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內戰前反奴隸制政治的興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3月）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杜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形成的專著，本書將廢奴運動拉回內戰前美國政治史的敘事中，探討了美國內戰前反奴隸制政治的興起。奴隸制、廢奴運動是美國史上的經典議題，相關研究層出不窮，中國學者如何在這樣一個題目上舊題新作，無疑是個挑戰。上月，上海師范大學光啟讀書會邀請學者一起就此新著和相關話題進行研討。本文即整理自讀書會上的學者發言，學者所論不拘于論著本身，更有超出著作引申而至的相關思考。限于篇幅，編者據內容分上、下兩篇推出，此為下篇，內容延伸至中國學者對美國政治史的觀察和思考——社會運動與政治變革，當然，這也契合《美國內戰前反奴隸制政治的興起》一書主旨。

《美國內戰前反奴隸制政治的興起》

李劍鳴（復旦大學）：

談到杜華這本書，我還有一些延展性的思考。我們過去一直在講美國的奴隸制，關注奴隸制的負面遺產，關于美國歷史上對黑人的奴役，對奴隸的殘暴不公，都有很多的討論。但是另一方面，杜華的書告訴我們，奴隸制的出現和存在并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在整個大西洋世界，非洲的社會精英，歐洲的奴隸販子，美洲的種植園主，這幾家合謀才造成了對黑人的奴役和壓榨。因此，奴隸制是世界歷史的產物，而不是美國的特產。今天的美國人他們也是奴隸制遺產的受害者。我們過去講得較多的是對黑人的奴役，但往往忽略了一點，就是美國從有奴隸制開始就有反對奴隸制的聲音。所以，強烈反對奴隸制，努力廢除奴隸制，也是美國歷史的顯著特點。奴隸制深深地嵌入了美國社會，嵌入了美國經濟，跟將近一半美國人的財富、社會地位、精神狀態和價值觀念等息息相關，但仍然有人不斷譴責它，不顧身家性命來反對它。即使在美國高層政治中，也可以聽到反對奴隸制的聲音。反奴隸制運動在美國各界精英中都不乏支持者，因此它并不是一種純粹的民間行為。可以說，美國社會從上到下始終都有人在不懈地反對奴隸制，這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內戰前美國掌權的人中有不少是奴隸主，但他們不可能壓制反對奴隸制的活動。可見，反奴隸制政治的確是美國民主中一個值得重視的方面。杜華的書把這個問題推到了國內美國史研究的前臺，無疑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另一個問題是，在美國歷史上，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重要性固然是不可忽視的，但從什么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在意義有很大的差別。我們講美國史，不涉及黑人、印第安人和多樣性的移民，顯然是無法把事情說清楚的。但是，我們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語境來談他們在美國歷史上扮演的角色。一定要考慮歷史的維度，不能把今天黑人在美國社會的重要性作為歷史的常態，也不能把民權運動以來黑人的自主意識視為歷來如此的事情。如果用現在的透鏡來反觀過去的黑人，或者完全從黑人的角度來看美國歷史，把他們說成從一開始就是美國歷史的主角，實際上也是對歷史的歪曲。在以往很長時期，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對美國歷史的參與，可以說是相當邊緣性的。而且，黑人作為一個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群體，也是相當晚近才形成的。在內戰以前，黑人完全是分散而隔絕的，只有在白人社會的認知、感受乃至偏見當中，黑人才是一個整體。內戰、重建以及此后的各種運動，使得黑人逐漸成為一個社會學、民族學和政治學意義上的族裔群體，黑人的民族主義和文化認同才被激發出來，黑人才成為自主作用于美國歷史進程的力量。在黑人分散隔絕的時代，他們對美國歷史上的影響并沒有多少自主性，而要從美國主流社會的角度來理解。換句話說，黑人的歷史作用也是通過白人社會對黑人的認知和態度來體現的。白人社會怎么看待奴隸制，怎么對待黑人，怎么處理跟黑人相關的問題，這與美國的價值體系、制度建設和社會演進都有更為直接的關系。總之，歷史中的黑人不同于今天的黑人，歷史中的種族問題也不同于今天美國的種族問題。

