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

德里達與迪迪埃·埃里邦的這次訪談，發表于1987年11月6 日《新觀察》，并附有下列注釋：“維克多·法里雅斯上個月出版的書《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突然又重新掀起了對這位偉大的德國思想家的政治經歷的爭論。該書收集的證據具有壓倒之勢，有的人在想是否還能閱讀海德格爾，是否還能評論他的作品。本星期雅克·德里達的兩本書——《精神、海德格爾與問題》和《心靈，其他的發現》出版。在第一本書中德里達表明了納粹主義已銘寫在這位《存在與時間》的作者的哲學的中心，但是，德里達在同迪迪埃·埃里邦的訪談中宣稱我們決不應該放棄閱讀海德格爾那些令人心煩意亂的作品，我們還必須思考何為納粹主義。”

埃里邦：你的兩本書在維克多·法里雅斯回憶海德格爾的政治立場和活動的、具有轟動性的書面市幾天之后出版，你怎么看法里雅斯的結論?

德里達：關于法里雅斯一書提及的大部分“事實”，我還必須在調查中尋找一些長期以來即使那些對海德格爾極感興趣的人也一無所知的東西。至于對于某些檔案的研究，其結果能在法國看到，則是件好事。這些結果中最確實可靠的部分自伯恩德·馬丁和雨果·奧特的工作之后就已經在德國存在，法里雅斯從中廣泛地汲取材料。

在需要謹慎處理的文獻的某些方面和一些有關事實的問題之外，我們的討論將特別集中在闡釋上，即把這些“事實”同海德格爾的“文本”，同他的“思考”聯系起來的那些闡釋，而重要的是，這種討論應該是敞開式的。提到法里雅斯對海德格爾文本的閱讀，如果真有的話，那是十分不足或很成問題的，在不少時候其理解力差到令人懷疑這個調查者是否一個多小時前才開始閱讀海德格爾的作品。據說法里雅斯是海德格爾的學生，這種事常有。當他平靜地宣稱海德格爾，我引用他的原話，把“適合于國家社會主義的某種豐富想法”翻譯”成“他那獨一無二的形式和風格”時，他指向一種分歧，不止一種，每個詞后面都有分歧，但他沒有探討這些分歧，甚至對這些分歧的存在沒有絲毫的疑慮。

最后的言者：為了保羅·策蘭

作者：[法]雅克·德里達 [法]莫里斯·布朗肖 等 著 張博 潘博 丁苗 等 譯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06

此處有沒有任何引起流言蜚語的東西?沒有，除了在那些人們很少感興趣的地方，這需要其他的更嚴密的、更困難的工作。我此刻想到的是這樣一些人的工作，這些人，尤其是在法國的人，知道這些“事實”和這些“文本”的絕大部分，他們明確地譴責海德格爾的納粹主義和他戰后的沉默，但他們也尋求超越傳統的和舒適的先驗圖式的思考，確切地說，是理解。理解什么呢?他們試圖根據某種方式或前面提到的“翻譯”的其他方式，去理解那種得到保證或得不到保證的即時性的通道，這一通道溝通了納粹的雇傭(不管以什么形式的雇傭)，和在一個持續的并且還將繼續引起思考的工作中最根本的、最尖銳的、有時是最困難的東西。至于說到對政治的思考，我腦子里首先想到的是拉庫-拉巴爾特的作品，還有一些由列維納斯(Levinas)、布朗肖和南錫所寫的各不相同的文本。

為什么這個駭人聽聞的檔案顯得如此令人難以容忍卻又令人著迷呢?確切地說是因為迄今為止無人能把海德格爾思想的全部作品貶低為納粹理論家的作品，否則這個檔案“記錄”將不會引起人們任何興趣。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一位嚴肅的哲學家能避免對海德格爾進行“闡釋”。人們怎能否認這點呢?為何要否認二十世紀如此眾多的“革命性的”、大膽的、招惹是非的作品，已經冒險地進入或甚至獻身于被惡魔侵擾的領域(依據對自身的開明性和左翼-民主的人文主義極有信心的哲學來看)。除了抹掉或試圖忘卻，難道人們就不能為了我們的時代，對這一經驗作一個說明嗎?我不相信所有這些對我們而言已都很清楚了。現在的任務、責任和事實上唯一新的或令人感興趣的事情，難道不是試圖確認斷裂的可能性與類推法?這是海德格爾思想的兩個方面的斷裂，一方面是被稱為納粹主義的東西(那個根系依然不明確的、龐大的、復數的、變異的大陸)，另一方面是同樣復合多樣的、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將不斷引起爭論、謎一般的、仍需不斷被閱讀的海德格爾的思想。這倒不是因為這另一方面是保存完好的，依然密寫在良好的、令人放心的政治學中，即一種“左的海德格爾主義”，而是因為它反對實際的納粹主義，反對占統治地位的主旋律，但它也可能只是更“革命”、更純粹的納粹主義!

