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書館藏歷代文人手札，珍稀者極多，其中即包括在文人篆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明代文彭（字壽承，號三橋）的詩稿手跡。

繼《說箋》《趙之謙尺牘》等之后，止觀書局與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近日聯手，并與浙江大學出版社共同策劃、出版《上海圖書藏名家墨跡——文三橋詩稿》，這一詩稿系首次公開出版，為原貌、原色、原大影印出版。收錄不同的文人用印共計十五方，其中有多至三次鈐拓者，故印跡共出現二十六次。其中朱文印十二方，白文印三方；收錄文彭詩作約一百二十首，詩稿中涉及人物共計五十一位，可考者二十九位。致力于研究這一手稿的南京藝術學院教授黃惇認為，這一手稿的出版或為世人揭開文人印篆刻鼻祖印作的真贗之謎。

《文三橋詩稿》局部

上海圖書館藏名家墨跡《文三橋詩稿》

是冊為研究吳門書派的三代學者，南京藝術學院教授黃惇、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薛龍春、蘇州大學藝術學院蔡春旭共同研究之作。

《詩稿》詩、書、印集于一書；詩句清新靜雅；書法筆墨精良，印記鈐刻精深，乃文人楷則；是一部研究明代吳門文人詩文創作、書法與篆刻藝術的重要文獻。明代吳門文氏素稱文獻世家，文徵明雖然屢試不第，但在嘉靖二年（一五二三）被舉薦為翰林院待詔，文徵明二子文彭、文嘉步其后塵，皆在晚年通過貢舉踏入仕途。文氏諸人多有詩文集存世，今尚能見到文洪《文淶水詩一卷遺文一卷》、文林《文溫州集十二卷》、文森《文中丞詩一卷》、文徵明《甫田集三十五卷附錄一卷》、文彭《文博士詩集二卷》、文嘉《文和州詩一卷》等。由于文徵明父子俱善書法，他們的詩文稿本也備受珍視，今日公私所藏尚有多種。這些稿本雖多是殘篇，但文本、書法都頗有價值。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曾聽吳人說，文徵明每到新年就書寫一冊舊日詩文，該習慣保持至晚年，其去世后詩文稿分散給諸子，后被徽州人以四十千購去廿冊。

文徵明弟子周天球亦云，數見其詩稿被拆成散葉售人。由于后人不能永保，文氏諸人的稿本多有散佚，亟待詳加整理。

上海圖書館藏此冊文彭《文三橋詩稿》即為遺珠之一。

文彭（一四九七—一五七三），字壽承，號三橋，蘇州人。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長子。擅詩書、精鑒賞，尤以篆刻領時代風尚，是明中期嘉靖年間復興文人篆刻藝術的代表作家。文彭雖在文人篆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無印譜傳世，其身后贋作甚伙。據黃惇撰文介紹，上海圖書館所藏有《文三橋詩稿》，冊中詩、書、印一體化，皆可補史料之闕，是新發現研究文彭的重要資料，“其中，冊上所鈐十五方印章，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我今大膽推測這些印作之作者歸屬文彭。”

清 李岳云《文彭像》 南京博物院藏

《文三橋詩稿》 共計三十五頁，收錄文彭詩作約一百二十首，詩稿中涉及人物共計五十一位，可考者二十九位。藍綢封套上鑲了一塊白綢，上有陳經隸書“文三橋真跡”五字，并有晚清趙文麟、陳宗元題跋各一頁。

陳經題《文三橋真跡》

趙文麟題跋

陳宗元題跋

據研究者介紹，《文三橋詩稿》不少都是文彭早年的詩作，多為祝壽、送別之類的內容，其中只有十四首見于刻本《文博士詩集》，而且詩集中一半是文彭晚年進京考試、外出做官以來的詩作，詩稿無疑是有價值的補充。這本詩稿的書寫時間應在文彭六十歲之后，為其晚年整理詩文創作留下的殘稿，但未必是定稿，所以沒有一定的次序。

文彭精于各體書法，友人陸師道題其所藏趙孟堅《墨蘭圖卷》（故宮博物院藏）云：“先生父子書各冠一代。”可見時人對其評價之高。諸體中文彭最擅行草與隸書，前者受祝允明影響為多，后者則來自家學熏染。

《文三橋詩稿》局部

 明 文彭題仇英《烹茶圖》 方君璧舊藏

詩稿中的明文嘉《致王谷祥函》 上海博物館藏

明 祝允明《行書詩》香港藝術館虛白齋藏

文彭的書法取法相當寬泛，從秦篆漢隸到宋元大家都有涉獵，范圍之廣博超過了祝允明，然其鉆研最深的是唐人孫過庭和懷素的書法，對應著行草書的兩種面貌：小行草和大草。他顯然沒有忘記老師的教誨：“沿晉游唐，守而勿失。”

孫過庭《書譜》在流傳過程中曾被分為上下兩卷，下卷為文家所藏，文彭具備學習的優勢。孫過庭得二王書法的真傳，且《書譜》是墨跡，自宋代以來就被認為是學書的重要模板，南宋吳說跋《書譜》云：“自晉迄唐，至于今日，右軍行草闕然不嗣，規模祖述，賴有過庭。若評法書，當以鍾王為初祖；欲學王法，當以過庭為指南。”文彭對此深表認同，抄錄后送給喜好學書的秦柱（一五三六—一五八五）。

