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新杭州人”，他與這個城市的過去有著靈魂式的共鳴；同時，他對“建筑師”這一概念有著存在主義式的危機感，這又與他冷眼經歷這座城市的現代化建設一體兩面。

作者 | 李靖越

題圖 | 阿燦

封面 | 圖蟲創意

夏末秋初，杭州雨水連連。從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的木質窗戶向外望，細密的雨線似有似無。但你知道下雨了，雨的聲音和氣味無處不在——混凝土的大屋頂擋住了雨勢，在屋脊匯流成滴、成柱，從檐邊落下；構成墻體的瓦片和夯土黯淡了幾分，但一眼看上去就是潮濕的，甚至泛出水痕，好像這棟房子在與風雨云多年的耳鬢廝磨里讀懂了天氣。

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是建筑師王澍的成名作。在成為中國目前唯一的普利茲克建筑獎獲得者之前，如王澍所講，他“不怎么有名”。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隱匿在西湖邊，沒接建筑項目，像李安那樣蟄伏著，有時候就這樣看著杭州的雨，看它們從房屋、墻壁上流動，再隱入無痕。這是王澍一貫的文人作派，像一個對著雨水領悟屋漏痕的書法家。

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圖/圖蟲創意）

“假笑其實很難。”站在樹下，王澍對著攝影師的鏡頭說。下過雨的地面濕滑，快入秋的蚊子還在鉆空吸血，拍照是一種被架著的狀態，即使已有盛名多年，王澍還是不那么習慣。在《造房子》一書里，他寫求學時的自己，一身黑衣，老師說他“像一把刀”， 而且“這把刀帶著寒風”，大家都會不自覺地避開——跟如今大不相同。

在杭州，王澍藏鋒于刃。他的說法是，同為建筑師的太太陸文宇永久地改變了他。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熬夜，生活越來越“正常”。早上起來自己做早飯，健身，再用毛筆抄一個小時書——這是他讀書的方法。下午是工作時間，如果有需要，他會加一個晚自習。他的生活半徑基本在西湖邊，除了喧鬧的景區和商業綜合體，其他區域仍然像一個傳統的文人世界。

王澍在杭州的建筑作品歷久彌新。爬山虎覆滿了象山校區，即使建筑師西扎、隈研吾的作品在側，王澍的作品依然有持續的生命力；他改造的文村，是一個既不在歷史建筑保護目錄也不在主要交通要道的村子，在鄉建大潮里，它既不是景觀，也非城市空間的劣等延伸；2022年，王澍設計的杭州國家版本館落地，雖然在獲得普利茲克建筑獎后他的作品與理念一直飽受爭議，但那些生發自文化根性的建筑實踐，有能力從鄉野和廟堂中穿梭而過。

在杭州亞運會開幕前夕，《新周刊》專訪了王澍。作為一個“新杭州人”，他與這個城市的過去有著靈魂式的共鳴，在文人身份上，他的睥睨與自信甚至大于建筑師；同時，他對“建筑師”這一概念有著存在主義式的危機感，這又與他冷眼經歷這座城市的現代化建設一體兩面。

融化在生活里的“精神高地”

《新周刊》：是什么契機讓你來杭州定居？

王澍：我第一次來杭州是1982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西湖上劃船，幾個同學一起手劃，劃得特別高興。下午5點多準備回碼頭，在湖上朝南面看過去，群山上烏云翻滾，蘇東坡有首詩寫“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就是那個狀態。在市中心有幾個湖會跟西湖一樣？

1988年，我研究生畢業，有兩個選擇：一是跟我太太回新疆，二是去廣州美院。當時校方給了很好的條件，讓我去廣州看一看，火車路過杭州站時，我突然想起1982年在西湖上的情景，就直接跳下了車。我和浙江美術學院的幾個朋友通宵聊天，聊藝術和哲學，抽了整整4包煙。這跟我在廣州聊的不一樣，廣州說一年下來讓你開上雅馬哈大摩托是沒有問題的，在雅馬哈摩托和哲學、藝術之間，我選擇了后者。第二天早上起來，我走在西湖邊，做了決定：留在杭州，廣州不去了。

（圖/圖蟲創意）

《新周刊》：來了之后，你對杭州的認識有什么樣的變化？

王澍：到杭州之后，很重要的是我自己的變化。杭州畢竟不是超一線大城市，相對來說，它和最熱的事物有一點距離。剛畢業那兩三年，我也很努力地折騰了一下，之后就有一個很大的懷疑：我們都在追求現代主義的先鋒藝術，但這和你的生活到底有什么關系？所有學習、言說的語言都是別人的。