埃里邦：你最新的一本書《精神，海德格爾與問題》也談論了海德格爾的納粹主義。你把這個政治上的問題銘寫在他的思想的中心。

德里達：《精神，海德格爾與問題》首先是在由國際哲學學院組織的題為“海德格爾，開放性的問題”的學術討論會閉幕式上的演講。這個學術討論會的成果不久將會發表。這個所謂的政治問題在一系列發言中是以一種分析的方式被提出來討論的，人們既沒有沉湎于海德格爾，也沒有沉湎于作說教式的判斷，這種判斷無論是“辯方”還是“控方”都已作得夠多了。不管人們是談論海德格爾、海德格爾的納粹主義還是總體上的納粹主義，這種判斷總會設法阻礙人們閱讀或思考。在這本書的開始，在《心靈，其他的發現》的某些論文中，我解釋了引導我的軌跡，這些軌跡再一次追溯到遙遠的過去，并嘗試這次閱讀。在序言部分，這些軌跡試圖編織一張圍繞納粹主義主題的多樣性的網，一張我總是很難追循的海德格爾的主題的多重性的網。海德格爾的主題有：適當性、臨近性和祖國的問題，存在與時間的分離時刻的問題，技術和科學的問題，動物性或性的差異的問題，嗓音、手、語言和“紀元”的問題。我書中的微妙之處尤其體現在有關問題的問題，這幾乎也總是被海德格爾專門看作“思想的虔敬”。關于這些主題，可以說我的閱讀總是被積極地復雜化了，所有涉及到海德格爾的地方，我都盡可能詳細地表明我所保留的想法。每一個憂患主題都明顯地有一個重點，簡短地說，人們可以稱之為“政治性”的。但是，從人們以一種批判的或解構的方式同海德格爾討論解決問題的時刻起，他們是否必須不再承認他的思想及其思想特性的某種必要性呢?即不再承認他的思想在如此眾多的方面是具有開創性的，尤其是不再承認我們在對它進行剖析時所領悟到的開創性的成果。這是個思考的任務，是一個歷史的和政治的任務，省卻這個任務的關于納粹主義的話語，將停留于“良好用心”的墨守成規的看法。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嘗試撤換那個在“外在的”歷史或社會學，與“內在的”閱讀能力之間的兩者取一的古老的選擇法。對于“外在的”歷史或社會學來說，當它聲稱要解釋哲學現象時，它總體而言是不具備這種能力的，就這種“內在的”閱讀能力而言，它往往無視歷史一政治的烙印，尤其是無視話語的語用學。以海德格爾而言，連接這兩者的困難就尤為嚴峻。困難的嚴重性表現在如何看待從歷史中一直延續而來的納粹主義。困難的嚴重性甚至達到了這樣的程度，那就是海德格爾的“思想”動搖了哲學和人文科學的根基。我試圖使某些在外在方法和內在方法之間已缺失的連接明晰化。但是，只有當人們重視了我剛才提到的動搖，我的工作才是恰當的和有效的。因此，我在“主要的”文本，例如，“教區長之職的演說”中，實際地、“實用主義地”對待精神這一概念和這一特定的詞匯。當我研究“海德格爾的手”和收在《心靈，其他的發現》中的其他論文中各種相關的主題時，我也有這一同樣的考慮。

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布面精裝版）

著者：[德]保羅·策蘭 王家新 譯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2021-06

埃里邦：人們肯定會問：從你把納粹主義放到海德格爾的思想的中心地位起，你又怎么可能繼續閱讀他的作品呢?

