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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美國人來說，“臉書”是一個巨大的八卦場域。交了男朋友，最迫切考慮的不是何時通知家長，而是何時把臉書上的情感狀態從“單身”改成“戀愛中”。換了工作，就在臉書上發表正式宣言，感恩在前單位的收獲，用自己的人生目標來論證新選擇。但最有趣的莫過于在臉書上閑逛，看看各地朋友的新情況，點幾個贊，發幾句感慨，相信臉書的算法總能把我們最關心的人和事推到最前面。

就是在這樣一次閑逛中，我看到了H的死訊。

一個同齡朋友的死亡總給人一種不真實感，特別是在二十多歲初入社會，總覺得真正的人生尚未開始，于是便不可能終結。我疑惑地讀著兩個朋友懷念H的文字，來回看了三遍，才確認他們寫的“RIP”指的是Rest In Peace：“安息吧”，對逝者的道別，這開不得玩笑。

我點開H的主頁，緬懷的消息已鋪天蓋地，每段文字后面總有一兩張照片，H以各種姿勢和別人合照，筆直的黑發順著歪斜的腦袋垂落頸間，雙眼和嘴唇一起彎成可愛的弧度，一雙大長腿仿佛隨時都會跳躍起來。最早的一篇文字來自一個陌生的名字：“周一夜晚，H輸掉了她與胃癌晚期近5個月的斗爭。”

總在大學派對上活蹦亂跳的H怎么可能得胃癌？我盯著H的頭像，她在狂風中打著傘，傘被吹得翻了個面，她還開心地笑著，露出8顆齊整的牙齒。她怎么可能躺在病床上日漸消瘦，怎么可能學會那些晦澀的醫學術語，怎么可能一聲不響地從地球上消失？在我們這屆校友中，H掉隊了，從此我們肩上多了一個未曾經歷的人生的重量。

我找來移動硬盤，打開本科照片的文件夾，一邊構思起給H的緬懷文字來。照片并不難找：我只和H在三四個場合拍過合照，都是在中國學生聯盟的活動上。問題在于，那些活動并沒有給我留下多少好印象，在那群咧嘴歡笑的美籍華裔同學之中，我這個中國來的留學生動作拘謹、笑容僵硬，和H之間也總隔了幾個人。

網絡的便捷常讓人高估了和他人的關系。現實情況是，我和H并不是好朋友。我不知道她名字的中文寫法，也沒搞清她的名和姓到底哪個前哪個后。我沒有和她真正玩到一起過，因為我總怕她玩得太瘋而她可能嫌我玩得太無聊。我也不認同她是上海人或中國人，盡管她常把華裔血統掛在嘴邊。

這些稱不上愉快的回憶，要怎樣寫得美好而真摯呢？我糾結了半天，打算放棄。

然后我突然想起來，H是我在本科最早認識的朋友之一。在我頭一次拖著三個行李箱飛到地球的另一邊、在白人扎堆的學校里倉皇尋找自己的位置時，是她用不甚標準的上海話拉我進了第一個社交圈。某種旁人沒有的默契始終存在著，牽引我們在偌大的校園里一次又一次相遇。也是這種默契使我無法將她的過世視為一條平常的生命在遠方逝去，而是搜遍記憶的每一個角落，重新思考：看似熟悉又無比陌生的美籍華裔身份到底意味著什么？

2

像我這樣的中國留學生總會自然而然地認識H這樣的美籍華裔學生。

加入中國學生聯盟（下稱“聯盟”）是入學前就已注定的事情。在校門口大草坪的各社團攤位間東張西望，是在合唱團重拾愛好，進辯論社做個穿正裝的“精英”，還是去戶外俱樂部挑戰自我？這些選擇背后是填滿大學四年的一種種可能，而對我和身邊不少留學生來說，“中國人”的身份是這些可能性共同的底色。

幾乎每座美國大學里都有一個和中國有關的社團。最常見的是全球連鎖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下稱“學聯”），但至少在我讀本科時，我們學校的學聯主要針對研究生，而聯盟則囊括了本科的大量美籍華裔生和逐年增加的中國留學生，此外還有一些對中國、中文感興趣的非華人學生。

