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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紅沒有錯，但小心“人設翻車”

2023-09-26 12:1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英國布里斯托爾港一個停車場。（圖/unsplash）

2014年2月、2016年4月，在齊格蒙特·鮑曼位于英國利茲的家中，記者彼得·哈夫納和這位當代重要的社會學家進行了四次長談。他們談愛與親密關系，談消費社會和身份認同，談“幸福感”及何為“良好社會”，內容涉及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最終輯成《將熟悉變為陌生：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一書。

鮑曼于2017年1月去世。雖然斯人已逝，但我們可以在書中與他的思想相遇，并產生共鳴。比如，他如此談及消費主義：“雖然消費主義社會宣稱滿足消費者是它的目標，可事實上，得到滿足的消費者才是它最大的威脅，因為只有它的成員沒有得到滿足，它才會繼續繁榮。”

如果你不消費，就是“失敗的消費者”甚至“新窮人”，被劃為“新的下層階級”。也因此，李佳琦對消費者的傲慢，并非“職業倦怠”所導致的失言，而是以消費能力來劃分顧客的習慣使然。

而李佳琦本人，按照鮑曼所說，其實也是在經營一種“人設”——人們不得不營銷自己，而“把自己變成一件人們想要的、可以營銷的商品，能增加一個人在競爭中獲得最多關注、名聲和財富的機會”。

本文摘選自《將熟悉變為陌生：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小標題為編選者所加。

?編輯 | 譚山山

《將熟悉變為陌生：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

[英]齊格蒙特·鮑曼、 [瑞士]彼得·哈夫納著，王立秋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3-8

卡夫卡和弗洛伊德為什么重要？

哈夫納：在曾對您的成長有所影響的作者中，有兩位不屬于您的專業領域——社會學：作家弗蘭茨·卡夫卡和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關于今天的人的境況，關于我們的生活，他們可以告訴我們什么？

鮑曼：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你怎么可能確切地指出今天他們可以教給我們什么呢？對現在的思考，是像他們這樣的作家的共同產物。思想一旦被人們普遍接受，它也就死了，因為沒人會記得它來自哪里。它也因此成為自明之理。

卡夫卡在當時是絕對革命性的，弗洛伊德在當時也是絕對革命性的。當我們在今天想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是正統。思想始于異端，繼而化作正統，最終止于迷信。這是歷史上一切思想的命運?？ǚ蚩ê透ヂ逡恋碌乃枷朐谶@一點上是一致的：它們已經成為古希臘意義上的“定見”。它們是人們普遍持有的意見。

哈夫納：那么，卡夫卡的革命性在哪兒呢？

鮑曼：他對權力和罪的分析。《審判》和《城堡》是現代性的兩大基礎文獻。在我看來，在對權力的分析上，沒人比卡夫卡做得更好。以《審判》為例。一個人被控告，他想知道為什么自己被控告，但他找不出原因。他想提出辯護，但他不知道應該辯護什么。他滿懷善意，決心走訪一切可能為他提供線索的機構。他徒勞地試圖進入法庭。最終，他在不知道因何獲罪的情況下被處決了。他的罪就在于被控告。

卡夫卡在布拉格。（圖/Wikimedia Commons）

哈夫納：在法治國家，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是無罪推定：在被證明有罪之前，被告無罪。

鮑曼：卡夫卡表明情況恰恰相反。因為無罪的個體不會被控告，所以被控告的人一定有罪。因為主人翁約瑟夫·K被認為有罪，所以他變成了一個罪犯。他必須證明自己無罪。但為了做到這點，他需要知道他被指控了什么。而他不知道，也沒人告訴他。這是一個悲慘的處境。

哈夫納：那么在《城堡》中呢？

鮑曼：小說的主角K假設某些高居城堡的人必然是理性的存在，雖然他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他。這部小說神秘、費解、難懂。K徒勞地為使自己專業的、私人的存在得到承認而斗爭。但他依然相信，城堡里官員的行為是理性的，他可以和他們談論自己失敗的原因。

關于K，卡夫卡著墨甚少，但從文本我們了解到，他很可能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他是一個理性的人——就像馬克斯·韋伯會說的那樣，一個會為自己的目的選擇合適手段，并假設其他人也理性的人。

但情況并非如此，這也是他犯的大錯——城堡居民的權力確切來說基于這個事實，即他們的行為并不理性。如果他們的行為是理性的，那么他就可以和他們談判，可能會說服他們，或和他們斗爭并取得勝利。但他們是非理性的存在，如果他們的權力是建立在他們的非理性的基礎之上的話，那么，這就不可能了。