德里達：對納粹主義的譴責(不管在這個主題上一致的意見是什么)，不是一種對納粹主義的思考。我們仍然不知道納粹主義是什么，又是什么使得這個邪惡的、然而又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充滿內部矛盾的東西成為了可能（當人們考慮到納粹分子的習語和在盧森堡最終獲勝的生物化趨勢的總體修辭學時，海德格爾置身其中的小團體和他運用“精神”這個詞的狡猾策略才呈現出某種意義）。畢竟，納粹主義在德國或歐洲不是像一棵蘑菇那般成長起來的……

埃里邦：那么，《精神，海德格爾與問題》是一本既關于納粹主義又關于海德格爾的書，是嗎?

德里達：為了思考納粹主義，人們不能只對海德格爾感興趣，必須也對納粹主義感興趣。認為歐洲的話語能夠像對待一個物體那樣拒斥納粹主義的迫近，這一假定從最好的角度來看是幼稚的，從最壞的角度來看是一種蒙昧主義和政治錯誤。這一假定表現出這樣一種傾向，似乎納粹主義與歐洲的其余部分，與其他哲學家，與其他政治的或宗教的語言等等毫無關聯。

埃里邦：你的書特別顯著的一點，是你在海德格爾的文本與其他思想家，如胡塞爾、瓦萊里等的文本之間確立的和睦狀態。

德里達：當海德格爾的話語在納粹主義陣營中處于引人注目的地位時（何等要求高的讀者會相信這個盟主地位，是一個被孤立的、很容易被界定的插曲呢?），海德格爾又一次使用“精神”這個詞，他規定了它的空缺，他使用了引號把精神圈了起來。他限制了他早些時候開始的解構活動。他保持一種他后來對之產生懷疑的唯意志論的和形而上學的話語。至少在這個程度上，海德格爾通過贊美精神的自由來拔高精神，從而與總體上反納粹主義的其他歐洲話語(如唯靈論的、宗教的、人文主義的)有相似之處。這是個我試圖通過辨認對納粹主義和反納粹主義、對于相似性法律、走入歧途的不可避免性等互相交織的線索，來解開的復雜的和不穩定的結。這種反映的效果有時使人眼花繚亂，我把這個思索放在了書的最后……

這不是一個把一切混雜在一起的問題，而是一個對那些禁止把海德格爾的話語與其他歐洲話語(不管是古老的還是當代的)簡單地區分開的特性進行分析的問題。在1919年和1949年之間，每個人都在思考(但我們今天難道不在思考同樣的事情嗎?)“歐洲將成為什么?”而這總是被翻譯成“怎樣拯救精神?”這種危機、墮落和精神的“匱乏”的類似癥兆經常地被提出來。但是，我們不能局限于話語及其共同的視界內。納粹主義只有同其他國家、其他“民主的”政府、學術的和宗教的機構，保持有區別的但又是決定性的同謀關系才能得以發展。對精神自由的贊歌一陣陣地涌起，跨越了這張歐洲的網絡，而且至今依然不息。確切地說，這首贊歌至少在海德格爾寫“教區長之職的演講”和其他相似文本的時刻，同他是有共鳴的。我試圖去領會有關這些互換、分割、相互翻譯的共同的和可怕地傳染性的法律。

聲音與現象

作者: [法] 雅克·德里達 著 杜小真 譯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 2010-10

埃里邦：回想一下海德格爾在“精神自由”名義下開始其對納粹效忠的職業，這對所有那些最近以“良心”、“人權”的名義攻擊你的人，和那些因為你在“人文主義”的解構方面的工作而責備你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帶刺的回答。

德里達：他們以虛無主義、反人文主義等等來指責我。你知道所有這些口號，與這一指責相反，我正嘗試把解構定義為一種肯定性的思考。因為我相信有必要(如果可能的話無止境地)暴露海德格爾文本(寫作和行為)深遠地依附于所有納粹主義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因為我相信這個深不可測的畸形物，不應該根據眾所周知的和最終會消除疑慮的先驗圖式來分類，我發現某些花招既荒謬可笑又令人驚恐。它們很古老，但我們此刻又看見它們重新露面了。

