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3日，“南開史學百年大講堂——讓歷史學充滿魅力”作為南開史學百年慶典的第一場盛會，在南開大學八里臺校區東方藝術大樓一樓報告廳舉行。活動邀請著名歷史學家馮爾康先生與閻崇年先生展開學術對談，對談由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杜家驥教授、常建華教授擔任導言人。該活動啟南開大學歷史學科創建100周年紀念之序章，既揚研史務探賾索隱之旨，亦發讀史可知古明智之微。

從左至右：常建華、馮爾康、閻崇年、杜家驥，四位先生手持鮮花合影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余新忠在致辭中說，自己在1994年受馮先生學術召喚，來到南開求學，一路得先生教誨提攜多矣；雖未受閻先生直接教誨，但一則受益于其功力深厚、扎實精湛、文筆出眾又兼銳意進取的著作，二則受益于閻先生謙謙君子之風，得閻先生獎掖友愛后學之惠。馮閻二先生的對談，是百年慶典的重要一環，更是機緣巧合的佳話。兩先生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辰出生，俱為學界大家。馮先生、閻先生于癸卯，同登鮐背，今年又恰逢南開百年，他感激兩位先生出席活動、祝福南開百年。余新忠教授希望，此次對談能展現對人類正面價值的激勵，引發思想火花和人生智慧。歷史學院常建華教授則在發言中表示，歷史學是重要的精神需求，其領域的擴大、內容的豐富、重大的發現，都離不開觀念的更新、視角的轉換，及長年的積累。兩位先生在以上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建樹，樹立學人榜樣。兩位先生九十高齡身體康健，思維敏捷，王利華教授稱本次對談為“仁者壽的歷史對談”。

四位先生對談中

馮先生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倡導中國社會史研究，影響卓著，故常建華教授的第一個問題是請馮爾康先生略談開展社會史研究的意義和發展方向。馮先生回顧了社會史研究的發展史。社會史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悄然興起，與文化史的興起同時。其出現改變了歷史學以階級斗爭史為主線的狀況，更為全面地探討歷史，并凸顯出史學的社會文化功能，削弱了過往的政治功能。這種轉化符合社會的進步潮流，也使得歷史學從史學危機的困境走出來，進入發展繁榮的新階段。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進入歷史系的學生普遍有“歷史無用”的壓抑感，而現在大家樂于填報歷史系志愿，這正是社會史研究帶來的新面貌。當下，社會史研究往往被指責為“碎片化”，但社會史更需要的是進一步的深化和拓寬，拓展研究領域，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南開史學目前已有常建華教授的日常生活史，王利華教授的生態環境史，余新忠教授的醫療社會史，李金錚、江沛教授的華北地域社會史，許檀教授的社會經濟史，卞利教授的民間契約與訴訟史，何孝榮教授的民間宗教信仰研究，陳絜、閆愛民、夏炎、常建華諸教授的宗族史，侯杰教授的女性史等。馮先生寄望有關研究繼續推進，取得更多成果。

常建華教授接著請教閻先生，請閻先生講講在受人矚目的滿學研究方面的心得體會。作為滿學的開創者，閻先生首先回顧了學科發展創立的歷史。滿族有一千多萬人口，有三千年的歷史，而且建立了清王朝，統治中國達268年，影響延及今日。但過去受歷史遺留因素的影響，國內外學界有蒙古學、藏學，而無滿學。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難以關照到滿學研究，直到改革開放后，滿學研究的需求在國內和國際交流中出現。閻先生遂接洽建立滿學社會科學研究，得到有關部門批準，獲得編制、經費等支持，建立研究機構，受到國際關注。國際學術會議連續召開，《滿學研究》共刊七輯，《滿學論叢》刊出十二輯，滿學研究提要、個人滿學論文集等也得到出版。一支滿學研究的隊伍已經建立，而這支隊伍的中心在中國北京，向世界講述著中國故事。

