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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思想周報丨傳媒大亨卸任與繼承之戰;西方地方新聞的衰敗與政治極化
傳媒大亨卸任與“繼承之戰”的終局?
當地時間2015年4月21日,美國紐約,拉克蘭·默多克(左)和魯伯特·默多克。傳媒大亨魯伯特·默多克宣布他將正式辭去新聞集團和福克斯公司董事長一職,成為兩家公司的名譽主席。由兒子拉克蘭·默多克接替他的位置。
9月21日,現年92歲的傳媒巨頭魯珀特·默多克宣布將辭去福克斯以及新聞集團兩家公司的董事長職務,結束其逾70年的從業生涯。在致員工們的信中,默多克稱自己“是時候扮演不同的角色”,又稱公司和自己都處于“健康狀態”中,并且不忘強調“為言論自由而戰”在眼下這個時代的迫切性。同時,默多克也宣布自己將于今年11月份起轉任福克斯和新聞集團的名譽董事長,而自己一手打下的傳媒帝國則將交棒到兒子拉克蘭·默多克(Lachlan Murdoch)手上。
1931年,魯珀特·默多克生于澳大利亞墨爾本,他的父親生前曾為戰地記者,后來還擁有四家澳大利亞當地報刊。當父親于1952年去世之后,默多克開始涉足傳媒行業,并在1960年代進軍悉尼展露其縱橫商場的手腕。依靠著在澳洲的成功,默多克于1968年購入英國《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的部分股權,隨后又逐步完全掌握這家媒體的所有權,開始在倫敦擴大自己的事業版圖。他先后拿下了一度陷入經營危機的英國《太陽報》所有權,使其一躍成為該國最為知名且暢銷的報紙;1981年,默多克又吞下了《泰晤士報》。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默多克也于1970年代開始布局,先后收購了包括《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在內的多份報紙。
而在報紙之外,默多克也早已著眼于影視與書籍出版行業,他甚至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經營澳大利亞當地的電視頻道。當美國20世紀福克斯公司在1980年代中期陷入經營困難之時,默多克又看準時機出手收購下這家影視公司,并借機組建了福克斯廣播公司。盡管此前華特迪士尼公司于2019年收購了21世紀福克斯,但從后者中拆分出的福克斯公司依然擁有絕大多數福克斯旗下的新聞媒體,加上新聞集團旗下傳媒,默多克在70年的職業生涯末期依然保有一個強大的傳媒帝國。
當然,這位媒體巨頭及其旗下的傳媒機構從來不缺乏爭議,默多克旗下的報紙多以各種手段極盡可能推出抓人眼球的新聞,其手下的《世界新聞報》《太陽報》和《紐約郵報》的暢銷均有賴于此。默多克生涯最為臭名昭著的丑聞要數2011年被曝光的《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該報于2002年對一起兇案的受害少女及其家人的通話實行竊聽,并干擾警方破案,另外也包括2005年倫敦爆炸案發生之后,該報對于受害者親屬的手機通話的監聽。最終,《世界新聞報》于丑聞爆發不久即于譴責聲中宣告結業。而近年來,隨著各國民粹主義抬頭,加上特朗普在美國政壇的“橫空出世”,默多克旗下的福克斯新聞網也因其對保守派言論的鼓吹,被不少進步派陣營的人士指責為推動民粹浪潮的“黑手”。在福克斯新聞網上,我們不難看到民粹侵蝕下的政治極化,其知名主播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雖時常面臨發表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等言論的指控,但卻又長時間占據收視率排行榜的首位。
