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風沙湮沒的樓蘭古國，或盛極一時的吳哥王朝，瑪雅文明的前置限定語通常是“神秘消失”——這個綿延三千年，在天文、歷法及建筑、雕刻等方面成就卓著的熱帶雨林文明，在十六世紀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后遭受毀滅性打擊，不僅樓臺宮墻蕩然無存，連經書、文字也湮沒無聞。長期以來，西方學界對瑪雅文明盛衰的原因做出了種種推論——其中最離譜的是殷商遺民和外星人說——為正本清源，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教授羅伯特·J.沙雷爾（Robert J. Sharer）和新墨西哥大學助理教授洛·P.特拉克勒斯（Loa P. Traxler）在《瑪雅史：失落的世界第五大文明》一書中，以翔實的史料論證瑪雅文明的軌跡大致遵循“崛起-沒落-復興-衰亡”這一尋常套路，周而復始，但始終跳不出所謂“歷史周期律”。

《瑪雅史：失落的世界第五大文明》，[美]羅伯特·J.沙雷爾 / [美]洛·P.特拉克斯勒著，楊靖 等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23年7月版，1048頁，238.00元

事實上，早在十六世紀瑪雅文明徹底消失之前，它已然經歷過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沒落”——公元九世紀，它突然從古典期的黃金時代跌落谷底：大批城市被廢棄，藝術珍品被毀損，人口大量減少，瑪雅人似乎重回遠古蠻荒時代。本書作者假設，倘若哥倫布沒有發現新大陸，瑪雅人極有可能繼續在他們的怪圈中裹足不前，因為他們的文化基因中缺乏創新動力。正如沙雷爾教授在他的另一部巨著《瑪雅文明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Maya Civilization）中所言，與世界其他四大文明相比，瑪雅的盛衰毫無獨特之處，更無神秘可言——它唯一的教訓是，倘若我們也固步自封，“那么瑪雅的昨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一、“外因說”

瑪雅號稱帝國，但歷史上它從未能建立起大一統的帝國，相反，相繼而起的王國更類似于希臘半島的城邦。在歷史的長河中，偉大的瑪雅城市（王國）如納克貝（Nakbe）、埃爾米拉多（El Mirador）、卡米納爾胡尤（Kaminaljuyu）、蒂卡爾（Tikal）、卡拉克穆爾（Calakmul）、科潘（Copan）、卡拉科爾（Caracol）、烏斯馬爾（Uxmal）、奇琴伊察（Chichen Itza）、瑪雅潘（Mayapan）等都曾“各領風騷”——在短暫的輝煌之后歸于衰敗。

盛衰循環的確堪稱瑪雅文明的“常態”：第一次循環出現在前古典晚期（約公元三至四世紀），瑪雅文明取得長足進步，但隨后南方迅速走向衰落。第二次更顯著的繁榮則出現在古典終結期（約公元七至八世紀），此時社會動蕩加劇，導致古典期幾乎所有城邦都于這一階段消亡。此后，在后古典期（公元九至十六世紀）這一階段，北方低地各城邦發展到頂峰，而后緩緩衰落，直至完全消失在西班牙人鐵蹄之下。兩個多世紀以來，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提出若干假說，探究瑪雅盛衰的奧秘，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三種：“外因說”“內因說”和“系統崩潰說”。

誠如本書作者在“引言”部分所說，瑪雅文明的演變是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其內部的文化和經濟發展，一是其與鄰近墨西哥和中美洲人民的貿遷有無，另外一個則是外力的作用。“本書試圖闡明，古代瑪雅文明并不是從舊世界移植過來的產物，而是歷經所有人類社會發展都遵循的道路而產生的結果，其中包括那些會促成社會和文化復雜性——我們稱之為文明——的道路”。由于瑪雅所處的獨特地理環境，在所有外力中，最為顯著的當屬火山、地震、颶風、干旱以及瘟疫。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人類學教授佩森·D.希茨（Payson D. Sheets）在對薩爾瓦多的扎波提坦山谷（Zapotitan Valley）的研究中表明，伊洛潘戈火山爆發（首次記錄于查爾丘阿帕的考古文獻）造成了大幅度的人口減少和農業減產。根據相關調查和遺址發掘，考古學家發現由于存在大量的火山落灰，伊洛潘戈方圓一百公里以內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內都不宜居住。這意味著瑪雅東南部的大片區域都受到火山爆發的持續影響而導致人口減少——無論是人口自然死亡還是向外移民。盡管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農業地區沒有受到嚴重破壞，但火山落灰勢必使得農業產量有所降低，與此同時，從河流和沿海地區捕撈的水產資源也會有所減少；而且，伊洛潘戈的火山灰云會引發特大降雨，進而導致大洪水泛濫——其影響范圍遠不止上述直接受災區。

