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石油大學副教授饒勝文先生長期從事軍事歷史、軍事地理及戰略思想文化研究，所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對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形勢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而他的《大漢帝國在巴蜀：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則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分析、解讀了三國時蜀漢政權的興衰脈絡。借著此書最近重版的機會，《上海書評》采訪了饒勝文，請他談談蜀漢的天命這一話題。

饒勝文（章靜 繪）

《大漢帝國在巴蜀》，饒勝文著，后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3年2月出版，440頁，96.00元

之前讀到《布局天下》，對您在軍事地理上的造詣深感佩服，這本《大漢帝國在巴蜀》討論了不少軍事地理相關問題，但是跟《布局天下》的“畫風”又很不一樣，那么，這兩本著作之間存在關聯嗎？

饒勝文：這兩本書之間沒有直接關聯，更多地反映出了我閱讀、思考的興趣的一種推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讀本科，男讀金庸、女看瓊瑤是一股校園潮流，而我則是把軍事史、戰爭史當作武俠來讀，沉醉其中，難以自拔。后來我有機會去武大進修經濟方面的課程，卻在那兒讀了一年雜書，興趣慢慢從戰爭史轉移到國際政治，開始關注為什么一戰、二戰會發展到冷戰，為什么一個國家本來下決心要擊潰另一個國家，后來又反而要去重建它這一類問題。這也讓我覺得，跟政治的智慧相比，戰爭的智慧沒有那么高級。寫《布局天下》算是對軍事史的閱讀做一個了結。

后來，我和幾個朋友讀政治哲學，從馬基雅維利一直讀到列奧·施特勞斯。倒也沒有想做這方面的學術研究，而是作為知識儲備，打開一種視野。但具備這方面的視野之后，回頭再看中國古代典籍，如《尚書》中湯武革命的那些誥、誓，我不禁感嘆：這不就是中國古典的政治哲學嗎？這也隨即打開了我在政治史方面的眼界，此后我再讀《資治通鑒》，讀到諸如三國袁紹攻打曹操時手下謀士拿“武王伐紂”來類比，或者諸葛亮聲稱北伐是“恭行天罰”，就不再像以前那樣覺得只是“虛文”，而是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不妨這么講，如果研究中國古代史卻對早期經典所講的堯舜禪讓、湯武革命的內涵不夠了解，就好比一個現代人不了解法國大革命或者十月革命而難以理解世界近現代歷史進程一樣。

《大漢帝國在巴蜀》就是以政治哲學的視野，對自己之前關注的問題做了重新的思考與解讀。當然，書中論及諸如夷陵之戰、諸葛亮北伐這樣的事件時，此前軍事地理方面的知識背景仍然非常有幫助。這也許算是《布局天下》和《大漢帝國在巴蜀》之間的一點關聯吧。

選擇三國當中的蜀漢來討論，有什么特別的理由嗎？

饒勝文：倒也沒有什么特別的理由，這是我想寫的好多論題中的一個，三國、蜀漢對大家來說比較熟悉一些；以一個新的視角來重讀歷史，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有共同熟知的素材，討論起來會方便一些。我起初想寫一本《籌箸十論》。“籌箸”這個典故，出自張良與劉邦的一番對話：當年劉邦與項羽相持不下，酈食其給劉邦出了個主意，讓他分封戰國時期六國諸侯的后代。劉邦趁吃飯時詢問張良這個主意如何，張良當即抓起一把筷子當作算籌，為劉邦推演這種做法會帶來什么后果，每分析一點，就擺出一根筷子。我借用這個典故，是想談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戰略決策，蜀漢只是計劃中的十個專題之一，本以為兩三萬字就能說清楚，等到著手一寫，光討論《隆中對》就有兩萬多字，于是索性寫成一本專書。后續還會再寫曹魏、孫吳，希望完整地給讀者呈現一個不一樣的三國世界。

《大漢帝國在巴蜀》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您會站在政治合法性這個視角，分析和評價蜀漢政權及其領導者。能請您解釋一下這個思路嗎？

