開了賓大，讓卡里科在賓大更難立足。

不像終身教職那般有獨立的雇傭保障，卡里科到賓大的那一刻，工作穩定性就取決于他人，這也注定了后來她的一系列不順、被排擠。

非終身教職與終身教職間的天塹

非學術圈的人可能會好奇，卡里科不能換到終身教職嗎？從卡里科的自述來看，她也曾經爭取過終身教職，1995年，她本來應該有機會晉升到終身教職，卻因為申請經費沒成功而被賓大要求減薪降職或走人。賓大的行為如今看來冷酷無情，可在終身教職制度下的學術界卻是再正常不過。而卡里科難以從非終身教職跳到終身教職，一點也不讓人意外，二者間有著難于逾越的鴻溝。

對于賓大等美國高校來說，那些有終身教職的教授或是在通往終身教職軌道上的助理教授們才是自己人。卡里科這樣的非終身教職人員，都屬于外人、“臨時工”。

學校找的助理教授，都是看好他們的未來，視之為自己的新鮮血液。而卡里科這般非終身教職的員工則不同，他們只是來做一份具體的工作，學校從來沒有期望或者說也不認為他們將來能成為學術中堅。如果有這指望，當初就會以終身教職軌道招募。

這種區別也會帶來支持度方面巨大的差異。學校招來的助理教授都是希望他們以后能順利拿到終身教職的。因為這代表著他們產出了大量學術成果，順帶也會帶來各種研究經費。卡里科在90年代拼命研究申請經費卻一直被拒，實際上剛入職的助理教授們大多也不會自帶研究經費。但是在招募時學校就會商議好提供一筆啟動資金，新人們可以通過這筆錢來購買研究需要的設備、材料，聘用博士后、支付研究生的補助費用。通過啟動資金讓自己的實驗室運轉起來后，助理教授又可以利用實驗室產出的成果支持自己的經費申請（例如生物醫學一般會向NIH申請經費）。

卡里科這樣的非終身教職軌道的教職員工不會得到學校的資助，獨立做科研的難度就要高很多。而非終身教職軌道的講席教授想要轉到終身教職，幾乎必須是他人眼里的超級優秀，讓學校覺得一個“臨時工”也值得拉攏為自己人。對于卡里科這類科研型教授來說，科研經費是其最重要的價值指標。如果難以申請到大量經費并進行獨立的研究，就很難產出足以讓她能夠獲得終身教職的成績。而沒有終身教職的保障，又很難拿到經費并且享有學術自由。這是一個難以打破的死循環。

沒有經費就是高校的“負資產”

對于美國高校來說，教職人員的貢獻，或者說對學校的價值可以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科研，二是教學，三是以行政等為主的服務。其中科研型教職人員最重要的評價指標是科研，而對學校來說，科研評價里最重要的就是經費。

假設一位教授的年薪是10萬美元，學校要考慮這10萬的用人成本，多少是因為科研給的，多少是因為教學，多少是行政服務。如果這位教授在NIH拿到了經費，一年是30萬美元，首先這個經費里會有一定比例會直接提供給學校，稱為“overhead”，原因是NIH也知道這位教授在學校供職，會使用學校的資源，經費自然要分給學校一部分。除去overhead后，這位教授在申請的經費里會注明自己一年有多少時間會花在這個經費支持的項目上，假設是30%，那么他工資的30%就可以從這里出。剩下的經費可以標注支付研究生、博士后的工資等。

不難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手上有多個經費項目，他/她的工資實際上都是自己申請來的經費在出，學校的用人成本是零，而且由于overhead的存在，學校還在靠他/她拿錢。此外，這些經費也可以支付實驗室技術員、研究生、博士后的工資，等于是這位教授出錢幫學校運轉一個實驗室，同時不斷產出有學校署名的科研成果。

理論上，教授們的工資也可以通過給學生上課（學生交學費）或其它服務（比如擔任系主任，承擔行政雜活）來支持。可對于科研型的教職人員來說，這些都很難成為學校眼里“稱職”的表現。因為科研型教職人員教學一般只教研究生院的課，課程少學生也少。生物醫學類的研究生院也是靠教授們拿科研經費撐起來的（比如研究生的工資就是這里出的），不是靠收學生學費搞起來的（很多生物研究生學費反而會從導師實驗室經費出）。行政工作類似，這些本來就有很多通過學校的其它職工負擔了，工作量有限。

對于學校來說，一個科研型教授拿到充分經費的情況下愿意教學、承擔一點行政的雜活，那是優秀公民。如果有一定經費，但稍微有點缺口，這時愿意做點教學、行政“將功補過”，那也算識相。可如果沒有經費，那就完全是學校的“負資產”了，就算愿意做很多教學行政也于事無補。如果已經拿到終身教職，學校沒法解雇，時間久了只能變通著想辦法“趕人”。例如把實驗室空間逐漸縮小，最后干脆不給實驗室位置，甚至辦公室也不給等等“羞辱”手段。不過只要這位教授臉皮夠厚，學校也只能認栽。

但卡里科沒有終身教職，也不在終身教職的軌道上，如果沒有申請到經費，在賓大乃至任何一所美國高校眼里都只能是應該盡快剝離的“負資產”。盡管據卡里科自述，自己在賓大的年收入從未超過6萬美元，但對于習慣了教授們自帶經費的賓大來說，恐怕還真不習慣付這不到6萬的年薪。