除了偶見的火山噴發，頻發的地震也是瑪雅人不得不直面的災難。基里瓜（Quirigua）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東南部瑪雅低地地區的居民確實長期飽受地震的困擾，因為基里瓜直接建造于莫塔瓜地質斷層（the Motagua Fault）之上。該地層最近的一次斷裂發生在1976年，導致當年舉世震驚的危地馬拉大地震（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爆發后，哲學家康德在報刊撰文提議“今后新建屋舍應盡量避開河谷和斷層地帶”，可謂頗具先見之明）。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基里瓜遺址上受損或倒塌的古建筑，以及石質建筑上的二級扶壁，都證明地震對居民生活造成了破壞性影響——甚至在中部低地地殼運動并不活躍的遜安圖尼奇（Xunantunich）也曾出現過不可修復的“結構性損傷”。

基里瓜（Quirigua）遺址的雕塑

與火山、地震相比，加勒比海颶風更被視為瑪雅文明衰落的罪魁禍首。一場席卷沿海地區的風暴可以輕易摧毀當地一切生產和生活設施，導致農作物歉收，進而引發大面積饑荒——就像1998年颶風“米奇”（Mitch）在洪都拉斯和危地馬拉造成的災害一樣。盡管有專家宣稱，颶風過境也有“一定好處”，因為颶風能夠毀壞其途經地區的森林，為農業生產開辟新的土地，但綜合考量，其所造成的毀滅性災難遠過于其“收益”。

與上述具有“不可抗拒力”的自然災害不同，美國猶他大學人類學教授理查德·漢森（Richard Hansen）認為持續時間較長的干旱大多發生于古典終結期，降雨量的減少可能是“由人為造成的環境變化（如濫伐森林）而引發”。漢森對埃爾米拉多爾低地奇錢卡納布湖（Chichancanab）和蓬塔湖（Punta Laguna）的湖泊沉積物巖芯進行了分析研究，并得出結論：建造像埃爾米拉多這樣的大城市需要砍伐森林作石灰窯燃料，因為只有石灰窯才能燒制出建筑用的生石膏和灰漿。“森林和表層土壤的破壞，可能削弱甚至嚴重破壞了低地環境對人類活動的承載力”——失去森林滋養，土地不再肥沃，饑荒與戰亂接踵而至也就不足為奇了。

與自然災害相比，流行性疾病產生的影響無疑更為廣泛：瘧疾、天花以及其他舊大陸疾病在西班牙征服時期傳入新大陸后，曾對土著居民人口造成毀滅性影響——一如中世紀之“黑死病”。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人類學教授羅伯特·L. 威爾金森（Robert L. Wilkinson）在《黃熱病：生態學、流行病學及其在古典低地瑪雅文明崩潰中的作用》（“Yellow fever: Ecology, epidemiology, and role in the collapse of the Classic lowland Maya civilization”）一文中明確指出，由于醫療條件低下，面對肆虐的黃熱病，瑪雅人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看著它在各地蔓延，導致社會恐慌，人口銳減，瑪雅文明出現嚴重衰退。

孤立地來看，上述“假說”皆言之成理，甚至不乏個別的“科學證據”。然而，總的來看，在這些可能導致瑪雅文明衰落的外部災難性事件中，沒有一種能給我們提供令人滿意的完美答案——“外因論”之所以站不住腳，是因為災難事件本身通常具有偶發性、局部性和不可持續性，很難對一個成熟的文明系統造成毀滅性打擊。以上文流行病說為例，黃熱病在一時一地確實影響巨大，但近年來遺址挖掘的骨骼研究表明，對于前哥倫布時代的瑪雅人來說，食物匱乏和人口過剩是“比黃熱病等流行性疾病更為嚴重的問題”。事實上，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考古學證據表明瑪雅低地曾發生過影響整個區域的自然災害或者傳染病。要尋覓瑪雅文明“失落”的根本原因，顯然需要另辟蹊徑。

二、“內因說”

美國著名瑪雅文化研究專家西爾維納斯·莫利（Sylvanus Griswold Morley）在《古代瑪雅》（The Ancient Maya）一書中將瑪雅文明的消失歸結為低下的生產力和落后的耕作方式——“刀耕火種”。一方面，“刀耕火種”式的農業生產方式會破壞土壤肥力，并逐漸把雨林轉變為稀樹草原；另一方面“由于他們沒有任何耕作手段，連鏟、鎬、耙、鍬和犁都沒有……經濟的破產是古瑪雅帝國消亡的根本原因”。換言之，在其他人類文明由農耕社會向前工業社會轉變之際，瑪雅人仍停留在石器時代。他們建造的天文臺舉世無雙，可以觀測到遙遠的金星（并能準確預測日食），但他們卻造不出哪怕一輛獨輪車。