饒勝文：在我看來，政治合法性在政略也就是政治層面的戰略中居于最核心的地位，政略式的對策首先應該解決這個問題，其中的關鍵是天下為公的道義主張與判明善惡的價值訴求。這些道理在中國古代早期政治經典中有著充分的闡發，是任何一個政治集團對自身進行政治定位時所依憑的基準。這種基準，就像我們射擊瞄準時的準心一般，對政治集團接下來的行動起到指導作用，由此延展出具體怎樣執行的政治策略問題。對一個政治集團而言，找準自己的政治定位是最為重要的，在此基礎上，才能去評判那些具體的策略究竟合理還是不合理、正確還是不正確。簡單地說，就是三個問題：你想做什么？你怎么做的？做得怎么樣？始終清醒地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才可能檢討——執行過程中是否發生了偏離？這種偏離反過來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種影響產生了多大的后果？對于這一后果，是否還有再調整的機會？所謂從成敗中檢討得失，就是這樣一個流程。否則的話，就會在利、害的趣舍、誘惑與憂懼中迷失初心。

這樣說來，您評價《隆中對》缺乏政治定位，似乎與一般人的認識大相徑庭，也是從政治合法性這個視角來看的嗎？

饒勝文：略微熟悉軍事史的人都知道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的那句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就是說，比軍事戰略位階更高的是政治指導。任何一場軍事行動，將領們考慮的是戰略問題，也就是仗怎么打，政治家則應該為將領做出政治指導：為什么打這場仗？明確了這一點，接下來才能談怎么把仗打好。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來看《隆中對》。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他的對手的強弱形勢，以及荊州、益州的地理條件，然后提出了“跨有荊益”的階段性目標。然而，這些都是軍事地理層面的戰略。我們不妨往下提一個問題：這個戰略的政治指導是什么？事實上，劉備最期望也最需要的，恰恰就是一個總體方略，既要有具體的軍事規劃，更要有宏觀的政治指導。而諸葛亮在隆中對策時并沒有為劉備籌劃這樣一個方略。我們可以再把歷史視野放寬一點，與《隆中對》前后的類似君臣問對做個比照。比如，韓信被劉邦拜為大將后，也有一個分析天下大勢的問對，有人稱之為“漢中對”。按說韓信作為一名將領，主要分析軍事因素就足夠了，而他對政治因素的分析竟然遠比軍事因素要多，既有“東向以爭天下”的遠景目標，又有“還定三秦”的近期目標。兩相比較，《隆中對》的政治分析就明顯不足了，后來劉備去實現軍事性目標，比如跨有荊、益的時候，缺乏政治指導，好比頭頂上方少了一顆指引方向的北極星，很容易受到不同意見的干擾，使出一些“昏招”。尤其是去占領益州的過程，在我看來，完全毀掉了劉備早期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政治基礎。可以這么說，他的整個“人設”都崩塌了，對劉備的政治生涯而言，這是一個重大失誤。

當然，我這樣對諸葛亮或許過于苛責了，也不能把劉備缺乏政治指導一概歸咎于諸葛亮沒有在隆中對中給出政治指導。不過，放到歷史的維度上，跟其他對策相比較，《隆中對》在政治上的缺失還是很明顯的。前面說到韓信作為一個軍事將領在漢中對中分析了很多政治因素，這已經很不容易了；但真正豎起旗幟、宣揚綱領的點睛之筆，還是三老董公向劉邦建議“為義帝發喪”，這也成就了劉邦與項羽之爭的政治主題：討逆。劉邦因此而占據了大義名分，把自己“東向以爭天下”的行動塑造成了為天下人除殘去暴的義舉。《隆中對》里完全沒有這個層次的分析與主張。

《隆中對》示意圖

說到對大義名分的爭奪，讓我想到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袁紹本來也有此設想，最終卻沒能實現。您能比較一下曹操和袁紹嗎？

饒勝文：曹操去迎漢獻帝，荀彧是重要的促成者。他首先舉出的就是晉文公和漢高祖的例子（“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他講迎漢獻帝是“大順”“大略”與“大德”，優先考慮的是道義與政治因素。袁紹麾下力主去迎天子的人是沮授，反對者也有不少，比如有人提到袁氏的影響力、勢力范圍廣大，當時已經是最有實力的諸侯，把天子接到身邊，反而礙事。

