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點，窗外已經變成白晝，星星驚訝地發現，自己的雙腳還泡在早已變涼的水里。

開始泡腳是凌晨兩點，但星星渾然不覺。她剛從一所大學的動畫專業畢業，獨自居家辦公。因為總是久坐，與電腦打交道，她逐漸失去了對時間流動的感知。

她在網上刷一個名為“輕體力活探索聯盟”的豆瓣小組，組里會交流一些工作心得。“輕體力”的職業包括咖啡師、園藝師、發型師、旅拍工作者、超市店員、保安、修理工、家政人員等，與生活貼近，看上去有彈性、可以讓疲勞的大腦休憩、喘息。

小組里，有一個帖子說，在小超市里上班，能把臨期的牛奶拿走。星星看得心動，于是邁出了求職第一步——問家門口的便利店店長要聯系方式。

一些工作給人造成的“異化”，就像螺絲釘給擰進了螺孔。各個“螺絲釘”之間還要嘈嘈切切、激烈競爭。像星星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試圖退出。

“長衫”既不好穿，也不好脫，較為實際的做法，可能是先把它卷到腰際。在這個小組里，一些年輕人正在思考自己究竟應該作何打扮，以及脫離了高度競爭的職場環境，他們又該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文圖片均來自視覺中國

尋找輕體力活

這個豆瓣小組里也不完全是從“腦力”戰線上逃離的人，有些經驗帖里會表露更多體力活辛苦的細節。

瑩瑩就干過好多份體力活。她絮絮道，自己學歷不太好，找不到腦力工作，身體也不好，特別累的活兒不能干。她加入小組的主要目的是在這里找到真的“輕”體力活。

她在小組發帖稱，當店員、在幼教機構打工沒有休息日，也不給交社保；有的要風吹日曬，有的要被老板欺負。

她在便利店打工時，一直蹲在那兒寫表格，“要給物品做表格，一樣一樣地記錄它們的生產日期”；一家店里幾個店員輪班，上一個同事填得不認真，她就要收拾爛攤子；到了夜里，有的人喝得爛醉跑來店里，找她搭話。

瑩瑩還在美容院里給人做過面部清潔。給一些顧客做著，就過了下班時間，這種服務耗時很長；而老板輕飄飄地說，“你回去也沒什么事兒”，這讓她窩火。

但她同時覺得，自己沒有太多選擇。

看上去有選擇的腦力勞動者，會在窺探“輕體力勞動”時自我懷疑一下。余凡原先的工作需要她飛去全國各地出差，據她的講述，后來領導希望她去總部工作，給租房子、漲工資。她選擇辭職“家里蹲”。即便如此，余凡還時不時尋思：“是我能力不夠呢，還是這工作真的超負荷？”

之前的生活，她每天睜開眼睛就在回復信息，吃著飯、鍛煉著、開著車，都要回復信息，都是一些層層上報、溝通解釋的活兒。她光是聽到微信通知的聲音就很煩惱。

李希剛畢業幾個月，大學讀的是信息管理。她說：“我很討厭……那種人情維護啊，還有人際交往啊，還有團建。我是個I人（發源于MBTI人格測試，指較為內向的人）。對于E人（指較為外向的人）來說，社交是充電的，對I人社交是漏電的。”

她已經想得很遠。如果她要當一個搞軟件的程序員，就得追求晉升，意味著有更多的人情工作。有人主動“指導”她，這個社會就是這樣，這樣做才是正確的，才能走遠——比如，匯報工作要“展現自己的能力和思維”。她想，“有的人可能抗壓能力很強，可以先忍著，一邊忍，一邊去傳遞自己的觀念。”她放棄了，

她想當個坐值班室的保安。

徐云當過一段時間的文案：“每天都要出很多點子，要開早會，但我不是一個能一直噼里啪啦說話的人。”

于是她換了一個只需要管理檔案的行政工作。徐云歡快地說，這個工作“溝通非常高效，就是上頭交代你做什么事情（你就照做）”。

當我們談論起工作對人的損耗，想象到的往往是人變成機器，龐大的生產秩序決定流水線上的個人按部就班地運轉。

但是，如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所指出的，現今是一個主體性與肯定性過剩的時代，在特定社會關系的作用之下，勞動者正在變得像抽象的資本一樣，錙銖必較、分秒必爭、“多多益善”，追求無限提高自己的工作表現。這種過度自我鞭策的主體性終會給人造成倦怠感。