電影《為奴十二載》海報

最后，我們今天研究奴隸制，研究美國黑人史，通常會受到一些影響和制約。一方面，我們對美國史學的進展十分敏感，觀察得很仔細，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介入。當前美國史家對黑人的研究，對奴隸制的研究，對少數族裔的研究，對文化多樣性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美國政治的影響，尤其是與族裔政治和身份政治糾纏不清，這也會影響到我們對同類問題的看法。我們接觸美國學者的相關研究，一定要想到他們也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也有特定的社會政治語境，所以不能全盤照收，不能不加選擇地引用，而要鑒別和取舍。我們研究奴隸制也好，研究黑人史也好，目的都是要加深對美國的理解。理解一個國家，理解一種文化，理解一個社會，永遠需要歷史的參與。不管當前美國史研究遇到了多么嚴寒的冬天，也不管美國史研究的成果發表和出版有多難，我們的工作終歸是有價值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作為這樣一個時代的國民，我們需要有世界主義情懷，有國際主義眼光，需要對其他社會和文化有起碼的了解和尊重。我們的研究工作，正好能在這些方面做一點貢獻；我們為此花費時間和精力，也不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王立新（北京大學）：

我想說的一點是，社會抗爭不一定會導致政治變革和民主的擴大。蒂利也談到了社會抗爭跟政治體制之間的良性互動才能實現民主擴大的目標。在內戰前，廢奴運動實際上并沒有通過抗爭來直接實現廢奴的目標，廢奴的目標最終是通過內戰實現的（形式上是通過聯邦國會通過的憲法第13條修正案）。也就是說，奴隸制在美國的廢除實際上是采用了暴力的手段，而不是通過美國憲政體制下的妥協和改革等和平方式來實現的，而內戰讓美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后來的一些歷史學家將這一代價的付出歸咎于廢奴運動，聲稱如果沒有廢奴主義者的道德狂熱，內戰就不會發生。當然，很多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這是一個有巨大爭議的問題。但是不管怎么說，思考如下問題仍然是有意義的：為什么美國奴隸制的廢除是通過暴力來完成，而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是通過和平和改良的方式來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誰應該為此承擔責任？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探討的問題。

牛可（北京大學）：

這本書實際上觸及了一個特別重大的基本問題，就是政治和道德的關系問題。社會科學大概是有系統地低估甚至貶低人類的道德關切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傾向的；但我覺得美國奴隸制的歷史命運、廢奴主義者的存在都會讓人更關切更重視道德因素。王老師剛才問奴隸制為什么一定要以戰爭的形式廢除？其實杜華的這本書中說到的很多事是能給我們提供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理解：就是說無論是在現實政治上，還是在心理道德的層面，奴隸制在美國太根深蒂固了，太難根除了，所以讓美國付出60萬人，相當于今天600萬人的代價去廢除，這對一個民族來講是一個重大的道德和政治的抉擇。道德論說、道德思辨和道德實踐也是美國歷史中的重要內容。美國有像加里森這樣的廢奴主義者，當然還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和行為體，在做一個事：讓道德注入到現實政治和公共生活當中。我覺得，偉大的民族，偉大的國家，偉大的政治當然都得干這個。

威廉·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

姜峰（華東師范大學）：

這本書中提到了當時的反奴隸制群體使用了權利話語的武器，運用了自然法，自然權利這些概念來伸張他們的訴求。這個權利話語有兩個特點，第一是不妥協性，只要能把一個訴求包裝成一項權利，它就具有了一種不可否認的力量；第二是反政治性，也就是說它不需要通過議會曠日持久的辯論討論，就可以得到法律的保護。權利話語的興起特別適合內戰前的美國的政治和法律氣候，因為反奴隸制問題是一個太過尖銳的問題，它不像一般的財政問題那么容易在議會當中得到妥協。大家也知道，奴隸制是差點兒使制憲會議分崩離析的兩大話題之一，所以，奴隸制問題反映出再發達的政治法律制度也有它的局限性，都不能容納一些尖銳的議題。而在內戰前，美國所遇到的就是這個奴隸制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到現在仍然在美國政治和司法當中十分尖銳，是不太容易去解決的。當時美國的政治機制，無論是議會渠道還是行政渠道，都被支持奴隸制的勢力把持。國會通過了逃奴法案，司法在反奴隸制上也失靈了，1896年的普萊西案確定了種族隔離是合憲的，1857年斯科特案的判決，確認黑奴斯科特不能因為他到過自由州而獲得自由公民的身份，等于再次確認了奴隸制在美國憲法中的合憲性。也正是因為政治和司法沒有為廢奴運動提供最終的支持，所以它激發了民眾的道德感以及社會的政治運動，而權利話語成為他們一個有力的武器。這說明，當法律制度不能夠滿足一些正義的社會訴求的時候，公民精神、公民教育、個人的勇氣就變得非常重要。在歷史上，自然法和實在法之間長期的緊張關系也反映出這個問題，很多的文學題材、電影題材也都反映出這個問題，像《十二怒漢》這個電影講的，光有一個好的制度是不夠的， 還需要有個人的良知和勇氣。我想，杜老師的這本書能夠給我們傳達這樣的提示：好的制度還應該有匹配公民精神，特別是當目前的制度不好時，應該更多地呼吁公民精神，也就是公民的個人良知和道德感。我想這對現實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徐天（北京大學）：