當然，這些都還只是利弊層次的討論。在我看來，制約袁紹的恰恰是他自己早期的所作所為。袁紹曾糾集關東群雄討伐董卓，然而，軍事上無法擊敗董卓，政治上又因董卓將漢獻帝挾持到了長安而進退失據。也就是說，那時“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人是董卓。袁紹是打算不承認漢獻帝，還給出了各種理由，先是說天子年齡小，又被董卓這樣的權臣挾制，還打算另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后來又說漢獻帝不是漢靈帝的血脈，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漢獻帝具有繼承皇位的資格。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也就難以轉圜了。袁紹都質疑漢獻帝皇位的合法性了，將天子迎在身邊，彼此都尷尬。袁紹大概也想，以他的實力，似乎不必迎天子也可以統一天下，于是就讓曹操搶先一步了。

當然，史料中那個仿佛自起兵起就忠心擁護漢獻帝的曹操形象，我認為是曹魏方面刻意塑造的。漢獻帝不在曹操手中的時候，他不也把朝廷派來的兗州刺史趕走了嗎？等漢獻帝落到了曹操手中，他當然得強調漢獻帝是合法的，而且自己一開始就擁護他，這樣，他手中的這塊金字招牌才能發揮作用。當漢獻帝最終被曹操迎接到了許昌，那個大家都以為快要亡掉的朝廷又開始運轉，袁紹不得不被迫接受漢獻帝，并在跟曹操的政治較量中處于被動。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把漢室的資產轉移到自家名下，當他積累到袁紹當初的那種實力的時候，他的做法跟袁紹其實也差不多，甚至把自己的大本營搬到了袁紹當初的政治中心鄴城。這也導致了他跟荀彧的分道揚鑣。

那么，從政治指導這個視角，您怎么評價周瑜？

饒勝文：在我看來，不能簡單地把周瑜看作一名軍事將領，他既有很深的政治素養，又有很高遠的戰略眼光，具體軍事策略的策劃和執行能力也非常強，是一位綜合型的人才。關于孫權在江東應該成就怎樣的帝業，他在政治定位上所起的作用比魯肅還要大，為孫權勾畫了一個開闊的圖景。赤壁之戰前，他為江東對抗曹操之舉在政治上予以定性，特別向孫權提出抗曹是“為漢家除殘除穢”。至于江東其他的重要政治人物，譬如張昭，他固然不像《三國演義》刻畫的那樣是貪戀榮華富貴之輩，但對政治名分卻是顧慮重重。他主張迎曹的重要理由就是，曹操“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對抗他就是與漢室作對。周瑜則不然，直接指出曹操“托名漢相，其實漢賊”，在政治上對曹操重新定性——反曹是為漢家討賊，并非反對朝廷。這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舉措。這樣一位人物英年早逝，是很可惜的事。

回到《隆中對》這個話題，蜀漢政權的覆滅，跟您前面提到的《隆中對》的局限有關嗎？

饒勝文：蜀漢政權的覆滅，問題倒還不在于《隆中對》。劉備早期的局限，可能與《隆中對》有關，那時的諸葛亮還年輕，更接近縱橫家，好講形勢、利害；可是等到他主政以后，他的行事風格回到儒家經典中那套政治理論上了，比如，他為了駁斥曹魏誘使蜀漢歸順稱藩而撰寫《正議》，講“據正道而臨有罪”，以及后來以后主名義頒布的北伐詔書，講“恭行天罰”，都可以看到那種典型的儒家政治論述。

在我看來，蜀漢在三國之中第一個覆滅，與蜀漢后期的一系列作為消解了自身的合法性有關，換用一個說法，就是天命沉墜了。對巴蜀的士人而言，他們漸漸不覺得這個失了天命的政權與漢室存在關系，也就不覺得這個政權還值得人們為之奮斗。比如，鄧艾率領一支偏師從陰平沿著小道翻山越嶺，沒有遇到什么像樣的抵抗，兵鋒還沒有抵達成都，劉禪的降表便已早早地送到鄧艾的軍營；此前就連劉璋都支撐了兩年多。蜀漢滅亡的前夕，百姓迸散山野，長吏棄城逃走，民心士氣都已土崩瓦解。可見，大多數人的想法是，這個政權早就該收攤了。