逃離賽場，去見具體的人

如果剝離了業績考核、激烈競爭，同事間的關系會發生什么變化？

離開廣告業的卡卡，去了一家大型連鎖運動品商店做店員，現在見了保潔阿姨和電工會互相打招呼。卡卡記得，從前三四百人的互聯網公司，在會議室里遇到不同部門的同事，都只有面面相覷。

跳槽之前，她在看似多元的大城市里，一直沒找到能融入的社群。卡卡還很喜歡美劇《老友記》，為了買它的衍生小說，加入過一個《老友記》愛好者群，這群里一直有人聊天，卡卡偶然插入一些話，但“也沒有跟誰特別建立什么聯系”，這個群從來不組織線下聚會。到運動品店打工之后，她愉快地發現，部門會議會帶上一些運動的環節，比如買球拍的部門，會相約下班后一起打球。

“你可能會覺得，進一家公司，打上了網球，至于這么開心嗎？”她說，“前幾年，我時不時想接觸一下網球，發現出去租一個場地、買一個拍子、找一個搭子，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她感到現在的工作里，店員會有一些自主權，“管理你的貨架、你的生意，要考慮清楚把這東西放這地方的理由是什么”，只是出貨的時候，需要不斷地彎腰。在此工作十幾年的同事提醒她小心腰肌勞損。

卡卡發現，現在這份工作也要做數據分析、做PPT，薪水差不多隔年才能漲一次。

五六年前，卡卡還在一所二本大學讀廣告專業的時候，“整宿地熬”。她想證明自己。

那時候，班上大約一半人參加各種廣告比賽，大家都熬夜，默認這是廣告業的普遍現象。她也得過幾個獎。不過她說，不是含金量很高的獎，不值一提。

臨近畢業，卡卡一邊懷疑又一邊安慰自己，“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工作技能，反正自己好像還是能混一口飯吃”。

她沒有什么怨言地接受了繼續熬夜：“一家名聲還行、口碑也還可以的公司給了你一個機會，你肯定不能遇到一點情況馬上不干了。”

卡卡對我們描述了自己輾轉幾個大城市的工作經歷：第一家入職的公司規模太小了，小到“不是特別需要品牌”，帶她的領導也不專業，她選擇了離職；第二家公司里，幾個同事輪流在她面前說別人的壞話；第三份工作，去了一家游戲公司，總是八九點下班。

真正擊潰她的是這么一回事：領導沒有給她升職，給她鄰座的同事升職。卡卡也漲了薪水，她心里想的卻是，漲薪“可能更多的是苦勞，我是不是在同組的人眼里挺蠢的，來了這么久還沒有升職，感覺自己越干越不行……”

卡卡離開這一行去當店員，身邊的朋友不全理解她，有的人覺得，店員是“年紀大或沒有技能的人”做的，要不就是大學生兼職，打這份工“能收獲什么？”卡卡聽了，心里不好受，緩了一會兒。

她偶爾還想回廣告公司工作。她想，要是不謀求升職的話，也不需要那么加班，但她又怕自己重新“想多”，以前爭取頭幾名的念頭再回來。盡管她其實很少料想升職加薪能帶來的改變。卡卡說，自己是一個秉性悲觀的人，覺得漲薪也無助于她在大城市置業安居。

你“摸魚”，我也來

王瑞算是卡卡的同事，在這家運動品商店的另一家分店打工，不過他是兼職工。

王瑞活得像蝙蝠俠，晚上離開運動品商店，時常獨自騎小電車，孤獨地在生活的二線省會城市馳騁十幾公里，去一個24小時健身房里“擼鐵”，直到午夜。他喜歡深夜空無一人的健身房，因為“沒人搶器械”。

他也大學畢業不久。當年的專業是父母填的，他雖不理解，但擰不過他們；他讀了分數線不高、但聽上去很穩定的專業，進了不忙的單位。“我睡五六個小時，就完全不困了，上班、去健身房，其他時間我閑得像快要退休一樣。”他說自己的爸媽，在單位里一輩子，他怕自己和他們一樣“待傻了”，于是去運動品商店打工。

要是回到從前、恢復到少年的心氣，王瑞說，他可能倔強地填自己感興趣的計算機專業，但現在他又發自內心地覺得，父母的安排是正確的。他們替他打聽過，計算機這東西“學出來很難”，可能到大城市去打拼一段，留不下，也就回來了。

王瑞不喜歡從小生長的省會城市，但目前也“出不去”。

他想起上班的頭一年，還用業余時間自學編程，接過外包的活兒，但不是總能接到。在“程序員客棧”之類的接活平臺上，其他人都是從業多年，有大廠里的前端后端經驗，“跟他們比，我連毛頭小子都不是。”

