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10年前，青旅公共性的喪失顯而易見。公區幾乎都只剩下插座和桌椅，利于社交的娛樂設施蕩然無存。比起夜聊、為素不相識的人犧牲睡眠，現在的住客寧愿合上床簾，戴上耳機玩手機。

作者 | 吞拿

編輯｜晏非

封面| 《安娜》

青旅變了。

今年夏天，北京擠滿了暑期游的團隊和準備入學的新生，各種檔次的酒店價格隨之大幅上漲——比游客更期待旅游回歸的是商家。作為出門在外的高性價比之選，青旅也迎來了預訂熱潮。在北京核心區域，多家青旅床位緊俏，入住率居高不下。

誰能住青旅？我們如何定義青旅？青旅還是那個向所有窮游者、浪游者敞開懷抱的空間嗎？

（圖/《二十不惑》）

青旅，一種生活方式

飛鏢、臺球、酒吧、留言墻、旅游指南書……五花八門的元素塞滿了旅店的客廳，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那些來自天南地北的旅行者——他們風塵仆仆又意氣風發，總是聊著旅途中最新鮮的美食、風景、路況和奇遇。

到了晚上，有人用投影放起了《荒野生存》，有人翻開杰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有人玩起了吉他和小皮鼓，有人和剛結交的朋友聊得正歡，有人認真地計劃著明日的行程。

深夜，睡在上下鋪的年輕人還未盡興，情不自禁地聊起自己的羅曼蒂克史。那些比夢更曲折的故事總是令人半信半疑，但這不耽誤它們能夠讓人一次次戰勝睡意。

這曾是青旅中最常見的景象。同樣的劇情，曾經在不同時區的成千上萬家青旅里輪番上演。

青旅的全稱叫做“青年旅舍”（Youth Hostel），最早起源于20世紀初的德國，旨在為囊中羞澀又渴望走向世界的青年人，提供一個旅行住宿、彼此交流的地方。1932年，國際青年旅舍聯盟（IYHF）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并逐漸發展為世界最大的非政府、非營利青年組織之一。

世界上第一所青年旅舍——阿爾特納青年旅舍。（圖/YHA China官網）

通常來說，青旅不僅提供床位，也準備了少量的單間和標間，但不提供牙刷、拖鞋、毛巾等一次性用品，對于入住者則不限年齡、國籍、種族。在公共區域，青旅往往配有桌球等免費的娛樂設施、過期的書報雜志，以及平價的餐飲酒水。

1998年，廣東率先引入“青年旅舍”的概念，第一批青年旅舍在中國南方扎根。1999年，廣東省青年旅舍協會（YHA CHINA GD）在廣州正式成立，同年年底，被國際青年旅舍聯盟（IYHF）批準成為其附屬會員。

2006年，中國國際青年旅舍總部（YHA China）成為國際青年旅舍聯盟的正式會員。截至2017年5月23日，中國內地及港澳加盟國際青年旅舍聯盟的青旅達到297家。

（圖/中國國際青年旅舍總部官網）

談起青旅，旅行愛好者Jane說，她第一次住青旅是在高中的寒假。那時，因為看了《孤獨星球指南》的推薦，她去西安游玩時選擇了湘子門國際青旅。

“這家青旅有個玻璃頂的小前院，外國人、中國人混坐在小院里，有人彈吉他，有人聊天。我推開門那一刻，感覺看到了另外一個世界。這一幕形成了我對青旅的初印象。”Jane回憶道。

低廉的價格無疑是青旅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但除此之外，人們賦予了它更多文化想象——它不僅和從古至今的所有驛站一樣，擁有自由不羈的氣質，還應該是一個多元、公共、可持續、互助、反消費主義的陣地。

（圖/《去有風的地方》）

正是這些價值觀，讓那些肉身已不再適應青旅的“城市新中產”，在多年后仍對這種生活方式念念不忘。

這樣的記憶，已漸漸難覓蹤跡。近幾年，Jane仍嘗試過不少青旅，但她再也沒有見到當初那樣的景象。打開中國國際青年旅舍官網，名單上現存的加盟青旅僅剩109家。

如今睡在青旅的人，不再做夢

在一線城市，曾讓一代人流連的青旅文化，正在迅速衰落。疫情結束后，走出家門的旅行者猛然發現，青旅的外殼已經被其他商業模式套用。

八月末，北京朝陽區八里莊附近，一家青旅又迎來滿房的一天。這家青旅位于一棟舊商業樓的3層，從外面看，招牌很不顯眼。隔壁就是中國音樂學院附中，房客里不乏學生，也偶爾能看到帶著孩子來北京旅游的母親。