自古以來，瑪雅的文化和教育權始終由祭司階層所壟斷。獨具瑪雅特色的文字系統高度發達（至今仍未能完全破解），但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掌握。民智未開保障了統治者的安全，但也阻礙了社會和科技發展。縱觀三千年瑪雅歷史，只有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的政權更迭，卻從來看不到制度的變革和社會的改進。用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的話說，“……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瑪雅人擅長破壞：興起的王朝不愿接受前朝的遺產，寧愿將巍峨的宮殿廟宇付之一炬，而后一切從頭開始。然而現實情況往往是，工程浩大的神廟及圣碑尚未竣工，該王朝已被后起者取代，“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當然，這也符合瑪雅祭司反復灌輸的宇宙循環論：一切天注定，非人力所為。因此，與其一心一意搞發明促生產，不如拱手祈禱上天賜福改命。

祈福的手段有二：一是斥巨資修建神廟，一是奉獻“血祭”（即活人獻祭，或稱“人祭”）。考古學家認為，瑪雅地質生態遭受嚴重破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木材、石材等生產資料被用作神廟的建筑材料，導致濫砍濫伐——一片森林毀損后，他們又會轉戰別處，禍害下一座森林。最終的情形是，國中遍布神廟，人民流離失所。按照常理，受難的民眾應該對神明產生懷疑，然而在長期愚民政策之下，他們根本不會聯想到民生多艱乃是大興土木帶來的惡果，相反，他們益發堅信：未能得到神明庇護，肯定是由于“血祭”的數量太少（從這個角度看，瑪雅文明一語頗具諷刺意味，它代表的其實是人為刀俎的野蠻）。而解決這一問題的路徑，唯有戰爭。

沙雷爾教授在書中通過若干史實反駁了“和平的瑪雅人”（peaceful Maya）這一理論假說。該理論假定存在一個早期瑪雅文明，部落中人人平等，無高低貴賤之分。他們共享勞動成果，和平共處，其樂融融——像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設想的“烏托邦”一樣，這樣的社會只存在于夢境和想象之中，而非現實之中。以公元七至八世紀蒂卡爾與卡拉克穆爾兩股新舊勢力長達百年的戰爭為例：先是崛起的卡拉克穆爾發動突然襲擊，一舉制服蒂卡爾；蒂卡爾新一代國王臥薪嘗膽，三十年后卷土重來，又將卡拉克穆爾打回原形。無論哪一方獲勝，結果大同小異：道路“頭顱堆積”，死者“血流成河”；戰敗一方首都被掠奪，紀念碑和守護神被推倒，建筑被焚毀——破碎的石柱、挖掘出的破碎皇家王座（如在多斯皮拉斯）以及燒焦和毀壞的皇家宮殿（如在阿瓜特卡）都是確鑿無疑的考古證據。至于從戰場擒獲的俘虜，則一律充當神明的“血祭”（出土的雕像中有若干活人獻祭的儀式場景：俘虜雙手被縛，表情異常痛苦，令人目不忍睹）。

“古代瑪雅人發動戰爭的原因之一就是抓取俘虜用來獻祭，這成為瑪雅統治權中一項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這種方式和阿茲特克帝國一樣，造成了勞動力的浪費，同時樹立了許多像特拉斯卡拉一樣，愿意同西班牙人聯盟對抗他們的敵人”——誠如本書作者在“后記：對瑪雅的征服”部分所言，中美洲三大文明（瑪雅、印加和阿茲特克）在這一點上“高度相似”：“阿茲特克幾百年來為了獲取人祭頻繁發動對外戰爭，導致藩屬跟自己離心離德，最終淪為孤家寡人的境地。”1527年，新任西班牙總督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決定征服尤卡坦（Yucatán，即瑪雅潘），整個遠征隊共有三百八十人，其中最令瑪雅土著惶恐的騎兵僅有五十七人，結果毫無抵抗，一舉得手。1532年，殖民者征服人口多達六百萬的印加帝國時，武裝部隊也不過區區兩百人，同樣大獲成功。據說除了先進火器的威力，另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殖民者巧妙利用了土著居民的“國民性”——千百年來，他們一直擅長內戰，而每遇外敵則不戰而降。

因此，“當國家的凝聚力和經濟基礎無力支撐這個國家的社會系統時，神靈也就不再庇佑國王和他的人民……無論是盛極一時的蒂卡爾，還是強大的奇琴伊察和瑪雅潘，他們的雄偉金字塔和精美神廟最后都被遺棄在了森林之中”。一言以蔽之，當一個文明喪失自我調節能力的時候，等待它的命運必然是沒落和消亡。

庫庫爾坎金字塔

三、“系統崩潰說”

