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自1991年宣布開放市場以來，印度首都德里的經濟改革，一方面帶來了積極的影響，讓這座歷史文化古城變身為具有全球影響力、集聚全球資本的國際都市，新興中產階級也從中獲益，生活方式開始現代化、美國化；另一方面，這座城市中的經濟難民和貧民窟的數量也隨著攀升。作為從印度移往英國的二代移民，專欄作家、作家拉納·達斯古普塔，在世紀之交回到德里，觀察、采訪，完成了《資本之都》這本書。其中文版近日出版，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其中部分。

現在我們轉向這種躁動的節奏

很多人因為開車魯莽而橫死街頭

8%的增長讓一些人開雷克薩斯竄來竄去

在South Ex買勞力士和鉆石項鏈

土地開發商努力打造權力關系

他們造更多的購物中心

國家民兵清空村莊——下一輪出埃及記

所以你可以從孟買指數里套現

——德里·蘇丹，說唱藝人

“普通”中產階級這些年里有什么感覺？

正如我們在本書開頭所說的，在德里的語境中，中產階級并非真是“普通”的，但他們人數很多。在德里，他們的數量有幾百萬。他們正如任何其他人數相當的群體，本質上存在著無限的經驗——快樂的，不快樂的；非凡的，普通的。

但這座城市自身是一股強大的力量，確實為中產階級的情緒提供了某種類型的一致性。它擁有巨大的能量，無論其效果是什么，這種能量都仿佛具有磁性，所以人們的活力和勤奮都達到了不尋常的程度，直到他們被疲勞壓倒——疲勞也是這座城市的顯著特點。在其千變萬化的轉變和轉型中，德里也有趣得令人難以置信，人們對自己城市的狀況極其關注，無論好壞，總是喋喋不休地反復討論城市的情緒、發展和事件。但德里對于更無憂無慮的心情不是特別友好。除了在老人身上，人們很少能看到滿足自得。除了在小孩身上，純粹的快樂也很罕見。在本世紀的頭十年，自然的處事態度也在減少，隨著時間推移，更輕快的心情變得越發少有。

20世紀90年代，中產階級在他們的生活中看到了許多直接的變化，其中大部分都令人滿意。他們中的許多人看到國家控制的結束，因而松了一口氣。他們受到了一系列激勵，包括新工作、電視頻道、大批商品和旅行機會，并且帶著一種不斷擴大的視野邁入了2000年。他們覺得這是他們的時刻，不僅是在本地，而且還是在全球意義上。世界長久以來由西方主導的情況正在終結，同時終結的還有他們國家的恥辱。他們帶著帝國式的野心朝外面的世界看去，對每一起印度企業收購西方公司的案例都津津樂道。

但這種節日氣氛在這十年的后半段里變得更加陰郁而憤世嫉俗。中產階級仍然在賺錢，他們是這個國家將窮人手中的資源進行再分配的受益者。但他們的生活也變得風險更高，成本也更高，他們不斷增加的資本收入能買到的東西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健康和機遇似乎是以這座城市里同步升級的野蠻為代價。他們還發現，即使擁有更好的車，自己也還是變得更加恐懼和焦慮。他們想知道自己正在創造什么樣的社會，于是開始懷念起那些曾經厭惡的東西——街道上的牛以及人行道上賣奇怪商品的小販。他們的“快速致富”精神反過來刺痛了自己，因為在這個驚人的財富創造階段，幾乎無人在意過未來。在這十年中，GDP增長率多次接近兩位數，而當新經濟“唾手可得的果實”全都被采光了之后，比方說2012年GDP增長率放緩至5%左右時，大家才開始想要進行長期規劃和投資。其原因之一是，繁榮仍然局限于那些受過教育的少數群體，對大量無一技之長的人卻幾乎沒有提供什么機會。而且令人沮喪的是，大多數印度人口的處境幾乎沒有獲得任何改善。整個國家的發展指標比更加貧困的鄰國孟加拉國還要低：每千名新生兒中，仍有六十一名兒童會在五歲前死亡（即使在德里也有二十八名兒童會死亡，而中國全國范圍內的數字是十五）——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抵消印度經濟成就中過分的自豪感。而且，中產階級在生活中發現，基礎設施仍然很糟糕，自己的孩子幾乎不可能獲得世界級的教育，官僚制度阻礙了所有的創業沖動——中產階級意識到，他們的持續崛起比自己曾經相信的更不可靠。