常建華教授向馮爾康先生所提的第二個問題是，請馮先生談談他在宗族史和譜牒學方面的學研所得。馮爾康先生講到，自己很早即受社會思潮影響，關注宗族史研究。但早期主要是應時而做，在上世紀60年代批判農村封建主義復辟的政治形勢中批判宗族活動和族長，即使認識到宗族活動發起者不乏善心實意，亦取批判態度。幾十年后回頭審視自己的做法，馮先生強調對歷史應有完整全面的認識，不能根據情況、形勢的需要進行論述。史學研究必須求真，從實際而不是從觀念出發。馮先生注重南開傳統的通史研究，又主要將時間、精力放在近當代宗親會研究，將之作為海內外華人的普遍現象，他走遍內地、香港和臺灣地區，又遠赴澳大利亞、美國等地廣搜資料，考察宗親會會址，了解華人的家族觀念和宗族組織的擴展。以相關研究為基礎，馮先生與南開大學圖書館館員惠清樓合作，承擔常建華教授主持的國家級項目《中國宗族通史》清代卷與近現代卷的編寫任務。馮先生通過自己的研究經歷，指出現當代史研究不管是否自覺，都意味著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是“置身事內”的關系，因此研究者應樹立正確態度，在需要進行現實評價時要明確褒與貶的立場。

常建華教授向閻先生繼續提問，請閻先生對所倡之紫禁城學研究的意義與希望進行闡釋。閻先生認為，由于清承明制，研究清史離不開明史。而明清兩朝政治、文化中心主要在北京，核心是故宮，所以故宮又是研究明清史繞不開的問題。而閻先生做故宮研究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得益于親緣、人緣、學緣、地緣。其曾祖父以來四代皆在北京謀生，幼時聽家人講北京見聞，少時至北京求學，至今已在北京寓居七十五年。閻先生勤于查檔，在中國第一檔案歷史館扎根，入館逾千次，又重視實地考察，在故宮親自丈量，解決雍正居住的后寢殿前門到養心殿后門的距離、三希堂面積、中和殿和交泰殿呈方形等問題。閻崇年先生強調“大故宮”概念，不僅將太廟、社稷壇、端門、天安門等處納入故宮，亦將避暑山莊、木蘭圍場等視作故宮外緣，從而建立紫禁城學。閻先生認為，歷史學做故宮研究應重視揚長避短，綜合過往研究成果，從宏觀入手，重新分析、分類，將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回饋學界和大眾。

常建華教授對閻崇年先生的研究表示敬佩，其故宮研究頗有特色，重視“大故宮”，下踏查的功夫，以出眾文筆將史料、研究融會貫通，著作印售量達四十萬冊。杜家驥教授總結，兩位先生已從宏觀及專門領域方面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情況，希望以清史為主，提出一些更為具體的問題。杜家驥教授首先請馮先生概括清代歷史特點及其在中國古代史中的地位。

馮先生認為清朝有四大特點。其一，清代是君主專制登峰造極的朝代。明代大學士尚有宰相的影子，至清代軍機大臣則完全只是皇帝的參謀，所謂“朕一人治天下”，缺乏對皇帝的制約性機制。在這里，需要注意皇帝專政的高峰時間并不長，但辛亥革命、帝制消失后清除帝王崇拜的文化心態仍是長期使命。其二，清朝是多民族國家。但我們更要看到當時多民族國家的發展，“一國兩制”正是清代適應各個民族地區實際狀況的多元管理體制的遺產——清廷在漢地實行行省制，在東北早期實行將軍制，在蒙古實行盟旗制，在新疆實行伯克制，在西藏則采取政教合一制度。這些遺產值得后人總結。其三，中國疆域最終底定于清朝，乾隆朝將版圖拓展到一千四百萬平方公里。其四，清朝已經出現了某些近代化的因素，可以與今日相鏈接。

馮爾康、閻崇年兩位先生切磋琢磨

清朝皇帝研究受到學界關注，而閻崇年先生很早就研究努爾哈赤，并在學術界專著甚少之際便出版專著，之后對皇太極時期的歷史也有較多考察。故而杜家驥教授請閻崇年先生連續性地介紹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在清入關前的業績與事跡。閻先生認為，自己談論太祖太宗朝歷史，實際和馮先生所講清代特點問題是一個問題，只是馮先生說果，而自己說因。清朝從清太祖努爾哈赤到太宗皇太極，兩帝三朝，播下康乾盛世的種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其貢獻有三條，第一，在版圖上收攏了原屬明廷、疏于管理的遼東都指揮使司、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地區，將約三百萬平方公里納入統治，避免了沙俄東進帶來的嚴峻威脅。第二，在族群上改族名為滿洲，涵括女真人、漢人、赫哲人、錫伯人等，改變了明朝末年東北族群部落分散、戰亂不斷的狀況，將之統合成新的民族共同體，即后來的滿族。這為后來五十六個民族奠定了族群基礎。第三，在文化上創制了滿文，解決了金朝女真文消亡后缺乏民族文字的問題，得以記錄、保存整個東北地區的文化、政治、經濟、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寶貴資料。