《城堡》

[奧]弗蘭茨·卡夫卡著，文澤爾譯

果麥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1

哈夫納：您為什么覺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重要？

鮑曼：和卡夫卡一樣，弗洛伊德也已經成為我們的思想——可以說是我們共同的財產——的一部分。我們熟悉諸如無意識、本我、自我和超我那樣的概念。對我們關于認同的思考做出巨大貢獻的美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喬治·赫伯特·米德沒用這些術語，但說到底，他在談到“主我”和“客我”的時候，心里想的還是同一回事。

“主我”是我思考的結果，是我真正是的、本真的東西。但我分裂了，因為除這個內部的“主我”，還有外部的“客我”，也就是我周圍的人關于我的想法、對我的看法、關于我實際上是什么的信念。我們的生活是一場為“主我”與“客我”之間的和平共處而進行的斗爭。這是弗洛伊德講過的那個故事的另一種講法。

哈夫納：米德說個體的認同是通過與其他個體互動來決定的。有多個不同的“客我”，而“主我”的任務是將其綜合為一個連貫一致的自我意象。在“流動的”或“轉瞬即逝的”現代性中，當前形式的身份認同就與此類互動有關，但更復雜。如今，每個人不只有多個“客我”，還有多個“主我”。您尤其關注這個現象。

鮑曼：今天，身份認同是一個談判問題。它的確是流動的。我們并非生來就有一個既定的、永遠不會改變的身份認同。而且，我們可以同時有多個身份。在臉書上聊天時，你可以在對話中選擇一個特定的身份，而在下一次對話中，你又可以選擇另一個身份。你可以隨時改變自己的身份，不同的身份時興時廢?！拔摇焙汀俺摇?，或者說“主我”和“客我”之間的互動是我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弗洛伊德為我們理解這個互動奠定了基礎。

1926年時的弗洛伊德。（圖/Wikimedia Commons）

“消費主義的恐怖”

哈夫納：在批判當今猖獗的消費主義的語境中，您討論過身份認同如同時尚配飾的想法。您說，消費社會使人難以幸福，因為它依賴的，就是我們的不幸福。

鮑曼：在這個語境中，“不幸福”這個詞太大了。但每個市場經理都會堅稱，他的產品能讓消費者滿意。如果是真的，我們就不會有消費經濟了。如果需求真的得到滿足，那就沒理由搞產品迭代了。

哈夫納：1968年的左翼把這稱作“消費主義的恐怖”。消費和消費主義有什么區別？

鮑曼：消費是個體的特征，消費主義則是社會的特征。在消費主義的社會中，想要、企求和渴望某個東西的能力脫離了個體。它被物化了，這意味著，它變成了個體之外的一種力量。要抵抗這種力量是很難的，或者說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都受制于它。滿足所有商業創造出來的需求的欲望變成一種把社會凝聚為一個整體的癮。

《消費社會》

[法]讓·鮑德里亞著，劉成富、全志鋼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10

哈夫納：具體來說，這意味著什么？

鮑曼：想理解這點，需要對歷史進行考察。在十九世紀末，許多工匠失去他們的工坊，從而陷入貧困。但新的工廠所有者——正是他們的行動導致了這一發展——又發現很難找到足夠的工人。只要每天還有面包吃，他們就不會愿意服從工廠所要求的紀律?，F代市場經濟的先驅害怕工匠。

今天的消費經濟畏懼的鬼怪就是傳統的消費者，因為傳統的消費者滿足于她/他購買的產品。而確切地說，與先前的消費形式形成對照的是，消費主義把幸福與欲望數量的增長——而非需求的滿足——關聯起來。這個增長要求不斷快速地用新的東西來滿足這些欲望。

雖然消費主義社會宣稱滿足消費者是它的目標，可事實上，得到滿足的消費者是它最大的威脅，因為只有它的成員沒有得到滿足，它才會繼續繁榮。營銷的主要目標不是創造新的商品，而是創造新的需求。

這就是為什么片刻之前還是最新樣式，還被廣告描繪為欲望對象的產品，突然就會被嘲諷為“過時”的東西。下至五歲大的兒童，就被消費社會朝著不知足的消費者的方向訓練了。星期天，他們會和父母一起，去一個充滿有趣的、令人激動的、誘人的商品的世界中購物。一旦厭倦，他們就會把買回來的東西扔掉。

兒童選美比賽。（圖/Affinity Magazine/Twitter）

哈夫納：市場不只包括商品，也包括消費者。就像您說的那樣，他們也被商品化了，這又把我們帶回認同問題。

鮑曼：消費主義文化以這樣一種壓力為特征：被迫成為別人，去獲得在市場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營銷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設想為商品，設想為能夠吸引客戶的產品。成熟的消費主義社會成員本身就是消費品。

可矛盾的是，這種強迫——它強迫你去模仿當前市場銷售者兜售的“值得擁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認同——不被認為是外在的壓力，反而被認為是個人自由的表現。