他去了運動品商店打工，一些同是兼職的同事，“好多是本科生畢業，在考研、考編”。王瑞想，自己的情況還是好一點吧，有份保底的穩定工作。

這樣夜以繼日地打兩份工，小王一度每月能掙一萬多元，在當地屬于中上收入，但他不想在三十歲之前結婚。他最近想再發展一個業余愛好，加入豆瓣上另一些興趣小組，學當木匠。

有的事他并不喜歡，比如單位里的一些“潛規則”，但目前也只能接受。從事一個穩定、收入偏低的工作，也就不主動承攬什么責任，雖說要求24小時開機，負責機械的維護，但有時候一些報告故障的電話打進來，他不搭理，就拖延著。他想，比自己資深、工資高的技術員會去修，他們才是第一責任人。

徐云的這份工作非常安靜，辦公室里的人交集不多，不用說多少話。她一度很滿意，總是頭戴耳機，自顧自地聽書。大家都戴著耳機讀書、刷劇，互不干擾。

但她發現，這辦公室并不算一個集體，而隱隱有一種互相監視的氣氛：“他們會盯著你，你干活我也干活，你摸魚我也不干。”遇到這種情況，她會心里默念：“他（指同事）不存在，他不存在……”

迂回的路

如果從事“輕體力勞動”并非一時興起，勢必折入不那么理想化的現實。

余凡辭職不干之后，本打算好好休息兩三個月，但“人比較焦慮”，于是提前找了幾家咖啡店面試，感到并不理想。她分析道：“他們那些兼職，也是要一天八小時。”又想，她原先在工作中找不著的價值感，換一份“輕體力”也不一定能獲得。她刷到過一個帖子，是有人在超市做外賣分揀，因為跑得慢被老板罵。

不過，她還是指望著能找到這樣一份工作——“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不需要跟人溝通協調。”

徐云說，自己的個性就是不能長時間地工作：“我沒有很持續的動力。很多公司給一點錢，就把我拉到一個非常內耗的狀態。我想找一個，盡管錢比較少，但狀態比較平衡（的工作）。”

她覺得現在的行政工作是“輕體力勞動”，但也還有一些遺憾之處，包括上下班路上要吸入汽車尾氣；而且，總是重復做同一件事，不能出錯，“工作久了，哪有不發瘋的呢？”

關于未來，徐云比較現實的設想是，去山里做一個民宿，或者開農場。

她真正樂意幻想的是，獨自去山里耕種，更具體些，等她老了：“什么豺狼虎豹完全不怕，我一個老太婆整天提著柴刀……”

一個曾經的設計師美嘉說，她回憶起從前的生活，還感到非常痛苦，“每個樓層我都哭過”。不管同事們懂不懂審美，每個人都能插一腳，提修改意見，好像她是“一個會photoshop的工具人”。另外，令她沮喪的是，地鐵里的大幅廣告上能嗅出人工智能的氣味，那是真正的機器在搶她原先的飯碗。

她改行當了寵物美容師。“（寵物美容）起碼是一門手藝，未來空間也很大，人力缺口也很大。”她說，“就算歪打正著。現在這個行業，比設計行業好，設計行業都在走下坡路了。”她很難想象寵物美容的手工活能被人工智能取代。

一些人“拋棄”競爭之后，無縫銜接著新的追求，也可能懷有一種浪漫的熱望。

山雨出生在偏僻的鄉鎮，在大學畢業、等待入職的間隙，她一邊在晚托班帶小孩，一邊在快餐店打工，為的是存錢到她沒到達過的大城市看一看。

山雨學的是日語專業，結束了這段兼職生活之后，回到故鄉所在的省份，去一所高中當老師。她常在想著，等到攢一筆錢，要不再去大城市，要不去國外——也許去日本，“學了這么久（日語）”，讀過這么多書；也許去一些北歐國家，據說那里“人跟人之間有距離感，沒那么‘卷’”。

山雨有一個不斷更新讀過書目的豆瓣主頁，勤奮地啃了一些難讀的“大部頭”——她輕描淡寫地告訴我們，讀大學時在招聘軟件上投過十來份簡歷，“包括當校對的”，有的已讀不回，有的崗位后來顯示“停止招聘”，還有稍微好一些的，回復說：人招滿了，“你不合適”。

她有一種想法是，過些年有些積蓄，再到“出版公司比較多”的大城市，一邊當實習生，一邊打工養活自己，看看能不能進入出版業。

（文中受訪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