默多克辭職被不少媒體和觀察人員視作一個時代的尾聲,隨之而來的也有不少批評聲。《紐約時報》評論家、記者James Poniewozik就撰文稱默多克的帝國“以激情和怨恨為燃料,并將其轉化為金錢和權力”;并且,默多克的傳媒帝國將“精英”的定義從“比你有錢的人”轉變為“比你擁有更多文化資本的人”,這對21世紀的民粹主義政治和福克斯新聞的成功至關重要。據英國《衛報》報道,澳大利亞前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也指責魯珀特·默多克“對民主世界造成巨大損害”,同時也提到了默多克旗下媒體如何將“民怨”娛樂化(anger-tainment)。
包括特恩布爾在內的一些人士也懷疑,這位傳媒大亨是否會甘心就此退隱。默多克的離職信稱自己健康狀況很好,但這也可能是對他近年來身體抱恙傳聞的回應。如無意外,默多克的接班人將是已經“官宣”的拉克蘭·默多克,他是老默多克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第二個小孩——他有一個同母姐姐伊麗莎白(Elisabeth)和弟弟詹姆斯(James);此外,默多克也與第一任妻子生下了一個女兒普魯登斯(Prudence),與鄧文迪所生育的兩個女兒。近年來大熱的美劇《繼承之戰》(Succession)就被認為是以默多克家族為靈感創作出的劇集,劇中同樣圍繞一位年邁的媒體大亨洛根·羅伊(Logan Roy)展開,講述老羅伊與兩任妻子生下的幾名子女試圖爭奪父親龐大商業帝國繼承權的故事;羅伊家族擁有的媒體帝國和福克斯新聞以及新聞集團在風格、調性和政治立場上也都頗為接近。劇中羅伊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長子肯達爾和拉克蘭·默多克也有幾分相似:他們都長期在家族企業中工作,并且試圖采取各種手段引起父親的注意,獲得大家長的認可,從而成功接班。
只不過,戲外的拉克蘭要比劇中的肯達爾幸運不少。現年52歲的拉克蘭出生于英國倫敦,1994年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旋即加入家族的媒體事業,先是在澳大利亞呆了三年,后于1999 年開始負責美國的報業與出版,并榮升新聞集團管理層,顯示其作為父親的接班人的上升軌跡。但在2005年,拉克蘭突然辭職,引發了人們對于默多克龐大帝國繼承人的猜測——這一點倒是在《繼承之戰》中肯達爾的經歷也有所折射。到了2015年,拉克蘭重返家族企業,與弟弟詹姆斯共同擔任21世紀福克斯公司聯席董事長。
有消息稱,拉克蘭和詹姆斯兄弟二人在父親面前爭取表現是一場自青少年時期就開始的競賽,并且兄弟二人為了獲得父親首肯幾乎都是不擇手段的。隨著迪士尼收購了21世紀福克斯,小默多克兄弟也轉任重組后的福克斯公司領導層。比起更熱衷于發表政見的詹姆斯,拉克蘭的一大成績是在流媒體興盛的年代,依然維持住了美國保守派民眾對于福克斯新聞的忠誠度,使得福克斯新聞并未在行業巨變的大環境下流失收視率;即便面對關于其本人政治立場過于傾向保守主義乃至民粹主義的指責,拉克蘭也選擇冷處理來淡化種種指責所可能帶來的風險。
但通過路透社的另一篇報道中我們也不難發現,默多克家族的確有可能在將來面臨一場真正的“繼承之戰”:拉克蘭的接棒更多是作為行政權力上的交接,而默多克家族信托(Murdoch Family Trust)的控制權仍有待明晰,尤其是考慮到老默多克正是借助這個信托公司控制了新聞集團和福克斯公司。默多克家族信托擁有八票:其中四票由老默多克本人控制,其余四票由他前兩段婚姻的四個孩子:普魯登斯、伊麗莎白、拉克蘭和詹姆斯控制(默多克的第三任妻子鄧文迪所生的小女兒克洛伊(Chloe)和格蕾絲(Grace)在信托中沒有投票權)。一旦默多克離世,那他在新聞集團和福克斯公司的投票權股份將轉移給他的四個成年子女,這也就意味著,即便拉克蘭眼下坐穩了福克斯公司和新聞集團一把手的位置,未來一旦父親離世,他要繼續干下去,也得保證握有足夠票數才可以。
西方地方新聞的衰敗與政治兩極分化
