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期表現亮眼的電視劇，《蓮花樓》溢出了本格推理的小眾類型片范疇，在豆瓣有超過46萬人標注看過并為它打出了8.3分。大眾文化產品流行的背后總有可供追尋的時代線索，在這種意義上，蓮花樓的火爆確是粉絲經濟的產物，但也或可被理解為大眾被時代困境所創傷的一次癥狀顯現。

《蓮花樓》海報

一、一個叫李蓮花的男人決定去死

《蓮花樓》講的是江湖第一高手、四顧門門主李相夷在為師兄復仇時身受重傷，從此退隱江湖成為“神醫李蓮花”，十年后又陰差陽錯被卷入江湖紛爭的故事。看過原著《吉祥紋蓮花樓》的觀眾會注意到，電視劇將李相夷的結局進行了修改。小說中的李蓮花并沒有死，但電視劇里的李蓮花則并非如此——在小說最后，李蓮花“坐著漁船，順流而下沖出大海，被漁民撿了回來”。作者的聲音在這里強調：“沒死。……沒死就好。……雖然找到人的時候，這人右手殘廢，眼睛失明，神智全失，渾渾噩噩的就像條狗。但……沒死就好”。而電視劇《蓮花樓》的番外給出了基調相反的情節：方多病帶著李蓮花留下的小狗“狐貍精”一路找尋，一籌莫展時發現狐貍精對著樹下的乞丐吼叫，乞丐拿著李相夷裝糖的袋子。方多病問“你這袋糖哪里來的？”乞丐回答道：“死人身上撿的。”

小說《吉祥紋蓮花樓》是方多病的勝利，他找到了李蓮花，也完成了他要李蓮花活著的目標：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活死人，李蓮花雖然癡傻但仍然活著。與此相對的是，電視劇《蓮花樓》是李蓮花的勝利。李蓮花希望遠離眾人在海中結束自己的生命——他不希望任何人成為自己達成解毒目標的手段，也不愿自己落得癡傻瘋癲——電視劇的結局如他所愿，而不是如方多病、笛飛聲抑或屏幕前的我們所期待的那樣不論形態地活著。李蓮花的死亡就像是他漫長告別的終止符。通過引入真正的死亡（而不是人面對死亡的威脅或焦慮），李蓮花之死同編劇對原小說案件順序的改編一起，使得整個故事從散漫走向規整，騙得無數人眼淚的同時也形成了某種獨屬于電視劇《蓮花樓》的氣質。

對于死亡的抹除顯然不是當代社會的新鮮話題。韓炳哲在《資本主義與死亡驅力》中提醒我們，當今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就正是“建立在對死亡的否定之上”。在這樣不斷加速運轉的、永不停歇的體系中，“能死去的生命是友善的”[1]。如果說李蓮花在大戰結束之后拒絕找尋解藥是出于自虐傾向（認為自己罔顧兄弟性命盲目復仇，本該死卻由于沒有找到師兄的遺骨無法去死），那么當真相大白卻仍舊拒絕師母“以命換命”的幫助并把唯一可能的解藥贈與他人時，李蓮花的選擇不再是將死亡當做抵抗或者復仇的手段，將生存與死亡相對立，而是將死亡作為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死亡不應該是生存的反面，而是生存的題中之意，唯有認清“我們終將死亡”，才能夠忍住誘惑，避免把破壞當做躲避死亡的手段，不把他人的生命當做延長自己生命的手段，從而走出自我異化的牢籠。在這里，《蓮花樓》雖是武俠劇，卻對一直以來“匡扶正義，除惡揚善”的傳統武俠敘事進行了祛魅——李蓮花說“那高處我去過，沒意思”，江湖中人對于名利的追求一如現代社會中的我們，武俠的故事，終究是現代異化社會的內部而非外部。

《蓮花樓》中的李蓮花

換句話說，有了死亡的介入，我們才算真正地活著。正如克拉里在《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中所說，“在當今的市場上，很多許諾‘逆轉衰老、永葆青春’的產品和服務回應的并不是人們對于死亡的恐懼，而只是提供表面的方法模擬虛擬世界非人的特性和時間性”[2]。當我們無論如何也要活著的時候，我們就已經作為“非人”而存在了。李蓮花告訴我們，人都是會死的，這是《蓮花樓》教給我們的最后一課。