聯盟搞什么活動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那種屬于某個集體的感覺。特別是在被不同膚色包圍、做夢都講起英語時，至少有一個組織是無需多做什么事、只要長著黃皮膚黑頭發似乎就可以自動加入的。這個組織有著自己的一門“語言”——不僅是中文，還有與中國有關的整個語匯，無論是中秋節的習俗、北京的主要景點，還是孫悟空的故事、臺灣問題的由來，無需解釋大家就心知肚明，這在異國更令人放松。

但我很快就發現，聯盟里的這些華裔同學，和我熟悉的中國同學大不一樣。

就拿我加入聯盟后最早交到的朋友之一H來說吧。一聽說我是上海人，她就激動地跟我用上海話聊起天來，因為她的父母也來自上海，但她除了在家講上海話之外，極少能在學校找到能用鄉音交談的朋友。

問題在于，她的“上海話”，我幾乎一句都聽不懂。那些音調和詞匯聽上去總不太對勁，不是本地話或某個區的口音，而是真的錯了。

但她顯然是以上海人身份為豪的，自我介紹時總不忘帶上自己的家鄉。本科四年中，常有美國同學和老師（通常是比較關心中國的那些）高興地對我說：那你一定認識H吧，她也是上海人。我和H在校園偶遇時，她口中仍然不時蹦出幾句方言，但我反而覺得用英語和她聊天更為舒暢。

而也許我們都知道諸葛亮，都喜歡聽周杰倫，但我們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空白。我和H在聯盟參與組織的第一次大型活動，是請華裔成功人士到學校發表演講。作為美國政治中心的華盛頓不乏著名的華裔官員，但當有人說起可以邀請一個叫“王夫制作”（Wong Fu Productions）的網絡視頻團體后，房間里突然有一種興奮的氣氛膨脹開來，沒有人再提其他人選了。只有我一臉茫然，又生怕問出來的問題被人嘲笑：王夫是什么？

幾個月后，“王夫”的三位主創在滿座的大禮堂里講述了他們創業的過程，以及他們作為網紅用視頻為亞裔發聲的理想。我聽說，這三名從大學起家拍攝音樂MV和短視頻的80后從21世紀初開始創業，發展成為許多美國華裔學生的偶像。同學們最熟悉也最喜歡的“王夫”作品是他們2006年的短片《黃熱病》（Yellow Fever），探討了“亞裔女性喜歡和白人男性約會，亞裔男性卻難和白人女性約會”的刻板印象，插科打諢中又帶了點“其實無論種族，有自信才最重要”的“正能量”。

看到三名打扮清爽、笑容陽光的華裔青年在臺上侃侃而談，我有點懂了他們被H這樣的華裔同學們追捧的理由。他們不再是沉默嚴肅、只讀圣賢書的“模范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而是可以培養“不務正業”的愛好，可以公開向種族偏見叫板，也可打趣逗得滿堂大笑，這無疑給華裔年輕人們樹立了一個親切且可以追趕的榜樣。

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對華人有沒有幽默感這個爭議并無多大興趣——可能是我從小就因為阿慶、阿德哥和康大海（海派情景喜劇《老娘舅》中人物）笑到肚子痛，也不是很在乎所謂的“黃熱病”——跨種族戀愛自然值得研究，但不是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少數幾個到場的中國留學生基本都表現鎮定，更多沒來的留學生朋友在聽我提起時，也條件反射地問了一句：“王夫是什么？”

還有一些隔閡就更令人煩惱了。在我參加的一些活動中，時有華裔同學發出類似這樣的感嘆：“這個我算不出來。大家都說華人就應該數學好，所以我偏不要學好數學。”“我爸媽管我管得可緊了，不許這樣不許那樣，他們是從中國來的嘛，老土。”“中國這個國家這么奇葩，我才不要去呢。”

聯盟的春節舞會訂在唐人街的一家飯店，桌上不乏“左公雞”這樣看上去有點胡來的美式中餐。宴畢，圓桌被收走，燈光暗下，酒水流淌，大家又像在每周末的各種派對上一樣群魔亂舞起來。這只是一群美國人借春節的名頭瘋一把嘛，第一次在美國過春節的我得出結論。第二年，我便請假不去舞會，和其他中國留學生打車去吃麻辣燙了。

