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土耳其人丟下咖啡豆時，咖啡已經小規模地出現在維也納、倫敦、法國與荷蘭。第一個由歐洲人記載的有關喝咖啡的記錄是在 1615年。可是就算最勇敢的美食者，也要等到 17世紀后半葉才開始習慣喝咖啡。

然而，為了了解這種新的娛樂性藥物的意義，你還得先習慣 400年前純樸、落后的歐洲社會。

在那時，不但沒有出版書籍，也沒有電影，音樂也不怎么悅耳，食物則更讓人不敢恭維……當時胡椒還沒有被發現，白鹽則稀罕珍貴，而砂糖也才剛亮相不久。非常像長時間過著乏味的周末，不是上教堂就是喝啤酒，可是歐洲人卻精明地把兩者結合起來。 

1660年的巴黎有超過 100個宗教假日，每個假日的高潮都是當時非常流行的馬拉松飲酒比賽。“他們得先喝掉一半，然后一口氣把剩下的全部喝完，”一位德國人在 1599年記載，“直到他們完全陷入昏迷狀態……會有兩個英雄脫穎而出，然后再繼續最后的酒量比賽。”

有人說，喝酒可以提高社會地位，因此有句話說：“酒醉如大王。”敬酒就是用來顯示自己很富有的方式。喝得最多的那位將會得到獎賞，那就是浮在酒杯上的吐司（toasted bread，因為第一個字與敬酒同音）。

啤酒不只是用在慶祝的場合，但以營養成分來說，還是面包名列前茅。在那個時代，每個家庭主婦都會烘烤面包，也會釀酒。“眾人靠這道飲料過日子，多過于靠食物。”普列克托瑪斯（Placutomus）曾于 1551年如此描述。

一般他們都在早餐喝啤酒，午餐喝麥酒，晚餐則喝更強烈的黑麥酒，而每一餐之間也會隨意喝幾杯。一般的北歐人，包括婦女和小孩，平均每天喝三公升啤酒，差不多是兩箱六罐裝啤酒，而且他們喝的啤酒的酒精成分比一般的高很多。

社會上較有權勢的人，譬如警察，還會喝更多。芬蘭的士兵每天可以分配五公升較烈的麥酒（大約七箱六罐裝啤酒，或 40罐啤酒的酒精成分）。在蘇塞克斯（Sussex）的修道士，大概只有 12罐啤酒。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私釀的烈酒一定不會被浪費，但糟糕的是，主要的營養來源唯一沒有酒精成分的面包，則被認為很容易長出引起幻覺的麥角菌，這是一種LSD（麥角酸二乙胺，一種迷幻藥）的基本成分。

于是產生了喝醉酒的醫生、醉醺醺的政治人物，還有酒后宿醉的將軍。接踵而來的就是瘟疫、饑荒，還有可怕的戰爭，再加上使用迷幻藥的教宗，這些都可以讓我們更了解中世紀的基督教。

因此當馬丁路德在 16世紀中期推行天主教改革時，飲酒的問題就是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追隨者有圣方濟修道會，他們印了最早的“酒精魔鬼”（Demon Alcohol）海報，那是一個有豬頭鳥爪的喝醉酒的魔鬼，他們也禁止酒量比賽。

當時的社會對這項改革唯一有響應的組織，是由一群德國人創立的歐洲第一個節制聯盟，其會員都限制自己一餐內最多只能喝七杯葡萄酒。

除此之外，其他歐洲國家的人民仍然如同往常一樣持續著原來喝酒的習慣，醫生依然勸說他們的病人應該讓自己喝得醉醺醺，至少一個月一次，以為這樣做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在英國，大約有 1/3的農田專門種植大麥來釀制啤酒，而且每七棟建筑中就有一間是酒館。

馬丁路德的限酒計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沒有可以代替喝酒的建議。接下來就是17世紀40年代奧斯曼禁止咖啡的事件。在這之后十年，歐洲第一間咖啡館才在英國牛津市開業。過了不久，倫敦也開始出現咖啡館。就在此時，清教徒奪取了議會的控制權。

禁酒的清教徒熱切地將“黑酒”視為是上帝賜予的代替啤酒的飲料。這種飲料比啤酒還好的地方是，它被認為有治療酒醉的功用。

西爾維斯特 ·杜福爾（ Sylvester Dufour）曾指出，咖啡“可以立刻讓喝醉酒的人恢復清醒，即使沒有喝醉的人喝了咖啡，馬上也會覺得精神好許多”。不用說，這當然是毫無根據的報道。

雖然近年曾有相關化驗結果顯示，只要喝兩杯咖啡，就可以使身體里的酒精成分減少0.04%——酒精在血液里濃度的高低對人體有相當的影響（0.01%的酒精已足以影響身體）。

根據當時的秘密信件的記錄，這種酒后引起的輕微頭昏是當時歐洲面臨的最大問題，尤其影響書記官的工作。根據歷史學家詹姆斯 ·豪厄爾（James Howell）的說法，隨著咖啡館的增加，書記官不只變得清醒，就連早上喝酒的休息時間也慢慢被替代。1652年倫敦只有一家咖啡館，到了1700年已經超過2000家。

但咖啡與清教徒的結合并沒有普及到整個歐洲大陸。在17世紀初期，主教甚至要求羅馬教皇禁止這種“惡魔吟釀”，只因為它是黑色的。而且蘇非派教徒在儀式上也開始使用咖啡，所以咖啡被視為惡魔飲用的圣餐酒。

可是教皇拒絕這個提議，因為他試了一杯咖啡后非常喜歡。不過，在英國的清教徒都已經改掉在早餐喝啤酒湯（beer-soup）的習慣，但其后100年，保守的天主教徒仍然堅持在早餐喝啤酒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