有這樣一些人抓住了他們最近發現的借口以便呼喊：(1)“讀海德格爾是可恥的。”(2)“讓我們作出下列結論(并撤走他們的梯子)：尤其在法國，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涉及到海德格爾的一切，甚至被稱為‘解構’的東西，都是海德格爾主義的一部分!”第二個結論既愚蠢又不誠實。首先，人們讀到了政治上的不負責任和對思想的放棄。而相反地，從某種解構，至少使我感興趣的那種解構開始，在我看來，人們可以向海德格爾提出新的問題，解讀他的話語，把政治上的冒險放入其話語中，時不時地看出他自我解構的局限性。請允許我舉一個那種喧鬧的、混淆的例子，我將再次對此提出警告，它來自我們剛才談到過的由法里雅斯作的調查的前言。在明罹地寫給法國人看(正是那種法語叉一次地在說話)的夸夸其談的文章的最后，人們能讀到下列文字：“對于無數學者而言，(海德格爾的)思想具有一種在法國除馬克思主義以外其他哲學無法取得的明擺著的效果。本體論以這樣的方法論的形而上學的解構作為高潮。”這個魔鬼!如果有明擺著的效果，那肯定是對這個大雜燴的作者而言的。對我，以及我剛才提到過的那些人而言，海德格爾的文本中從來不存在一種明擺著的效果。如果真有，我們早就停止閱讀了。

如果這些人對海德格爾知之甚少，他們就沒有資格談論“海德格爾的本體論”，或“海德格爾的哲學”。同樣，他們也沒有資格談論有關解構的“本體論”，而我正在致力于這項工作，遠勝于他們的清談。“解構”沒有高潮，也肯定不是一種“方法”。解構甚至發展了一種有關方法的相當復雜的話語，我們應該很好地勸告雅姆貝(Jambet)先生，多少反省一下。假使這些問題具有悲劇色彩的嚴肅性，那么，這個西班牙與法國的聯手合作，撇開地域性不談，難道不顯得喜劇味十足，或者說是一種不幸嗎?

埃里邦：也許這個混淆，與你的書很難讀這個事實有關。人們經常說，為了讀德里達，必須讀他的全部。以此推論，他們也就必須讀海德格爾的全部、胡塞爾、尼采等等的全部。

德里達：但是，對于許許多多其他人來說情況的確如此!這是個節約時間的經濟問題。雖然科學工作者沒有被問及這個問題，但所有科學研究者都必須面臨這個問題。那么，為什么唯獨哲學家要被問及這個問題呢?

埃里邦：但對你來說情況尤其這樣。

德里達：為了展示如此眾多話語中不清晰的東西，人們每次都必須付出一種教育學意義上的費用(pedagogical outlay)，而期望從每本書中獲得這種費用則是不理智的。此處，責任應該被分攤，被折衷，閱讀應當完成它自己的工作，而這個工作也必須造就閱讀者。

埃里邦：《精神，海德格爾與問題》是從講演中選出來的，它的風格比較明白易懂，但你較早的作品，如“Parages”或《尤利西斯留聲機》(Ulysses Gramophone)則更像是對文學文本的文學性嘗試。

德里達：我總是試圖盡可能地寫得明白易懂。但是，明白顯示是以其自己的寫作形式來呈現的，有時會出現新的規則，這些寫作形式經常是被創造并表現出來的。明白易懂不可能意味著在每一點上都符合這些文本恰恰正在質問或取代的傳統規范。

書寫與差異（上下）

作者: [法] 雅克·德里達 著 張寧 譯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 2001-09

埃里邦：你的關于喬伊斯的書也同樣很令人費解。

德里達：我是在寫關于喬伊斯的東西，如果我用的一種寫作形式，根本不受喬伊斯的語言、他的發明、他的反諷，那種由他引入思想或文學空間的騷動的影響，那將是一個恥辱。如果有人想要思考被命名為“喬伊斯”的事件，那他必須以另一種方式進行寫作、描述和展現，他必須冒形式上的風險。

埃里邦：你是否因為你要寫作的每一個東西而調節你的文風呢?