這種合法性的消解或者說天命的沉墜與劉備集團的政治路線具體有什么關聯，您可以談談嗎？

饒勝文：蜀漢政權的合法性怎么就那么容易被消解？其實在巴蜀本土一直存在一股不認同劉備政權的輿論暗流。有了這股輿論暗流為基礎，譙周的《仇國論》才能一舉主導蜀漢末年的主流輿論。而對劉備的不認同，跟劉備在權力升級之路上的一系列作為是有關系的。

劉備早期的政治資本主要有這么兩個，一個是“漢室之胄”，所謂中山靖王之后；一個是“英雄之名”，所謂能救人之急，“欲信大義于天下”。可是，劉備本來受同樣是“漢室之胄”的劉璋邀請前往益州相助，轉身就襲擊劉璋，最終把益州占為己有。這種做派，不像是“漢室之胄”吧？不像是“欲信大義于天下”吧？可以說，他取益州的方式，直接摧毀了劉備早期的政治資本，直接損害了自己的政治基礎。

再說劉備稱漢中王。為了論述自己稱漢中王的合法性，劉備援引了東漢時河西五郡共推竇融為元帥的“故事”。這個“故事”在政治學上闡發出的含義是：經由同層級的諸侯推舉，可以臨時產生更高一級的權力。關東群雄討董卓時，袁紹就援引過這個“故事”，來解釋自己被推為討董盟主的依據。劉備稱漢中王，也援引這個“故事”，但是他在上漢帝表中所拼湊的那個名單陣容，實在與這個模式不相符。當時可以匯集到討曹滅賊的旗幟下而又與劉備同層級的人物，有馬超、劉璋和孫權。馬超雖然領銜于表上，但他的價值顯然并未得到充分發揮：他曾被漢廷授予偏將軍；歸降劉備后，卻只被授以平西將軍，比馬超反曹時自稱的征西將軍還低了兩級。直至劉備稱帝，才拜馬超為驃騎將軍，如果劉備在馬超歸降時，就將他表為涼州牧，可以更充分發揮他在涼州和氏羌諸胡中的影響力。劉備本可以做更妥當的安排，讓與劉備同為漢朝宗室的劉璋領銜上表，至少列名表上，會有助于他處理跟巴蜀本土士人之間的關系。孫權才是真正“位同權均，不能相率”的人物，而且他們本身是盟友，劉備應該認真考慮稱王與孫權之間的關系。至于上漢帝表中的那些人物，官職都為劉備所任命，這表明劉備與他們的關系其實并不是“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卻以此來表明稱王之必要，實在有些勉強。

最后來談談劉備稱帝。我倒并不是說劉備不應該稱帝，問題的關鍵在于：稱帝和討賊，究竟何者居于更為優先的位置？在我看來，他應該優先討賊。劉備稱帝的前提是漢室仍然享有天命，可是何以見得呢？曹丕已經導演了一出禪讓劇，在這個劇本中，漢獻帝親口宣布天命已經轉移到了曹氏，親手將天下禪讓給了曹丕。正因為如此，劉備應該將討賊作為更優先的考量，就可以通過此舉來彰顯曹丕代漢不過是篡盜之舉罷了。曹氏是篡是盜，才能表明漢家天命仍然還在，劉備作為漢室宗親來宣稱繼承天命和復興漢室也才有合法性可言。

