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第七屆平遙國際影展期間，以“詞語與視聽”為主題的論壇活動在平遙電影宮·門廳舉行。小說家班宇，導演、編劇劉苗苗，電影監制、編劇、策劃王紅衛等齊聚一堂。對談由詩人、批評家歐陽江河主持，他表示文學向影視轉化，反過來影視也可能向文學做一種更為復雜的雙重意義上的轉化，“兩者間的轉化是雙重相互的”。

據介紹，平遙國際電影展自第六屆開始設立“遷徙計劃·從文學到影視”單元，推動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文學精品進行電影和劇集開發。今年，又有16部適合影視改編、尋求影視版權交易的文學作品走進聚光燈下，備受矚目。同時，平遙國際電影展特別邀請擁有過作品影視改編及編劇經驗的作家，及參與過文學改編創作的電影界人士，在實操層面討論從書本里的詞句到視聽語言的遷徙。

論壇現場

“電影不傍著文學就完蛋了”

劉苗苗在發言時開門見山，“我的恩師、北京電影學院資深教授司徒兆敦先生說過一句話，電影不傍著文學就完蛋了。我的第二部作品《馬蹄聲碎》，就是由南京軍區政治部創作室的作家江奇濤同名小說改編的。當年作家把他們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叫做‘觸電’，但一般會對‘觸電’存在恐懼心理。”

她介紹說當年在瀟湘電影制片廠，不但有文學部，還會有專門負責劇本創作的文學副廠長。“通常都是由一些著名作家擔任的，比如湖南的作家譚談、莫應豐，都曾當過我們的文學部領導。當時文學部組稿時間非常漫長，因為主管領導大多也是作家或者中文系出身，非常有眼光。劇本可不是說我今年要拍，去年組稿就可以了。在刊物上發現好作品，就會把相應的作家請到廠里談劇本，可能三四年前電影廠的文學部和某個作家說，你這個作品我們組稿了，但第五年還沒拍，或者還在反復的修改，作家都很怕這件事情。幾乎所有的作家都知道，他的小說也好，劇本也罷，最后能夠被國營的電影制片廠拍成電影，當時也就那么幾個廠能夠拍電影，是個很漫長的過程。”

“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一個電影劇本的誕生，我覺得更多的是文學創作者和電影導演之間靈魂上交流的過程。很感恩所有跟我合作過的作家，一個電影導演必須獲得文學的滋養，傍作家獎，傍文學獎，必須是這樣的，我一直是得益于此。”劉苗苗說。

導演、編劇劉苗苗

“《漫長的季節》的第一個標簽是生活”

隨著今年網劇《漫長的季節》熱播，也讓參與劇本策劃的作家班宇再度進入到大眾的視野，而由他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逍遙·游》也入圍了本屆平遙影展“藏龍”單元。

班宇笑言緣分是個很奇妙的東西。“2004年，辛爽帶著樂隊來沈陽演出，我就去看過。沒想到2019年再次相見，他竟然已經是導演了。當時他剛拍完《隱秘的角落》，還沒有播，對我的小說《盤錦豹子》和《冬泳》很感興趣。2021年年底他的制片人給我電話，約我去北京談《漫長的季節》劇本的改編。”

網劇《漫長的季節》改編自作家于小千的長篇小說《凜冬之刃》，班宇就問辛爽對原劇本哪一點最感興趣。“他告訴我說，那些案子不是最打動他的，反倒是里面的一場戲：樺林出了碎尸案，警察馬德勝到工廠生活區出現場，結果汽車的備胎被人偷了。這時王響出現了，他是這一片的大拿，誰愛干偷雞摸狗的事兒他都清楚，很快就把備胎找了回來。辛爽說他特別喜歡這樣的橋段，一個生活化的細節就能把人物樹立起來。其實每個劇都會有幾個標簽，比如《漫長的季節》，導演給出的第一個標簽是生活，然后是劇情，可能最后才是懸疑或者犯罪。這部劇里，案子的謎底不是它最重要的表達，導演想講的時代，時代里的情緒，講那些被時代碾壓過人群身上的傷痕，這是他感興趣的部分。后來我們又把劇本的時間線，還有一些情節、人物關系重新梳理了一下。”班宇說。