大廳內擺著一張大桌子、幾張小桌子，靠墻的插座被電腦、手機等的充電器占滿。座位上的人目不斜視，有的在打游戲，有的在準備簡歷。面對新的到訪者，要么不約而同地轉移視線，要么露出生人勿近的表情。

（圖/圖蟲創意）

房間分雙人間和多人間，都是上下鋪，配有男女分開的公共淋浴間及衛生間，總體上看，頗似升級版的大學學生宿舍。

住客大都相當安靜。狹長的走廊內，不太好的空氣流通狀況讓人覺得沉悶。通常來說，陌生人之間的對話僅來自于辦理入住，以及進進出出的外賣騎士：“您好，您的外賣放前臺了。”

這種情況，幾乎成為了北京青旅的常態。

2023年夏天，北京的酒店價格漲幅明顯，青旅的床位也相當緊俏。根據價位，它們大概可以分為100元及以下、200元左右、300元及以上共三檔。

70—100元的床位，大多分布在五環附近偏僻處的巨型公寓樓內。這些青旅往往連招牌都沒有，即使走到房門口都看不到任何標識，只有聯系“青旅老板”帶路開門后，才能看見里面并排擺放的上下鋪。

比起旅舍，它們更像短期廉價合租房。對于來北京面試、找工作、考試的年輕人來說，它們算是低價又靈活的棲身之所。

（圖/攜程旅行截圖）

存在安全隱患的廉價群租房逐漸成為歷史，但這一類住宿需求仍然存在。巨型公寓樓門口，不時有拖著行李箱或編織袋的年輕人進進出出。

床位價格在150—250元的青旅，在硬件設施上有明顯升級，通常分布在離地鐵口較近的區域。網絡平臺上的北京高分青旅，多屬于這一類型。

北京海淀區五道口的一家青旅大廳內，來自東北的女老板正和店員聊天，其他人則各自對著電腦。晚間，一位中年女性對著電腦侃侃而談，講關于國學和修身的內容，看起來像是在直播授課或準備演講。

這家青旅的住客主要是游客和成熟的長租客。一位來自山西大同的男士正在考察，他將在北京讀在職MBA，想要尋覓一個每周末停留的中轉站，“學校的招待所，附近的青旅、酒店都想看看”。老板告訴他，如果長租，價格還可以優惠。

（圖/圖蟲創意）

因為稀缺，國際青旅成為了外國人眼中的香餑餑。在北京市區，YHA聯盟下現存的青旅，只剩下雍和宮附近的炮局工廠青年旅舍和南鑼鼓巷里的北平青年旅舍。

今年8月末，北平青年旅舍的床位價格高達500元左右。這家青旅用樓梯連通一個隱秘的酒吧，隔絕開外面紛擾的游客區。各種膚色的旅行者混跡其中，夢幻得像一個飄著酒香的小型水晶球。

另一家炮局工廠青年旅舍，床位價格在150元左右，設施比較老舊。一個20歲出頭的俄裔德國姑娘在這里結識了一個內蒙古的男孩，兩人熱絡地聊了起來。深夜，德國姑娘不停就聊天內容征詢中國室友的意見。

在這些極少數地方，青旅殘存的文化基因仍在流動，但更多時候，青旅的內涵已經截然不同。比起窮游和交友，更多青旅住客在忙著找工作、打零工、考研、短期落腳……青旅的變遷，如同一場集體青春夢想的破碎。

青旅公共性的消失

有人會問，青旅從各國年輕人扎堆的旅舍，轉變為流動人口的短期廉價住所，就一定不是好事嗎？

某種程度上看，如今的青旅為相當一部分人提供了一個臨時的安身之所。回看過去在中國住國際青旅的潮流，因信息、渠道上的壁壘，即使床位價格不高，“住國際青旅”還是成為了城市年輕人中的一種符號化的消費行為。

懷念曾作為潮流存在的青旅，或許會被批評為一代人集體緬懷青春的刻奇。然而，青旅公共性的喪失是顯而易見的，在一線城市，青旅的公共區域正在萎縮和變質，逐漸變成普通的廉價旅館，其中裝修較好者，住宿價格不下于連鎖酒店。

“青年旅舍”倡導浪漫的理想主義旅游觀。（圖/YHA China官網）

北京多家預訂火熱的青旅里，公區幾乎都只剩下插座和桌椅，利于社交的娛樂設施蕩然無存。在過去，這些設施一度是必備項而不是加分項。尤其是對于國際青年旅舍，其加盟的要求中不僅有公共區域的硬件標準，還會要求青旅組織線下社交活動，促進旅客之間、旅客和當地人之間的交流互動。