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兩代，在短短幾十年中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也埋下了很多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是采取首崇滿洲的國策，圈地占房，開啟了無償用行政手段剝奪物質財富供給統治者的惡劣先例，而且權力高度集中在上三旗權貴的小范圍里，埋下了皇權專制、滿洲貴族專制的基因。第二個問題是八旗特權。由于制度設計的缺陷，八旗形成一個階層，無業可務，游手好閑。八旗制度的特權異化了整個八旗子弟，造成普遍的腐敗，而清朝的基礎是八旗制度，八旗制度腐敗，清朝的垮臺也就成為必然。第三是文字獄和屠儒，延續了秦朝焚書坑儒以來鉗制屠殺知識分子的做法。在入關前努爾哈赤即實行屠儒政策，入關后清帝以法律為名，濫興文字獄，輕者殺頭，重者滅門。這三個問題牽涉一批人的利益，難以進行改革，代代積累，最終積重難返，導致了清朝政權的崩潰。

杜家驥教授指出，閻先生講清朝開國帝王奠定了長期統治的根基，又能將正反兩方面的因素都納入觀點。雍正帝對清代歷史有著重大影響。而馮先生重視求實，對其歷史功績和不足之處做了深入研究，所作《雍正傳》多次再版，名聲遠播海外。杜家驥教授希望馮先生能對雍正皇帝及雍正朝的歷史一陳所見。

馮先生指出，自己所述清朝歷史特點的第四點，清代所存近代因素即主要根據雍正的作為。舊有觀點往往延續其在世時社會輿論所定“十大罪”，這種評論失于簡單。雍正實際同王安石、張居正等人一樣，是面臨社會的種種問題與矛盾，加以改革的改革家。他實行的三種制度，說明他是一個提倡社會改革的帝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改革君主。其一，攤丁入畝。雍正將人口稅放在地畝中，根據土地數量征稅，減少了戶口統計所需的財政開支，而且基本取消了戶籍制度對農村人口的束縛，將大量勞動力解放到手工業和商業之中，從而促進了其發展。其二，養廉銀制度。雍正將地方財政收入與支出公開化、制度化。早在民國，孟森先生便提出實行養廉銀制度，而地方財政預算，正是近代的管理制度，是清朝統治中的近代因素。其三，除賤為良。徽州一帶的莊仆、紹興一帶的賤民、福閩粵一帶的疍民本是世業。雍正準其改業從良，三代之后還可科舉入仕，放寬了等級制度，有利于生產力的解放。古人未必能意識到其中的“近代因素”，但這些制度在客觀上無疑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同近代相聯結。馮爾康先生在批判雍正屠殺政敵的同時，肯定其作為中國歷史中的一個杰出帝王與改革家的地位。

閻崇年先生對清朝皇帝多有考察，遍及十二帝，有助于對其做出整體評價，杜家驥教授故請閻崇年先生談談對清朝皇帝的總體看法。閻先生認為，清朝歷史可以分為四段，第一段是太祖、太宗朝及順治朝，第二段是康雍乾三朝，第三段是嘉道咸三朝，最后一段是同光宣三朝。閻先生經過實地調查后指出，滿洲在入關前是森林漁獵文明，而不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游牧文明，其生產生活方式明顯與蒙古族不同。蒙古人吃羊肉，喝馬乳，穿羊皮，向朝廷進貢羊；而滿洲人沒有羊，不吃牛肉，打獵也養豬，向朝廷進貢鹿、虎、海東青等野獸飛禽，兩族生產生活方式明顯不同。閻崇年先生還觀察到，滿洲人在辛亥前都于庭院立祭桿，這同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做法，都是森林文化下祭祀森林的反映。在此，閻崇年先生也為聽眾介紹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森林帝國》。中華文明具有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和島嶼海洋文化等五種文化形態。滿洲祖先最早居于黑龍江地區，處在森林帶，其先人是森林民族，吃飛禽走獸之肉，穿飛禽走獸皮毛之衣，屬于森林文化。努爾哈赤、皇太極以森林文化為主體，將同屬阿爾泰語系的滿蒙聯合在一起，建立軍隊，創制八旗，其勇武與協作精神正是以森林文化為后盾。