二、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選擇

除了死亡，《蓮花樓》的另一個關鍵詞是“荒謬”——這種荒謬常常由劇情反轉引發。劇情反轉是講故事的慣常套路，其給觀眾所帶來的快感自不必多說，但在劇中，反轉劇情帶給觀眾的往往還伴有巨大的荒謬感——既然皇帝都是南胤后裔，那么南胤復國的一整個密謀究竟還有什么意義？既然李蓮花才是南胤后裔，那么封罄對單孤刀的忠誠和多年努力究竟還有什么意義？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師兄害得李相夷成為將死之人，那李蓮花的這十年究竟還有什么意義？這種荒謬感貫穿了整部劇并穿透屏幕給觀眾以震撼，我們看著李蓮花為師兄奔波就如同看著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一樣。但仔細想來，尋找生父的旺福、采蓮莊嫁衣案中替兒子背鍋的父親、元寶山莊案里的管家……劇中的眾多人物都經歷了這種類似的“西西弗斯時刻”。這些情節讓我們不禁想問：人生究竟有什么意義？

方多病與李蓮花

而這種發問，正是編劇的題中之義。在方李二人發現單孤刀是幕后操縱者之后，單孤刀和方多病有過一段對話：

單孤刀：“可當有一天，有人找到我并告訴我，在我的身上流著南胤皇族和當朝皇族的血，我才知道了，我活著的意義和價值到底是什么… …這一切都是天命所歸，你懂嗎？”

方多病：“什么天命，不過是你自己的野心罷了。”

單孤刀在得知自己并非南胤后裔之后同樣面對了他的西西弗斯時刻（并在這種巨大的荒謬感中死去）。如果說小說《吉祥紋蓮花樓》是犬儒主義的，那么電視劇《蓮花樓》則從一開始就攜帶有濃重的存在主義色彩，比起批判社會與恪守清規，《蓮花樓》始終在告訴我們，人生的意義是由自己的選擇所創造的，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選擇。

李相夷成為李蓮花的十年看似是尋找師兄尸骨的十年，實際卻是選擇成為李蓮花并擁有自由的十年。之前我們提到，他一開始放棄自救卻依舊活著是因為沒有找到師兄的尸骨，但當他不再想要贖回令牌，李蓮花就成為了“從自身象征性身份的死亡（消除）中幸存的”[3]、自由的新主體。可以作為佐證的是，他發現師兄背叛時悲傷大過震驚，表現出明確的行動意愿而非迷惘無助，此刻的他顯然沒有如觀眾一般被荒謬感擊中——更具體地說，他沒有對于自己人生之無意義的慨嘆，沒有“我這輩子竟然浪費在這種事情上，早知道我就想方設法把自己救活了”的想法。因為此刻，“師兄”早已不是他存在的意義，他的西西弗斯時刻早在墜入東海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對李蓮花而言，人生本無意義，而他選擇成為一個不罔顧他人性命，不把他人當手段，也拒絕自我異化的人。

這樣的轉變同樣出現在他對待喬婉娩的態度中。過十八歲生辰的李相夷說“最甜的喜糖，那是留給我的阿娩的”，時過境遷，面對笛飛生的揶揄（“我以為她是你的女人”），李蓮花的回答是“她只是她自己。”他并非沒有放下，或者不祝福肖紫矜與喬婉娩的婚事——喬婉娩已不愛他，而他又何嘗真的以平等之心愛過喬婉娩——而是李蓮花意識到喬婉娩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她是誰的妻子”。

由于死亡的在場，李蓮花的選擇始終帶有一抹否定和拒絕的底色。李相夷是超然的、世俗的，李蓮花卻是煙火氣的、自由的。李相夷擁有最遵守“社會時鐘”與日常生活符號體系的生活，他擁有強壯的身體、至高的社會地位和最漂亮的女人，而李蓮花則生活在意義的裂隙之中，選擇了自由也擁抱了偶然性。

值得一提的是，李蓮花的立場亦是編劇的立場，在《蓮花樓》里，種族（外國人）、性別（女人）、階級（奴仆或者皇室）都不構成根本性的差異，血緣關系也多是不可靠的——小到玉城案的殺人兇手是親人、采蓮莊案、靈山識童案、元寶山莊案都有不負責任的父親，大到主線劇情中李蓮花和方多病都與自己的血緣關系者切斷了聯系——主體性并不由于社會結構中的不同位置所決定，人與人之間除了選擇，沒有根本上的不同。