但如今，北京的絕大部分青旅不再提供此類服務。一些國際青旅至少還留下了城內文化活動的布告欄和宣傳冊，其他青旅大多連相關的活動信息也找不到了。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理查德·桑內特認為，“城市”和“文明”有著相同的詞根，一座城市的公共領域就是制度化的文明。而在城市中，陌生人之間的交往尤為重要，“文明是以對待陌生人的方式對待他人，并在這種社會距離之上打造出一種社會紐帶”。

從這個角度上看，陌生人來來往往的青旅即一種典型的城市公共空間。這里不乏觀點和信息的碰撞，也發生著情感的流動。青旅既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社會網絡的小節點。

因此，懷念青旅的一代人，不僅是在緬懷自己的青春，也是在呼喚記憶中那一個個多元的、在地的、公共的坐標。

（圖/圖蟲創意）

在原子化趨勢加劇的當下，公共空間的萎縮導致人們更加重視共同體。我們與人交往的渴望并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強烈。人們難以改變城市本身，要么重新建立新的社區文化，為人與人的聯結作出更大的努力，要么作出“其他選擇”——也就是逃離城市。

于是，青旅的變化構成一組關于城市生活的有趣對照：過去，人們為了聚在一起，涌入北上廣，興建大城市；如今，人們為了聚在一起，逃離大城市，遠走大理和景德鎮。

當旅行不再向往遠方

到廣闊世界旅行的沖動，曾經點燃一代人。背包客、沙發客、窮游族等概念出現后，關于打工旅行、交換住宿的中文論壇遍地開花，旅行暢銷書層出不窮。社交媒體上，“愛好旅行”是最受歡迎的標簽之一。

然而，由于這幾年全球保守思想的回潮、新冠疫情的暴發以及局部的戰爭與騷亂，“向外走”的精神遭遇了巨大的危機。人們對不同文化與不同生活的好奇心和共情心，似乎正在下降。

比起夜聊，現在的住客寧愿戴上耳機玩手機。（圖/圖蟲創意）

住在青旅，和陌生人同處一室，是一件多少需要點勇氣的事。睡覺作為個體相當私密的體驗，床位的開放也象征著身心的開放，營造了一種公共的空間、信任的氛圍。而如今，大部分青旅給床位安上了保護隱私的床簾，或者直接改造成封閉的膠囊艙。比起夜聊、為素不相識的人犧牲睡眠，現在的住客寧愿合上床簾，戴上耳機玩手機。

青旅的衰落，意味著一種文化的結束。近幾年來，《孤獨星球》雜志停刊、《國家地理》雜志裁員，“打卡”“種草”成為與旅行強相關的詞匯。失去了超越性的內涵，旅行的意義開始變得功利，純粹的旅行將會越來越稀缺，甚至消失。

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克爾在某次和女兒一同游歷巴黎時觀察到，對于如今的旅行者來說，無論是從情感層面，還是從社會關系層面，他們都很難遠離家鄉。

“當我們坐在一間咖啡店里，等著一位朋友來和我們共進晚餐時，麗貝卡接到了一個同學的電話，邀請她在波士頓一起吃午飯，此時波士頓時間比我們晚了整整6個小時……我有點傷感，擔心麗貝卡正在錯過一段我年輕時珍惜的經歷：一個純粹的巴黎。我的巴黎，來自一種我熟悉的、與一切隔絕的興奮感。而我女兒的巴黎，并不包括這種錯位。”

青旅的衰落，意味著一種文化的結束。（圖/《去有風的地方》）

身體走向遠方的旅行，本提供了一種重新審視自身文化的方式，但技術強行拉近了時空，新的體驗、異文化的沖擊因而大大減弱。即使離家萬里，也不代表我們的經驗和思維在向外拓展。

旅行線路已經規劃到極地和宇宙，世界卻變得前所未有地小而透明。地圖導航、網絡點評、平臺比價，我們戒不掉對這些強大工具的依賴。過去在黑暗中結伴摸索世界，總是需要付出高昂的試錯成本，而現在，一部智能手機能夠“照亮”整個世界，將旅途的亮點和陷阱一覽無余。

但我們獲取的信息，可能來自技術造就、人工投喂的信息繭房。我們對工具越發依賴，對世界的想象力便越發匱乏。媒介越是能隨時滿足我們的需求，我們便越發不需要與他人交流。

正如雪莉·特克爾所說：“我們對科技的期盼越來越多，卻對彼此的期盼越來越少。”

青旅的衰落，不會是最后一滴眼淚。

[1] 《公共人的衰落》，[美]理查德·桑內特，上海譯文出版社

[2] 《群體性孤獨》，[美]雪莉·特克爾，浙江人民出版社

[3] 《個人主義時代之共同體重建》，[英]保羅·霍普，浙江大學出版社

校對：鄒蔚昀，運營：嘻嘻，排版：付贏

原標題：《不再文藝的青旅，住滿了備考求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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