我決定停下，讓生活和西湖在我眼前重新出現。忙起來的時候，雖然工作室離西湖只有一分鐘的步行距離，但是我基本上不去西湖邊。而只有你停下來，西湖才會出現，生活才會出現。

《新周刊》：在《造房子》里，你說自己在杭州過的是一種特別普通但又不平庸的生活，這是一個看似原點，但實際上需要經歷更多的終點，比如你就有學生時期的叛逆、激烈的思想斗爭和市場的沖擊。這樣的生活是不是也影響了你的建筑實踐？

王澍：這涉及了可能很多建筑師都沒想過的問題：建筑主要是給人用的，而且是要長期用的，它不是一個短期消費品。如果找不到這種長期用的感受，你怎么做建筑呢？很多設計院里的年輕人對生活缺乏常識，就在那里替別人做設計，決定別人的生活。這讓我對專業建筑師制度產生了“他們憑什么？”的疑問。你連生活常識都不具備，卻決定別人的生活，這是有問題的。

我首先批判的就是自己：我是不是跟他們一樣？我會在西湖邊上泡壺茶坐一天。因為正常的生活就是這樣的。房子做好了，人家在你這喝了一天的茶，發現這個房子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你需要有一種真正生活的方式，才會知道建筑的意義。

《新周刊》：非常“杭州”的生活方式應該是什么樣的？

王澍：杭州人會凌晨3點起床，去虎跑公園接泉水，第二天喝茶用，他們連桶裝水都不相信。我會4點到街邊小鋪吃早點，6點溜達到湖邊公園，各種鍛煉的人特別有意思。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早上6點在西湖邊的山上竄上竄下，我想知道這個城市一天當中的變化。有時候我會想坐公共汽車，去一個從來沒去過的地方，一直坐到終點站。只有這樣你才能知道杭州人是怎么生活的。

也包括晚上陪太太逛百貨商場，一個禮拜我會陪她逛好幾趟。我們知道西湖邊上哪些店開了多少年，哪些店關掉了。你會非常熟悉這些事情，我覺得這是完整的生活。

（圖/圖蟲創意）

《新周刊》：這個城市似乎天生就適合雅局，尤其是在西湖邊。從南宋開始，杭州成為文人的精神高地，天然地承襲了這些氣質。

王澍：有一次聚會，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在船上泡茶，突然聽到笛子聲響起，是一個朋友吹的。我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聽到笛聲就知道是他。杭州的高地感還不太一樣，在杭州很少看到知識分子聚在一起高談闊論，沙龍那樣的很少見。杭州的知識分子，融化在細碎的生活里，偶爾聚的時候會談幾句藝術，都是這種狀態。

“軟抵抗”和中國城市

登峰造極的模板

《新周刊》：或許正是因為文化上的厚重，杭州在中國城市建設史上一直頗有爭議。

王澍：杭州直到20世紀70年代都和一千年前區別不大，變化是80年代才開始的。20世紀初，西湖邊的新新飯店就6層樓高，但造起來之后，被全國人民議論。望湖賓館現在看來也就6層，但鬧到建設部的專家專門開會。杭州高度的破界，我記得是80年代末，西湖邊上出現了第一棟50米高的高層建筑。突破這個高度之后，幾十棟高樓就陸陸續續建起來了。

杭州可以說是中國城市登峰造極的樣板，（它這樣）維持了一千年。城是一半，湖山是一半，錢塘江作為邊界，這個結構對中國城市的影響特別深遠。頤和園就是西湖的翻版，而全國還不知道有多少個“西湖”。

現在則是“1比20”，1份湖山，20份城市。但我只在“一半湖山一半城”的結構里活動，出了這個范圍，對我來說就相當于出差，去了一個不知道什么樣的地方。

2023年9月5日，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該校區于2007年建成。十幾年來，爬山虎覆蓋了建筑外立面，讓它有了自己的生命。（圖/阿燦）

《新周刊》：新中國建立初期，就有過要不要把杭州建設成純粹景觀和療養之地的討論。現在這里容納了電商美學，成為快遞物流的心臟，扁平的黑體字從互聯網入侵現實世界也毫無違和感。你怎么看待這樣的現象？

王澍：這一點上，我倒不覺得奇怪。這是一種符合杭州的邏輯，這座城市一直有種“軟抵抗”，所有的物質性建設在這里是有一點難度的。當初曾經想用蘇聯模式來改造杭州的景觀，那種典型的巴洛克模式，道路是放射狀的。在杭州，有個別街道你會發現有這種情況，就是那時候改了一點點，但是后來很快就停止了，原因不詳。到現在為止，杭州盡管在大規模地建設，攤子鋪得很大，但對于造高樓大廈這件事一直是猶猶豫豫的，樓普遍造得不算太高。