德里達：我所做的，是不帶有模仿性，但在某種程度上也結合其他人的特征。如果運氣好，一個新的文本就會開始成形。這一事件既不會逆向回復到原來的作者，也不會回復到人們通常所說的盡可能忠實原意的那份工作上去。

埃里邦：因此，就像羅伯特·平杰(Robert Pinget)所說的那樣，你是否每本書都發明一種新的“調子”(Tone)呢?

德里達：是的，最困難的事情莫過于新調子的發明。只有通過新“調子”，才能發明那些可以擺得上臺面的場景，才能發明那些你可以聽任它們自己擺上臺面的情景，才能發明那些如同你采用它，它也同樣占有你的姿態。

埃里邦：你認為自己是個作家嗎?

德里達：對語言或寫作的關注并不一定是屬于“文學”的。如果有人要探詢“文學”或“哲學”這些空間的界限，我想知道這個人是否會是一位完全意義上的“作家”或“哲學家”。我無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哲學家。

埃里邦：人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在最近幾年里你為了在美國發展而放棄了法國，這是你現在在做的選擇嗎?

德里達：不，我沒有移居國外!也不存在所謂在美國的“發展”!像其他人一樣，我每年在美國教書不超過幾星期。誠然，我的作品在其他國家被大度地翻譯、接受或討論。但這種情況并不是由我選擇的。而我仍在法國生活、教書和發表作品。如果有什么不平衡的話，我不應對此負責。

埃里邦：你對此有遺憾嗎?

德里達：從法國這方面來看，是有遺憾的。因為對我感興趣或涉及我的爭論和工作，在其他國家發展得更好。但這種情況并不僅僅局限于我或我所研究的領域。凡涉及到所渭的困難的事情，甚至尤其當它們與法國的習語緊密相關時，國外的討論就顯得遠為豐富和開放。

埃里邦：對此你如何解釋呢?

德里達：這與法國大學的狀態有關，這在哲學方面尤為明顯，也與被稱為文化領域的東西有關，與媒體的濾色鏡也有關，應當注意到這與巴黎的文化空間，它的派系和團體有關。而且，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還與這些文本所寫作的方式有關。它們設定一種形式化，一種使無法立即解釋的以前所獲得的知識成為可能的形式化。如果某些文本被譯過頭了，如果對它們文化上的翻譯依然困難重重，那么，這種情形與任何人的主觀意愿無關。

埃里邦：在《心靈，其他的發現》中，有一篇關于曼德拉和種族隔離的文本。這是你極少數的政治性文本之一……

德里達：如果有人為了尋開心告訴你這兩本關于靈魂和精神的書，也是兩本有關政治活動家的書，那情形又會怎樣呢?有關海德格爾和納粹主義、有關曼德拉和種族隔離、有關核問題、有關心理分析機構和酷刑、有關建筑和城市規劃等等的論文，都是“政治性寫作”嗎?然而，你又是對的，正如你所說，我從來不是一個“薩特式人物，甚至福柯式人物，或知識分子意義上的斗士或入世的哲學家”。為什么?然而，時間已經太晚了，不是么?

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國哲學家，20世紀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國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德里達生于阿爾及利亞。19歲時回法國就學，1956年至1957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深造。60年代成為《泰凱爾》雜志的核心人物。60年代末與該雜志分裂。后一直在巴黎高等師范學校任教。曾任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和耶魯大學的訪問教授。1983年起任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EHESS）研究主任，還是國際哲學學院創始人和第一任院長，法蘭西公學院名譽教授。

雅克·德里達是解構主義哲學的代表人，他的思想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瀾，成為歐美知識界最有爭議性的人物。德里達的理論動搖了整個傳統人文科學的基礎，也是整個后現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論源泉之一。主要代表作有《論文字學》（1967年）、《聲音與現象》（1967年）、《書寫與差異》（1967年）、《散播》（1972年）、《哲學的邊緣》、《立場》（1972年）、《喪鐘》（1974）、《人的目的》（1980年）、《胡塞爾現象學中的起源問題》（1990），《馬克思的幽靈》（1993）、《與勒維納斯永別》（1997）、《文學行動》等。

（原題為《德里達：海德格爾，哲學家的地獄》，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設計與哲學）

原標題：《德里達：我從來不是一個薩特式人物，甚至福柯式人物，或知識分子意義上的斗士或入世的哲學家 | 純粹訪談》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