“一個時代的結束”是一個被濫用的媒體修辭,我們的時代在新聞標題中可持續地終結著,但默多克的卸任顯然配得上這個修辭。從1969年收購《世界新聞報》開始,他用半個世紀的時間締造了一個傳媒帝國,并塑造了現代媒體行業。而在其隱退之際,他所塑造的行業樣態,正在遭受數字時代與社交媒體的持續沖擊。面對數字浪潮,先于默多克的大型新聞集團走向衰敗的,是更為弱小、分散的地方新聞媒體。9月20日,克林頓時期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教授勞拉·泰森(Laura Tyson)和麥肯錫公司的高級榮譽合伙人萊尼·門東卡(Lenny Mendonca)在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聯合撰文,對美國地方新聞媒體的衰敗狀況表示憂慮。他們認為,沒有地方新聞,公民的信息量就會減少,腐敗的可能性就會增加,從而導致選民投票率下降,民主制度受到侵蝕。
在這篇題為《為了捍衛民主,必須振興地方新聞》的評論中,泰森和門東卡開篇引用了《華盛頓郵報》的著名口號:“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他們認為,這一口號正在美國許多地方成為現實。數字時代打破了報紙的商業模式,將許多社區變成了沒有地方新聞的“新聞沙漠”。自2005年以來,大約有2500家日報或周報倒閉,現在剩下的不到6500家,并且正以每周兩家的速度消失。
泰森和門東卡認為,地方新聞業的衰落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的經濟挑戰。在互聯網早期,Craigslist(一個大型免費分類廣告網站)取代了以前資助報紙新聞業的分類廣告。然后,大型數字平臺的出現,給傳統廣告模式的棺材釘上了最后一顆釘子。由于缺乏收入,地方新聞媒體不得不裁員,縮小報道范圍,或者干脆關閉。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2008年至2020年間,美國地方新聞編輯室的員工數量下降了57%,導致數千家“幽靈報紙”幾乎難以覆蓋自己的社區。小型地方報紙根本沒有足夠的規模與谷歌和臉書這樣的數字廣告巨頭競爭。
此外,媒體業的整合也在地方新聞業的衰落中發揮了作用。近年來,許多較小的報紙已成為完全以利潤為中心的大型報業集團的一部分,而這通常以犧牲地方報道為代價。結果,新聞報道變得同質化,對地方問題的報道受到影響,編輯決定是在公司一級而不是由當地記者作出的。
在泰森和門東卡看來,地方新聞對于讓公民了解政府決策、社區大事、與其切身相關的地方問題至關重要。傳統的地方報紙起到了監督的作用,讓地方官員負起責任,促進公眾參與。沒有地方新聞報道,公民就會缺乏信息,腐敗就更有可能發生,導致選民投票率下降,民主制度受到侵蝕。更糟糕的是,缺乏可靠的信息會導致錯誤信息、謠言和古怪的陰謀論的擴散,進一步破壞人們對民主進程的信任。
地方新聞業的衰落也導致了更廣泛的政治兩極分化。隨著地方報紙數量的減少和影響力的衰退,公民越來越依賴于全國新聞媒體,而這些媒體往往更偏向于黨派。沒有地方媒體提供中立和平衡的報道,公民就被拉進了回音室,只消費與他們原有信仰相符的媒體。社交媒體算法制造的“過濾泡沫”意味著選民越來越缺乏共享事實和信息的基礎。隨著新聞消費者越來越少地接觸到相互競爭的觀點,兩極分化加劇。
然而,這篇評論并沒有將悲觀的論調進行到底,而試圖尋找重振地方新聞媒體的新模式。他們在文章的接下來部分探討了慈善資助、公共資金和立法等幾條可能路徑,并在文末呼吁,地方新聞業在捍衛民主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保護這兩者,地方新聞業迫切需要更多的商業創新、慈善投資和公眾對獨立媒體的支持。
泰森和門東卡將地方新聞業的衰退歸咎于大型數字平臺對廣告收入的掠奪和媒體業的整合。人們對于數字平臺沖擊傳統報紙的敘事耳熟能詳,但對媒體業整合的內幕卻知之不多。“重建地方新聞聯盟”(the Rebuild Local News Coalition)主席、《美國報道》(Report for America)聯合創始人史蒂文·瓦爾德曼在《華盛頓月刊》(Washington Monthly)發表評論文章,將矛頭對準收購并掏空報紙的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在他看來,政客們在呼吁對社交媒體公司采取嚴厲行動的同時,卻對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在并購中扮演的角色集體聳肩,表示無奈。