這十年中，他們還很不愉快地意識到，自己并不是那個能做主的人。德里的中產階級漸漸明白，他們新興的城市社會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隱蔽的陰謀集團在管理的，而這個集團的利益和他們的利益非常不同，甚至是敵對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幕后的精英似乎壟斷了城市里越來越多的機會和資源，因為即使是非常小的創業契機，例如開一家咖啡館或書店，其需要的政治關系對于普通人來說都很難，甚至不可能有的。設計師酒吧和時裝精品店這樣的新消費景觀，本來或許說明了資本主義的多樣化和異質性，然而卻讓人有一種奇怪的統一感，實際上是統一的墮落感，因為這些只不過是為同一個腐敗圈子獲取更多利潤的工具。這個十年結束時，盡管有財富流入德里，但這座城市仍然如此破舊、資源不足，許多中產階級人士為此指責非經選舉產生的管理者。他們開始覺得，德里現在就是一個收取私人勒索的地方，對長遠發展的關心稀缺到令人陰郁。他們覺得自己的感覺與意見和德里的演變完全不相關，并且他們關于自己城市的許多夢想永遠都不會實現。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種幻想里，而現實是另一種——就連報紙也很少提及經濟中比例巨大，但卻能隱身在國家和金融機構視線范圍外運作的那一部分，因為媒體沒有可以獨立驗證的信息。因此，人們從印度新聞里獲得的關于印度商業的圖景完全是關于企業的，但這張圖景并未提及印度新生力量和新金錢的大爆發，也就無法解釋為什么生活是現在這個樣子。這就是社會里充斥著謠言和陰謀論的原因，這似乎是對現實這部小說表示懷疑的最好表達。

中產階級對未來社會的希望是隨著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之前的丑聞破滅的。對許多人來說，這些丑聞揭露了一套通常被隱藏起來的機制，解釋了他們所見到的景觀為什么是現在這種特定形式。運動會約有六十個國家參加，本來是一個能夠提高國際聲譽的盛會。富裕階層普遍認同德里的政治管理者信誓旦旦的雄心，政客們把運動會看作是可以獲得巨額預算和巨大權力的機會，從而對城市進行深刻變革——建立急需的新交通基礎設施，復興和清理城市，將貧困者從非正式定居點驅逐出去，因為這些定居點所在的土地現在已非常珍貴。對于許多窮人來說，這是一場災難；但對中產階級來說，如果收獲一定需要犧牲，那買單的最好還是那些本來就很悲慘的人。

但是隨著2010年的臨近，很明顯，許多這些所謂的好處將永遠不會實現了。即使是通常情況下對權力和金錢非常迷戀的主流媒體，也每天都在對權力關系進行猛烈抨擊，指責其卷入對運動會預算的爭奪。運動會的預算非常高，而且如事實證明，這一預算具有很大的彈性。因為既然已經同意主辦一個大型活動，關鍵承包商如果在開幕式前幾個月突然漲價，那管理者是幾乎無法拒絕付款的。據估計，運動會的籌備，包括隨之而來的開發項目，最終花掉了公共財政7000億盧比（編者注：約661.77億人民幣），是最初預算的四十倍——顯然，大部分漲價可以歸咎于官僚和他們朋友的大筆勒索。這些朋友從事建筑和貿易，收取了高價，交付的產品卻達不到標準（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為組委會提供的衛生紙每卷要80美元）。中產階級所夢想的穩定堅實、設施齊全的城市從未出現，相反地，最終出現的是一個臨時的石膏復制品，而且這復制品和被努力兜售了整整十年的電腦效果圖沒有絲毫相似處。

“雅典奧運會的時候，”一位參加奧運會的外國官員說，“也曾出現很多腐敗，但目的沒變，每個人都一心要辦一屆符合必要要求的奧運會。但在德里，管理者完全愿意犧牲運動會。事實上，目的完全不是運動會本身。

“看看餐飲合同。招標放出后，一家美國公司贏得了標的。這家公司差不多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在德里每天生產八千份膳食，同時還能滿足運動員所需品質的公司。但他們拒絕向組委會主席交10%的賄賂。