1995年，賓大給卡里科減薪降職的選項已經算是客氣。筆者個人猜測，沒有直接解聘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當時與卡里科合作的心臟科醫生還在賓大，卡里科的工資至少一部分能由這個人的經費支持。

還有無數個沒那么幸運的“卡里科們”

卡里科一直在努力做研究，也有論文發表，包括這次諾獎引用的關鍵論文也是2005年她與魏斯曼在賓大合作發表在《Immunity》上的論文，該期刊也是免疫學領域頂級學術期刊。或許會有人好奇，這些難道不能說明考里科的學術水平嗎？這樣的學術水平不配終身教職嗎？為什么不給她更多機會呢？

很遺憾，從學校的角度看，頂級學術期刊論文的最終意義是輔助教授們申請經費——論文代表的學術水平只有獲得經費評審機構的認可，才能轉化為學校需要的經濟利益。我們甚至可以說得更殘忍些：發論文還得交版面費，如果一個研究者有論文卻一直拿不到經費，這版面費不還得學校支付？

卡里科因為新冠mRNA疫苗功成名就后，我們自然可以站在后見之明的的制高點批評賓大有眼無珠。可是站在1995年時賓大的角度，卡里科只是一個一直申請不到經費的講席教授，她已經40歲，并非出自哪位著名學術領頭人的實驗室，她未來會比現在更有可能拿到經費嗎？恐怕很難有人能給出積極的答案。

這也讓賓大的減薪逼走成了“合理”的人事決定。再轉到卡里科離職賓大的2013年，是的，2005年時她發了一篇不錯的論文，但這并沒有帶來研究經費，如今8年過去了，也沒有很多人關注這篇論文。此時她都58歲了，賓大又能對她的潛力抱有多大信心呢？

2018年《自然-醫學》上一篇報道稱卡里科是看到Moderna推動mRNA藥物研發，感覺自己在賓大不可能將自己的發現用于實踐，主動離開。但現在卡里科更直接的描述是被賓大要求“退休”。具體哪種說法準確我們外人無法知曉，但是，對于一個長期申請經費不成功的非終身教職科研人員，賓大主動驅逐甚至在趕人過程中言語、行為的刻薄并不會讓我感到意外。這就是終身教職體系下拿不到終身教職的科研人員必須要面對的生存風險，也是美國高校領先全球的科研水平光鮮外表下，被有意無意忽視的陰暗面。

終身教職當然有優點，它督促了很多年輕教員的努力勤勉，也為資深教員們贏得了寶貴的學術自由。對于自然科學領域，這讓很多教授們有機會憑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在人文領域，更是能自由表達觀點的基石。

但是現在大學里越來越多的教員是非終身教職，教學型的教員里非終身教職的比例甚至更高。根據美國教育部2020年的調查，高校非終身教職軌道的教員比例已達71%。這些非終身教職的教員們不僅沒有穩定的工作，收入也往往更低。202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有近四分之一的講席教授們收入低于貧困線。

1995年，當賓大向卡里科提出降薪降職或走人的要求時，卡里科忍了下來。之所以忍，不僅是因為她想繼續從事mRNA研究，還因為她是移民，沒有綠卡、找工作很困難；更是因為如果沒有賓大職工的學費減免福利，她無法承擔女兒在賓大的學費。卡里科當然是杰出的科學家，但在這個身份之前，她是一個人，一個母親，有著普通人都要考慮的柴米油鹽、家庭負擔。

在贊揚卡里科的毅力的同時，我們不應把任何人經歷的痛苦想象成理所應當，特別是當這種痛苦背后存在制度性問題的時候，不要去忽視無數個沒有那么幸運的“卡里科們”的境遇。不是每一位非終身教職軌道上的教員都像卡里科那般有才華、有堅韌的信念，可以待在被冷落的角落里，百折不撓繼續自己的研究，最后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技術上實現關鍵突破是一方面，另一方面，mRNA的應用前景能被新興藥企發掘，并在一場世紀大瘟疫里迅速派上用場，使得她大半生的努力被全世界看見和認可，這是一場完美的救贖，也是求之不得的運氣。但她的故事完全可能是另一幅模樣——一位學者因為其不利的境遇和不被看好的研究，多年來不得志，又貧病交加，最終黯然放棄研究、泯然眾人。

現實是，絕大部分人只是學術體制里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他們可能只是在實驗室里做著最基礎的實驗，可能只是在講臺上教書，但他們也應該有權利過上體面生活、受到基本的尊重。

賓大對卡里科的刁難在美國現行的終身教職體系下并不特殊，但不代表這就不是一種“惡”，這其實是一種超越賓大一校一地的“惡”。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卡里科的幸存就忽視制度對人的壓迫，應該去思考這項制度是否有改良甚至改革的空間，否則卡里科們的遭遇還會不斷重演。

（作者周葉斌，系美國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分校遺傳學博士，長期從事免疫學研究，目前在藥企從事新藥研發。本文刊發于“一個生物狗的科普小園”微信公眾號，澎湃科技獲作者授權刊發。原標題《mRNA技術發明人考里科逆襲諾貝爾獎的背后，是美國“終身教職”學術制度的陰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