瓦爾德曼認為,地方新聞的危機主要源于互聯網對傳統商業模式的削弱,這導致報紙廣告收入從2006年到2018年銳減了71%。但是,兼并和收購在地方新聞衰退方面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許多情況下,它加劇了危害,使情況惡化,并限制了社區的反應能力。
美利堅大學新聞學助理教授瑪戈特·蘇斯卡(Margot Susca)在其新書《對沖》(Hedge)中寫道,2005年,一場“并購狂潮”席卷了報業。報業連鎖李氏企業(Lee Enterprises)收購了普利策報紙;甘尼特買下了the HomeTown chain;蓋特豪斯(GateHouse)收購了124家報紙;而最大一筆交易是麥克拉奇(McClatchy)以20億美元的債務融資收購了最好的連鎖報紙之一奈特里德(Knight Ridder)。2004年,25家最大的連鎖報業擁有的報紙不到美國日報市場的三分之一,而到了2020年,它們擁有70%的份額。在過去的15年里,由于連續收購,報紙所有者的數量從大約4000人減少到2400人。
佩妮·繆斯·阿伯內西(Penny Muse Abernathy)一項關于“新聞沙漠”的重要研究得出結論:“報業的大規模整合已經將編輯和商業決策權轉移到了少數幾家大公司手中,而這些公司與報紙所在的社區沒有緊密的聯系。”
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是近期并購的主要推動者。阿伯內西發現,2016年,10家最大的連鎖報紙中有6家為私募股權公司或其他金融公司所有。許多標志性的報紙——《芝加哥論壇報》(the Chicago Tribune)、《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s Daily News)和其他幾十家報紙——都被私募股權或對沖基金收購。該研究還發現,目前有1000多家報紙由金融機構控股的“混合”公司控制。
為了向投資者提供豐厚回報,或者應付巨大的償債壓力,這些合并對社區造成了傷害。論壇公司(The Tribune Company)取消了美國最古老的報紙《哈特福德新聞報》(Hartford Courant)和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首都公報》(Capital Gazette)的實體編輯室。
根據邁克爾·埃文斯(Michael Ewens)等人的另一項研究,被私募股權公司收購的報紙比其他報紙更有可能削減地方報道的數量,與非私募股權收購的報紙相比,收購后報紙上有關地方政府的文章數量減少了22%。作者甚至發現,這些報道的變化導致選民投票率下降,選舉結果更加接近,更多的居民對他們的國會議員“沒有意見”。他們總結道:“新聞的構成逐漸遠離地方政府,記者和編輯的數量下降,地方選舉的參與度下降。”相比之下,家族擁有的報紙有著更高水平的地方新聞報道。
當地時間2012年6月28日,美國紐約,新聞集團總部。
當報紙收入下降時,以巨額債務融資的合并給地方新聞帶來更大的壓力。例如,蓋特豪斯收購規模大得多的公司甘尼特,就是通過18億美元的債務融資實現的。合并后的甘尼特擁有560家報紙,自2019年以來,已經裁員近一半。在此期間的大部分時間里,蓋特豪斯由私募股權巨頭堡壘投資(Fortress)管理,其大部分債務由另一家私募股權巨頭阿波羅資本管理公司(Apollo Capital Management)持有。即使管理者的初衷是好的,他們的決策也會受到債務和貸款的沉重負擔的限制。在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2021年年度文件中,甘尼特宣布,其風險因素之一是“我們需要將運營現金流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利息。”李氏企業的一名前高管在《對沖》一書中表示,償債壓力使他的公司無法投資于本可以讓其報紙更有機會保持長期穩定的數字化轉型。