“主席拖了一會兒。當他們還沒有付清款項時，他威脅要重新進行投標。他的顧問說，這會是毀滅性的，因為會損失好幾個月的時間，還可能威脅到整個運動會。沒有餐飲承辦商就沒有運動會。他們還警告他說，標的將不可避免地落到同一家公司手里，而那家公司隨后會開出更高的價格。但他還是這么做了。他再次發出招標，并對這家公司設置了一些技術性的阻礙。

“七個月過去了。最終，合同又回到了同一家公司。此外，本來提供廚房設備租賃的英國公司現在收回了他們的租賃合約，并說一切都必須購買。不僅如此，由于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通過海運運輸設備，所以他們不得不用航空運輸。他們試了一架747，但飛機太小，所以他們不得不租了一架安-225——世界上最大的運輸機。你自己想想這樣要多花多少錢。

“人們有四種主要方式從英聯邦運動會的合同中賺錢。第一種是把合同給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成員。就算這樣了，他們也不會在這些合同的合法利潤面前止步。他們會哄抬價格，不按規定交貨，而且交上來的也是最簡單、最粗制濫造的東西——這就是那么多道路和建筑物在運動會剛要舉行時就倒塌的原因。

“這些場地的建造標準差得可悲，這些標準全都是垃圾。通常辦這些活動會有直接利益，比如旅游和國際聲望。然后會有長期利益，主要是留下來的建筑物。而德里運動會不會有長期利益，因為建筑質量大打折扣。例如，因為從中抽成的關系，他們為建筑物框架提供的鋼材質量非常差，所以建筑物很快就會開始彎曲變形。于是就要花巨款聘請外國工程顧問對建筑物進行加固。

“賺錢的第二種方式是在一定的范圍內對一切東西進行抽成。這就是組委會會議總是感覺像一群匪徒聚在一起的原因：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爭奪勢力范圍。許多對外人來說不能理解的停工就是因為勢力范圍的沖突。比如，一個人拿走所有酒店預訂的10%，另一個人則設法確保為訪問官員建造的宿舍永遠不被批準，這樣他們就不得不一直住在酒店里。事實上，整個運動會的形式就是由內部的賺錢結構決定的。

“第三種方式是在給合同的時候受賄。監管單位用這種方式賺了很多錢，于是商人們為了把錢賺回來，不得不虛抬成本或者提供低于標準的商品。

“從運動會中獲利的第四種方式很簡單，就是偷走所有這些用虛高價格買來的設備。運動會后大部分設備消失了。有些是被德里的警察拿走的，他們把這些家具和電腦放在辦公室里。其他情況下，警察可能收了別人的錢，讓人把東西拿走。平板電視消失了，世界一流的健身器材也不見了。根本沒有物品清單，這也幫了大忙，因為事后沒人可以證明有東西不見了。整個英聯邦運動會的運營用的都是個人計算機和私人電子郵件地址，沒有中央服務器。這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有意采取的策略，以確保沒有系統化的信息。另一種被偷走的東西是硬盤。人們早上來上班，然后發現他們所有的數據都沒了。我相信這是在故意清除數據痕跡。例如，組委會的預算完全消失了，而這種事發生的原因可能是管理系統中有意設置的缺陷。決策完全是捏造的，錢在缺口消失了。”

關于這些錢去了哪里有無數種傳言，但在大多數人的想象中，這些錢被腐敗的精英用來加強對社會和資源的掌控。毫無疑問，有些人將之用于資助政治家的競選活動，有些則將之用于投資新的商業企業。但中產階級自己可以發現其中的一個主要跡象：每次英聯邦運動會發布一部分新預算，德里房價就會進一步超出他們的購買能力。實際上，德里的房地產市場與其他地方不同。德里的房產是數十億美元腐敗資金的出口，這些錢不能存在銀行，這就是房價的浮動和價格與建筑的性質或“普通”人的購買力幾乎沒什么關系的原因。媒體報道說，那些賺錢的人在英聯邦運動會籌備期間購買了800萬美元的房產，但這只是聳人聽聞的冰山一角；大多數資金被投資在更謹慎的交易里——在這里買幾處50萬美元的公寓，在那里再買幾處50萬美元的公寓。這種情況帶來了金融精英與中產階級面對面的交鋒，并且情況對后者越來越不利。