文彭青年時的書跡中已顯露出來自《書譜》的影響，如上海博物館藏王寵《行書詩卷》后一五二六年的題跋，此后其中等大小的行草一直延續這條路子，乃其本色面目。他四十歲時的行草書已顯露個人氣質，一五三六年仲夏為陳淳《仿米芾山水卷》作跋用筆輕快，字形飽滿，氣質溫潤，部分字形可以在《書譜》中找到出處。而且，流美的點畫和偏拙的字形也有近似趙孟頫之處，祝允明和文徵明皆研習趙字，文彭有這樣的底子不足為奇。

明 文彭《草書七古詩軸》上海博物館藏

一五四八年所書《草書七古詩軸》（圖五）則是相當成熟的作品，技巧精湛，格調雅正。其晚年書法技法愈加精熟，風格沒有太大的變化，并且保持著良好的書寫狀態。隆慶辛未（一五七一）春日，文彭完成了一件雜書冊（圖六）。內容是抄寫晉人蘭亭詩，里面有多段行草書，演繹了前人的多種風格，顯露出書法創作上的雄心。所錄王徽之、桓偉、謝安詩作皆有孫過庭的影子，但文彭個人的節奏與特點亦相當顯著，強調點畫輕重的對比和字與字之間的連帶關系，而孫過庭的草書點畫粗細對比沒有這般強烈，并且多為字字獨立。

 明 文彭《書晉人詩冊》（局部）北京榮寶齋藏

《文三橋詩稿》為文彭晚年所書，包含了兩份不同性質的稿本。前面的謄清稿寫得相對工穩，由于字形小，下筆從容，點畫的起落、使轉都相當精到，無有懈怠之處。后面的草稿部分和前面書寫方式一致，有些地方因為有涂乙、添改，字跡大小相雜，間有用剩墨所書者，墨跡偏淡，因而顯得荒率。比較特殊的是，《挽顧海涯》一首以仿黃庭堅的行書寫就，估計是一時興起而為之。

《文三橋詩稿》中，可以看到古人撰寫、整理詩文的過程，尤其是那些篇名未定、內容未盡的詩作，值得研究者予以注意。張鳳翼序《文博士詩集》云：“（文彭）顧不習為苦吟，不多易稿，或對客立就，或散步率成，任興揮灑，好事者珍其片只，爭相持去，存者僅僅十之二三耳。”

對于《文三橋詩稿》上的用印，黃惇認為，印跡，印泥色彩大體一致。從印文內容看，有姓名印、別號印、齋號印、仕履身份印、閑印、鑒藏印等，應屬于多位文人所有。不同的印章共計十五方，其中有多至三次鈐拓者，故印跡共出現二十六次。印跡的鈐印方式，無序而分散，不僅見于各頁詩稿的空白處，許多還出現在詩稿的中間部位。或一兩方或數方，有時同一方印出現二次、三次卻不一定在同一頁上。這顯然不符合古代書畫作品上鈐印的常規。由于這些印跡印泥色彩大體一致，故非歷代遞藏者所為；印章風格統一，故非歷代不同印人所作。這是因為，如是歷代遞藏者所為，則印泥色彩不可能大體一致；如為不同時代印人所作，則不可能印風統一。故《文三橋詩稿》上的印章與上述書畫家、鑒藏家鈐印方式沒有共同點，鈐印的動機完全不同。

上海圖書館藏《文三橋詩稿》上文彭的十五方印跡

文彭之印

十五方印章中既有文彭自己的姓名印“文彭之印”，也有其父文徵明的連珠印“徵明”（著錄于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和收藏印“東吳文獻衡山世家”，還有與文彭青年時代就有著深厚友誼的王守的兩方姓名印“吳門王守”“王履約印”，（二印著錄于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及王守所用仕履身份印“吏科都給事中”。

“換一個視角，只有這些印章曾不斷在書寫者——文彭手中經過，才有可能鈐于其詩稿上。故而鈐印的目的，只能推斷為“試印”和“留印稿”。”研究者認為，

所謂“試印”即篆刻家創作印章過程中，將已刻出的印章蘸印泥后，試著鈐打在紙上，察其細節，如滿意，不再鈐打，如有細節需調整，經用刀修整后，再行試印。所謂“留印稿”即篆刻家將自己完成的印章作品，鈐打下來留觀，以備今后創作類似印章時以參考。這兩種情況，都會使篆刻作者作多次鈐拓。

與造物游
 

先看試印的細節。以“與造物游”為例，施印者鈐后注意到印章邊框與印文的關系，便順手在印旁畫了個邊框。我們推測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由于印面不平，未能打出所有清晰的邊框：二是可能作者初設計時就考慮到不要完整的邊框，這反映在因“與”字筆劃少而留下右上角的一個直角邊框，由于鈐印后仍繼續思考邊框的去留，于是在印跡的旁邊順手用兩筆勾勒出了邊框。可以說毛筆畫出的邊框，正反映了作者鈐印過程中的思考。重要的是，此墨跡邊框與所鈐印跡必是一人所為，而這個人，只能是詩稿墨跡的作者——文彭。

（注：此文部分資料據黃惇、蔡春旭、薛龍春相關文章整理）

《文三橋詩稿》部分圖片

部分作品放大圖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