但若報業并購是一項賠本買賣,為什么私募股權熱衷于此?瓦爾德曼認為,因為短期內仍有現金可以榨取。比如,一家連鎖報紙將記者數量削減50%,其收入不會立即下降,然而,成本節約是立竿見影的。對沖基金賺錢的方式,是通過收購報紙將長期收入轉化為短期暴利。
接下來,瓦爾德曼闡述了與泰森和門東卡相似的觀點:地方新聞的短缺嚴重損害了社區,降低了投票率,助長了兩極分化,影響了人們參與其他公民活動的可能性,甚至影響了身體健康——在疫情期間,地方新聞在引導公民前往檢測和疫苗接種地點以及抵制錯誤信息方面至關重要。
而政府監管機構和法院更多從反壟斷的角度看待報業并購,只有當兼并減少了競爭或者以更高的價格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時,它們才會出手干預。瓦爾德曼認為,報業世界并不符合反壟斷范式,這些合并很少從字面意義上減少競爭,也通常不會導致訂閱價格大幅上漲。合并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只不過不是以監管機構和法院認為的方式發生的。在文章的接下來部分,瓦爾德曼試圖超越反壟斷政策,尋找拯救地方新聞業的新策略,他認為僅靠修改監管法案是不夠的,必須制定一個合理的、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友好的公共政策戰略,以阻止或限制顯然對社區不利的媒體合并。
1957年,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巖波文化演講會上論及美國的地方新聞媒體:“若是在美國,大眾媒體也有很強的地方色彩,而且例如教會和其他的壓力團體都發行著很有影響力的機關報,還擁有自己的廣播網,因此反而成為在某種程度上牽制著典型的大眾化、同一化進程的要素。”而今天的美國評論家們所憂慮的,正是這種抵抗同一化的要素的消亡,以及隨之而來的公共生活衰敗和政治極化。
大眾傳媒是否是一種值得期待的、有益于現代民主發展的公共領域形式?對這一問題的探討,與現代傳媒的發展相伴始終。人們對傳媒功能的想象,總是吊詭的、充滿悖論的,既寄予厚望,也深感焦慮。因為現代傳媒史一遍一遍地告訴我們: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與民主化相伴而生的大眾傳媒內部蘊藏著巨大的反民主力量。現代報紙興起之時,美國報業大亨赫斯特說出了那句著名的“你來提供照片,我來提供戰爭”;廣播鼎盛之日,納粹德國的宣傳員“哈哈勛爵”橫空出世;電視蓬勃發展,關于“娛樂至死”的憂慮歷久彌新;互聯網時代來臨,曾被認為充滿反叛精神、給普通人賦權的社交媒體,如今被認為是幫助特朗普及其他民粹主義政治家上臺的罪魁禍首。
在同一篇演講稿中,丸山揭示了大眾傳媒的悖論式結構:“存在于大眾媒體核心之處的,反而是交流的缺失。一方面大眾傳媒發揮著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其內部各個集合體分別擁有各自的語言,其間的自主性交流甚少,因此,其結果就是這種交流的缺失與大眾傳媒的發展,似乎毫無矛盾地同時存在,兩者同時達到很高的程度,互為因果,互相強化。”“大眾傳媒原本便是面向孤立、被動的個人的,因此,在根本上缺乏打破組織體與組織體之間語言不通這一現象的力量。”“總而言之就是這樣,一方面人們在熱烈主張,因為言語不通,所以需要有個共通的廣場;而在另一方面,大眾傳媒所導致的令人震驚的思考、感情或興趣的同一化、均質化,卻在不斷地發展。”
今天重讀這段話,我們會驚訝于66年前丸山驚人的洞察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或許可以安慰自己,大眾傳媒自身的危機和它所導致的危機并非由今日始,也不會在今日終,這是一種可持續的危機,與一個“可持續終結”的時代相伴而生,也始終牽動著人們對于民主發展、社會進步的希望與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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