在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產階級仍然有可能想象自己在德里購置房產。但到了十年結束的時候，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企業員工也無法做到了。別說是三四千萬美元的豪宅，在德里南部新建的三居室公寓，即使是相對普通的也要50萬美元，除了拿著最高工資的人以外，房價與所有人的薪水都是不成比例的。此外，考慮到這些物業遭受著所有在德里常見的問題——建設質量差、斷電和缺水，和用同樣的錢能在倫敦或是紐約買到的房產相比，這似乎大大不值。然而事實還不止如此，為了在德里購買房產，現金首付必須達到五成以上。現在，能拿出100萬美元現金的顯然不是光鮮企業的公關領導或者電視新聞主播。不是他們！拎著一手提箱錢的人很可能是黑錢商人、罪犯或腐敗的公務員。21世紀的頭十年中，正是這些人實質性地擴展了他們對印度首都房地產的掌控。如果說這座城市給人的感覺發生了轉變——變得更黑暗、更無法無天的話，部分原因正在于此。通常，問餐館老板誰是他們的房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因為這簡直就是在詢問印度黑錢精英名人錄，答案可能會從孟買黑手黨的殺手直到在公眾面前非常虔誠的政客。從事專業工作的階層除了搬到古爾岡和諾伊達的新興郊區外，別無選擇。那里的企業氛圍意味著房產的報價非常接近實際價格，工薪階層能通過貸款買房。于是實際上，21世紀初，人們見證了印度的資本從那些1947年以后獲得房產的人手里大量轉移到了一個新黑錢精英群體手里，而正是這個群體越來越多地在美學、商業、社會和道德方面為其他人定下了調子。

那些年中，中產階級的金錢收益分散了評論家的注意力，令他們不再關注自己感受到的逐漸增加的錯位、社會的控制機制，以及即使是生活優裕的人中也存在的不滿。他們住在一個由寡頭控制的社會里，這件事本身是影響他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這個事實困擾他們和削弱他們能量的程度出人意料。關于自己住的這個地方，他們不知道該再相信什么，對他們來說，這個地方已經變得令人迷惑、富有威脅性。一切似乎都是梅菲斯特般的魔術師用以掩飾自己黑暗目的而創造的視覺錯覺——但這些目的是什么卻完全不可捉摸。德里成為一個超現實的所在，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失去了信念，不再相信任何東西所聲稱的本質是真實的。他們并不是通過自己看到和讀到的來了解自己的社會，而是通過興奮的夜晚里自己推測和夢到的東西。中產階級通過工作讓這個社會繁榮了起來，但他們看不到關于這個社會的圖景——一幅描繪這個社會是什么樣、有什么樣的人、如何變成這樣、為什么變成這樣的圖景。這讓他們煩躁，并且讓他們感覺自己和社會脫了鉤。到這十年結束時，開始出現了大規模抗議和請愿的運動，旨在打破精英在暗處對社會的束縛。腐敗勢力成為中產階級怨恨的頭號對象，不僅因為它吸走了經濟中的金錢和資源（當然確實如此），也因為它否定了他們自己對現實的所有感覺——他們行動的世界似乎不是真實的世界，所有人只是在一片空蕩蕩的地方矩陣式地亂打一氣。

但在中產階級的生活中，這種對寡頭的怨恨與他們自己對財富和權力的幻想交替出現，因為他們很難相信還有其他能夠實現自由的路線。中產階級一般并不懷有溫和而民主的情緒。“中產階級的滿足感”對他們來說也非常可惡。他們是一個貪婪的階級，他們在報紙上看到鄰居億萬美元財富的故事時，不僅怨恨，而且嫉妒。他們帶著一種好奇的樂趣重復著關于天文數字金錢的傳奇，在他們的想象中，腐敗政治家的力量達到了不同凡響的邪惡程度。他們不相信權力和金錢在社會中會公平分配。他們認為中產階級的生活總是奴役和幻覺，只有超級富豪才能真正看到整個故事。但是由于財富的浮動不需要智慧和努力工作，也由于人們普遍不相信那些擁有財富的人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資格獲得它，因此也有可能相信，有一天財富會在毫無預告的情況下來到自己的生活中。許多人從社會財富分配中得出的結論是，財富這個詞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完全隨機的，這個結論使辛苦工作看起來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并使人們對于小概率、高價值的意外之財充滿期望。每個月賺400美元的人認為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果財富真的來了，他們要買哪款奔馳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