我直接探討這本著作中一個很重要的點，即美國不同的甚至是立場相反的政治陣營如何運用同一種政治公器去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達到截然不同的政治效果。政治公器的涵蓋面很廣，既包括國家層面的訴訟、選舉，也包括社會層面的公眾集會等方式。與我們現在對美國的觀察關聯最為緊密的兩個政治公器，其一是陰謀論。杜華老師在書中引用了貴格派廢奴主義者Benjamin Lundy的一個說法，Lundy聲稱德克薩斯叛亂中是有“奴隸主權勢”所策劃的陰謀存在的，與之相對的是，南部人士經常通過夸大廢奴主義者威脅的方式去影響民意。另一個公器是歷史敘事，比如1839年廢奴主義者大會就是一個例子，這場會議依據廢奴主義的觀點重新敘述了美國史，而與此同時，擁奴者對于這個逃奴條款的歷史必然性論調，也是一種對美國史的整體上的敘事和理解。不同陣營當中，這些公器和立法、訴訟、公職選舉可以互相補充，而且可以彼此互動、彼此支持，去引發完全不同的結果。

杜華老師把這些公器放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加以考察。他提到，美國內戰前的制度環境和政治生態，給這些政治公器提供了格外肥沃的土壤，首先就是廢奴主義者的基本公民權利得到了保障，其次，各州相對完整的主權在南部維護了奴隸制，但是也讓北部自由州的廢奴主義有了一個庇護所。另外，可能對美國史學生更有啟發性的是，19世紀初的美國民主化進程，雖然僅限于白人男性，但它確實讓公眾意見得到了決策者的尊重，這也是廢奴主義者的社會運動可以最終影響政治變動的歷史原因。

我覺得特別有趣的一點是，美國歷史證明這些政治公器從來都不會先入為主地服務于人類的尊嚴、同情心或者道德律的需求。根據杜華的分析，在19世紀30年代，奴隸制這顆毒瘤“已經深深地寄居在美國民主的這個機體之內，從民主體制當中獲得維持和發展的養料，不僅成為一種強大的全國性政治權勢，還從遵從公眾意見的社會當中獲得了消滅廢奴聲音的力量。”換而言之，前面提到的這些制度環境和政治生態，不僅對廢奴主義者友好，也是奴隸制支持者積蓄政治力量、開展政治行動的溫床。我們在看待19世紀史的時候，這樣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比如說美國內戰和重建時期的國家構建固然廢除了奴隸制度，而且短暫地保護了有色族裔特別是非裔美國人的權利。但是剛才我提到的這些所謂的政治公器——聯邦權利、憲法理論、立法、訴訟、公眾集會、陰謀論、歷史敘事——也依然向種族主義者、排外主義的團體敞開，使他們有條件在19世紀60年代之后的一個世紀，不斷的對反奴隸制政治的遺產做出批判、裁剪、挪用和損耗，和廢奴主義者相似，他們的政治行動也深刻地影響了公眾意見。

最后我要說的一點是，杜華的著作也觸及到美國史研究里面一個更難以解答的經典問題，即美國社會成員對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的信念問題，剛剛楊釗老師提到政黨體制對于社會運動是有一種馴化的作用，但與之相對的，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問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社會成員對于美國的政治體制有多大的信念？這里面我舉一個杜華在書中很有意思的論述，就是他在討論溫和的反奴隸制國會議員如何使用奴隸制權勢話語的時候，杜華認為，思想的政治化色彩和它的激進程度之間成負相關關系。基于對全書的理解，我認為杜華所說的政治化色彩，指的是一個觀點在現實政治當中的可操作性。具體來說，政治化色彩越強的觀點越容易被納入訴訟、立法、公職選舉的議程。而廢奴運動早期道德策略——包括加里森派的不抵抗思想——它往往直接抨擊甚至全面否定包括聯邦憲法在內的美國政治體制，因此它參政的可操作性是很差的。在介入選舉政治和聯邦立法行動的時候，政治廢奴主義者其實是以反奴隸制憲政主義的方式去擁抱了美國的政治體制。而共和黨的興起和林肯的當選，進一步確認了反奴隸制憲政主義的吸引力。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內戰和重建的時代，廢奴主義者和共和黨人重建美國憲法的行動也并非基于對美國憲政體制的否定，恰恰來自他們對這個憲政體制的堅定信念。