班宇參加了《漫長的季節》劇本的二度創作。“我當時跟導演聊的一點是，很想把劇中的這幾個人物寫成自己的家人，而家人的感受不只是東北環境里面你的父母、舅舅、姨夫，好像從每個生命里抽象濃縮出來的形象，而是既跟你親切，有時候又相互無法理喻，是那種鮮活而真誠的存在。我們討論很久，《漫長的季節》最后一組雪落下來的鏡頭，辛爽說和《冬泳》的小說封面感受有點像，我的感受則來源于喬伊斯的《死者》，到最后，一場大雪落在愛爾蘭的土地上，落在每個生者和死者的身上。每個人生命里都有這樣一場落雪的存在。”

談及此次同梁鳴的合作，班宇介紹說導演曾專程從北京來沈陽，為他放了一遍前作電影《日光之下》。“這部電影有一點特別打動我，梁鳴拍的東北不是90年代大家印象里舊舊的東北，而是一個此刻的，既潔白又有點骯臟的，既可愛又有點讓人討厭的北方環境，以及那幾個人發生的故事。這一點是他在用影像來解釋和解決當代性的問題。”

“到了這次《逍遙·游》的劇本改編，我們合作也非常順暢。在我秉承一個想法，文學和電影間經常有這樣的轉譯和轉化，導演有導演的思路，那不是我最擅長的部分。劇本是導演自己來寫的，大家再進行修整。因為電影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沈陽，我可能更比較熟悉，沈陽人平時什么樣，怎么說話的，什么情緒，我提供了一些建議。”

小說家班宇

“‘詞語和視聽’是文學和電影這兩種藝術形式的本體”

王紅衛的發言以國營電影廠時代的文學部和現而今對應的策劃部起頭。“改革開放后伴隨著文學的興盛，那時的電影創作者的觀念就是要傍著文學，那是一個電影在從文學中拿營養、拿根源的時代。現在的影視公司把文學部改成了策劃部，或者叫開發部也好、項目部也罷，承擔的功能好像是以前文學部的，性質其實不一樣了。現在都是在找項目，從之前由低向高的仰望，感覺要溯源找大河之源的思路，變成了從高向低的俯視，去沙里淘金找各種IP，去找未來能夠改編成電影，并且賺錢的這么一個思路。這背后的關鍵之別是，到底電影是藝術作品，還是娛樂商品？”

“究其原因是90年代后，國產電影一度面臨快要死了的局面。同時，余華、蘇童、莫言等，包括王朔他們這一代的文學作品也開始慢慢沒人看了。這一雙重的斷層到了21世紀之后，才逐漸恢復。而先恢復的是電影所謂的市場化和商業化，大家要去做類型片。如此，所有的電影導演和電影編劇一起重新補課學習類型片的規律，沒有好的文本可以傍，只能自己編。而計劃經濟時代的電影制片廠體制逐漸坍塌，民營公司起來了，文學部三個字開始消失。這幾個問題實際上是連在一起的。”

中國電影經過了新世紀頭十幾年的積累，雖然出現了瘋狂的泡沫，但也讓電影市場的銀幕數全球數一數二。“觀眾開始愿意花錢看電影了，看華語電影的商業片，這個時候會面臨一個新的匱乏，電影需要重新從文學中去拿營養。同時也出現了一批新的作家，雙雪濤、班宇、鄭執等等。近些年不少電影來自文學小說的改編，你說電影和文學聯姻也好，互補也好，這其實有時代的必然性。”

在王紅衛看來，“詞語和視聽”這兩個詞，就是文學和電影這兩種藝術形式的本體。“既然可以用兩個詞標識出它們各自的本體概念，那么我們討論的最終目標便不是在這兩種藝術間一較高下。王朔為什么在《我的千歲寒》之前很長時間沒寫小說？就是他在更多涉足電影之后寫不出來小說了。當一個作家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影視思維，一定會影響他單純作為作家的小說思維。所以不管是文學愛好者，還是電影人要堅定好自己的選擇。你要非常堅定地明白，文學就是文學，電影就是電影。只要想明白這兩件事，不論你去做作家，還是做導演，你才能做出最符合你藝術形式的作品。”

編劇、策劃王紅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