到了永安托孤之時，蜀漢陷入了極大的政治危機，在這個關鍵轉折點，我們是否可以把托孤看作劉備試圖重振蜀漢天命的一次嘗試？

饒勝文：到了托孤之時，劉備已然行將死去，他稱帝以后首次出征就在夷陵遭遇慘敗，更糟糕的是，他在稱帝時說自己要“恭行天罰”，但首次出征就失敗了，這就引發了蜀漢帝業的合法性危機。“恭行天罰”而不遂，說明天命對你并無眷顧，這對人心向背的影響是巨大的。蜀漢一半以上的版圖都發生了反叛，其中，像漢嘉郡黃元的叛亂已經迫近成都，也就是蜀漢的中心區域了。在巴蜀境內，那些在公開為劉備稱帝造勢的本土士人，私底下早就在議論“劉氏祚盡”之類的說法，并且將當時廣為流傳的“代漢者當途高”這個讖語解讀為曹氏代漢；有了這樣的輿論基礎，曹魏又對蜀漢展開和平統一攻勢，奉勸蜀漢取消帝號、歸順稱藩。這些危機匯合起來，就是諸葛亮后來在《出師表》中所說的“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這一形勢，劉備和諸葛亮都能看到。對劉備而言，他不僅要考慮怎么平息事態，還要顧及自己死后勢必會出現的種種問題。所以，在我看來，永安托孤是劉備對自己的一次徹底的反思，也是對他身后蜀國政治路線的一次安排和交代。他的遺言，最關鍵的內容在于要求諸葛亮設法重建人們對漢室的信念，鞏固蜀漢政權的合法性。我們知道，后來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講到劉備“臨崩寄臣以大事”，實際上已經清楚地表明了，北伐就是在執行托孤時先帝交代的政治路線，這形成了蜀漢的基本國策。

我們今天對劉備托孤的關注，往往把目光盯在“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上，由此衍生出種種猜想，或者關注劉備對諸葛亮和李嚴共同輔政的安排背后有著怎樣的權謀手腕，卻往往忽略了此時蜀漢政權所面臨的內外困境和由此產生的特殊政治需要，當然也就難以理解，劉備在永安托孤時交代自己身后的政治路線對蜀漢國策的影響。此后，在諸葛亮主政時期，通過北伐討賊來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成了蜀漢最大的政治，這應該就是劉備和諸葛亮在白帝城時期商定的國策。

諸葛亮第六次北伐示意圖

最后一個問題，歷史上對諸葛亮評價歷來都很高，那么，站在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您怎么評價諸葛亮？

饒勝文：事實上，將北伐作為鞏固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少見，但大多只是徒具姿態而已。譬如東晉時期與諸葛亮一樣位居宰輔地位的王導，他也會在新亭對泣之時義正辭嚴地說：“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然而，這只不過是一種停留在口頭的姿態而已。對諸葛亮而言，北伐絕對不是一個姿態，不是做做樣子、喊喊口號：他死在關中，也就是北伐的前線；葬在漢中，那是北伐的前沿基地。因此，北伐之于諸葛亮真的可以說是他生死以之的信念與使命。

《三國演義》連環畫之《五丈原》

那么，諸葛亮為什么要這樣生死以之地致力于北伐，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呢？原因有兩層，實際上背后的邏輯是一致的。其一，只有堅持北伐討賊，才能證明漢室天命猶存，作為漢室的繼承者，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才有合法性可言。其二，劉備身后出現的種種危機，尤其是蜀地本土士人心中對蜀漢政權的質疑，諸葛亮是心知肚明的。諸葛亮對待這些士人真可謂是苦口婆心、想盡辦法。譬如杜微，他不愿出來做官，諸葛亮安排車輛把他專程接了過來；他裝作耳聾，諸葛亮就用筆與他溝通，耐心勸說他出來輔佐劉禪。另外，在劉備留下的那個爛攤子中，有來自不同地域的利益集團，諸葛亮只有高舉一個超出于具體地域之上的目標與旗幟，才能夠把這些不同背景的人整合起來。在劉備死后的危急存亡之秋，諸葛亮生死以之地致力于北伐，就是要證明不斷沉墜的天命仍在漢室。他的信念之堅定、行動之果決，某種意義上都是在力挽漢室之天命。

這種作為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后人會不斷遇到與諸葛亮類似的困局，但是能夠像他這樣做的人卻很少。所以，像南宋的陳亮、朱熹，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都對諸葛亮非常之推崇，實際上，他們是把受到挫敗之后冀圖復興的希望投射在諸葛亮的身上。我自己對諸葛亮也極為推崇。所以，我在《大漢帝國在巴蜀》的余論中說到，對諸葛亮“我愿在此三致意焉”。諸葛亮北伐，可以說是通過軍事行動演繹了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最核心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