杜華的著作涉及到了黑人和婦女，但是其論述的主體是白人男性，我覺得這也是篇幅所限，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恰當的選題，因為白人男性在當時確實是唯一一個可以在高層政治史和社會政治史之間暢通無阻地游走的群體。但是其他社會成員對美國政治體制的信念如何？近期的研究表明，美國內戰之后的黑人法律行動可以被歸納為一套轉型時期憲政主義的實踐。杜華老師在他的書里面也提到了轉型時期的憲政主義，那么過去20年來越來越多的新研究證明，這種轉型憲政主義的基礎之一很可能是內戰之前非裔美國人在各州層面所踐行的某種樸素的反奴隸制憲政主義。

比如，蓄奴州密蘇里州的首府圣路易斯在郵件運動過后的1837年出臺了法律，明確把宣傳廢奴主義的行為定為犯罪，但是2014年發表的一本新書就發現，在1814年到1860年間，圣路易斯地區發生了300余宗由黑奴或被誤認為奴隸的自由黑人所發起的以尋求人身自由為目的的訴訟案例，而且當事人當中大部分是女性。在300余案里的100多個案例當中，法庭都判定黑人當事人享有自由。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法律史家。她的總結是這些黑人當事人選擇訴訟這條路，證明他們對法庭和美國的司法公正抱著信念。

許翔云（北京大學）：

我想重點談一下，杜華這本書跟這個國內外學界的對話，具體來說是內戰起源的問題，這些廢奴主義者與內戰的起源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那些貶低廢奴主義者的人通常會把廢奴主義者描繪成狂熱分子，認為廢奴主義者的舉動煽動了不同地域之間的沖突，從而引發內戰，而同情廢奴主義者的學者只強調他們的道德方面，認為他們是處于美國的主流政治之外的群體，對于內戰的爆發并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是杜華這本書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視角，廢奴主義者不僅僅有很高的道德水準，也不懈地批判奴隸制，并且他們切身投入到了內戰前的美國政治中，試圖通過各種集會，印刷傳遞各種小冊子等許多方面來影響國家關于奴隸制問題的爭論，最終引向了內戰的爆發。如何不僅僅是撰寫我們所研究的歷史，并且能夠與學術界就重大的學術問題進行對話？杜華的書給我們提供了范本。

杜華的書呈現出美國政治一直以來的競爭性和美國社會的復雜性，因為我們現在的主流敘事認為，內戰前的奴隸制是美國社會，南北方共謀的結果，內戰前的美國是鐵板一塊的，幾乎所有人都是擁護奴隸制的，所以說我覺得杜華這本書就很值得公眾去閱讀，去了解美國社會的復雜性，歷史的復雜性。

關于跨國的視角，反奴隸制不單單是一種跨大西洋的現象，英國在1833年廢除境內的奴隸制，其實美國奴隸制問題跟拉丁美洲還有加勒比海地區之間也是有聯系的，德克薩斯叛亂的時候，反奴隸制的一些人就提出說，他們之所以叛亂，是因為墨西哥廢除了奴隸制，而美國想保留奴隸制。跨國的視角既是現在的趨勢，而且很有意思，值得深挖。