哈夫納：今天，許多年輕人一心只想靠在YouTube上發視頻或其他一切手段出名。至于還可以從事什么事業，他們沒有具體的想法。這意味著什么？

鮑曼：對他們來說，出名意味著登上成千上萬份報紙的頭條，或出現在成百萬上千萬個屏幕上，變成人們談論的對象，被注意，被需要——就像他們自己想要的光鮮亮麗的雜志上的包包、鞋子和小玩意兒。把自己變成一件人們想要的、可以營銷的商品，能增加一個人在競爭中獲得最多關注、名聲和財富的機會。這就是編織今天的夢想和童話的材料。

韓劇《絕世網紅》截圖。（圖/豆瓣）

一切都在流動，問題也在流動

哈夫納：根據法國社會學家弗朗索瓦·德·桑格利的說法，身份認同不再是一個根的問題。相反，他用了錨的隱喻。和拔出自己的根、把自己從社會的監護中解放出來不一樣，起錨既非不可逆轉，也不是什么決定性事件。您不喜歡這種說法，為什么？

鮑曼：只有在我們不再是我們現在所是的情況下，我們才能變成別人，所以我們必須永遠拋棄我們先前的自我。因為新的選擇源源不斷地出現，不久之后，我們就會認為當前的自我過時了，令人不滿意，讓人不舒服。

哈夫納：改變我們之所是的能力不也蘊含著解放的力量嗎？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新西蘭，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仍是人們的箴言：重新發明你自己！

鮑曼：當然，這一策略并不新鮮：遇到困難，掉頭逃跑。人們總試圖這么干。不過，新鮮的是，通過從產品目錄中選擇一個新的自我來逃離自己的欲望。

起初向新的地平線邁出的自信腳步，很快就變成強迫性的常規套路。解放性的“你可以變成別人”，變成了強迫性的“你必須變成別人”。這種義務的“必須”感，和人們追求的自由可不像，許多人也因此發起了反叛。

《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

[英]齊格蒙特·鮑曼著，郭楠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21-9

哈夫納：自由意味著什么？

鮑曼：自由意味著一個人能夠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目標。流動現代性的時代以消費為導向的生活藝術許諾了這個自由，卻未能履行承諾。

哈夫納：這又把我們帶回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在《文明及其不滿》中談過自由和安全之間的關系。他寫到文明和本能之間的對立。在不放棄一個的情況下滿足另一個是不可能的：文明就是對本能的滿足的放棄。

鮑曼：在很多問題上，弗洛伊德是我日常的靈感來源。他把文明定義為一場交易，一場價值交換。對你來說，有兩種重要價值。你想同時追求二者，可不幸的是，你不能。你越是追求一個，就越不能得到另一個。

1929年，弗洛伊德寫道，這個時代主要的心理痛苦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我們為享受文明提供的更多的安全而犧牲了大量的個人自由。這種安全是指免于各種危險，這些危險包括自然力、以前不可治愈的疾病、拿著刀到處竄的鄰人，當然了，也包括我們自己病態的本能。

我們的行為變得文明了。就像加拿大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說的那樣，我們發展出了抵抗本能誤導的能力。我們不會僅僅因為不喜歡就去攻擊別人。我們不會屈服于復仇的欲望。我們展示出一種文明的冷漠，這種態度不只是不關注某人，它還發出這樣一個信號，即我們不好斗，我們是寬容的。展示冷漠也是文明的一個成就。

《文明及其不滿》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嚴志軍、張沫譯

果麥文化∣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9-9

哈夫納：戈夫曼談到“禮貌性疏忽”(civil inattention)。對理查德·桑內特來說，文明意味著“一個人并沒有讓自己成為他人的負擔”。不過，在自拍時代，這個美德已經被拋棄了。你不會像弗洛伊德那樣擔心我們缺乏自由——尤其是在今天，性欲望的滿足受到的限制比世紀末的維也納少很多。

鮑曼：如果今天坐在這里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不是我的話，他很可能還會說文明是一場交換，但我想，他會把他的診斷顛倒過來說。他會說，當下的精神痛苦是這個事實的結果，即我們為一個不受保護的自由領域而放棄了太多的安全。我感興趣的也正是這點。沒有這個來自弗洛伊德的靈感，我無法想象我的工作。我所做的，至多是從后續發展的角度來修正他的發現。

哈夫納：那么，我們為我們享受的自由而犧牲的安全是什么？

鮑曼：如今，我們要負責尋找并非我們創造的問題的解決方案。在這點上，我總會回到已故的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他說，今天的個體必須用自己的才能和創造力來為社會的問題尋找個體的解決方案。與先前的時代形成對照，這些問題不再是地方性的，產生于巴黎、柏林或華沙，相反，它們是全球性的。

我們無處可逃。就像西班牙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說的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流動空間”。一切都在流動。問題也在流動，它們的原因是超領土的，并且它們不受地方的規則和法律約束。覺得自己受到限制的企業家可以隨時跑到別的地方，或把自己的資本轉移到另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