反過來說，像電商平臺這些東西有點非物質化，跟杭州的氣質還挺合，可以說是一種輕美學。電商美學像一個花園，里面有各種野草，但都不是大樹或森林的狀態，不是靠物質建設的那種重美學。

《新周刊》：對城市的過去你怎么看？挖掘歷史身份的焦慮似乎貫穿了許多城市，大家把城市最輝煌的歷史再次裝裱，不斷強化類似的形象輸出。包括杭州，也一直在尋找宋韻。

王澍：一個城市是需要有追求的，不能忘記過去。跟原有的生活歷史脫鉤之后，你除了抄別人沒有出路。我覺得杭州這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追求的高度，對文化在歷史中的變化，要有更深遠的認識。杭州追求宋韻是很自然的結果，因為宋朝對中國的藝術來說可以說是巔峰。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不是歷史的高峰，物質上特別發達，也難以保證就是文化上的高峰，你需要找自己到達過的最高點去比較。反過來，這個時代也有野心，想找最厲害的高手過招。

《新周刊》：這其中涉及另一種質疑，比如：用文化的根性去尋找一種指引是否太虛了？

王澍：任何事情我覺得都是有來源的，它就像血統一樣。2002年，我在北大的一次講座結束后，有一個學生的提問就很尖銳：“我們為什么要做中國建筑？為什么非做中國建筑不可？為什么不能做其他建筑？”

在后現代語境里，文化和歷史都可以變成戲弄的對象。但你能夠真正回避你的血統和來處嗎？我還是追求一種更有實質性的聯系，真正有生命力的所在，并不是簡單地拿宋朝來說事兒。這個時代是不是有可能回溯到一千年前那么美的感覺？但重要的還是當下。有可能一個建筑大家說很有宋朝的感覺，但你在上面發現了剛剛拆遷的磚頭。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千年根本就是一剎那；在更長遠的尺度上，還是看你這個時代有沒有留下點有意思的東西。

2023年9月5日，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王澍說 :“每一次，我都不只是做一組建筑，每一次，我都是在建造一個世界。”（圖/阿燦）

《新周刊》：杭州國家版本館是這個想法的體現嗎？

王澍：像版本館這樣一個作品，它的難度不是做得多么宏大，而是在這樣的要求下，你要想辦法把它做得有文化。其實我一直有很大的壓力，國內四個館，我們的高度是最低的，怎樣在這種高度下把國家館的氣勢做出來？

杭州國家版本館其實是一個大園林，童寯先生說過，園林造園的秘密就是八個字——“小中見大，大中有小”。

《新周刊》：很多城市想把園林的尺度放大到整個城市，你覺得這有可能嗎？

王澍：如果做一個大結構控制，是有可能的，像杭州。但如果要把整個城市設計成一個園子，這是不可能的。它不僅不可能，而且肯定不是一個好的結果。城市就像一個生命，可以做結構性的規劃，但要讓所有生命有自己生長的空間，有一點不設計的、隨機的，否則這件事一定沒有意思。因為一次性規劃、設計的東西，它的痕跡一定會露出來，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速成品。

《新周刊》：在杭州，哪個地方會比較“宋朝”，或者說宋韻的感覺會特別強烈？

王澍：如果有機會在西湖邊上某座高樓朝下看，你會很恍惚。西湖變得有點小，就像從天上看它一樣，有很多船慢動作一樣在活動，尤其是夕陽西下，湖上金光一片、波光粼粼的時候。

宋朝時的西湖是很熱鬧的。我在華盛頓的弗利爾美術館看到過一幅《西湖清趣圖》，西湖邊實際上什么狀態都畫出來了。達官貴人在湖邊有莊子，可以釣魚、可以喝茶。湖里很多船，很多人住在船上，可以唱歌跳舞。現在的西湖也有很多船，這讓我覺得是一種幸福。

當然，現在西湖邊上人太多，有點像“猴山”。但如果到西湖邊上的山里，有很多地方非常清幽。鳳凰山上，宋朝皇宮里巨大的太湖石遺跡還在，山上幾乎沒人，你會有荒山古道的感覺。在這一點上，杭州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還美。杭州周邊有成熟的人工步道，可以爬、可以轉的山應該不下80座，要把這80座山轉遍，你需要在杭州住一年。