3

在聯盟鬧一場“革命”，似乎每年都會有中國留學生起這樣的念頭。

我是在大一下半學期。早先在聯盟旗下開讀書會宣傳中國文化的想法因為和華裔同學的“文化差異”而落空，我便乘學年末換屆之時參加了聯盟選舉，計劃打入內部，讓這個名叫“中國學生聯盟”的組織呈現出一個真正的、我來自的中國，而不是那些華裔同學想象中的、父母輩的中國。

好幾個華裔學長學姐表示被我那“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的演講打動，在團隊里給了我一個位置，職責是在學校的“有色學生聯盟”代表華人學生。然而，這個有色學生聯盟針對的主要是少數族裔的美國公民，而我這個國際學生對華裔同學的訴求仍難完全把握。

在有色學生堆里打了半年醬油，我從其他學校搞的“全球中國聯結”（GCC）中找到了靈感。那是當時很流行的一個全球學生組織，聚焦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其中多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本科留學生。這樣便能把中國留學生和華裔學生區分開來，我們不再被并不了解中國的華裔同學代表，也無需把我們的想法強加到他們頭上。

我找到此前就試過在學校建立GCC的一名韓國學姐（中文流利，亦想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面試來兩名助手，又拉了一幫留學生當創始成員，像模像樣地寫起組織憲章、在校內外商談合作、辦起成員大會來。“終于有一個中國學生自己的社團了，”大家常常滿懷期望地這么說著。

要得到學校經費，就需要通過校內的“學生活動委員會”（下稱“委員會”）表決批準，正式注冊為學生社團。我們工作的重頭，便是整理委員會要求的諸多材料，準備最后的答辯。

但顯然，我們瞞不過原來的中國學生聯盟。聯盟從上世紀90年代創始，已與委員會打了數十年交道，與委員會代表們聯系密切，自有更大的游說實力。于是，我們提前約見了聯盟主席，試圖談判一種互不侵犯、合作共贏的方法。但大概是GCC與聯盟的部分活動可能重疊，又極有可能讓中國留學生出現分流，聯盟主席拒絕了合作提議，而我們又不肯合并進聯盟，所謂的談判無果而終。

“為什么我們學校需要兩個和中國有關的社團？”在答辯中，一位委員會代表反復提出這個問題，“別忘了研究生還有一個學聯，那就是三個了。”

我們解釋說中國太大太復雜、其崛起已使我們這座以國際政治聞名的學校不得忽視，說不能把美籍華裔學生和中國留學生的訴求混為一談，說隔壁一所學校甚至有四個與中國相關的社團都可以做到互不重疊。“可中國學生聯盟不是已經夠了嗎？他們的活動都是講中國的呀。”代表繼續質疑說。

幾天后，我們收到了委員會的郵件。在表決中，反對票以大多數壓倒支持票，委員會因此駁回了GCC的申請，理由是：沒有必要再成立一個中國社團。

與我搭檔的韓國學姐開始準備畢業事宜了，我也投入到學習和其他社團中。我們招來的初創成員們大都是私人朋友，聚餐聚會時常進行。那場未遂的“革命”不了了之，很快便被大家淡忘。

在退出聯盟前，我去聽了新一次的換屆選舉。一名中國學妹來發表競選演說，同樣提出要加強留學生的歸屬感，但最終落選。

而在多年后，我回了本科母校一趟，順便約了在校內比較活躍的中國留學生，聽聽大家都在忙什么。在我畢業時，這位學弟尚未入學。我們當時全校20個不到的中國大陸本科留學生，據說如今已變成了上百個都不嫌多。學弟自豪地介紹說，因為感覺中國學生聯盟被華裔學生“占領”，所以他正在創建一個名叫GCC的組織，爭取得到學生活動委員會批準，目前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說服委員會里的那群外國人相信，美籍華裔不等于中國人、兩個和中國相關的本科組織可以在學校里并存。

我想起了自己那堆沉睡在移動硬盤里的申請文件，不由為時代的循環笑出聲來。不過，在微信、WhatsApp成為基本工具的時代，正式和非正式學生團體的形態，想必也和我們當年靠郵件和開會的組織方式有所不同吧？