康雍乾三朝幸而有強勢皇帝支撐，政權尚屬穩定。但乾隆講求“持盈保泰”，不思改革、振興。隨后嘉道咸三朝，其始便因白蓮教起義元氣大傷，隨后更為外國侵略。這三帝不察己過，不求行動，更等而下之。至同光宣三朝，統治者空喊改革口號而沒有實際行動，維護既得利益者，最終在辛亥革命的炮聲中被推翻。閻崇年先生指出，歷史是嚴酷的，不改革則必失其“泰”，違反歷史的規律、人民的愿望、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政權必然被歷史淘汰。

現場聽眾

在對談中，閻崇年先生在回答有關問題時也對馮爾康先生的學術脈絡及成就進行了說明，凸顯出馮先生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歷史學家的新貢獻。在此予以總結，以饗讀者。

閻先生首先強調了馮先生在史學史上的貢獻。馮先生是新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開創者，因此馮先生被選為中國社會史學會的創會會長，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也在南開創立。在過去，二十四史是帝王將相的歷史，不關注婦女等邊緣群體，也很少涉及社會、民生等問題。辛亥革命結束帝制，建立民國，學者從西方引進社會學。但民國三十八年即告終結，時間太短，尚未孕育出社會史研究。1952年，高等院系調整，關閉社會學系，社會史研究自然停滯。從此以后一直到1976年，史學研究以“五朵金花”為核心展開，缺乏社會史研究的空間。到七十年代中期，一些學者提出應該關照社會史研究。馮先生帶頭從事社會研究，資料整理、專著出版，成為社會史的開創者和奠基者。

馮先生對史學理論也多有貢獻。傳統上認為，農村的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這也是研究社會史特別是農村社會史無法回避的問題。馮先生就此提出新見解。農民在農村分五個小階層，富裕農民、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在農村占大多數。農民還有一部分是雇農，由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夠，數量很少。地主和雇農之間不存在封建生產關系矛盾，是雇傭關系；而富裕農民、上中農不租地，中農基本不租地，下中農、貧農只有部分租地，因此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農村基本矛盾的問題值得討論。閻先生認為，這是中國史學理論上的突破，充分體現了馮先生求實的學術勇氣和魄力。

就具體研究，閻先生強調馮先生在雍正朝和雍正帝研究上的地位。了解雍正朝必須了解康熙朝、乾隆朝，總計121年的史料數量巨大。而馮先生將之盡皆把握，了然于胸。馮先生掌握史料之廣，看檔案、做研究之深入持久是驚人的，因此能有豐碩成果，在海內外影響巍然稱首。

最后，兩位先生寄語青年學子。閻先生認為，做歷史學者要求真、求是、求新，所謂求是，即從現象中找到歷史聯系。青年學子研究史學一是為職業，為工作，養家糊口；二是為事業；但只有將史學作為生命，做一輩子，才能真正做好研究。

馮先生認同閻先生的發言，認為閻先生把史學研究當作生命是要點，具有哲理性。而馮先生研究史學，繼承了鄭天挺先生等老一輩南開學人的精神，講究求真求新，而又以求真為基礎，故而馮先生文集以《顧真齋文叢》為名。馮先生并指出，歷史學的魅力在于把真實的歷史給讀者，同讀者交朋友，而不濫用社會發展規律、擺學者架子。同時，歷史學正應“碎片化”，與讀者共享具體的歷史，講個性化的日常生活史，看到不同類型、有個性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從而給人以啟發、帶來創造力。馮先生期待通過對多元生活的研究，可以解放思想與個性，從而提高整個民族的創造力，涌現更有魅力的史學研究著作。馮先生認為，歷史學的魅力還在于關注民眾所關心的問題，比如生命史學或生命安全史。親歷三年世界性的新冠災難與次生災害，其中有許多值得總結注意的問題。當然，生命安全的內容非常廣泛，學者們還應該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照，思考如何與各種生物共生、如人工智能等科技發展的利與弊及倫理等問題。馮先生也關注到寫作觀念、傳播方式對歷史學魅力的影響。史學固然強調求真求實，但歷史學的想象力也相當重要。史家鼻祖司馬遷對鴻門宴的細節的描述、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以紫禁城盤旋的烏鴉為開頭等等都是歷史的想象，但受到大眾歡迎，也異常生動。因此學者首先要閱讀、掌握大量史料，進行田野調查，再富有想象力地將之綜合起來。紙媒也要和影像結合起來，劉和平所作《大明王朝1566》是在史實基礎上加以想象的一部代表作，閻先生的百家講壇更是其中典范，《清朝十二帝》《大故宮》系列提供給讀者清朝歷史的形象。

對談的最后，兩位先生寄語南開史學，慶祝南開史學百年的同時，也鞭策南開前進，期待南開史學再創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