《輝煌的瑪雅》（The Magnificent Maya）一書主編戴爾·布朗（Dale Brown）提出“綜合說”，他認為“農業歉收、人口過多、肆虐的疫病、外來入侵、社會變革和日趨失控的戰爭，所有這些均是為了揭開瑪雅南部低地文明突然衰落之謎而做出的推斷”。其中任何單一原因，都很難抵達令人信服的結論，正如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茨在《神義論》（1710）中所言：“一個卡利古拉，或一個尼祿，禍害比地震大得多。”

英國著名考古學家J.艾瑞克·湯普森（J. Eric Thompson）在此基礎上提出“農民反抗”理論。該理論認為，人口過剩、農業生產情況不佳、營養不良、疾病以及可能產生的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再加上統治者驕奢淫逸，最終導致民眾普遍感到失望。同時，由于統治階級逐漸將注意力轉向繁文縟節的宗教禮儀，而不能夠提出切合實際的辦法來解決日益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于是上層階級和下層民眾之間離心離德，從而最終導致了一場普通民眾推翻統治階級的暴力反抗。

2012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人類學教授道格拉斯·肯尼特（Doglas Kennett）領銜在《科學》雜志發表論文《氣候變遷背景下瑪雅政治體系的發展與瓦解》（“Development and Disintegration of Maya Political System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進一步試圖從生態文明和政治角度破解瑪雅文明失落的奧秘。文章的結論是：“瑪雅文明的覆滅對于人類來說是一個警告——我們的政治結構是異常脆弱的。我不清楚我們是否正在重蹈覆轍，但我猜想，就在瑪雅文明步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之前，瑪雅的政治領袖們恐怕還盲目沉浸在他們的成就與發展之中。”

綜合以上各家學說，沙雷爾教授在本書后半部分提出了由于王權衰落而導致的“系統崩潰說”。他認為瑪雅文明的衰落是環境惡化、人口過剩、道德敗壞以及毀滅性戰爭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而首要的則是神圣王權（Divine Kingship）制度的崩潰。早在2002年，美國麻省大學波士頓分校林恩·V.福斯特（Lynn V. Foster）教授便在《古代瑪雅社會生活》（The Handbook to Life in the Ancient Maya World）一書中辟專章探討瑪雅的“君權神授”——即國家由圣王（Divine King）統治，圣王領導臣民，通過精心設計的宗教儀式與神明溝通，聆聽神意教誨，達到天下大治。考古記錄顯示，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民眾對這一套說辭深信不疑——從住房、手工藝品和墓葬的不同，明顯可以看出王權的尊崇地位：一切都順理成章，合乎天道。

沙雷爾教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斷，傳統的神圣王權制度將瑪雅城邦的絕大部分政治、經濟和宗教權力集中在一個擁有超自然光環的個人手中，由此為城邦的瓦解埋下了隱患。到古典終結期末，大多數低地地區環境惡化，資源枯竭，土地生產能力達到極限，面臨這一局面，瑪雅國王不得不依靠發動戰爭擴張土地和財富。與此同時，瑪雅國王一方面不遺余力宣揚個人豐功偉績，一方面熱衷于興建宏偉壯觀的新都，從而加劇了對正在快速消耗的低地資源的競爭。

沙雷爾教授進而指出，瑪雅國王自稱為上天派到人間的神使，但如果他們無法避免災難發生（無論是戰爭失利還是糧食危機），則必然會被闡釋為上天對其執政能力的不滿。這種信仰體系一旦動搖，悲觀情緒便開始四處蔓延；再加上特權階層日漸龐大，民眾日益不堪重負。瑪雅民眾信奉宿命論，星象兇兆更加重了他們的疑慮，同時也進一步削弱了他們對王權的信心（“天厭之”），最終導致傳統神圣王權制度的徹底衰落。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神權政治別無他法，只能通過強化虔誠崇拜的力度維護其搖搖欲墜的統治。于是，更多的神廟出現在瑪雅的土地上，更多形式主義的宗教儀式頻繁地舉行——然而巍峨的神廟并未給瑪雅城邦共同體帶來好運，相反益發勞民傷財，導致民怨沸騰，人心盡失。沙雷爾教授最終得出結論：神圣王權制度的式微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即“系統性崩潰”——“不但瑪雅文化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陷于崩潰，維系精神信仰的神權體系也陷入瓦解，從而使得瑪雅的輝煌成為歷史的陳跡”。

在《羅馬盛衰原因論》（1734）中，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首次闡明他的社會理論和政治學說，即羅馬的盛衰并非取決于蠻族是否入侵，而是取決于它“政治制度的優劣和居民風俗的善惡”。由此觀之，政制和民風兩方面皆乏善可陳的瑪雅文明，自公元九世紀走向衰敗，至十六世紀完全消亡，故其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