杜華（武漢大學）：

我就師友提及較多的幾個問題，談談自己的淺見。

很多師友都提到，這本書對跨國因素的關注不多，這確實是個問題。實話實說，我當年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確實沒有意識到跨國視野很重要。但是我畢業之后，越來越意識到不僅要從跨國的角度來理解廢奴運動，而且要把整個奴隸制的歷史放在跨大西洋的歷史語境中理解，如果僅僅把它當作美國國內的一個問題，有很多方面是難以理解清楚的。我目前正在寫相關的文章。未來五到八年，甚至十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從跨國的角度來考察奴隸制與美國早期政治，尤其美國國家認同的關系。而且，我未來可能要集中于19世紀50年代，也是內戰前的十年。這也就涉及到剛剛王立新老師的問題：為什么這本書沒有研究19世紀50年代的政黨政治與廢奴運動的關系？客觀原因有兩個。一是我確實沒有時間去寫新的內容了。二是美國學者的研究已經很多了，比如廢奴運動跟共和黨的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埃里克·方納在他的成名作《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美國內戰前共和黨意識形態》（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一書中就考察過共和激進派與廢奴主義者的密切關系。當然，這里面還是存在一些有意義的問題仍然值得探討，比如在19世紀50年代的政黨重組過程中，北部的政治精英與中下層民眾為何能夠形成同盟？廢奴主義者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埃里克·方納的成名作《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美國內戰前共和黨意識形態》

還有一些師友認為，這本書對廢奴主義者的關注不夠。這個觀察是正確的。我之所以沒寫，一個原因是美國人確實已經寫了很多了，比如馬尼莎·辛哈在《為了奴隸的事業：美國廢奴史》（Manisha Sinha, The Slave's Cause: A History of Abolition,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中對各個派別、地區、性別和種族的廢奴主義者都有詳細的刻畫。我還有一個自我辯護的原因：我關注的核心問題不是“誰是廢奴主義者”，而是“廢奴主義者如何影響了政治”。事實上，這一解釋也說不通，因為要研究廢奴主義者怎么影響政治，首先要知道他們是什么樣的人。這確實是本書的一大遺憾。希望在未來，我可以寫出一本有新意的《廢奴運動史》。

馬尼莎·辛哈《為了奴隸的事業：美國廢奴史》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從什么意義上來說，廢奴運動獲得了成功？因為反奴隸制政治最終還是沒有阻止戰爭的發生。我認為廢奴運動成功最主要的表現是在北部州成功地進行了政治動員，使北部的政黨體制在內戰前得以徹底重組。在此之前，民主黨和輝格黨這兩個大黨在奴隸制問題上有個基本共識：保持沉默，盡量遠離政治中心。這個共識始于1819年密蘇里妥協，一直持續到19世紀50年代初。1850年大妥協的核心目標就是把奴隸制問題從主流政治中排除出去。政黨體制內的絕大多數政治精英都知道奴隸制不會自動消亡，而且還在不斷發展，很可能導致嚴重的政治危機。但是他們還是不愿意直面這個問題，擔心一旦處置不當，會導致國家分裂、共和試驗毀于一旦。所以，他們的方案是對奴隸主權勢集團不斷妥協，換取眼前的和諧，把奴隸制問題交給歷史去解決。而且，很長時間以來，北部州的大部分白人民眾也持類似的觀點。這意味著美國的政黨體制和常規政治在奴隸制問題面前失效了：奴隸制是危險的，但是無法在既有制度內解決它。廢奴運動最大的貢獻是打破了這個僵局。廢奴主義者通過影響北部社會的公眾意見，推動了反奴隸制政治力量的興起，最終成功地扭轉了北部州的政治局勢。從某種程度來說，沒有廢奴運動就沒有共和黨的興起，只有共和黨這個將反對奴隸制擴張作為政綱的政黨在北部州全面興起，內戰才可能爆發。我們還可以做一個不太歷史主義的假設：如果沒有廢奴運動，如果沒有共和黨的興起，奴隸制很可能在美國的西部地區快速擴展，而且很可能向拉丁美洲擴展，美國真有可能在某個時期變成一個蓄奴帝國。

徐天老師提到的內戰前法律訴訟的問題，我覺得確實非常重要。近年來的不少新研究表明，內戰前美國的黑人雖然不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公民身份，但他們通過自己所有的日常行為表現了這種公民身份，最重要的表現之一就是訴訟，不停地打官司，這說明他們對美國的法律制度起碼是有信仰的，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且，學者們還有新發現。我們都知道，1857年聯邦最高法院在臭名昭著的斯科特案（Dred Scott v. Sandford）判決中，判定黑人沒有公民身份。傳統上，人們一直認為，這個判決之后，地方法院就不會受理黑人的訴訟，因為只有公民才有資格打官司。但是，最新的這些研究表明，斯科特案之后，黑人仍在地方法院發起訴訟，法官不僅接受了，而且有時還會判黑人勝訴。這提醒我們，在進行種族政治史研究時，不能一味強調少數族裔和邊緣群體對體制的反叛和對抗，而且要意識到地區和族裔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蔣榮洋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