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技術的監管挑戰，一個處理的經驗是借鑒案例法，當沒有特別明確的概念時，可以用足夠的相似情況的案例來證明安全性。”

·“市場和研發的成功率是全球同步開發的一個核心決策因素。最近一些BD的退回，也讓我們思考，‘出海’有風險，我們得到了很多的鼓勵，也要承受很大的考驗，最終仍然要回歸藥物的本質，滿足可及性或提供創新價值。”

“我們看到監管機構推出新的指南或法規，‘驚喜’和‘驚嚇’都會有。這兩年，‘驚嚇’越來越少，CDE（藥品審評中心）在推出新的制度、指南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漫長的孵化過程，他們會進行廣泛地調研。”9月26日下午，2023張江生命科學國際創新峰會全球監管助力藥品研發分論壇在上海張江科學會堂舉行，跨國藥企羅氏全球藥品開發中國中心臨床注冊事務負責人董艷平做出如上表述。

隨著生物醫藥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全球藥品監管政策也在不斷完善和調整，中外監管機構做了一系列的監管創新和改革。對制藥企業而言，全球化是一個持續的追求和目標，因此，它們需要深入研究各國的法規政策并制定長遠的研發策略。

山東博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博安生物，06955.HK）首席醫學官周明表示，對于有出海計劃的企業而言，與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十分重要。

監管創新帶來的“驚嚇”越來越少

近年來，在生物醫藥領域，基因治療、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迅猛發展，監管如何應對？

在圓桌討論環節，CRO機構（公司醫藥合同研發機構，指通過合同形式為制藥企業和研發機構在藥物研發過程中提供專業化服務的機構）安渡生物（Amador Bioscience）全球藥政事務高級副總裁、中國區總經理宇文鎬（Howard Yuwen）博士，以近日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腦機接口初創公司Neuralink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開展人體臨床試驗為例，指出FDA在審評過程中，關注度最高的是安全性。“還會出現更多這樣的新技術，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監管如何進行調控。”

“隨著新技術的品類和數量越來越多，人們獲得的信息越來越多，監管機構會更清楚該如何監管。”宇文鎬說。

近年來，中國細胞和基因治療的飛速發展受到廣泛關注。博安生物首席醫學官周明曾擔任國家藥品審評中心的審評員，他表示：“CDE在細胞和基因治療的批準時間上相對晚一些，因為源頭創新發生在美國，在中國落地轉化的過程中，監管需要一個認知和學習、適應和包容的過程。一個處理的經驗是借鑒案例法，當沒有特別明確的概念時，可以用足夠的相似情況的案例來證明安全性。”

董艷平對中國近年的監管創新深有體會。例如，2017年10月10日出臺的《調整進口藥品注冊管理有關事項的決定》對于外資企業來說是一個利好，根據這個政策，創新藥品不需要等國外獲批以后再“另起爐灶”，另外，“三報三批”制度被取消。所謂“三報三批”，指企業在已取得滿足中國注冊要求的中國患者數據的前提下，重復按臨床申報流程申請批準臨床批件，臨床批件獲得后再按上市申報流程申報上市。看到這個政策出臺，董艷平的項目團隊立刻調整臨床試驗申報的策略。

近年來，中國許多監管政策的出臺都立足于廣泛的調研。董艷平表示，她在做注冊工作的時候，還會參與到政策環境營造的過程中去。例如，監管機構會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工業界的經驗、實際的困擾、具體的解決方式等痛點或建議，再通過諸如學術研究平臺等機構，反饋到監管機構。在新推出的指南或制度中，能夠看到企業反映的難點被解決的影子，或者看到相關機構對現存問題的認可。

這幾年，全球范圍內出臺了許多加速審批的政策。周明提到，為了鼓勵罕見急需藥品的生產，CDE出臺了三批《臨床急需境外新藥目錄》。另外，繼2018年第一批《國家罕見病目錄》納入121個疾病后，2023年9月26日，第二批《國家罕見病目錄》又新增86個疾病。這些疾病未來可以享受優先審評的機會，目前加速審評框架內的突破性療法認定、優先審批的認定等，都會向這些罕見病和特殊疾病傾斜。

“出海”需考慮目的地和監管政策

9月19日，百濟神州宣布終止與諾華達成的合作，收回百澤安（PD-1抗體替雷利珠單抗）的全球權益，又于同日宣布百澤安在歐洲、美國的注冊有積極進展，引發廣泛關注。

近年來，國產創新藥BD（Business Development，商務拓展）出海浪潮洶涌，出海遇阻的現象也頻頻發生。

藥企“出海”，必須面對出海目的地的監管。因此制藥企業需要深入了解國內外藥品監管政策和法規，并根據自身情況進行合理的研發策略規劃和調整。周明在現場提到，FDA對于引進的新藥有比較明確的規則，例如，在國際多中心的臨床試驗中，FDA要求人群要具有美國代表性，即在美國開展臨床試驗，或在臨床試驗中納入不同的人種。

周明認為，全球同步開發的成本很高，藥企需要對自己的產品是否值得同步開發進行綜合的價值判斷。企業除了有好的產品，還要有良好的團隊軟實力，包括在開發過程中的思辨能力、對海外Vendor（第三方供應商）的遴選能力、管理能力，以及與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和應對能力，還要控制研發費用，注意投入產出比，以平衡全球同步開發的風險。

“市場和研發的成功率是全球同步開發的一個核心決策因素。”周明說，“最近一些BD的退回，也讓我們思考，‘出海’有風險，我們得到了很多鼓勵，也要承受很大考驗，最終仍然要回歸藥物的本質，滿足可及性或提供創新價值。”

一家藥企想“出海”，具體應該考慮哪些因素？周明表示，首先，企業不可能在美國搭建一個臨床開發的團隊，需要找一些“高級智囊”，即CRO公司等。在已經決定要“出海”的情況下，公司需要做好海外上市目的地的選擇，第一站去澳洲、美國還是歐洲，需要提交的數據有很大的不同。其次，要和海外Vendor進行妥善地溝通，保障費用、進度和質量。“你想在‘出海’上面做投入，不管賺還是賠，肯定可以投出去，但是最終還是要追求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