在這種意義上，劇中女性人物的強大與出彩（角麗譙、喬婉娩、石水、何曉惠等一眾女性角色都性格獨立，有自己的事業且武功高強）與其說是出自女性主義視角，倒不如說是來自劇中一以貫之的存在主義——角麗譙不是因為依附男人而失敗，而是因為她自我異化（用性別作為資源籠絡男性）的同時把所有人當做她攫取權力的手段（類似的還有玉城案中的玉紅燭和石壽村案中的石長老）；而女宅中的姑娘們是妓女也是奴隸，她們的反抗是女性反抗，更是生而為人的反抗。比起“女人也是人”，《蓮花樓》的故事更多呈現的是“每個人都是人”—— 更何況，在故事結構上，女人始終不是主線也未占據過主體性的位置：喬婉娩是“負心漢”、石水是沒有實權卻四處奔波的 “四顧門小秘書”、何曉惠和蘇小慵都是“難纏的幫手”，而戲份最多的是反派角麗譙，她難道不正是站在“善良的、正義的男性群體”的反面嗎？

三、爽劇背后的創傷

作為迎合觀眾“爽點”的大眾文化商品，《蓮花樓》是一部規整的推理類型片。在這部劇的每一案中，偵探（方多病、李蓮花）、嫌疑人和兇手都出現在相同的空間里——換句話說，兇手就在出場人物之中，而偵探的任務就是穿越諸如密室殺人案（元寶山莊案、女宅案、繡花人皮案）等經典“不可能犯罪”的迷霧，通過各種蛛絲馬跡來找到殺人兇手。在了解真相之后，偵探也會將大家聚集在一起，還原作案手法的同時揭露真兇——真兇則往往以“你根本沒有證據”這樣的臺詞反復狡辯，促使偵探說完最后一個線索。在人物設定上，盡管李蓮花在日漸虛弱中告別，但觀眾卻依舊可以在方多病的成長線上找到快感。李蓮花智商超群，而方多病在“術”上無不精通——熱愛美食品鑒、懂機關、有習武天賦、會下棋，當然也擅長推理之道，正如李蓮花在繡花人皮案里感慨的那樣，“琴棋書畫，無不精通”。

當然，最大的“爽點”來自李蓮花和方多病反抗以單孤刀和角麗譙為首陰謀團伙的勝利。與其說是戰勝了這兩個人，倒不如說在這個科學缺席的武俠世界里，李方二人通過這場勝利徹底消滅了異化社會。為了完成這種目的，編劇同時弱化了大型機器“咸日攆”的戲份，也抹除了可以建造大型機關的天機山莊作為現代化機械制造工廠的可能性，使得這場勝利更符合邏輯，更有力量，也更能夠撫慰人心。

盡管如此，故事的“爽點”背后仍然是壓抑的必然性，《蓮花樓》的成功之處正在于《蓮花樓》所給出的存在主義解決方式的不可能性，在于人反抗異化社會的不可能性。在《蓮花樓》里，所有把人當做手段而非目的的人，最后都被打敗或者被改造（比如笛飛聲）了。但在現實中，我們卻需要面對無法阻擋的自我異化，需要把自己收攏進數據主義和人工智能的思維模式里，把自己變成“非人”以求生存。如果說存在主義在戰后的興盛回應了二戰納粹集中營和原子彈給人們帶來的巨大沖擊，那么今天蓮花樓的盛行，正是存在主義的又一次回魂，是人們在經歷了自身的“西西弗斯”時刻之后的應激癥狀。

在這種意義上，蓮花樓的故事也因此可以被理解為后創傷主體對抗自我異化的隱喻，人們給予蓮花樓的熱度，或許正是人們被時代所創傷的癥狀，是人們對于生活困境的想象性解決。

參考文獻：

[1] [德]韓炳哲：《資本主義與死亡驅力》，李明瑤譯，中信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 頁、第17頁。

[2] [美]喬納森·克拉里著：《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許多、沈河西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40頁。

[3]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著：《事件》，王師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頁。