微妙與強烈

《新周刊》：你怎么看自己的建筑實踐跟杭州的關聯？是微妙的聯系，還是更強的聯系？

王澍：應該說是很直接，同時又很微妙，反差很大的感覺。

強烈和直接這一點，跟杭州的拆遷有關系。2000年，我做過一個雕塑作品。我做它的起源，是看到河坊街——杭州最好的一條街——在做大拆遷。我在那里發現了一個特殊現象，就是杭州以前那種大宅子，墻體是夯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杭州河坊街。（圖/圖蟲創意）

土的材質，從建筑史上看，應該屬于秦漢，像杭州這樣富庶的南方城市早就應該是磚了。但那個墻是徹底的土，外面都不包磚，而且土里有大量磚瓦碎屑。我猜測是太平天國時期杭州城被毀過，這種情況應該是重建時出現的。

我就想到用土來做這個雕塑作品。我發現拆下來的磚瓦舊料特別便宜，就在雕塑里用了在街上回收的舊瓦片。那件雕塑三個月后被拆了，因為公園認為我用土做的雕塑破壞了環境。后來我做象山校區、寧波博物館，大量使用回收材料，就是從這兒開始的。

當我們的文化被大規模拆毀的時候，社會的反應是很小的，建筑師群體也沒有什么聲音。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用建筑的方式對此做一個直接的回答，讓這些材料和文化獲得第二次生命，從垃圾的狀態恢復尊嚴。我跟杭州的強烈的關系就這樣建立起來。

如果講微妙的話，就是和歷史、文化、藝術的對應。我秉持的原則是，不管怎么樣，直接把過去的形式搬過來沒有意義，形式背后有支撐它的體系——包括年代、禮儀、文化習慣、對整個世界的認識，以及材料、技法等。

這個時代，主材料已經變成混凝土了。我完全不能接受比我老一代或老兩代的建筑師拿水泥模仿斗拱做仿古建筑，這件事一點意義都沒有。而且他們做的仿古建筑，頂子的空間是不能用的，純粹是為了做造型，底下還是現代的方塊空間。

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圖/圖蟲創意）

我在象山校區用的混凝土的曲線的頂，這個頂現在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泛濫了。有時候我在想：是不是我把一個魔鬼從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來了？但實際上，我做這個頂，是在傳統形式和現代技術之間找到一個結合點，它是一種韻味的傳達，并不是直接造型的模仿。

《新周刊》：有人問過你，象山的山是什么時候出現的，你的回答是建筑建好的時候，山才出現。從這個角度講，杭州影響了你對自然的理解嗎？

王澍：可以說是山被喚醒，看山的角度，其實被我的建筑藝術格式化了。當我們談自然的時候，談的不是遙遠的荒山野嶺，而是怎樣產生一種互相愛護、互相欣賞的關系。

在中國的審美里，一直有對自然變化的欣賞。甚至有一點破損、有一點廢墟的滄桑藝術，都有一種特別“中國”的感覺。可能這算是我做建筑的一個發明，很多外國建筑師來參觀象山校區，他們說我解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代建筑只要不維護，就會逐漸破敗。但是我的建筑好像幾乎不需要維護，爬山虎和其他植物都讓這里不斷地發生變化。

《新周刊》：那你會怎么看這樣的爭議：“這棟房子可能不是個建筑式的解決方案，而是個藝術式的解決方案。”

王澍：其實沒有區別。如果有區別，只能說這個世界上有建筑和非建筑這兩種東西，因為不可能每一個房子都是建明白了的。我甚至喜歡用一種顛倒的關系來描述：其他人做的是建筑，我做的是房子。

我比較煩用過度的美學角度來描述建筑，實際上建筑大部分時間是要面對生活的。我們現在不管是好建筑還是爛建筑，都矯揉造作地說自己是藝術的。但真正面對生活、非常有趣的建筑并不多，反而是一些不經意的、就沒想過自己做的是個建筑的建筑，因為跟生活之間的互動而變得特別有意思。我對這一類現象有巨大的興趣。

《新周刊》：身為建筑師反而認為不需要建筑師或者設計的痕跡存在。這是否是一個存在主義的迷思？

王澍：建筑學有著貴族化傳統，從文藝復興開始，它就是從意大利貴族的需求出發的，不是面對更廣大的世界和生活的一種藝術。現代建筑試圖顛覆貴族傳統，但是很快掀翻別人的現代建筑，又被強大的資本所消費，這樣反復更迭的狀態，就會催生這樣的反思。

原標題：建筑師王澍：慢下來，西湖才會出現

本文首發新周刊644期《最憶是杭州》

原標題：《中國城市最風雅的樣板，還得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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