4

到讀研究生時，我已完全放棄了投身校園政治的想法，安分守己地做一個留學生，去學聯聽安全講座，和同胞在中國超市偶遇，在跑步機上看《瑯琊榜》。同系的華人大多是和我一樣來留學的，基本都讀東亞史，少數幾個亞裔讀的都是亞裔美國史，我們就這樣被國別劃分自動隔了開來。

我和H他們漸無聯系，頂多在“臉書”上隨手點個贊，看到誰結婚誰進名牌大學就發一個“恭喜”。但大概是因為身份問題在美國輿論中越發熱門吧，越來越多關于華裔美國人的內容出現在網站瀑布流以及課堂和食堂的討論中。那些想留在美國的華人同學和不想留在美國的華人同學，也難免會打身份牌來論證，是在“大熔爐”實現美國夢，還是返回祖國“主場”理直氣壯地奮斗。

最引人注目的高潮大概是2015年首播于美國廣播公司（ABC）的情景喜劇《初來乍到》（Fresh Off the Boat）。“王夫制作”當年的夢想被另一支亞裔團隊實現了：第一代移民父母和第二代移民子女組成的家庭，在融入美國文化和維持華人傳統的過程中發生了諸多搞笑又感人的故事。終于，總被評價“不夠性感”或“不夠有個性”、在好萊塢難得主角位置的亞裔演員站在了舞臺的中心，展示華人在“成績好”之外也可幽默、正直、廢柴、浪漫……

我不禁想到那些曾為“王夫”叫好的華裔同學們。他們是否終于等到了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得到代表的一天？在屏幕上望著自己的倒影，他們是否看懂了被他們嘲笑為“老土”的父母曾經的拼搏和對下一代的期待，是否感覺到了那個他們“不要去”的中國及其文化在無形中始終牽引著他們內心的力量？

而我也在嘗試理解，為那些戲劇化的故事捧腹大笑或心有戚戚，想到自己認識的那些華裔同學是如何被那些“你是華人，所以你必須拿全A，特別是學好數學”的訓誡煩得心生叛逆，如何僅僅因為頭發和皮膚的顏色就不得不和一個自己從未去過的國家捆綁在一起，甚至遭遇“瞇縫眼”、“滾回中國”這樣的欺侮，哪怕自己內心中可能極度熱愛黑人說唱、法國小說或古希臘哲學。

我從未有過他們從小就必須學著調和華人身份與美國價值的經歷，正像他們從未有過我闖過應試教育的關卡再獨自去異國求學的經歷。占據我們思路的終究是兩個不同國家發生的事情，他們的是種族與種族的沖撞，我的則是現代化發展中的坎坷。所以我們常常對不上話，并且為這種同胞間的鴻溝感到挫敗和憤慨。

但在很多根本的事情上，我們仍然是心靈相通的——最近，因為工作的關系，我上臉書向外國朋友們征集，有什么故事想講給中國的讀者聽，響應最積極的便是華裔。一個當年聯盟里的華裔朋友給我打電話，像姐妹一樣聊著她在中國相親市場上的見聞：“為什么害怕變‘剩女’？我覺得關鍵是做自己，不被他人的意見左右，我想告訴中國的女生這點。”另一位許久未聯系的華裔朋友則直接投書，講述家中先祖的光輝歷史，紀念剛剛逝去的長輩，重新審視曾被自己摒棄如今又拾來珍藏的華人身份。婚戀、家族、身份，這些平淡無奇但又人盡有之的問題，讓我的心靈頭一次與他們的聲音發生了共振。

我沒有和她們聊起去世的H，因為同為華裔的她們和H熟得多，我生怕暴露了我和H不熟的事實。但在寫作此文時，我又上H的臉書主頁，想為文章增加一點細節。她的時間線并不我想象中那樣沉寂。她去世至今的一年半中，仍有許多朋友不時在她的主頁上留言，貼上舊照片、聊天記錄、曾答應她錄制的歌曲，慶祝互加臉書好友n周年，分享她可能會喜歡的搞笑視頻。在她去世后的第二個生日，仍有好幾個人留言：“生日快樂！！我們都想你”；“生日快樂，天使”……

我想，她應該會是個很好的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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